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
李群
《梦溪笔谈》是我国科学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它的作者沈括（公元1031—1095年）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在《笔谈》中，作者以很大的篇幅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达到的辉煌成就，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内容涉及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和工程技术等十分广阔的领域。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一向重视《梦溪笔谈》这部著作，却很少注意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沈括本人的思想政治倾向。沈括不仅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他首先是一个进步的政治家，是一个法家。沈括积极参加了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他一生的科学实践是同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笔谈》所达到的成就，是法家路线促进我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有力证明。
公元十世纪，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基本上恢复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是，由于北宋王朝纵容大地主豪绅贵族兼并土地，对契丹、西夏的侵扰妥协退让，缴纳巨额贡物以求苟安，逐渐使农村经济遭到破坏，国家财政拮据，人民生活痛苦。进入十一世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十分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地主阶级的革新派、法家王安石举起变法革新的旗帜，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沈括积极参预了新法的制订，并为坚决推行新法而奔走南北，激流勇进。正象攻击他的人所说那样，“朝廷新政规画巨细，括莫不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后来，保守派把他列入新党“余孽”的黑名单。直到清代，还有人说他“汩新学之余波，甚矣邪说之害，同于洪水猛兽也”。
变法时期，沈括担任三司使（主管财政经济）等职，坚决实行变法的一系列政策，同保守势力进行斗争。他曾说：骂募役法不好的，不过是士大夫和城市商人。他们过去免除徭役，过惯好日子，现在他们也要缴纳役钱，怎么会不反对呢？对他们诋毁新法，不屑一顾。（《宋史·沈括传》）可见他的法家立场是很鲜明的。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不久，沈括也遭贬谪，儒家反动势力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中，字里行间还颂扬王安石新政，对顽固派的昏庸腐败有所揭露，表现出他对新法始终不渝的态度。
沈括正是在推行新法的政治斗争中，展开了自己的科学活动，而他的一系列科学实践又是积极为推行新法服务的。沈括继承了法家重视农耕的思想，主张发展农业。他初任沭阳县主簿时，就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筑成百渠九堰，开辟良田七千多顷。王安石参政后，沈括坚决推行“农田水利法”等政策，抑制兼并，打击了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实力，保守势力猛烈攻击这些政策为“兴役扰民”。正是在革新和保守的激烈斗争中，沈括在一○七二年主持了整治汴渠的工程；一○七三年又察访浙江，致力于兴修水利，积极钻研水利工程技术。在治理汴河时，他创造了分层筑堰的水准测量方法，实测了从开封到泗州河段共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的坡降，测得高差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达到相当高的精度（《笔谈》第457条）。他在浙江的时候，见到雁荡山诸峰“峭拔崄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解释这种现象的成因“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他由这联系到黄土高原的“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判断也是同样原因造成的（《笔谈》第433条）。他对水土流失现象的这种观察研究，在科学史上是较早的记载，也是一项可贵的成就。后来他察访河北，看到太行山的地层中有螺蚌、卵石带，推断这一带过去是海滨；并且运用他多年治水过程中对水流冲淤规律的认识，解释华北平原是黄河、滹沱河、漳河等携带上游泥沙淤积而成的（《笔谈》第430条）。早在九百年前，他对华北平原成因的解释已经基本符合现代科学原理。
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主张改革军制，加强战备，抵御侵略。沈括坚定地同王安石站在一起，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沈括曾经不顾个人安危，出使契丹，挫败了契丹侵扰宋朝边防要地的凶焰。他也曾率师出征，大破西夏军七万之众的侵袭。在《笔谈》中，还自豪地回忆当时“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的激动场面（《笔谈》第90条）。
