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
钟达
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又是一次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讨孔运动。洪秀全是这场讨孔运动的勇敢、坚定的旗手。回顾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光辉历史，从中吸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身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广大农民所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日益深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起义的风暴越来越猛。清朝统治者为了挽救其岌岌可危的反动政权，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竭力抓住孔孟之道作为救命草，拚命宣扬程（颐）朱（熹）理学，“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农民起来革命，就必须打倒反动的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杰出领袖洪秀全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就看出儒家思想对农民群众的束缚，是发动大规模革命斗争的严重障碍。他感到要进行革命战争，就必须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反孔运动，打碎这个束缚农民的精神枷锁。于是，他不顾封建统治势力的迫害，毅然捣毁花县莲花塘私塾里的孔丘牌位，与孔孟之道决裂。为了发动革命，洪秀全写了《原道醒世训》等革命文章，批判孔丘宣扬剥削有理，造反有罪的反动说教。他把清朝皇帝为头目的地主反动派说成“阎罗妖”在地上的化身，号召农民奋起除妖，参加革命。他又创造了一个鞭挞孔丘的故事，说孔丘因想与“妖魔头”一起逃跑而被捆缚鞭打，并提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天日》），指出孔丘反动思想是封建统治各种罪恶的思想根源。这是对孔丘直接的、严厉的一次控诉，激发了劳动人民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怒火。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反孔斗争与革命战争紧密结合，唤起了千百万农民拿起刀枪走上战场。思想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同时并举，势如滔天激浪，冲击着反动的封建统治和孔孟之道。太平军所到之处，南自湖南郴〔chēn音嗔〕州，北到山东临清，烧孔庙，拆宗祠，将“四书”“五经”宣布为“妖书邪说”，“不准买卖藏读”，掀起了“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群众性反孔热潮。孔庙的废墟被用来宰牛或养马；孔丘牌位被劈成几块丢到马粪堆里；儒家的经典被火烧、水浸，被丢到粪坑里去；科举考试再也不用束缚人民思想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出题。所有这些，都表现了革命群众对孔孟儒家权威的蔑视和痛恨，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反动派的威风。太平天国反孔运动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反孔群众运动。
这次反孔运动冲击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毛主席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势如暴风骤雨的太平天国反孔斗争，就是要砍断这四条绳索。在太平天国建立了革命政权的地方，清朝的反动统治机构被摧毁了，神庙被破坏了，寺产被没收了；顽固抗拒的豪绅，有的被镇压，有的被强制服劳役。地主反动派的威风扫地。劳动人民获得了初步的解放，出现了工匠称大人、农夫中解元、劳动妇女当将军的革命景象。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主反动派惊叫太平军“换移心肠”的成功，哀叹受过太平军影响的群众不再害怕清朝官员，也不遵守封建的“伦常义理”，“死心”拥护太平军，“甘蹈白刃”。敌人的哀鸣从反面证明了太平天国群众性反孔斗争的威力。 二
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震撼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引起地主反动派的疯狂咒骂和反扑。以刽子手曾国藩为首的一小撮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标榜程朱理学，打出“克己复礼”的黑旗，大骂太平军反孔使“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讨“粤匪”檄》）。他无耻地借助孔丘的亡灵来组织地主反动力量向太平天国进攻。地主反动派尊孔和革命农民反孔之间的斗争，其主要内容就是挽救还是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也就是“复礼”与反“复礼”的斗争。
“克己复礼”原来是孔丘妄图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地主阶级从革命转向反动以后，又把“克己复礼”奉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法宝。在反动派中被称为“熟精礼典”的曾国藩，把“礼”看成为支配万事万物的根本信条（“经纬万汇”、“纲维万端”《圣哲画像记》）和一切道德、政事的总汇（“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曾国藩笔记·礼》）。他抛出孟轲“无礼无学，贼民斯兴”的说教，认为只有抓住了“礼”，才能“弭世乱于未形”（《江宁府学记》），才能及时制止人民造反。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曾国藩这帮刽子手几乎倾巢出动，分别在河北、安徽、湖南等地组织地主武装，屠杀革命人民，将他们鼓吹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付诸实施。
