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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雀山竹简看秦始皇焚书
卫今
两千二百年前，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代表秦始皇，为着镇压反动奴隶主的复辟活动，采取了坚决果断的革命措施——焚书坑儒。它狠狠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禁止他们利用反动孔学制造复辟舆论，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以埋藏地下两千多年的实物，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见证，为研究先秦儒法斗争和秦始皇焚书的历史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临沂银雀山汉墓的时间，相当于西汉武帝初年，距今两千一百年。在两座墓中出土的竹简（包括残简）共四千九百多枚。从初步整理的结果来看，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墨子》、《管子》、《晏子》等大量秦汉以前的古籍。其中《孙膑兵法》一书，失传已一千七百多年，而这次已发现的竹简有二百四十多枚，字数在六千以上。《孙子兵法》等书，字句和今天传世的本子也有不同，并且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佚文。秦汉以前的古籍这样大量地从地下发掘出来，在西晋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汲冢出土《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书后的近一千七百年间，还是第一次。汲冢发现的古籍，大部分不久又重新散失。临沂出土的竹简，在党和广大群众的关怀下，立刻受到科学的整理，并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作进一步的研究。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又一新成果。
在临沂出土的竹简中，有一个十分惹人注目的现象：它的内容大部分是讲军事问题的著作，还有一部分其他先秦诸子的书籍，却唯独没有儒家的经书。
这个现象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临沂汉墓的时间，上距秦始皇焚书不过几十年。秦始皇焚书，是一场关系到前进还是倒退、统一还是分裂的尖锐的政治斗争。东汉时的王充说得好：“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论衡·语增篇》）新兴地主阶级要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复辟，不仅要在政治领域内，而且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强化对反动阶级的专政，禁止他们利用反动文化去蛊惑人心，制造复辟舆论。不这样做，刚刚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就会重新分裂，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就会日趋瓦解，奴隶制度就会复辟。
秦始皇的焚书，给予反动儒学的打击是强有力的。《史记·儒林列传》中明确记载道：“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这次出土大批汉墓竹简的临沂，在春秋后期属于鲁国。庄周曾记载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这里正是儒家的老窝，是儒家传统思想盘根错节、影响最深的地方。可是，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后，到了汉初，就连旧鲁地的这处汉墓中，随葬了那么多先秦诸子的著作，偏偏没有发现儒家的经书。这也说明了儒家在当时所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
在临沂出土的竹简中，最大部分是讲军事问题的著作。这个现象，同样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先秦儒法斗争的历史上，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的法家，适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正在各地朝气蓬勃地推行各种社会变革，极力提倡“耕战”政策，主张用革命的暴力来扫荡那些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和封建割据势力，用战争的手段来实行中国的统一。实行统一和防止复辟、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当时，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是强烈的，统一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响亮地喊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法家另一个杰出代表荀况同样鲜明地指出：“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荀子·议兵篇》）处在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是生气勃勃的革命者。它敢于大胆地肯定正在进行着的这场统一战争是正义的，必不可少的。法家这些言论，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孟轲之流竭力叫嚷“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反对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的统一战争，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在《孙膑兵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孙膑和当时其他法家一样，大声疾呼地肯定统一战争的必要性。他明确指出儒家鼓吹的“责仁义，式礼乐，垂衣常（裳），以禁争夺”那一套是根本行不通的，主张“举兵绳之”，就是说只有用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用战争才能实行统一。孙膑还强调法治，主张“赏不逾日，罚不睘面”（有功当天就赏，有过失立即处罚）；强调人的作用，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显然，这些都是法家的观点。司马迁曾经写道：“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把孙膑同法家的商鞅、吴起并列在一起，也证明孙膑是站在法家一边的。
随着新兴的封建制逐步战胜反动的奴隶制，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夜，法家著作的影响越来越大。民间收藏法家著作十分普遍。生活在战国后期的韩非曾经描述他目睹的这种盛况：“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韩非子·五蠹》）。秦始皇在焚毁儒家经书的同时，又采取韩非提出的“以法为教”的政策，用法家思想对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儒家思想进行专政。西汉前期，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推行的都是法家的路线和政策，这种状况大体上就一直延续下来。透过西汉初年墓葬中出土的这批竹简，我们还可以依稀想见当年法家著作风靡一时的盛况。
临沂汉墓出土的先秦诸子著作还有《墨子》、《管子》、《晏子》等。《管子》不是管仲所写的，它的相当一部分可能是齐国法家的著作。这次出土的《管子·七法篇》中关于《为兵之数》和《选阵》两节的片断，是讲军事问题的。《晏子》在《汉书·艺文志》里虽被列为儒家，但以后柳宗元、马端临、章学诚等都指出班固这种划分是错误的。出土的残简中，又恰恰保留了晏婴在齐景公面前痛斥孔丘的一段文字。这些情况又表明：秦始皇的焚书，在政策上是区别对待的。它集中打击的是反动的孔学，并没有把其他先秦诸子的书籍不分青红皂白地和儒家经书一起烧掉。