一○七四年，沈括由王安石推荐，兼管新政的重要机构军器监。这期间，沈括研究城防、阵法、兵器、战略战术，写下了新党的重要军事著作《修城法式条约》二卷，部分内容还反映在《梦溪笔谈》里。军器监经沈括的刻苦经营，在很短时期内，武器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显著提高。在《笔谈》中记录的许多科技成就，正是作者在制备武器的过程中收集、研究而取得的。沈括亲自访问冶锻作坊，详细记载了当时劳动人民冶炼钢铁的方法。为了制造“柔薄而韧”、“强弩射之不能人”的铁甲，他还特别研究了熟铁和钢、冷锻和热锻的区别（《笔谈》第56、333条）。他解释牛皮制的箭套有特殊的声学效应：“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这也是战场上的经验总结（《笔谈》第322条）。沈括对数学也很有研究，能够根据实际需要提出新的数学命题和计算方法。他从研究作战时的粮草供应和用兵进退的关系，提出了运筹学的思想（《笔谈》第205条）。
地图是沈括执行耕战政策经常使用的一种工具。他在胜利出使契丹的归途中，悉心收集有关的山川道路和风俗人情等资料，著成《使契丹图钞》一书，并制成木质模型图。这种立体地理模型，因为适于军用，被推广到沿边各州。后来，他还花费了十二年的心血，编制了一套国家地图集，名叫《天下州县图》（守令图），最大的一幅总图高一丈二尺，宽一丈。这套地图在比例尺、方位和精度方面，比前人有显著进步，把我国的地图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笔谈》所达到的科学成就，是和沈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分不开的。宋朝儒家学派认为理在心中，理在事先，主张学者不必远求，只要冥思苦想，就可以知道“天理”，而亲身参加生产实践的劳动群众都是“小人”，是不能知“天理”的。这是一条反科学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显然是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法家则不然，象沈括就认为“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笔谈》第134条），法即事物变化的法则。这种看法推动人们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沈括肯定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上的作用，明确指出：
“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长兴集·上欧阳参政书》）
这种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倾向，促使他注意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重视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在《笔谈》中，详细记载了“布衣”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治理黄河的工人高超关于合龙堵口的先进方法，匠师喻皓的《木经》及其建筑成就，以及许多劳动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宝贵经验。这些平凡人的卓越成就，是那些儒生们瞧不起的，在所谓“正史”中是找不到的。象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只是在《笔谈》里有详实明确的记载，是关于这一发明的唯一珍贵史料（《笔谈》第307条）。
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倾向，促使沈括注重实践，注重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例如在《笔谈》中有大量关于医药的论述，并订正了许多药物的名称和药效，这是和沈括虚心地向各种人作调查分不开的。他每到一地，无论是医师、市民、劳动群众、士大夫以至“山林隐者”，“莫不询究”，“无不求访”。他从民间收集的许多验方，要经过临床试验，“必目睹其验，始著其篇”。他还仔细研究了民间制造和装置指南针的多种方法，并通过大量观察，明确指出磁偏角的存在（《笔谈》第437条）。他主管司天监时，极力主张以实际观测为根据修编历书。为了弄清极星的位置，他亲自制造和改进了观象仪器，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观测，绘图二百多张，终于得出当时的极星与北极偏离三度多的结论（《笔谈》第127条）。
沈括根据自己的科学实践，指出“大凡物理有常有变”（《笔谈》第134条），所谓“有常”，就是遵循着一定的自然规律，所以“有变”，是因为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引起的。他指出“天变”不值得大惊小怪，从自然科学上论证了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的正确思想。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导致沈括能够比较客观地看问题，反映在他的许多科学见解上，有了一些朴素的辩证思想。例如他在陕北延州看到地下有类似竹笋的化石，而这类植物是当地所没有的。他指出这可能是由于旷古以前这里“地卑气湿，适于竹林生长”（《笔谈》第373条）。这就是说，他已想到气候是不断变化的。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见解，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在《笔谈》中多次提出不能“胶于定法”，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古法采药多在二月、八月，他认为并不完全妥当，有利有弊。正确的做法应该根据取根、取叶、取芽、取花、取实的不同要求选定采药时间，不同地区、不同植物的时间也先后不一，不能死板地限定在一、两个月（《笔谈》第485条）。
