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生气勃勃的战斗
——谈荀况《天论篇》对孔孟天命论的批判
解放军某部王书美 朱耐畴 彭子才
唯心论的天命论，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它把人间的力量采取超人间力量的形式，虚构一个宇宙和社会的最高主宰——天，并把奴隶主的统治假托为天命，妄想永远使奴隶和平民服服帖帖地当牛做马。到了春秋末期，随着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活动加剧，奴隶制社会逐渐瓦解，天命论随之发生动摇。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先是孔老二，后是孟轲，他们死抱住天命论不放，修修补补，把它作为“克己复礼”的反动理论支柱。荀况的《天论篇》，就是一篇讨伐孔孟天命论的战斗檄文。
《天论篇》指出：所谓天，即是众星的相随转动，日月的轮流照耀，四季的交替转换，阴阳的化育万物，风雨的普遍行施等自然现象，它有自己运行的常规，并不因为人的善恶而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和孔孟鼓吹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根本对立的，完全戳穿了儒家用“天意”来论证奴隶制“合理”的谎言。
为了宣扬奴隶主阶级统治神圣不可侵犯，孔孟制造了“君权（即政权）天授”的谬论，大吹大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滥调。孟轲说得更露骨：“天与贤则贤，天与子则子”（禅让，世袭，都是天定的）；并且吓唬人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显然，孔孟是企图树立一种观念，要人相信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权是天赐的，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夺权是“逆天”的，不可能成功。
荀况痛斥孔孟的这种“天人相与”，即“天人合一”的谬论。他说：日月星辰的运动，春夏秋冬的转换，“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他还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反之，“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倍（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这就是说，世间一切贫富吉凶，并不是出自天意。所以，他大声疾呼“明于天人之分”，把天与人，自然界与社会分别开来。他的意思是，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天命，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并不是“受命于天”的，因而是可以推翻的。这反映了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对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统治的藐视，对自己事业和力量的自信。
《天论篇》针对孔孟“畏天命”的观念，指出天变并不可怕。自然界发生的日蚀、月蚀、星坠、木鸣等现象，各个时期都发生过，不必惊慌害怕。即使对这些自然现象不能作出解释，也应该是“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荀况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科学地解释自然界的这些变化；但是，他明确地指出了天的变化和社会的治与乱是没有关系的，是不必怕的。他认为，社会治乱的原因“非天”、“非地”、“非时”，而在于人，所以，“人祆（妖）则可畏也”。《天论篇》的锋芒所向，直接对准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
荀况在《天论篇》中还批判了孔孟的“慕天”思想，提出了“戡天”思想。他说，人们不应当“慕其在天者”（相信天），而应当“敬其在己者”（相信自己的力量），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即征服大自然。这是荀况用人定胜天的思想对孔孟“畏天命”思想的批判。孔老二鼓吹什么“巍巍乎！唯天为大”；孟轲宣扬什么“畏天者保其国”。他们的目的都是要人们听天由命，驯服地听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荀况针锋相对地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就为当时动员人们起来同奴隶主阶级进行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荀况在《天论篇》中提出的思想，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生产力的新发展，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封建秩序的强烈愿望，是生气勃勃的。当然，荀况对儒家的斗争不可能是彻底的。他提出百王一贯之道（“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的说法，是把发展的事物看成僵化的了；他虽然揭露了奴隶主阶级利用卜筮一类迷信活动，却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认为它可以文饰政事，欺骗人民；他承认天的现象可知，却又说“不求知天”，认为统治者对自然界的探求是不必要的。这些都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地位决定的。
从两千多年前荀况批判孔孟天命论的斗争，联系到林彪贩卖孔孟的天命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我们清楚地看到，凡是反动没落的阶级，为了维护和复辟旧的制度，总要尊儒反法，把孔孟之道作为复辟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现在，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要吸取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搞好反修防修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2版()
专栏：
群众力量能胜天
——用防雹斗争的事实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唯心论的天命论
