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谈《封建论》对秦始皇的评价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小组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对于秦始皇这一革命措施,是赞扬还是诋毁?郡县制和分封制到底哪个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秦朝“二世而亡”是不是由于推行郡县制的结果?怎样评价秦始皇的功过?在我国历史上,这些问题一直是儒法两家斗争的一个焦点,是主张历史倒退还是提倡进步的两种历史观斗争的一个焦点。几乎一切尊儒反法派,一切保守反动分子都大骂秦始皇,大骂郡县制。什么“荡灭先王之制”(傅玄《掌谏职上疏》),“忘万国之大德”(陆机:《五等诸侯论》),什么“始皇暴虐,至子而亡”(吴兢:《贞观政要》)等等,不一而足。随着封建社会一天天走下坡路,儒家反动思想渐渐地占了统治地位,对秦始皇的谩骂也愈演愈烈。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千古一帝”,在反动派的笔下,反倒成了“千古罪人”。
唐朝中期的法家柳宗元,以反潮流的精神,向地主阶级内部的复古派和儒家的传统说教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他在《封建论》里热烈赞扬秦始皇,充分肯定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建立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的革新精神,表达了作者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政治态度。他提出: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做得对,“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郡县制比分封制优越,“其不可变也固矣”。他尖锐地指出,那些诋毁郡县制的论调“是大不然”,那些咒骂秦始皇的人是“尤非所谓知理者”。柳宗元的这些见解,在当时确实很了不起,犹如“石破天惊”,把那些儒家的信徒吓得目瞪口呆。
(一)
柳宗元为什么要赞扬秦始皇呢?
柳宗元认为秦始皇能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废分封,立郡县,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局面,统一了中国。这样,就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
柳宗元对秦始皇的肯定,是用发展、前进的观点,分析了历史情况得出的正确结论。《封建论》说,周朝“列侯骄盈,黩货事戎”,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大,对天子“无君君之心”,致使“末大不掉”,几乎个个诸侯都要起来夺权。他们又相互混战,闹得兵荒马乱,最后导致王朝的灭亡。柳宗元说:造成周朝灭亡的原因,就是实行分封制。所以到周朝末年,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秦始皇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铲除了诸侯的封地,设立了郡和县;废掉了诸侯王,任命了郡守、县令,一改周朝末年分裂混乱的局面,出现了“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的统一盛况。对此,柳宗元给以充分的肯定,“此其所以为得也”。
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郡县制代替分封制,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但是,这个代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自然取代的,而是要经过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的。
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要颠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首先把矛头对准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秦朝刚刚统一,就发生了尖锐的斗争。秦始皇二十六年,以王绾〔wǎn音宛〕为代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公开鼓吹恢复分封制。法家李斯坚决反对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反动主张,认为只有推行郡县制,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路线,认为分封制是分裂和内战的根源。他下令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由中央派出官吏进行治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过了七八年之后,有个叫淳于越的反动儒生又跳了出来,他代表妄图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势力,声嘶力竭地叫嚣:“凡事不学习古代的作法而能长久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要求复辟商周的分封制。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李斯逐步认识到儒家“以古非今”的谬论,是对新兴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主张严厉打击这些反动儒生。秦始皇坚定地按照法家的政治路线前进,有力地支持了李斯的意见,采取“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坚决镇压了从事奴隶制复辟活动的反动儒生,巩固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时代。他进行的是推翻奴隶制,建立封建制的艰巨事业,所以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激烈的。在这场革命的急风暴雨中,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敢于藐视“圣王”,坚持革新,不愧是在全中国第一个完成了封建统一事业的地主阶级革命家。
秦朝灭亡以后,保守反动的复古势力和封建割据势力,总是散布殷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的谬论,为复古倒退制造舆论。是前进还是倒退,是革命还是反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斗争着。不照秦始皇那样坚持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行不行?不行!柳宗元以具体的事实,进一步说明了秦始皇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正确的、必要的。