沈括一生的科学活动，充满了法家的战斗精神。列宁曾经说：“如果数学上的定理一旦触犯了人们的利益（更确切些说，触犯了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利益），这些定理也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4页）沈括为了实现自己的科学主张，一直同保守派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厚今薄古，敢于对古人、“圣人”、“经典”、“权威”持批判的态度，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对当时一般人奉为经典的《神农本草》，沈括也敢于说它“最为旧书，其间差误尤多，医不可以不知也”，并根据实践经验对其中的谬误作了纠正（《笔谈》第314条）。当时的司天监，由于被一批儒生把持，迂腐不堪，沈括痛斥这些人“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他一上任，就果断地撤了六名庸碌无能的历官，开办训练班，培养人才。他认为古代的历法由于古人观察不周详，需要后人不断改进，并起用了平民出身的历算家卫朴主持修历。这些革新措施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借故攻击、排挤卫朴，企图全盘否定历法改革。沈括不但在当时，而且直到晚年一直为卫朴和他的新历辩护（《笔谈》第148、149条）。他还主张彻底改革历法，按节气定月，以立春为元旦，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大小月相间。这种历法有利于农业生产。沈括明知他这种主张会遭到保守派的“怪怒攻骂”，但他坚信“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笔谈》第545条）。
毛主席教导我们：“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对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应该持分析的态度。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沈括作为一个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政治家，他的斗争不可能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限于改良的性质。作为一个十一世纪的科学家，沈括在思想上也没有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在《笔谈》里也掺杂着一些封建性的、神秘主义的糟粕。
通过对《梦溪笔谈》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到法家路线对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儒家路线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林彪之流同历史上的顽固派一样，尊儒反法，搞复辟，搞倒退。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是发展科学的最大祸害。科学部门的领导人员、科学工作人员、科学史研究人员，都应该更加关心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并为此而研究历史上儒法两家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信心百倍地把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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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听天由命 坚持人定胜天
河北省遵化县岳各庄公社沙石峪大队党支部
究竟有没有什么“天命”？这是历史上儒家和法家长期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两千多年前，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孔老二，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奴隶制社会，竭力鼓吹“天命论”，要人们“畏天命”。他的门徒说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是说，人们的死生、穷富、贵贱、祸福都是天定下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只能安于现状。孟轲更是杀气腾腾地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企图说明奴隶制度是天意安排的，谁想推翻它，谁就是“逆天”者，谁就要“亡”。这是地地道道的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反动谬论。
先秦时代的法家荀况，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深刻批判了孔孟的“天命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日月星辰的运行，风雨雪雷的现象，都是大自然的变化，绝不是什么神仙鬼怪的操纵。他特别强调人类不但可以认识自然，而且能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它为人类服务。他那句名言：“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意思就是：与其象奴隶一样服从天，盲目歌颂天的伟大，何不用人的智慧，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使之为人类服务？荀况这种批判“天命论”的革命精神，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和一切进步势力，要坚持唯物主义路线，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就必须冲破孔孟的“天命论”的束缚，坚信“人定胜天”的真理。
回顾我们沙石峪大队发展变化的历史，处处都充满着对“天命论”的深刻批判！
解放前，我们沙石峪大队是一个“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的穷山沟，贫下中农过着“野菜枣糠填肚皮，数九寒天没棉衣”的苦难生活。地主老财散布什么“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挑担命该然”，和孔老二唱的是一个调儿。那时候，我们贫下中农不服气，想不通，难道天下的穷人都命苦？