甘肃省岷县文斗公社防雹员 陈玉清
我是人民公社的防雹员。在旧社会，我当长工，做牛马，没权上学，没念过孔孟的什么“经书”。但是，发臭的孔孟之道，比如唯心论的天命论，也如同冰雹一样，在我们这个雹灾地区成为群众的一大祸害，也使我中过毒。解放后，我们贫下中农以毛主席的《实践论》作指导，大破天命论，解放了思想，坚持同冰雹作斗争。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所谓“天命”，是没落的剥削阶级拿来骗人的鬼话。我们劳动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能创造人间的奇迹。
二千多年来，法家就不断地同孔孟的天命论作斗争。战国末期法家的主要代表荀况，写了《天论篇》，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战斗口号，批判了孔孟的什么“畏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谬论。但是，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才能用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批深批透孔孟的唯心论的天命论。我们岷县人民防雹斗争的经历，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我们岷县山大沟深，气候变化无常。每年六月到九月份，常常发生这样的现象：一个好端端的晴天，忽然风雨交加，冰雹猛落，大的象鸡蛋，小的象豌豆，把地里的庄稼打得稀烂，有时还打死猪羊。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们老百姓也想防雹，但是不行。那些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地主老财和贪官污吏趁火打劫，每到冰雹季节，他们就打着“天神保佑风调雨顺”的牌子，向老百姓要钱、要粮、要猪、要羊。敲诈勒索完了，就宣扬孔孟的反动天命论，胡说什么下冰雹是“老天爷发怒，山神妖精作怪，没治”，把我们老百姓剥削压迫得好苦！可见，要防雹灾，不首先打倒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深入批判唯心论的天命论，是不行的。
解放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劳动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当家作了主人，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思想也得到解放。我们不信神，不怕天，更不信地主老财们散布孔老二的那套反动的天命论，开展了对雹灾的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全面展开防雹工作。一九七○年，我们文斗公社的干部、老农和科技人员组成三结合小组，跑遍了全公社的山头，摸清了文斗地区冰雹云运行的三条主要路线。我们在这三条路线上，设置了三道防线，建立了三十九个炮点，架设五十个土火箭发射架和一百二十七门空炸炮，组织了一百一十四人的防雹队伍。每遇雹云凝聚的时候，我们统一指挥，各山头火炮齐鸣，把冰雹消灭在未形成之前，大大减少了雹灾的危害。我们公社粮食总产量一九七三年比一九六九年增长很多，这与防雹是分不开的。我们全县到一九七三年已设有七百多个防雹炮点，架设了土火箭、空炸炮等防雹武器四千多件，防雹员队伍达到二千三百多人。全县各社队还自办了炸药厂三百零九个，硝厂七十五个，炮弹厂三百九十个。每遇冰雹，岷县的山山岭岭万炮齐轰，展开了与天作战的人民战争。由于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加强防雹斗争，全县的粮食产量连年上升，一九七三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九年增长了一倍。
我们这些被林彪、孔老二诬蔑为只能“听天由命”的“下愚”们战天斗地的胜利，是对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唯心论的天命论的有力批判。就拿我这个在旧社会目不识丁的长工来说吧，通过十多年与冰雹作战的实践，懂得了冰雹是一种自然现象，也理解了人工消雹的道理。在防雹斗争中，我和防雹小组的几个民兵，共同学习《实践论》，共同钻研改进防雹武器。我们边试验，边总结，造出了一炮三响到五响的空炸炮弹。这样，一发炮弹可以带三个到五个弹头，不但大大提高了炮弹在高空爆炸的威力，而且节省了大量炸药。我们还在高山顶上埋设土地雷来轰击冰雹云，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近几年来，我们总结出运用土火箭、空炸炮、土地雷三种射程不同的武器，对冰雹云实行“高、中、低三结合”轰击的方法，防雹效果很好。这一切说明，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天命”，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天灾。在共产党领导下，群众力量能胜天。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当年孔丘、孟轲宣扬唯心论的天命论，就是为复辟奴隶制造舆论，吹嘘奴隶主贵族头子是“受于天”的“天子”，欺骗奴隶们服服帖帖地接受当牛做马的“天命”。林彪宣扬唯心论的天才论，自封为“天马”、“至贵”，也是妄图用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制造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舆论。为了粉碎反动阶级制造的反革命舆论，革命的阶级总是针锋相对地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两千多年以前，荀况写《天论篇》，就是为了扫除孔孟的唯心论的天命论，为新兴地主阶级向没落奴隶主阶级进行斗争制造革命舆论。今天，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战胜孔孟之道，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2版()
专栏：
成事在人 人定胜天
湖北省鄂城县旭光公社农具厂工人 肖功梓
战国末期，封建制度已在各诸侯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儒法两家“畏天命”与“人定胜天”之争，就是这场斗争在思想领域里的反映。
孔孟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大肆宣扬唯心论的天命论，胡说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是说奴隶主世世代代骑在奴隶身上作威作福，是老天爷安排的。为了阻止奴隶起来造反，孔孟还鼓吹“畏天命”，说人是不能得罪天的，如果得罪了天，连祈祷也没有用了。他们妄想借“天”来吓唬人，维持和恢复奴隶主的反动统治。