太平天国提出了“革故鼎新”的革命口号，这是与地主反动派的“复礼”口号针锋相对的。“革故”就是要革清王朝的命，“鼎新”就是要实现“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他们痛斥曾国藩“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的“正名”论，指出在清朝封建统治下的社会秩序正是“足上首下，尊卑颠倒”（《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把它再颠倒过来。他们愤怒控诉清朝统治下“农工作苦，岁受其殃”、“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的情景，宣布清朝是一个“富儿当权”，“荼毒生灵，害虐黎庶”（《劝谕弃暗投明檄》）的反动政府。这对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正如孔丘“复礼”首先要恢复奴隶主土地所有制——井田制一样，曾国藩的“礼”也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太平天国制订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平等、平均思想，实行按人口多少，不分男女，肥瘦搭配平分土地，把矛头直接指向“礼”的经济基础。在革命实践中，太平天国分别采取打击土豪恶霸、没收反革命分子田产、销毁田契债据、“以实种作准”等政策，给农民群众撑腰，猛烈冲击了封建土地制度。曾国藩在反革命文告中疯狂攻击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但在给清朝皇帝的奏摺中却不得不承认人民对太平军“安之若素”，这证明太平天国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打击命中了“礼”的要害，发动了广大农民参加革命战争。
太平天国的反“复礼”斗争，要求推翻封建皇权，消灭封建剥削，它具有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特色，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过了以前历次的反孔斗争，为历代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所望尘莫及。劳动人民自身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地位，对孔丘宣扬剥削有理，革命有罪的反动说教，能够作出勇敢的、切中要害的批判，这是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所不能做到的。在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一贯站在反孔斗争的前列，是批孔的主力军。 三
鸦片战争后，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并且和封建主义互相勾结，共同压榨中国人民，成为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不但反对清朝封建统治，而且也担负了抗击帝国主义的任务。这一特点是时代决定的。
帝国主义者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之后，认定清朝政府是他们控制中国的驯服工具，于是决定进一步帮助清朝政府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当时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赤裸裸地宣称：“为英国利益之故，必须维持清政府及恢复中国内部的安宁秩序。”为了替他们罪恶的侵华政策辩护，他们也利用孔孟之道，把自己打扮为中国文化的保护人，切齿咒骂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破坏了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机构”，扬言要让被革命人民赶跑了的“中国有教养、有名望的阶级”（指地主反动派）恢复“平民的天然领导者”的地位（《英国公使布鲁斯报告》）。当时参加镇压太平军的外国兵舰中有一艘就命名为“孔夫子”号，这就是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地提倡孔孟之道，支持清朝统治者绞杀革命和实行复辟的罪证。
极端腐朽虚弱的封建势力已经无法单独维持自己的统治，必然要乞求帝国主义的支持，向外国侵略者屈膝投降。在太平军勇猛打击下，曾国藩一再哀叫“大局殆无挽回之理”，“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曾国藩书札·复陈俊臣》），只得把希望寄托于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目下形势，舍借助洋兵，实别无良策”（《遵旨统筹全局折》）。他曾对他的忠实信徒李鸿章反复宣讲孔孟卖国哲学，强调对待外国侵略者要按“孔子忠敬以行蛮貊〔mò音陌〕”之道，守定“忠信笃敬”四字（《复李少荃》），就是侵略者欺压中国军民，也要对他们“谦恭逊顺”、“相敬相让”，才能收到“借外人之力”的效果。曾国藩除了勾结英、法等帝国主义，还准备投靠老沙皇。一八六○年冬，老沙皇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侵占我东北大片领土，又表示愿意派兵帮助清朝统治者镇压太平天国，以谋对我国作进一步的侵略。曾国藩竟表示“该夷与我素无嫌怨”（《复陈洋人助剿及粮米运津折》），建议清廷与沙俄约定出兵日期，共同扼杀太平天国革命。曾国藩这个大儒，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卖国贼。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横眉冷对帝国主义者和地主反动派的咒骂和进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这和曾国藩之流贩卖的汉奸哲学形成尖锐的对立。曾国藩鼓吹对侵略者要讲一个“诚”字，对不平等条约不能违背。洪秀全则始终不承认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曾国藩无耻地叫嚷“洋人助我攻剿‘发匪’”，“有德于我”，表示要永远不忘洋大人的恩典（《曾国藩日记》）。洪秀全却坚持不能“引鬼入邦”的原则，大义凛然，严辞拒绝外国侵略者以平分中国土地为条件帮助推翻清王朝的诱骗。