雄鸡一唱天下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三座大山，劳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革命使我们懂得，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天命”，孔老二、孟轲宣扬的那套“天命论”，是一把杀人的软刀子，妄图让我们劳动人民不反抗，不斗争，听天由命，忍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我们不信这一套。我们坚信只要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依靠自己的力量，是能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解放后，二十几年来，我们沙石峪大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我们吃水要到五里远的外村去担。为了解决吃水问题，党支部决定打井。这时，阶级敌人跳出来散布孔孟的“天命论”，说什么“沙石峪人是火命，要想找水，肉眼看不见，非请风水先生不可”。听了这话，我们党支部讨论研究，决定用事实教育群众，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这样做的结果，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觉悟，激发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我们发动群众，靠自己一双手，用了五冬六春的时间，花了一万三千个劳动日，在北山凿了一个大蓄水池，解决了半年吃水问题。到一九六六年，我们打了第一眼大井，解决了全年吃水问题。
过去，我们沙石峪粒土如珍珠。全村两万三千多块坡地都挂在高山陡坡上，地里也是土少石头多。我们要改地造田，阶级敌人又煽动说：“石头山，石头峪，青石板上咋种地？穷小子命里注定吃救济（粮）！”针对这一反动谬论，党支部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在青石板上开槽垫土，栽上果树、松柏树；凿石垒坝，把两万三千块山坡地，合并成六千六百二十多块梯田；“万里千担一亩田”，劈山削岭，担土造田，把耕地面积从原来七百八十亩，扩大到一千二百亩，修建了六百亩高标准的“大寨田”。
一九六四年一场洪水和一九六五年一场特大旱灾，使我们经受了更大的考验。那场洪水一下子冲塌了八百多条坝阶，冲毁了一百亩梯田，接着又是一场冰雹，把庄稼砸成了光秆，果子砸落满地。大灾后，我们不向天低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抗灾夺丰收。我们重修坝阶，重垫梯田，播下种子，扶起秧苗。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指引下，大灾之年夺得大丰收，粮食平均亩产五百五十斤，总产四十四万斤，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第二年，又遇上了二百五十三天只下了十毫米雨的大旱年。我们不靠天，不等雨，靠“一条扁担一双肩，愚公移山斗倒天”的革命精神，担水六万五千担，行走四十一万里，抗灾夺丰收，八百亩耕地拿到了总产三十八万斤的好收成。
大灾教育了我们。是信“天命”，还是信“人定胜天”？是听天由命，还是战天斗地？两年的抗灾斗争作了最生动的回答。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群众的伟大力量，也使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人民群众思想空前大解放，更加自觉地投入到改造大自然的斗争。在解决全村吃水问题以后，近几年来我们又连续打了三眼机井，修盘山水渠四千米，铺设引水上山管道两千二百多米，凿蓄水池二十多个，水浇地面积扩大到四百亩。一九七一年，我们组织二十七名民兵，奋战八个月，凿通了一条长二百五十四米，高三米八，宽三米五的隧道，缩短了取土路程，使加厚土层一尺的工程，由原来需要二十年，可以提前十五年完成。去年春天，我们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削平了五个小山头，动土石两万方，砌垒涵洞二百七十二米，在上面造出了一块三十二亩的小“平原”。我们播种树下麦已有两年历史。去年粮食亩产过了“长江”，今年小麦又获得了大丰收。如今的沙石峪，已经是“层层梯田布满山，松柏成林果满园，井水高扬几百米，半山腰里水浇田”的社会主义新山村。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阶级敌人斗，与修正主义路线斗，其乐无穷！在重新安排九岭山水的斗争中，我们正在不断洗刷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反复实践，大胆创新，挖山不止，不断前进，取得改造自然的更大自由，真正成为大自然的主人！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捡起孔孟的“天命论”和“天才论”。他把自己打扮成“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天马”、“至贵”、“超人”自居。他诬蔑劳动人民是只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只知道“恭喜发财”的“群氓”，妄图用孔孟之道继续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以便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这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我们一定要继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以及反动的“天命论”、“天才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附图片）
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社员群众批判了林彪、孔老二宣扬的反动的“天命观”，进一步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实行科学种田。这是小靳庄大队科技小组的成员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研究科学种田的规律。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