当时，法家代表荀况，在《天论篇》里猛烈抨击了这种唯心论的天命论。他用朴素的唯物论论述天是按照自己的常规运行的，人的存亡、祸福与“天命”无关。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说明运用人力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重要。他一再提出人们不必“畏天命”，相反，应当“制天命而用之”。他说：与其尊崇天而仰慕它，何不把它跟万物一样地育养而控制起来呢？与其顺从天而赞美它，何不掌握天命而去利用它呢？与其观望天时而坐等它的恩赐，何不因时制宜而使天时为生产服务呢？他这种“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对孔孟“畏天命”的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上进精神。对照起来看，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拚命鼓吹唯心论的天命论，宣扬孔孟“畏天命”的谬论，则反映了他们腐朽衰败，只能靠编造谎话自欺欺人，以维持自己的统治。
一九四八年，我的家乡遇上了百日水灾。当时，濒临末日的国民党反动派，根本不去抗灾、救灾，反而大肆宣传孔孟的天命论，把水灾说成是不可抗拒的天灾，来掩饰他们的腐败无能的统治。结果，全村有七百四十多人外出逃荒，三十多人卖儿卖女，十六人冻死饿死，劳动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解放后，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打碎了束缚我们的反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锁链，大家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树立了人定胜天的信心，与阶级敌人斗，与天斗，与地斗，改变了大地的面貌。一九七三年，我们这里又下大雨，时间比一九四八年还要长，内湖水位比一九四八年还要高，我们依然夺得了农业大丰收。全公社粮、棉、猪三项的产量都超过了《纲要》，集体和个人收入大幅度增长，社员家家吃穿有余，还新盖瓦房七百四十多间。同是一个天，同是一样水，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结果就完全不同。我们一定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用人定胜天的事实，彻底批判孔孟的天命观，批判那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谬论。
第2版()
专栏：
从“守株待兔”谈起
左云通
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在《五蠹》篇中讲了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宋国有一个人在耕地的时候，看到一只兔子在奔跑中撞到一棵树上“折颈而死”；他拣到这只死兔以后，就不再种地了，整天守在树旁，希望再得到撞死的兔子。结果，“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韩非尖锐地指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用这个故事一针见血地抨击了儒家“法先王”的谬论。
“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这是战国末期儒法两家论争的一个焦点。被韩非指为“五蠹”之首的儒家，开口“称先王之道”，闭口讲“仁义”、“礼治”，鼓吹复辟倒退，借以干扰和破坏当世的法家路线。韩非认为，这些腐儒是新兴封建社会的最危险的“蠹虫”，他们“法先王”的谬论，同“守株待兔”的宋人一样愚蠢可笑。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继承和发展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历史进化观，主张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革新。韩非列举了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社会变化和发展的事实，证明从古到今一代比一代进步。他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明确主张制订政策、措施必须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发展，不能墨守陈规，更不能复古倒退。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进化的观点，韩非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提出了法家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政策，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十分有力的思想武器。
两千多年前，宋人“守株待兔”，为世人所笑；“法先王”的孔孟之流，也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又把孔孟之道奉为至宝，誉为极高的“美德”，而把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法家咒骂为“罚家”。林彪所以要尊儒反法，就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结果是自取灭亡，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在我国历史上，法家作为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革命派，长期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攻击和贬责；而那些“守株待兔”的复辟狂、倒退迷，却被奉为“圣人”、“先师”。这是历史的颠倒。今天，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评价法家的历史作用，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附图片）
青海省治多县当江公社日青大队党支部书记才仁达杰（前右二）同社员群众、干部一起批林批孔。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