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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三畏”
红宣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往往借用历史上没落阶级的反动思想武器。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孔老二鼓吹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就常被我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用来恐吓劳动人民。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效法这一套。他和他们一伙，自称“受于天”的“天才”、“天马”，大讲特讲腐朽反动的“圣人之言”，就是想要人们畏惧他们这些“大人”、“圣贤”，让他们“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我们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发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针锋相对地批判“三畏”的反动说教，打破他们鼓吹的“天命”，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在春秋末年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奴隶们“不畏于天”的革命造反行动，新兴地主阶级革新和夺权的斗争，猛烈冲击着奴隶主的腐朽残暴的统治。为了挽救奴隶主阶级日益衰败的窘境，孔老二急急忙忙地把已经出了漏洞的“天命论”加以修补，把“大人”、“圣人之言”和“天命”并列起来。
何谓“天命”？就是说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孔老二说，天不用说话，但它支配着“四时”的运转，“百物”的生长；人的生死祸福、贵贱贫富也是天老爷决定的。谁要是得罪了“天”，就是祈祷也没有用。
何谓“大人”？就是奴隶主贵族。在奴隶社会中，天子、诸侯（公、侯、伯、子、男）、大夫、士、庶人和奴隶，等级森严，界限分明，就象一座宝塔一样。大夫以上的少数人，就叫“大人”。广大奴隶压在最底层，周天子坐在塔顶上。“畏大人”，用孔老二的另一句话说，就是不准“犯上”。
何谓“圣人之言”？就是奴隶制社会极盛时期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孔老二说过，“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奴隶制社会已经衰败了，现在看不到“圣人”了；只有古代的文王、周公才称得上“圣人”。“畏圣人之言”，就是要把文王、周公之道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越雷池半步。这完全是反对前进、主张倒退，反对革新、主张复古的说教。
从“畏天命”到“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贯穿着一条唯心论的先验论的黑线。孔老二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大人”当然是知“天命”的，而“圣人”简直就是“天命”的化身了。触犯“大人”和“圣人之言”，就是触犯了“天”！孔老二的“三畏”，归根到底是要人们畏惧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不得有任何反抗的要求和行动。孔老二把“畏天命”和“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并列在一起，概括了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思想路线的联系。这一点，汉儒董仲舒讲得很清楚，他用“畏致而同指”，把“三畏”的一致性一语点破了。宋朝反动理学家朱熹也直言不讳地说：“大人圣言，皆天命所当畏，知畏天命则不得不畏之矣。”可见，“畏天命”是“三畏”的理论基础，“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是他们要达到的现实目的。林彪以
“天才论”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理论纲领，以“设国家主席”（即由他当“国家的头”）为政治纲领，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孔老二的“三畏”是直接为其“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服务的，是奴隶主手中不准奴隶造反、不准新兴地主阶级革命的一根大棒。你想推翻没落贵族的腐朽统治吗？他马上用这根大棒打去，说你是“获罪于天”，大祸就要临头！你想要进行社会的变革吗？他又用这根大棒打去，说你是“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是
“不知命”的“小人”。他要人们“知”什么“命”？无非是
“知”该受奴隶主的统治的“命”，安分守己，不可稍有反抗。孔老二不是大肆鼓吹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吗？他所说的四个“勿”，其实就是一个“畏”。“畏”就合于礼，“不畏”就“非礼”。孔老二鼓吹“三畏”，正是“克己复礼”的一种手段。林彪在把“克己复礼”作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的同时，特别起劲地鼓吹“天命论”、“天才论”，特别起劲地宣扬“正名”，决不是偶然的。
“畏”与“不畏”，归根到底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唯心主义的认识——“天”主宰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是无能为力的。这种哲学是“听天由命”的哲学，是双膝跪倒的“奴才哲学”。一种是唯物主义的认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不取决于什么“天”，而是取决于自身的发展规律；人们虽然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但可以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去夺取胜利。这种哲学是“人定胜天”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无所畏惧的斗争哲学。
针对孔老二“三畏”这种腐朽没落的唯心论的哲学，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提出了唯物论的反“三畏”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荀况就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各个王朝兴旺和衰亡的时候，“天”都是一样的，那么“天”决定社会治乱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他反对“错人而思天”，提出要“制天命而用之”。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则提出要冲破“天命”和“圣人之言”的束缚，鲜明地表示要“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也表现了反“三畏”的气概。当地主阶级由新兴阶级转化为反动阶级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三畏”又被狂热鼓吹起来了。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在地主阶级内部主要是中小地主阶层中，有一些政治上主张革新、思想上倾向唯物论的代表人物，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向“三畏”发出了挑战。宋朝的王安石反对儒家关于“天人相应”和灾异迷信的反动说教，不顾顽固派的反动议论，坚持变法革新，并且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进步主张。这种“三不足”的思想，与孔老二的“三畏”是直接对立的。林彪在疯狂进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活动，效法孔老二大吹“三畏”那一套法螺的同时，恶狠狠地咒骂王安石，这也决不是偶然的。