尊孔卖国和反孔爱国的对照何等鲜明！太平天国在答复侵略者威吓的文告中，还指出他们“假装友好，暗助清妖，派兵驻守清妖重地，钳制我军行动”，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侵略的阴谋，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太平军在各个战场上坚决抵抗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多次给他们以沉重打击，使侵略军闻风丧胆。太平天国在外交谈判中坚持了革命立场，在战场上又杀出了中国人民的威风，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帝国主义迅速将中国殖民地化的步骤，充分表现了“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这一切证明，太平天国反孔与地主反动派尊孔的斗争同时又是爱国和卖国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上，凡是搞倒退、搞复辟、搞反革命的家伙，总要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也总要搬出孔孟之道来为他们的投降卖国行为辩护。曾国藩的卖国“心法”，经由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传到了林彪。曾国藩和林彪，一个要勾结老沙皇，另一个要投靠新沙皇；一个吹捧卖国的南京和约是符合孟轲所说的“乐天之道”，是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上策”（曾国藩《家书》），另一个也胡说我国应当服从社会帝国主义的指挥棒，要当苏修保护伞下的儿皇帝。真是两个帝国主义奴才，一副反动嘴脸！ 四
尊孔和反孔的斗争也反映到太平天国革命队伍内部。为要搞垮太平天国，地主反动派总是力图在革命军内部寻找代理人，孔孟之道是他们腐蚀革命队伍的反动思想武器。特别是到了革命后期，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和斗争的更加复杂，太平军内部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在尊孔思想侵袭下逐渐蜕化变质，阶级立场日益动摇，形成一股复辟倒退势力。
李秀成就是这股复辟倒退逆流的代表人物。
李秀成是个尊孔派。他违反太平天国纪律，私读孔孟“妖书”，在他的住宅墙上满挂儒家“经典上的道德格言”。为了替他的投降分裂路线寻找根据，他还贩卖孔孟唯心主义哲学，鼓吹“天命论”，宣扬清朝统治中国是“天命而来”。他大行中庸之道，说什么清王朝对人民“其情本重”；对清朝官吏大谈“各为其主”，“不必相害”。在他的纵容包庇下，他主管的苏浙地区尊孔思潮重新泛滥起来，已经砸烂的孔丘偶像重新塑制，孔庙也要重建，甚至在科举考试中还抛出“偃武修文”这样公然对抗革命战争的试题。
从一八六○年末开始，李秀成推行一条投降分裂的路线，与洪秀全的革命路线对抗。在经济上，李秀成正式承认并且保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支持地主逼收佃农的租项，甚至还曾派兵帮助地主“弹压”抗租农民。在政治上，李秀成公然包庇血债累累的清朝官吏和将领，“厚礼相待”，将他们放走。他还招降纳叛，让不少地主阶级分子担任职务，一些地主武装的头目乘机打入太平军内部，篡夺基层政权。在组织上，李秀成的错误路线表现为大搞宗派活动，排挤不属自己系统的兄弟部队，扶植私人势力，对太平天国领导核心共同决定的战略部署，拒不认真执行。李秀成的投降分裂路线给太平天国后期革命战争带来了很大危害。
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坚决反对李秀成的投降分裂路线，对地主反动派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痛斥了反革命的中庸之道，反复强调“斩邪留正”的战斗意义，表明“誓不与清妖两立”的决心，指出“在生死存亡的大战斗中，咸丰的军队对我们并无丝毫恻隐之心，我们亦不能以仁爱给他们”。这是革命农民从战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朴素的斗争哲学。洪秀全多次当面痛斥李秀成动摇军心的失败主义谬论。在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条件下，洪秀全毫不动摇。直到天京被围，危在旦夕的时候，他坚持领导全军英勇战斗，并作出了严厉制裁通敌分子的决定，对敌斗争毫不手软。他带头用野草充饥，坚持战斗到最后一息。洪秀全坚决战斗的一生，是太平天国斗争精神的光辉体现！
洪秀全和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后期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可以从他们对待孔孟之道的不同态度找到思想根源。洪秀全是坚定的反孔派。他对孔丘反动思想的毒害认识较深，并且有一定的自我批评的精神。他公开承认自己读孔丘的书“亦被教坏了”（《太平天日》）。在革命战争过程中，在广大群众的反孔高潮影响下，他斗志愈来愈坚决，把自己早期所写的革命文献中夹杂儒家思想的部分删除，并于一八六二年把包含鞭挞孔丘故事的革命文献《太平天日》正式刊布，打击了当时正在李秀成主管地区内掀起的尊孔逆流。洪秀全在革命战争中的坚定性，是和他把反孔斗争不断深入地进行下去的决心密切相关的。而李秀成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孟信徒，他晚节不忠，被俘后终于叛变革命，堕落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历史经验表明，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凡是叛变革命的，往往都从孔孟之道的垃圾堆里寻找反动的理论根据。李秀成是这样，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等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也是这样。林彪一伙无耻吹捧李秀成是“民族生存的灵魂”和“领导历史运动的巨匠”（陈伯达：《新人生观的创造》），妄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他们这样做是徒劳的，只能落得个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向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的冲击，其规模和影响都超过了以前历次的反孔斗争，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前驱。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光辉历史告诉我们，对孔丘反动思想的批判历来都不仅是思想斗争问题，而且是严重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回顾这场斗争的历史，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尊孔与复辟的关系，而且还看到了尊孔、复辟、卖国的联系。要打掉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手中的孔孟之道这个反动思想武器，就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坚持进行反孔斗争。
