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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制天命而用之”
——读荀况的《天论篇》
浙江省江山县勤俭大队党支部
两千多年前,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丘、孟轲,拚命宣扬唯心论的天命论,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主宰人间的一切。他们胡说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只能听天由命,不能违抗天命;如果得罪了天,就要受到惩罚,祈祷也没有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针对儒家的反动说教,先秦法家的著名代表荀况写了《天论篇》,用朴素的唯物论观点批判了孔孟的唯心论的天命论。《天论篇》一开头就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就是说:自然界的变化有它自己的规律,不因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变化。荀况列举事实说明天变并不可怕,并且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战斗口号,驳斥了孔孟“畏天命”的谬论。
在《天论篇》中,荀况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大意是说:发展生产又节约开支,衣食充足又适应天时,按照客观规律行事又坚定不移,那么自然界就不能有害于人。反之,违背了事物本身的规律,胡乱行动,就不会有好结果,没有旱涝之灾也会闹饥荒,没有受寒中暑也会生病,没有遇上妖异也会遭到祸害(“倍(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荀况的这个观点,是对孔孟唯心论的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今天,我们读荀况的《天论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儒法两家畏天命和制天命的斗争,就可以看出,这场思想路线上的斗争,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两条政治路线斗争服务的。孔孟鼓吹唯心论的天命论,是妄图叫劳动人民做驯服的奴隶,不要起来造反,也是为了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以便维护和复辟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这反映了腐朽没落的奴隶制濒于死亡的趋势。荀况的观点,显示了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精神:要求变革,要变奴隶主阶级的天下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天下。荀况对天抱蔑视的态度,反复宣称害怕天是不对的(“畏之,非也”)。他写《天论》,就是为了粉碎奴隶主阶级的复辟理论,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扫清障碍。
历史事实证明:每当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顽固维护旧秩序、旧制度的没落阶级,总是用“天命”来反对革命。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是如此,现代的林彪也是如此。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吹嘘自己是“受于天”的“至贵”、“超人”,不遗余力地为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天”,制造反动的理论根据。但是,和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人一样,林彪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从儒法两家围绕“天命”问题进行斗争的历史中,我们更加看清了现实生活中阶级敌人是如何利用孔孟的天命论来进行“变天”活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大队就一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九六七年,我们这里遇到了大旱,阶级敌人就造谣说:“大旱是因为破了四旧,拆了神仙庙,老天爷发怒了。”我们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分析形势,认清了这是阶级敌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诬蔑和攻击。我们批判了阶级敌人的谬论,同时提出:只要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团结一致,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就一定能战胜“天老爷”。社员群众积极投入抗灾斗争,修了一条“斗天渠”,改善了自然条件,保证了农业丰收。
一九七一年,我们这里又遇到了大旱。阶级敌人又散布流言蜚语说:“鸡不与狗斗,人不与天斗。你们天天在高音喇叭里喊‘学了辩证法,斗天天低头,斗地地弯腰’,喊得天发脾气了。”我们及时分析了这种谬论,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害怕贫下中农学哲学的表现,是企图搬出天老爷来阻止我们学哲学。贫下中农说:“我们不信神仙不信命,幸福全靠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我们把改天换地的战斗口号喊得更响,寻水源,筑水库,在山背上建起了蓄水池。广大贫下中农还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勘察本地的水利资源,发现了地下水,造了个每年出水十万方的地下水库——“斗天井”。我们粉碎了阶级敌人妄图用天命论破坏工农兵学哲学的阴谋,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大家学哲学的劲头更大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是对孔老二、林彪的唯心论的天命论最有力的驳斥。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研究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第2版()
专栏:

贫富不在天,翻身靠革命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挂面厂老工人 王成美
批林批孔运动中,俺在哲学小组里,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进一步看清了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们鼓吹唯心论的天命论的反动目的,看穿了林彪宣扬唯心论的“天才论”的野心。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一群丧家狗。他们眼看奴隶制“礼坏乐崩”,“朝不保夕”,就急急忙忙大喊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极力鼓吹“天人合一”的天命论,硬弄个“老天爷”来骗人,妄想拉历史车轮向后转。当时,不光起义的奴隶们不信他们这个邪,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也批判了这种谬论。荀况就对反动的天命论进行了批判。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就是说,天不过是物质的自然界,刮风下雨、四季变化都是自然现象。他认为,人只要按照客观规律行事,就能收到好的效果;违反自然规律,就要遭受灾祸。荀况还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这是对儒家反动的天命论的沉重打击。
历史上儒法两家的斗争,并不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尖锐的政治斗争。孔孟总是宣扬天命论,妄想挽救没落的反动阶级免于死亡。革命的阶级不听他们那一套,总是要起来革命,推翻他们的统治。儒法斗争,实际上是倒退与前进、复辟与反复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林彪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怎能不搬出孔老二的天命论那一套破烂货呢!