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对“三畏”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孔老二说的“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从反面证明了那些被称为“小人”的奴隶们是从来不买“天命”、“大人”、“圣人”之类的账的。在西周末年，奴隶们就对“天命”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大呼“昊天上帝，则不我虞”，对奴隶社会的不平提出了抗议，并且指出奴隶的苦难、社会的不平并非来自“天”，而是由“人”——奴隶主造成的。先秦奴隶起义的英雄柳下跖痛斥孔老二“作言造语，妄称文武”，“不容身于天下”，对这帮“大人”、“圣人”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农民阶级在反抗地主阶级的战斗中，也总是冲破“三畏”的思想牢笼，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大声疾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统治者“受命于天”的说教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口号，要变地主阶级的“天”为农民阶级的“天”，直接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在《题菊花》诗中说道：“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寄托的也是“天可变，道亦可变”的意思。由于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三畏”的批判比任何剥削阶级思想家都更坚决，更勇敢。劳动人民要革命，要斗争，要反抗，就必然要创造或寻找自己的思想武器。他们直接参与变革自然和变革社会的实践，因而倾向于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但是，不论奴隶阶级还是农民阶级都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他们不可能提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去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象现代无产阶级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锐利武器去战胜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们反对“三畏”的斗争，给了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以巨大的打击，但却不能最后战而胜之，取而代之。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同反动没落阶级把历史向前发展看成“天丧予”（“天使我灭亡”）相反，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总是尽力推动历史前进，并为此而欢呼歌唱。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因而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和运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地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因此，无产阶级根本不会被反动的“天命论”吓倒，而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运用客观规律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
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在领导我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时候，总是结合这个斗争，反复批判孔老二，批判尊孔派。每一次批判都对中国革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发扬不怕天，不怕鬼，不怕死人，不怕官僚，不怕军阀，不怕资本家的战斗精神，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然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九五七年，在我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里继续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长期战斗任务。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中，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发出了响亮的号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是鼓舞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党的九大以后，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又粉碎了以林彪为头子的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毛主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号召全党：“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这些，对于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必然会激起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混进党内的代表人物，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拚死反抗。同时，还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同传统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只有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马列主义的反潮流的原则，无产阶级才能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
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我们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我们反潮流，首先要区别什么是正确潮流，什么是错误潮流。这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阶级分析。如果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那是错误的。我们坚持反潮流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就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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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反中庸”
晓兵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二章》），孔丘这句话反映了“中庸之道”的反动的阶级本质。
孔丘的“中庸之道”是为“克己复礼”服务的。“中”的规范（或标准）就是周礼。中庸之道要人们不得超越周礼的范围，反对社会变革，反对革命。很明显，孔丘狂叫“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他对革命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的咒骂。
孔丘对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中出现的破坏奴隶制的任何新事物，一概仇视。他叫嚷鲁国季氏三分公室后又四分公室是“过其所爱”，晋铸刑鼎是“失其度矣”。孔丘这里说的“过”与“度”是什么意思？孔丘说过：“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执其两端用其中”（《中庸·六章》）。“用其中”即“量度以取中”（《同上》）的意思。可见，“过”、“失其度”，就是“反中庸”的同义语。
“反中庸”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孔丘的“中庸”说教，则是阻挡社会变革的。
春秋末期，奴隶大批逃亡，奴隶起义不断发生。仅柳下跖领导的一支起义队伍就有九千人，给奴隶制度以很大的打击。这就是当时最有力的“反中庸”的行动。在“反中庸”的革命力量打击下，作为奴隶制经济基础的井田制，日趋衰落，大片的井田上“维莠桀桀”（荒芜）。与井田制衰败的同时，由开垦荒地而来的“私田”开始产生和发展，这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萌芽。它的出现，进一步威胁着奴隶制的存在。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随后，楚、郑、鲁季氏都对“私田”征收赋税。这表明，在许多诸侯国，“私田”已经合法，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上层建筑领域必然发生变化。法家思想产生和发展起来了。刑罚制度冲破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框框，出现了刑法的改变。晋国赵鞅铸刑鼎，把刑律公布于众，实际上是突破了奴隶等级制的缺口。这又是“反中庸”的一个胜利成果。孔丘对此特别伤心，大叫：“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刑法的变化虽然对新兴地主阶级有利，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动的奴隶制，没有推翻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奴隶起义和逃亡大大削弱了奴隶主的权力的条件下，公元前四八一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田成子杀了奴隶主国君齐简公，建立了第一个地方性的地主阶级政权。这就进一步冲破了“礼”的桎梏，宣告了“反中庸”的一次大捷。奴隶制的丧钟敲响了！
