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孔丘的仁义道德与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
燕枫
鼓吹孔丘的那一套仁义道德，是林彪推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深入批判林彪在这方面的谬论，看看他是怎样把孔老二反动腐朽的思想拿来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的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严厉地指出过：“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论持久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阶级敌人要把孔老二的仁义道德搬过来，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必然要竭力掩盖它的反动阶级本质，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林彪正是这样干的。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在他的黑笔记里，就把孔老二的“德、仁义、忠恕”叫做是什么“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是“历史唯物主义”。他胡说什么孔丘的“仁、勇、智”就是讲“团结”，讲“斗争”，讲“唯物论”，并叫嚷要“用其内容”。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它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又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人们的善恶观念和道德原则也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所谓永恒的、超阶级的道德是根本不存在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反杜林论》）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青年团的任务》）
被林彪称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要继承其内容的孔老二的仁义道德，到底是哪个阶级的道德观呢？
孔老二的道德核心是所谓“仁”。一部《论语》，讲到“仁”的地方就有一百多处。什么是仁？这个政治骗子毫不含糊地回答：就是“克己复礼”。“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孔老二看来，仁与不仁，道德与不道德，完全是以“复礼”，也就是以维护和复辟奴隶制为标准、为转移的。所谓忠、孝、节、义之类，不过是“仁”在各种关系中的具体应用。孔老二所说的“忠”，有其确定的阶级内容，就是要人们忠于奴隶制政权，忠于各国国君和周天子，死心塌地地为奴隶主阶级卖命，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所谓“孝”，就是要人们绝对服从宗法的家长制的统治，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在家，作专制家长的奴隶；在邦，作天子或国君的顺民。所谓“义”，是指行为要服从奴隶制统治秩序，反对任何损害奴隶主贵族的“犯上作乱”现象。至于被孔老二奉为“天下之达德”的“知、仁、勇”，从道德方面来说，也完全是为其“复礼”的政治目标服务的。正如孔老二自己所供认的，他提倡“知、仁、勇”，就是为了“修身”、“治人”、“治天下国家”，使奴隶制永世长存。可见，孔老二的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道德信条，是日趋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一套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阶级加以继承改造，成为维护反动的地主阶级专政、毒害和欺骗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一再宣扬这一套。林彪宣扬这些东西，只能表明他顽固地站在反动立场上，“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
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林彪鼓吹孔老二腐朽不堪的仁义道德，就是要“用永恒的绝对的道德原则的观点来提出自己的一切政治要求”，推行其“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妄图抹杀和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不是狂热鼓吹孔老二的“德、仁义、忠恕”，可以作为“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吗？不是在伪善地侈谈“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以“仁爱之心”“忠恕之道”对待一切人吗？在林彪这些反动的说教里，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界限，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复辟的严重威胁，统统不存在了。正象恩格斯揭露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林彪这个妄想把无产阶级专政“吃掉”的野心家，竭力宣扬这种“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的“老调子”，其目的就是用反动、虚伪的阶级调和论，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林彪反党集团所以要鼓吹孔孟之道，疯狂地咒骂秦始皇和法家，完全是为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对叛徒、特务和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服务的。
道德作为一定的阶级意志的直接表现，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剥削阶级总是要利用旧道德来掩盖他们凶狠、阴险的真面目，掩盖他们推行反动的政治路线。我们摈弃孔老二的一切道德说教，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剥削阶级的利益，为维护和复辟反动没落的奴隶制服务，为维护和复辟走向灭亡或已被推翻的一切反动没落的剥削制度服务。林彪一伙是国内外反动派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的阶级本性是极其凶恶和极其虚弱的。他们要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要让被打倒的阶级敌人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他们所干的这种反革命事业是不得人心的。因此，他们需要欺骗，需要伪装，需要利用孔老二的仁义道德来为他们推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对于林彪鼓吹孔老二的仁义道德的反动目的，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
