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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代战斗的无神论者西门豹
辛风
战国初期的西门豹（魏国人，生卒年月不详），是一个法家政治家，战斗的无神论者。有关他的事迹，一般哲学史和历史书上很少或完全没有提到，这是个缺点。为了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认识古代无神论者是怎样反对宗教迷信的，有必要向广大群众介绍他的事迹。
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封建制度逐步取代奴隶制度。公元前四○三年，三个新兴封建国家——魏、赵、韩，瓜分了晋国。但在当时的魏国，奴隶制的残余势力还很强大，没落奴隶主贵族时刻梦想复辟。魏文侯在位时（公元前四四六至前三九七年），国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一方面是以魏成为首，包括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等孔老二的信徒在内的儒家；另一方面是以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为代表的法家。对立双方的斗争异常激烈。西门豹这位法家政治家，就曾多次受到没落奴隶主顽固派的攻击。他们在魏文侯面前诋毁西门豹，要罢他的官，并且要把他置于死地。西门豹无所畏惧，继续坚决推行他的革新措施。但是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魏文侯的儿子武侯（公元前三九六至前三七一年在位）即位后，任用儒家，排斥和迫害法家，开历史倒车，魏国也就很快从比较强盛走向衰落。吴起被魏的顽固守旧势力迫害，只好跑到楚国去。根据《韩非子·难言》的记载，西门豹也为顽固守旧的势力所杀害。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先秦法家与儒家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先进阶级和没落阶级的生死搏斗。
大破“河伯娶妇”的骗局
宣扬宗教神学，假托“天命”，是殷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实行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武器。随着奴隶制的濒于灭亡，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更是拚命鼓吹和利用这种宗教迷信，欺骗人民，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儒家宣扬“天命”，也是为了达到这个反革命目的。
西门豹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挺身而出，敢于反对这种反动的潮流，机智地揭穿宗教迷信的鬼话。西汉褚少孙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增补的西门豹事迹，记载了西门豹大破“河伯娶妇”骗局的故事。
在魏国，流经邺（现在的河北省临漳县）地全境的漳河，水势狂暴，时常泛滥成灾。奴隶主贵族等顽固势力利用漳河水害，用宗教迷信的形式，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每年，邺的“三老”、“廷掾”等地方官吏，和那些专门以服事鬼神为职业的巫祝勾结起来，把漳河闹灾说成是“河伯（河神名）显圣”。他们撒谎说，只要每年挑选美女，送给“河伯”去做老婆，就可以使水患不起，民生安宁。他们挂羊头卖狗肉，以替“河伯”娶老婆为名，行横征暴敛之实，肆意搜刮民脂民膏。从每年所得钱数百万中，只用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其余全落进他们自己的腰包。他们所选中的民女，被强行装饰打扮，一个个抛进混浊汹涌的漳河水中，无辜地作了宗教迷信的牺牲品。这样当然不能避免水灾，所以，多年来，邺地的人民就是在这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下，贫困交加。家里有长得好看的女儿，只好逃亡在外，骨肉分离。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
就在这时候，西门豹任邺令（地方长官）。他发现了这些情况，就下定决心要铲除这种反动旧俗。于是，一场新兴势力反对宗教迷信的面对面斗争，激烈地展开了。“送河伯妇”的仪式一开始，他就当着三二千人民群众的面，对“三老”、“巫妪”（即巫婆）说，他们所选的姑娘不够漂亮。他要老巫婆到河里去告诉“河伯”：等找到更美丽的姑娘，过两日再送去。于是命人把那个作恶多端的老巫婆掷进了河里。过一会，他又说：老巫婆为什么去那么久还不回来？让巫婆的徒弟再去催促一下。这样就把老巫婆的三个徒弟一个接一个地掷进河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紧接着，西门豹又说：老巫婆和她的徒弟都是女的，不会办事，要劳驾“三老”亲自下河跑一趟。就下令把“三老”也抛进水中。波涛翻滚的漳河吞没了这些“河伯”的代言人，他们再也回不来了。西门豹为了使这场斗争继续下去，装出严肃认真的样子，在河边等候了很长时间。然后，他提出：老巫婆和“三老”办事不力，要让“廷掾与豪长者（奴隶主贵族）一人”下河再催问一下。顿时，这伙平日满口敬神信天而鱼肉人民的家伙，一个个惊慌万状，生怕又被西门豹抛进河里，纷纷跪倒在西门豹的脚下，“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奴隶主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提什么为“河伯娶妇”的鬼话了，人民的一大灾患消除了。
二千多年前，西门豹以反潮流的精神，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戳穿了宗教迷信的骗局，提高了群众的认识，把反宗教迷信的斗争同反对奴隶主反动势力的斗争结合起来，既保卫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客观上也有利于广大人民。他不愧为先秦的战斗的无神论者。治邺期间的贡献