荀况在两千多年前,以朴素的唯物论为武器,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这样积极的思想,在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分析这个问题,就会进一步认识到,人要掌握自然规律,征服自然,首先就要干革命,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回想起那万恶的旧社会,俺祖祖辈辈给地主老财扛活,年年月月过的是眼泪拌黄连的苦日子。俺记得,有一回俺给地主包苹果,摇“梨狗子”,又渴又饿,实在忍耐不住了,咬了一口苹果。监工看见了,就劈头盖脑给我一棍。他还连声骂我:“穷命鬼可高口味,还想吃苹果?!” 俺看着那小山一样的苹果堆,心想:俺成年侍弄果树,为啥不能吃一口?十岁上,见人家孩子上学堂,俺贪黑挑水在井台上,心里真不是滋味,回家找爹闹着要念书。爹淌着泪水对俺说:“有什么法子,地主老财都说咱命不好!”那年月,天昏地暗,气都喘不过来,怎么能发挥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智慧和能力呢?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俺,俺这个穷丫头当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俺还是俺,可是思想、生活、社会地位都大改变了。这难道是天老爷发善心,一下子让俺命好了吗?不是!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劳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看看解放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咱国家变化多快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带来的巨大变化,都是人民群众聪明才智充分发挥的结果。就拿俺们这个只有二百多人的小工厂来说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人换思想厂换貌,革命生产双飞跃。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调动了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大搞技术革新,没资料,没技术人员,大家就一起研究,反复实践。我们不怕困难,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口气搞成了五项技术革新项目,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工人阶级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是从哪来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得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好!
新旧社会一对比,文化大革命前后一对照,我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不信天,不靠命,一个心眼坚信马克思主义。我决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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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前进 反对倒退
——读《商君书》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印刷厂工人 孙长森
战国时期法家杰出的代表商鞅在《商君书·开塞》中,主张用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代替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专政,并充分发挥新兴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职能,坚决打击没落奴隶主贵族的颠覆和破坏。
商鞅在《开塞》中首先阐明国家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他指出:自从逐步地产生了私有财产,才随着产生法律(立禁),设置官吏(立官),设立君主
(立君),也就产生了建立国家政权的需要,于是就开始了“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商君书·画策》)。商鞅还分析了截至变法以前社会的变化。他指出,社会情况起了变化,因而各个时代所采取的办法就不同(“世事变而行道异”)。商鞅认为政治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的。君权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这是对儒家认为君权是“受命于天”的反动观点的有力批判。
商鞅还针对孔孟之徒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反动谬论,提出“不法古,不修今”(不遵循古代,不维持现状)的主张。他说:“法古”则落后于时代,“修今”则跟不上形势。他极力提倡变法革新,坚决反对复古倒退。
为了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彻底粉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复辟活动,商鞅十分重视革命暴力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主张用刑罚来推行法律(“前刑而法”)。他大声疾呼:“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他说的“奸”,就是“奸民”。他说:“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商君书·画策》)这五大“奸民”,主要是那些享受世卿世禄的奴隶主世家贵族、大工商奴隶主,也包括被他斥之为“虱”的坚持复辟倒退的孔孟之徒。他提出,对这样的“奸民”,必须狠狠打击,并且要对他们严加监视。他还说:(王者)把刑罚用在臣民将要犯罪的时候,大奸大恶就不会发生;把奖赏用在臣民揭发奸邪的行动上,就是小的罪过也不会漏掉。(“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这样,国家就必然强盛。
商鞅这种“以刑去刑”的思想,是为了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它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的因素。这同没落奴隶主阶级用虚伪的“仁义”、“礼治”掩盖其血腥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力量的信心。