封建制度，当时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在奴隶、农民、新兴地主阶级对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反复的剧烈斗争中诞生的。奴隶、农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奴隶制的上层建筑，这就出现了奴隶主“复礼”和新兴力量反“复礼”的斗争。反“复礼”，也就是“反中庸”。没有“小人”们长期地坚决地“反中庸”，就不会有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成功；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反复辟斗争，也是“反中庸”的革命精神的胜利。
林彪贩卖“中庸之道”，鹦鹉学舌地重复着孔丘“小人反中庸”的滥调，大叫所谓“反极左”。他的所谓“反极左”，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样是为了开历史的倒车，搞复辟。林彪攻击我党的反修斗争“做绝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过极”，胡说什么“对立超过了限度，就会破坏统一”，都和孔丘当时咒骂社会变革是“过”、是“失其度”一模一样。林彪反对破坏“旧的统一”，反对“超过”旧“限度”的谬论，实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过去，新社会制度在“反中庸”的斗争中产生；新兴力量在“反中庸”的斗争中发展壮大。
现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指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林批孔，批判“中庸之道”，必将迎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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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孔孟之“勇”
叶文
孔丘在从事复辟活动中，十分重视反革命的“勇气”。他曾经宣扬：“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就是说，这三种“美德”可以通行于天下。他还说什么“仁者必有勇”，就是说“勇”来自“仁”。什么是“仁”？“克己复礼为仁”。
孔孟的忠实信徒林彪，也把“仁”、“勇”、“智”恭录在卡片上，把“勇”解释为“斗争”，说什么这是“用归纳法吸其内容”。他还抄录了苏轼《留侯论》里的几句话，“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当作座右铭悬挂在床头。
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勇”呢？他要吸取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勇”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林彪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从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吸取反革命内容的。其目的无非是：一、要其死党死心塌地为他效劳，“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二、给自己打气，用孔孟之“勇”来扩大他的反革命的野心；同时，玩弄反革命的策略，不能轻易暴露，而要有“忍耐”的功夫。
《留侯论》一文，原载《应诏集》。苏轼曾做“侍读”，为宋哲宗讲授过统治术。此文是特意写给皇帝看的。怪不得一心想当皇帝的林彪如此赞赏！苏轼此文是一篇尊儒反法之作，文中攻击秦始皇“持法太急”，反映了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真实思想。他提出，在“持法太急”，“其锋不可犯”的情况下，应该暂时忍耐；“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他先伪装赞成王安石变法，以后在认为“时机”到来的时候又反对王安石变法，就是玩弄这种忍耐术。为了掩盖自己的投机分子的可耻面目，他把这美其名曰“大勇”。
林彪咒骂、攻击秦始皇，是借以咒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把苏轼反对秦始皇的文章中的一段话当作座右铭，是借以鼓起他自己和他的同伙要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勇”。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无比强大的时代，林彪要“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象苏轼所说的那样，立“大勇”、树远“志”，不要因“小不忍”而乱了“大谋”。他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的专政，把党对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的斗争，诬蔑为“骤然临之”，“无故加之”，准备采取“不惊”、“不怒”的反革命策略，以等待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机的到来，这是白日做梦。
儒家的学说之所以被历代反动派奉为至理，除了它代表了反动阶级的阶级利益外，还因为它经过精致的加工，充满了虚伪、阴险、毒辣的反革命权术。就说“勇”吧，一般理解就是勇敢、大胆之意。但在孔丘看来，“勇”必须合乎“礼”，即所谓“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勇”者在处于劣势的时候还要能“忍”。孔丘的保镖子路，是个亡命之徒，被孔丘视为亲信。可是孔丘对他有点不满，说“这个人太好勇了，在这方面超过了我，因此没什么可取了”。（见《论语·公冶长》）这就是说，“勇”也要合乎“中庸之道”，过分了，就不是真“勇”了。孟轲进一步发挥了孔丘的这个谬论，提出“小勇”、“大勇”之别。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孟轲有一次向齐宣王进言：“请你不要喜好小勇。按着剑瞪着眼说，‘他怎么敢抵挡我！’这只是个人的小勇，只能敌得住一个人。王，请你扩大它！”（“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孟轲提出应有“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勇”，还引了《尚书》上的话说明，“四方之大，判决有罪无罪，惟有我一人说了算，普天之下谁敢有非分的念头？”（“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简直是君临天下，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林彪以“天下有大勇者”自命，正是这样的“唯我论”者。他欲取无产阶级天下而代之，建立法西斯的家天下。真是痴心妄想！
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切反动派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他们所谓的“勇”也是建立在这基础上的。其实，一切反动派本质上都是极其虚弱的。他们代表反动没落的阶级，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广大人民为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此，尽管他们表面上其势汹汹，狂呼“大勇”，但他们是十分孤立的，内心虚弱胆怯得很。孔老二在宋国时，在大树下和弟子练习奴隶主的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知道后，派人把树伐了，并要捕杀他，吓得他拔脚就逃。看，这时的孔丘早把“杀身以成仁”的大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又怕在弟子面前失了面子，一边跑一边自我解嘲道：“上天把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交给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以此掩饰他的心虚。历史上的反动派无不气壮如牛，胆小如鼠。
反动派乞灵于孔孟之“勇”，但是孔孟之“勇”从来也没有能够挽救他们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