在政治经济方面，西门豹实行法家重“耕战”，尚“法治”，富国强兵的路线。根据一些古代书籍的记载，在他治邺期间，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兴修水利
魏国新兴地主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为了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巩固新的封建生产关系，采取了各种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法家政治家李悝任魏国相的时候，提出“尽地力之教”的经济政策，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和改进耕作方法，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李悝的主张一样，西门豹在大破“河伯娶妇”旧俗之后，为了消除漳河的水患，提出兴修水利。在他的主持下，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修成了十二条渠道，引漳河水，灌溉邺田。既减少了漳河泛滥的祸害，又大大肥沃了土壤，使邺原来遍布的盐碱地一变而成为肥田，每亩（古代的亩，约合现在的十分之三亩）产量增加到一钟（约合现在的一百二十多斤），比其他地区亩产高出四倍多。（见《论衡·率性》）据文献记载，从魏文侯时代以后的一千一百多年间，这些水利工程始终在发挥巨大的作用。重视“耕战”
魏国地处平原，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稠密。在战事频繁的战国时期，加强军事力量、保卫边防的问题比较突出。魏国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在注重生产发展的同时，十分注意奖励军功，实行富国强兵政策。魏文侯曾任用著名的法家、军事家吴起为西河守，大力开垦土地，增加生产，充实府库，教练武卒。西门豹在邺，也积极加强民众军事训练，发展农业生产。《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述了一个故事，说西门豹在邺任职几年，但粮库里不存粟菽，钱库里没有积蓄的金银，兵库里没有多余的兵械，等等。有人向魏文侯告发，魏文侯亲自察看，情况果然如此，大为生气，声言要治西门豹的罪。面对魏文侯的责问，西门豹胸有成竹地讲了一番道理：“欲为霸王”，必先“稸（蓄）积于民”。随后，他走上城楼，击鼓召集兵民。随着鼓声，民众果然披铠甲，挂弓箭，驾牛车，挑粮食，云涌而来。魏文侯看了十分高兴，大为赞叹。后来，西门豹便率领着这支士气旺盛的兵民，北击燕国，收复了被燕侵占的土地。这些记述，从当时历史条件看，显然有些夸张，但是它从侧面反映了邺地在西门豹的治理下，成了魏国的东北屏障。崇尚“法治”
崇尚“法治”，是先秦法家政治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西门豹治邺的重要方面。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记载流传下来的较少，但从后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实行“法治”的一些情况。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标准，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称赞西门豹施政执法，“无私利也”。著名的法家王安石指出西门豹的政策是“利民”、“尚刑”（《王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一些史书认为他的治邺是“河内（即邺）称治”或“有令名”，在政治上很有成绩。儒家顽固派，贬斥西门豹的政策是“威化御俗，故人不敢欺”（《〈史记·滑稽列传〉注》），则从反面说明了西门豹治政严明、信赏必罚。当然，西门豹的“法治”，还包含了对劳动人民压迫和统治的一面，这是他的剥削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但在当时，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妄图复辟的奴隶主顽固势力。如何正确评价西门豹
在如何正确评价西门豹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一些法家人物和倾向进步的人们，赞扬西门豹所起的进步作用；而主张倒退的顽固派儒家和倾向保守的人们则歪曲历史，诬蔑西门豹所进行的改革。
两种看法，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一个问题是，西门豹治邺好不好。西汉的褚少孙虽然在《史记》中增补了西门豹的事迹，但他对西门豹的做法是并不赞成的。褚少孙开始提出所谓“三不欺”的说法，意思是有三类政治：凡施仁政的，“民不能欺”，这是最好的；凡以礼乐教化的，“民不忍欺”，为其次；凡施行刑法政治的，“民不敢欺”，这是最差的。自从褚少孙提出这个说法以后，儒家常借此攻击西门豹，他们说，“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是最差的。他们大讲“三不欺”，用意无非是说儒家的“仁政”最好；法家的“法治”最差。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贬低西门豹，是为了推行他们那条反动的儒家路线。
与此相反，进步人物都热烈称颂西门豹治邺的成绩。韩非以极大的热忱，称他是“有道术之士”（《韩非子·难言》）。在历史上很有作为的法家曹操，甚至在遗嘱中嘱咐后人，要将他的坟墓设置在“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曹操集·遗令》），说明了他对西门豹的景仰心情。王安石还专门著文批驳了儒家的所谓“三不欺”的谬论，赞扬了西门豹因执行法家路线而得到了民众的信任。（《王文公文集》卷二十六）。