林彪推销孔孟的仁义道德，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王明、刘少奇等都曾经贩卖过。林彪死党、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积极配合国民党，篡改马克思主义，宣称“中国的旧道德，如‘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在现代可以成为新的美德”。不仅如此，陈伯达还竭力吹嘘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声称只要改一个字，变成“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能使这个“封建社会的美德转变为极高的人类美德，而且在哲学上恰是由唯心论转变到唯物论”。这完全是鼓吹阶级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的胡说八道。在阶级社会中，对立的阶级之间，只有“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或“人所不欲，要施于人”，而没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妄想灭亡中国，“不欲”自己被赶出去，我们就要把这个“不欲”施于它身上；国民党反动派妄想吃掉共产党，“不欲”解放区的巩固扩大和人民军队的发展，我们就要把这个“不欲”施于它身上。没有这一条，还有什么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什么抗日战争的胜利？反之亦然，我们“不欲”的一切，国内外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要施于我们身上。抹杀了这一点，就是抹杀了阶级斗争全部的历史经验。总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好，“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好，本质上完全一样，都是剥削阶级用来欺骗和愚弄人民的谎言，反动统治阶级本身谁都没有实行过而且根本不准备实行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比前者多了一层近代资产阶级所常用的超阶级的色彩罢了。今天，林彪又袭用机会主义者所惯用的手法，把反映古代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和需要的道德，“转变”为适应现代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需要的道德，并给它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然而也正在这里，充分暴露了林彪一伙是地地道道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货真价实的政治骗子。
除了企图欺骗、麻痹革命人民以外，林彪贩卖孔老二反动的道德信条，还有一个目的，即用它来威胁和强迫其一小撮死党，以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拿“忠”来讲，就是要林彪的死党去干叛党叛国，危害毛主席、党中央的坏事，“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家父子。再说“孝”，就是要他的法西斯小舰队按照“事父母敬而不违”、“以从亲之令为孝”的精神，对林彪的反革命旨意曲意逢迎，言听计从。而所谓“仁”和“义”，则是要他的死党以反革命的共同利益为重，紧密勾结，即使失败了，也要“不成功便成仁”，如此等等。总之，是要以孔老二的仁义道德作为反革命内部纪律，统一其死党的思想和行动，使他们服从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死心塌地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效劳。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以一小撮反动派的主观幻想为转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不管林彪怎样乞灵于孔老二的反动思想，妄图以此“统一”其死党的意志，为在中国搞反革命政变服务，其阴谋是决不能得逞的。看吧，林彪及其死党在策划反革命阴谋时，总是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什么仁义道德也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的虚弱与恐慌。林彪不是要他的死党“不成功便成仁”吗？可是，当反革命“联合舰队”覆没的时候，带着花岗岩脑袋去“成仁”的，真是寥寥无几。就连林彪这匹“独往独来”的“天马”，在“不成功”时也决不肯“成仁”，而是仓皇逃命，狼狈投敌，可耻地投奔苏修，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最后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由此证明了所谓仁义道德的彻底破产。
毛主席说过：“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人民服务》）无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先烈们为革命而英勇牺牲，这是比泰山还重的。而林彪为其反革命阴谋丧生，则是比鸿毛还轻。正象马克思批判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时说过的那样，林彪这个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杀害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人民、投降苏修的叛徒、卖国贼，“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法兰西内战》）
正当林彪反党集团起劲地宣扬儒家道德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也遥相呼应，紧密配合。他们用修正主义的观点解释孔丘，吹捧孔丘，把孔丘其人和他的反动思想吹到了天上。他们胡说孔老二的道德原则就是为了培养“君子”。而这种君子是“对于饮食、财富、生活舒适和物质利益漠然置之”，“毕生献身于崇高的思想，为人民服务，探求真理”的“完人”，是“各种美德的综合体”。啊哟哟！真想不到，“君子”，这个两千年前孔老二心目中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理想人物，在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苏修眼里，今天竟然成为如此不可超越的“摩登圣人”，给加上了这么多的桂冠。然而，苏修叛徒集团把修正主义观点和孔老二的“君子”“合二而一”，竭力美化的卑鄙目的和手法，是欺骗不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的。人们完全清楚，苏修叛徒集团吹捧孔老二的道德观，吹捧“君子”，首先是为了反华；同时，也是为了将这种“君子”树为修正主义的典型，把他们一小撮特权阶层打扮成道貌岸然的“君子”，以欺世惑众，维护其法西斯统治。其实，孔老二所说的“君子”，就是反动统治者的代名词，是和“小人”即奴隶相对照而言的。苏修叛徒集团声嘶力竭地吹捧“君子”，恶毒地咒骂所谓“追求荣华富贵的小人”，不打自招地暴露了他们站在人民的对立面，顽固推行修正主义的叛徒嘴脸，证明他们象列宁所斥责的叛徒考茨基一样，“是糟踏马克思主义的头号伪君子”。（《第二国际的破产》）
孔老二的道德信条，贯串着一条黑线，这就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人性论。剥削阶级为了从思想上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在进行道德说教时，往往要搬出超阶级的“人性”作为伪装，标榜他们道德的“全民性”，妄图掩盖剥削阶级道德的阶级本质。正是在这一点上，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丘的人性论，曾为以后两个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走向腐朽没落时一再利用，直至今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时候曾经指出，“各色英雄好汉都在道德哲学中为了真正的道德而各显神通。费尔巴哈为了人而爱人，圣布鲁诺爱人，因为人‘值得’爱，而圣桑乔爱‘每一个人’”。（《德意志意识形态》）林彪以及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也必然要贩卖这一套破烂。他们企图捏造出这样一种神话：敌对的阶级之间存在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义道德关系，存在着“人类共同的感情”，存在着彼此发生共鸣的“忠恕”之心和“人类之爱”。苏修为了证明孔老二的仁义道德，是同他们长期以来宣扬的“人道主义”口号一脉相通，一再声称孔老二“仁的本质在于‘真正同情’别人”，“把任何人都看成人”。但事实上，苏修叛徒集团从来都不把国内人民和世界人民“看成人”，他们对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和颠覆，他们吹捧孔老二，正是为了在“人道主义”纱罩下面掩盖其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毛主席指出：“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对林彪和苏修鼓吹的仁义道德的批判，同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联系起来。