长期以来,儒家总是妄想搞复辟,开历史的倒车,总是摆出一副不要专政,而要“德政”、“仁政”的伪善面孔,仿佛别人无不“暴虐”,唯有他们独具“慈悲”心肠,妄想掩盖反动阶级所施行的反革命专政的真面目。这是一切没落阶级所共有的特征。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是这样。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读一读《商君书》,有助于进一步认清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认清林彪尊儒反法,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右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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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儒家“为民请命”是骗人的幌子
——研究《盐铁论》的一点体会
解放军某部战士 陈刚
“盐铁官营”,是汉武帝在桑弘羊等协助下推行的加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这项盐铁官营政策,有力地打击了工商奴隶主贵族,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时,社会上的反动势力,特别是受到盐铁官营政策沉重打击的工商奴隶主贵族,强烈反对这项政策。汉武帝在位的时候,他们就对当时根据法家路线制订的内外政策“颇存异心”,不断放出冷枪暗箭。汉武帝一死,大将军霍光大权到手,立即伙同其党羽杜延年,以所谓“问民间所疾苦”为名,从各地拉来六十多个所谓“贤良文学士”,于汉昭帝始元六年
(即公元前八一年),在首都长安召开了专门攻击盐铁官营政策的盐铁会议,旨在改变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会上,那些贤良文学们
“重怀古道,枕籍诗书”,
“祖述仲尼”,“诵死人之语”,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攻击盐铁官营是
“与民争利”,俨然是一群
“忧国忧民”的正人君子。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这帮贤良文学们果真是在“为民请命”吗?让我们翻开当时的历史,看看盐铁官营政策究竟与什么“民”争利?争什么“利”?
秦和西汉初期,封建王朝在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井田制这一点上,是进行得比较彻底的。但是,对工商奴隶主来说,他们在经济上并没有受到沉重的打击。这些工商奴隶主就成了复辟势力的主要社会基础。在秦朝,大工商奴隶主吕不韦就曾进行过反革命复辟活动;在汉朝,实行盐铁官营以前,工商奴隶主还垄断着煮盐、冶铁和铸币等工商业,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些人役使大批贫苦农民和大量奴隶,进行残酷的压榨,大发横财,有的甚至“富埒天子”、“财过王者”。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同地方割据势力勾结起来,大搞分裂活动,威胁到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在这种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桑弘羊等法家总结了秦汉以来地主阶级政权同工商业奴隶主斗争的经验,帮助汉武帝系统地制定了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政策,从工商奴隶主手里夺回了盐铁和贸易的控制权,从而使中央集权制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个措施的重大意义,正如桑弘羊在同那些贤良文学们的辩论中所指出的:“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这就是说,盐铁官营等政策并不单纯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支援抗匈战争,更重要的是为了摧毁分裂割据和复辟势力的经济基础。
反动的贤良文学们猖狂地攻击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显然,他们所谓的“民”,绝不是广大劳动人民,而是地方诸侯王、工商奴隶主,是一小撮妄图搞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所谓“与民争利”,就是同反动的工商奴隶主这些“逸民”争利,以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制。那些贤良文学们不是叫嚣要“罢盐铁,退权利”吗?其实质就是要罢掉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退给他们分裂割据、复辟倒退之权。因此,西汉中期围绕肯定还是否定盐铁官营的斗争,就是一场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桑弘羊所捍卫的汉武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法家路线,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如果不争,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家就有被颠覆的危险,国家的经济也就不能发展。反动的贤良文学们为没落奴隶主的残余势力请命,为复辟势力争利,正好暴露出他们是那些工商奴隶主和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言人。
值得注意的是,历来的反动势力在攻击进步势力的革新措施的时候,往往都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骗人。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为了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扯起了“为民请命”这面破旗。他们恶毒攻击我们“国富民穷”,装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但是,他们和西汉的贤良文学们一样,根本不代表劳动人民,而是为被打倒的一小撮反革命复辟势力“请命”,要把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客观的事实总是无情地撕破一切魔鬼的面纱,露出他们吃人的本相。当时的桑弘羊,以敏锐的识别能力,看穿了贤良文学们是一伙“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的阴谋家,“内贪外矜”、“情貌不相副”的伪君子。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面前,林彪要掩盖他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丑恶嘴脸,更是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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