这个问题，其实东汉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早就加以澄清了。王充“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对汉代图书的保存和流通情况十分熟悉。他谈到儒家经书时，明确地指出：秦焚书后，到了汉代“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论衡·书解篇》）。儒家的书籍是如此，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又怎样呢？王充同样也作了明确而具体的答复。他说：秦始皇焚书时，“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论衡·书解篇》）王充这段重要的记载，过去常常被人们所忽视。有的人即便看到它，但被一些儒家的传统偏见束缚住了，往往不敢相信。现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以实物作证，把这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弄清楚了。
叛徒、卖国贼林彪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出于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疯狂地攻击秦始皇焚书是什么“企图消灭以前的全部文化”。他们这些修正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对中国的历史一窍不通，居然也厚着脸皮来侈谈秦始皇的焚书，其实不过是别有用心的借题发挥。他们的真正目的，无非是为了污蔑和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蔑和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秦始皇焚书，是“消灭文化”吗？咒骂改变不了历史。上述事实已表明，秦始皇焚书，不但没有“消灭文化”，相反，对一切进步文化是采取保护的态度。兵书、史书、农书、医书以及法家的书，根本不在焚禁之列，都属保护范围内。即使是那些反动的儒家经书，也不是全部付之一炬，所焚的是以民间私藏为限，而
“博士官所职”的则除外，也就是说，在国家图书馆里还有意识地保存下来，作为反面教材来研究。《后汉书·天文志》记载：“星官之书，全而不毁”。清朝人黄石牧也说过：“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见袁枚《随园诗话》卷五）这都说明了秦王朝博士官掌管的一切文献档案典籍，都保存下来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翻阅过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所引证的材料，不仅有诸子百家语，而且还有先秦诸侯列国史官的记载。试问：如果秦始皇“消灭以前的全部文化”，司马迁怎能写出这部完整的《史记》来呢？
实际上，“企图消灭”进步文化的不是法家和秦始皇，恰恰正是儒家和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就以《孙膑兵法》这部杰出的军事著作为证，《汉书·艺文志》中尚有记载，但从东汉以后一直失传了一千七百多年，这表明此书失传与秦始皇毫无关系，秦汉以后失传的古籍何止这一部，秦始皇明令不烧的许多古籍后来都无影无踪。《汉书·艺文志》曾详细记载了秦代的一些医药、种树之书，然而极少流传至今。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许多古籍的失传，正是儒家和历代反动统治者摧残进步文化的结果。儒家对进步力量的屠杀是残酷的，对进步文化的摧残也是狠毒的。当初，孔丘为了维护反动奴隶主的思想统治，不但杀了少正卯，而且将三千篇左右的古诗（其中绝大多数是民歌）删砍了百分之九十，只剩下三百零五篇，这不是为后来儒家和历代反动统治者对进步文化大删大砍开了先例吗？可是，中外反动派以及林彪一伙却完全抹杀这些事实，偏要抓住秦始皇焚书大造其谣，把古籍失传的责任记在秦始皇的帐上，这不是在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吗？
秦始皇的焚书，在历史上是起了革命作用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现实意义的。在历史上一切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从来都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形式，公开地或是隐蔽地同取得胜利的新兴阶级作斗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更是尖锐而复杂。秦始皇的焚书，是一个剥削阶级专政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专政过程中的必然措施，斗争尚且如此激烈，遭到了古往今来的反动派的如此咒骂，而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必然更加激烈，阶级敌人的攻击和反抗必然是倍加疯狂。
列宁指出：“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与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示，从现代各种问题和争论的观点看来是非常有教益的”（《怎么办？》）。列宁这段教导，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在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理论上的斗争应当与政治上、经济上的斗争居于同样重要的位置。我们今天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就一定要有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一定要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一定要对没落阶级的反动思想进行普及的、系统的、深入的、持久的批判。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样也必须依靠群众。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把加强理论斗争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把上层建筑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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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历史潮流者昌 逆历史潮流者亡
金就砺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是秦国顽固的反动儒生赵良攻击商鞅的话。此语原出于《尚书》，意思是说，治理国家讲“仁义”、“德”，必然兴旺；依靠暴力、不行“仁义”，必然灭亡。千百年来，这句话就成了反动派尊儒反法、攻击革命暴力的口头禅。林彪竟把这句话写成条幅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可见，他同当年那帮儒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何谓“恃力”？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时候，曾经用“世事变而行道异”的进步历史观，驳斥了儒家那种“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妄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的所谓“礼治”的内容“仁义”、“孝悌”、“诚信”等等，对于秦国有百害无一益。他大力宣扬“法治”，主张“以刑去刑”、“以战去战”，即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以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取代没落奴隶主阶级专政。这就是商鞅的“恃力”的实质。事实上，当时秦国要推行新兴地主阶级法治，不“恃力”是不行的。因为新法一公布，就遭到了奴隶主贵族们的反对，他们聚众纷纭，成千的人会集都城闹事（“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史记·商君列传》）。妄图复辟的反动儒生，也千方百计地进行对抗和破坏。当时，商鞅毅然决然地在渭水边上镇压了七百多个破坏变法的反革命分子，割了反对变法的太子的老师公子虔的鼻子（劓刑），在公孙贾的脸上刺字（黥刑），还杀了奴隶主贵族的头子祝懽，把那些顽固地反对变法的奴隶主贵族迁移到边远地方去垦荒，发挥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威力。这对妄图复辟的奴隶主贵族来说，真是沉重的打击。他们对商鞅恨之入骨，“怨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恨不能碎其尸万段”。他们唆使孔老二的信徒赵良恫吓商鞅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现在危机四伏，好象早晨的露水，还想多活几天吗？”这同孔老二恶狠狠地咒骂铸刑鼎的晋国快要灭亡的腔调，何等相似！可见，对于“恃力”，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所谓“恃力者亡”，不过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攻击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歇斯底里叫嚣罢了。