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决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仁义道德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要象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努力“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荡涤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污泥浊水，使共产主义道德更加发扬光大。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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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
应县大穗稔大队党支部组织插队知识青年进行社会调查，批判林彪攻击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罪行，使他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山西省应县北曹山公社大穗稔大队党支部，组织新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本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知识青年在农村锻炼成长的事实，用调查得来的材料，深入批判林彪攻击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罪行，使知识青年们受到了生动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今年三月初，一批知识青年来到这个大队插队落户。大队党支部特别注意从政治上帮助这批知识青年成长，抓紧对他们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组织他们进行社会调查，联系本大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同贫下中农一起批林批孔。知识青年们通过访问贫下中农和实地参观，深入了解了这个大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大队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全大队粮食产量一度由一百二十多万斤下降到三十八万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贫下中农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激发了干部和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深入开展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开了一条长达十里的大干渠，整修了五十多里支渠，新建了四座高灌站，使六千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一九七三年，全大队粮食产量达到了二百一十四万斤，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随着生产发展，大队购置了拖拉机、汽车和其他农业机械，还兴建了农具修造、粮食加工工厂。去年全大队集体积累达到十七万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合作医疗等，也在这个大队实行起来，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
知识青年们通过调查了解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大队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毛主席关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一伟大教导，理解得更加深刻。他们用亲自调查得到的材料，深入批判林彪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插队知识青年赵月说：林彪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农村大好形势说成“漆黑一团”，真是胡说八道，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就是妄想把历史拉向倒退，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把贫下中农重新推到旧社会的苦难深渊。
这个大队党支部在组织插队知识青年进行社会调查时，还把了解本大队回乡知识青年锻炼成长的事实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插队知识青年们通过邀请优秀回乡知识青年作报告，同回乡知识青年一起座谈，了解到这个大队自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一百五十多名初中、高中毕业生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走上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关怀教育下，普遍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学会了劳动本领，并把在学校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运用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之中，有的担任了生产队干部，有些人成了拖拉机手、高灌站技术员、民办小学教师和赤脚医生，有五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一人参加了大队和生产队领导班子。
今年新插队的知识青年通过调查，体会到农村确实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们运用调查的材料，深入批判林彪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他们说，林彪鼓吹孔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反动谬论，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是妄图把知识青年引向邪路，以实现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我们坚决反其道而行之，立志扎根农村，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广泛的社会调查，深入的批林批孔，使插队知识青年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现在，这些插队的知识青年，斗志昂扬，积极投入三大革命运动，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