另一个问题是，西门豹是不是主持兴修了水利。首先跳出来攻击西门豹的，是秦国反动奴隶主复辟政治集团的头子吕不韦。他通过反动著作《吕氏春秋》，硬是不顾历史事实，认定“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不弗用”，攻击西门豹“愚与不忠，不可效也”，并造谣说水渠不是西门豹主持下修的（《吕氏春秋》卷十六）。因为法家是《吕氏春秋》攻击的对象，所以西门豹受到他们的诬蔑是毫不奇怪的。
西门豹主持开渠引漳的事迹，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根据他遍访各地，长期积累的大量材料和“天下遗文古事”，如实地记载下来的。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更进一步指出，由于西门豹引漳溉田，土地变得十分肥沃。到了明朝，当地还流传这样的诗句：“持酒登堂酬西门，邺城千载甘棠芬”，（《临漳县志》卷十四）表示了对西门豹引漳溉邺的歌颂和怀念。十分清楚，反动派否定西门豹开渠引漳，是为了从政治上否定西门豹，否定法家路线。
列宁说：“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现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已经自己动手，和专业工作者结合起来，注释和研究法家的著作，包括历史上的无神论者的著作，进一步批判儒家思想，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把历史经验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结合起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无神论的广泛传播，是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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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上无“神童” 实践出真知
河南省林县贫下中农协会副主任 王师存
孔孟之徒精心炮制的《三字经》，用顺口溜的形式宣扬孔孟之道，流传很广，害人不浅。《三字经》里说：“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把一个小孩吹捧为天生的“神童”，实在荒唐。世上那有什么“神童”？这完全是孔孟之徒编造出来的骗人鬼话。无独有偶，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也不知羞耻地自称是“受于天”、脑袋“特别灵”的“天才”。还把他那个反革命儿子吹嘘为“超天才”，露骨地宣扬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和“天才论”。
人的知识、才能是从那里来的？是先天就有的，从娘肚里带来的，还是经过后天的实践才有的？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与唯物论的反映论的根本区别。毛主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世上无“神童”，实践出真知。我们林县人民修建“人工天河”——红旗渠的全过程，就是对反动的“天才论”的有力驳斥。建设红旗渠过程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在刚动工的时候，有三个社员去找副指挥长马有金同志。一个说：“我在家是杀猪的，给我一头猪，保险能剥得干干净净；可是‘杀’太行山的石头，真不知咋下刀呢！”一个说：“我是炊事员，做饭、蒸馍、烙饼、炒菜都在行，叫我做渠可做不成。”一个说：“我会吹响器，拿着锤、钻可是吹不响啊！”老石匠出身的副指挥长马有金同志问：“你们从小就会杀猪、做饭、吹响器吗？”三人都说：“那也是以后慢慢学会的。”老马又说：“那就行，只要下苦功夫，你们也完全能够学会劈山修渠！”就这样，他们开始边干边学，互教互学，在实践中逐步掌握了打钎、放炮、开山、锻石的技术。实践给人以聪明才智。杀猪的学会了“杀”石头，做饭的做出了渠墙，吹响器的用铁锤、钢钎奏出了改天换地的乐曲。
我们林县人民就是这样奋战十年，克服了重重障碍，战胜了千难万险，修成了总长三千多里的红旗渠，在实践中锻炼出成千上万的能工巧匠，涌现出一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材。
再拿我自己来说吧！在旧社会，家中地无一垄，房无半间，十岁就拿起了放牛鞭，去给地主扛长工。按照《三字经》宣扬的“天命论”，我就是命中注定的“放牛娃”。可是，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那些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地主恶霸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那“荣华富贵”的“天命”再也不灵验了。而我们这些“天生”的穷小子，分得了土地和房屋，做了新中国的主人。在修建红旗渠的时候，我参加了挖凿曙光洞的工程。开始，有人担心，人工开挖这么长的隧洞，能不能修成？贫下中农有志气，一个由老石匠、老贫农、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三结合技术小组，在素称“火龙岗”的芦寨岭上，测出了渠线，打响了挖凿曙光洞的第一炮。起初，我们从芦寨岭东西两侧挖。可是，进度还是太慢。以后，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大大提高了工效，仅用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胜利竣工通水了。我也学会了排烟、除险、测量、设计的技术。许多同志激动地说：“历史确实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深深体会到：从某种意义上讲，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而那些所谓“神童”和自吹为“天才”的人，恰恰是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笨蛋。