事实是最好的见证。商鞅的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废井田，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用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刑罚来代替奴隶主贵族任意杀戮奴隶的“礼制”等等，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变革。这就无可辩驳地说明，商鞅恃革命的暴力，是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的。所谓“恃德者昌”，完全是反动儒家的梦呓。当时“危若朝露”的，正是他们那些自诩为“恃德者”之流，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
反对“恃力”的“恃德”者，真的不要“恃力”吗？否！就拿孔老二来说，他就是个十足的“权力迷”。为了笼络人心，他假仁假义地编了许多邪说：“仁者爱人”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呀！但孔老二自己却清清楚楚地知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你看他一朝权在手，“软刀子”就换成了“硬刀子”，残暴地杀害少正卯，甜蜜蜜的“仁政”、“德治”，一下子就露出了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本相。由此可见，儒家主张“恃德”和反对“恃力”，一概都是骗人的鬼话。从为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左传·昭公二十年》）这句话，就可以看穿孔老二及其历代的徒子徒孙所谓“仁政”的底细，那不过是裹着糖的砒霜罢了。
顺历史潮流者昌，逆历史潮流者亡，这就是结论。孔老二之流大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并不能挽救必然灭亡的奴隶制。商鞅坚持变法，公然申明主张“以刑去刑”，取得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胜利。这又一次说明，腐朽没落的阶级为了开历史倒车，怕人们起来革命，不敢承认暴力；而先进的阶级则公开主张革命暴力，而且运用革命暴力促进社会变革。林彪借古讽今，用“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恶毒语言，咒骂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只能证明他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其实他一点也不“恃德”，而是个恃反革命暴力的野心家、阴谋家。只要翻翻杀气腾腾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就啥都明明白白了。他满以为既当牧师又当刽子手，这样一来“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大事成矣。然而，一枕复辟梦，转眼便成空。林彪反革命阴谋破了产，他已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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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
解放军某部 王作兴
在中国的历史上，法家同儒家的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先秦时期，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同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儒家进行了激烈、尖锐的斗争。为了确立新的封建制以取代旧的奴隶制，法家提出了一系列变法革新的主张。他们在政治上用地主阶级的“法治”代替奴隶主贵族的“礼治”；在经济上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用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反对儒家唯心主义的天命观。由于法家的主张符合于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凡是采纳法家主张的，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就得到巩固和发展。秦国起用商鞅，二次实行变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得秦国很快就富强起来。
但是，象任何革新事业一样，商鞅的变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激烈、尖锐的路线斗争中发展的。变法前夕，他就与儒家守旧派进行了一场大论战；变法开始后，又与聚众闹事、妄图扼杀变法运动的奴隶主贵族势力进行了生死搏斗。总之，商鞅在秦国变法的过程，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反复辟与复辟的斗争贯穿始终。他由于坚定地实行法治，果断地运用革命暴力无情地打击反动复辟势力，才保证了变法运动的胜利。商鞅公开宣称“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明确地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礼”，表现了鲜明的厚今薄古、勇于革新的精神。他坦率地提出要实行“以刑去刑”的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代替没落奴隶主阶级专政，坚决反对儒家的所谓“仁政”、“礼治”，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生气勃勃的面貌。
长时期以来，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法家都遭到反动派的恶毒诬蔑和咒骂；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儒家却受到反动派的无耻颂扬。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读了法家的著作和有关的史书，就可以了解：尊法反儒还是尊儒反法，本身就是一场前进还是倒退，革新还是守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没落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要树起尊孔的黑旗，从孔孟之道之中去寻找反动的理论根据，用以欺世惑众。同时，他们总是要攻击与儒家思想相对立的法家思想，以便称心如意地“克己复礼”，开历史的倒车。历代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是这样，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是如此。他恶毒咒骂法家是“罚家”，攻击秦始皇是“暴君”，攻击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这只能证明他是一个尊儒反法的复辟狂，妄想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实行他那条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人民要前进，社会要变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直到叛徒、卖国贼林彪妄想开历史倒车，都枉费了心机。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批林批孔，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