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毛主席指出：“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可能以科学的世界观深刻揭露和彻底批判孔孟之道。这个历史任务，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今天，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广大工农兵群众直接参加，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就一定能够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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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学院史地系历史专业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开门办学
同工农兵一起研究儒法斗争历史
新华社长沙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电 湖南师范学院史地系历史专业师生开门办学，同工农兵一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研究儒法斗争史，批林批孔，促进世界观的改造，积极发挥文科的战斗作用。
今年以来，这个专业的师生纷纷深入到新化、长沙、双峰、益阳、常德等地的工厂和农村参加批林批孔斗争，编写有关儒法斗争史的通俗讲话材料，进行社会调查和理论辅导工作，同时帮助部队培训理论骨干。到目前为止，他们参加批林批孔群众大会近百次，在工人群众和工人理论队伍中宣讲儒法斗争史九场，写出各种调查报告和文章二十多篇，有的已在报刊上发表。
通过同工农兵理论队伍一起学习，一起批林批孔，师生们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密切了与工农的联系，提高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有一位古代史教师，在他和解放军同志一起写作《谈吴起的变法事业》一文时，看到部队同志敢想敢干，刻苦钻研，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感受很深。这位教师虽然身体不大好，仍然夜以继日地坚持参加修改，直到定稿。这个专业的教师们在工厂辅导宣讲儒法斗争史的时候，先写好讲稿试讲，反复征求工人的意见，进行修改补充，做到观点更加鲜明，更加通俗易懂。比如工人指出，在讲两汉时代儒法斗争史的时候，不能只着重讲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还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讲清楚政治路线斗争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导当前斗争。在工人的启发下，教师们体会到只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接近工农群众，才能更好地发挥史学研究的战斗作用。
最近以来，这个专业的师生在研究整个儒法斗争史的同时，进一步着重研究湖南地方历史上儒法斗争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帮助当地群众正确评价一些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澄清儒家歪曲史实的影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围绕着宋代发生在洞庭湖一带的钟相、杨么农民起义的问题，他们派出调查组，深入到滨湖地区搜集有关农民起义军的反孔斗争资料，了解历史上劳动人民在反孔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他们还围绕着清朝末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曾国藩尊儒反法的罪恶活动，到曾国藩的家乡湖南省双峰县农村进行调查，收集史料和流传在民间的一些传说、故事，现在正着手写作《曾国藩——近代中国尊孔、复辟、卖国的开山祖》的文章。另外，他们还在整理研究湖南历史上法家人物的思想、生平事迹。通过这些研究和写作活动，锻炼师生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和工农兵群众一起学习和批林批孔，湖南师范学院历史专业师生更加坚定了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的方向，发展了教育革命成果。今年四月中旬到六月初，这个专业的教师和一年级学生八十多人到新化锡矿山开门办学。他们和工人一起同吃同住，研究儒法斗争史，批林批孔，同时广泛调查矿史、村史、家史以及帝国主义掠夺史。师生们参观了历史遗迹，访问了一百多位历史见证人，写了七十多篇批判稿和调查材料。通过这些活动，师生们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罪恶历史，比在课堂上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在益阳市实习的三年级工农兵学员，在给工人理论队伍辅导儒法斗争史的过程中，也体会到史学研究必须以社会为工厂，紧密同现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战斗作用，也只有这样，才能检验教学质量，提高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