孔孟之徒编造《三字经》，大肆鼓吹“天才论”，是要用来欺骗和奴化劳动人民，以达到维护反动统治的罪恶目的。反革命两面派林彪，无耻地自称“天才”，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真是痴心妄想！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的孔孟之道，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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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三字经》 顶起半边天
河南省林县横水公社留马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杨姣琴
宋朝的孔孟之徒，为了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编写了一本鼓吹孔孟之道的《三字经》用来毒害劳动人民。
《三字经》鼓吹的一整套孔孟之道，是束缚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
《三字经》大肆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说什么“夫妇顺”、“夫妇从”。他们到底要“顺”什么？“从”什么？他们所说的“顺”和“从”，无非是要把劳动妇女禁锢在“三从四德”的精神牢笼里，要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永远没有个出头的日子。很显然，《三字经》中的“顺”、“从”，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妄图束缚劳动妇女的手脚，扼杀妇女的聪明才智，把妇女关在一家一户的小天地里，不许“犯上作乱”，必须“顺”“从”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统治。万恶的旧社会，不把妇女当人看待。我们劳动妇女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抬不起头，直不了腰，挪不开步。这一套吃人的封建礼教，不知坑害了多少妇女！因此，我们劳动妇女恨透了孔孟之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无数事实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在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千百万劳动妇女始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伟大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妇女从阶级压迫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做了国家的主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劳动妇女关心国家大事，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挑起革命和生产的重担；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就拿我县红旗渠的修建来说吧！前后曾有九万多名妇女参加了修建红旗渠的战斗，无数支铁姑娘战斗队，和男同志一样，住山洞，睡席棚，劈山斩岭，开山凿洞，跨沟架桥，为建成红旗渠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象郭秋英、韩用的等一千二百名妇女劳动模范。
我们留马大队的劳动妇女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上积极主动，学习上刻苦认真，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在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中，妇女们义愤填膺，人人上阵，争做批林批孔的先锋。我们组织起来写大批判文章，办大批判专栏。没有文化的老年妇女利用大会、小会、夜校和广播等，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狠批林彪、孔老二的反动谬论。在生产上，我们和男同志一样，顶风雪，抗炎暑，战斗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第一线。今年我们大队战胜了连续七个月的大旱，夺得了历史上最大的丰收，一季增产小麦四十万斤，全大队一季亩产就上了《纲要》。一位贫农老大娘高兴地说：过去有人胡说什么“妇女不上场，上场少打粮”；现在从种到收，从打场到入仓，咱妇女都参加，反而多打这么多粮。去冬今春，我队修建“过江渡桥”时，妇女们抡锤打钎，装药放炮，赶车运料，抬石推土，烧石灰，担水和泥，样样抢着干。随着批林批孔斗争的深入，劳动妇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孔孟之徒是一丘之貉，都是劳动妇女的死对头。他们捡起孔孟之道的破烂，咒骂、诬蔑劳动妇女天生愚蠢、落后，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林彪贩卖孔孟之道，妄图阻挠和破坏劳动妇女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阻挠妇女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要把“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那一套封建旧礼教的枷锁重新套在新中国劳动妇女的脖子上。他们想借此削弱革命力量，以便达到他们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劳动妇女大批判的怒吼声，响彻云霄。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骗人经，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