汉承秦制。但汉初也部分地实行了分封制。结果,中央的政令只能贯彻到郡县,而诸侯王自己另搞一套。诸侯王把封地治理得很坏,还动不动就要叛乱,威胁着中央政权的巩固。在《封建论》里,柳宗元具体指的就是汉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是当时“尊法”的西汉中央政权和“尊儒”的地方割据势力长期矛盾的必然结果。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势力越来越大,同中央政权处于对抗的地位。汉文帝时,贾谊意识到这样发展下去的危险性,曾建议“削藩”。汉景帝时,采用了晁错的建议,进行削藩。以吴王刘濞〔bì音必〕为首的诸侯王发动叛乱,气焰十分嚣张。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英雄”,其实都是跳梁小丑。他们顶多只能在浪尖上翻几个跟头,就被潮流所吞没。景帝派兵镇压,不到三个月便平息了叛乱。刘濞被斩首,其他叛乱的诸侯王有的被处死,有的畏罪自杀。这是坚持分裂、开历史倒车的人的必然结果。“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汉中央政权就将诸侯王任免官吏的权力收回了,为汉武帝进一步削藩,巩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统治打好了基础。
柳宗元总结了这一段历史经验,提出了“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的著名论断。他明确地表示,要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地主阶级专政,就一定要采用郡县制,汉以后再过一百代也是这样。柳宗元又以唐朝为例,认为唐朝已经统治了将近二百年,就是因为实行郡县制的结果。柳宗元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谈得不多,但他用很大篇幅具体而又详细地谈论汉朝的情况,对比郡县制和分封制的优劣,指出实行分封制的严重后果。这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是说给唐朝统治者听的。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不是也有许多藩镇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吗?结果使得唐朝的中央集权大为削弱。柳宗元的意思是,如果唐王朝不削平藩镇,加强中央集权,其后果也必将象汉初那样,“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因此,他主张坚持郡县制,同时要求统治者“善制兵,谨择守”,以加强中央集权,避免“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计。
通过这样的细致分析,反复对照,无可置辩地说明,只有实行郡县制才能使权力集中于中央,使天下听命;只有废除大大小小的诸侯王国,结束诸侯割据分裂的局面,朝廷的政令才能贯彻下去。总之,只有实行郡县制才能巩固全国的统一,才能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这充分表达了柳宗元坚持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强烈愿望。
百代都行秦政法。这个事实深刻地说明,秦始皇所创建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适应封建社会发展要求的。反动的儒家学派是那样疯狂地谩骂秦始皇实行郡县制,而事实上,他们自己所支持的封建王朝又无一不是实行郡县制的,这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清初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就说过:“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读通鉴论·秦始皇》)唐朝以后的一千多年历史,也证明了柳宗元论断的正确。
既然郡县制对于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政权这样有利,那么,实行郡县制的秦王朝为什么很快就灭亡了呢?柳宗元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明确指出:秦朝“二世而亡”,“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人怨”是什么呢?秦王朝,特别是赵高篡权后的秦二世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正如柳宗元在文章中所说的“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终于揭竿而起,推翻了秦王朝。柳宗元肯定地说:“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有力地批判了孔孟儒学以秦“二世而亡”来否定郡县制的反动论调。
柳宗元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认识到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他们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是造成秦朝灭亡、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原因。同时,他也不可能认识到,秦始皇死后,代表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宦官赵高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秦朝大权,改变秦始皇所推行的法家路线,使秦政权变质,这也是秦朝很快就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充分认识到郡县制比分封制优越,指出秦灭亡不是因为实行郡县制,而是“咎在人怨”,是“政”不好。这比起顽固主张分封制,反对郡县制的孔老二的忠实门徒是高明多了,也进步多了。
柳宗元竭力论证郡县制的优越性,论证郡县制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政权。这就把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从而巩固了国家统一的历史功绩,非常突出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国家的统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斯大林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愿望。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把郡县制扩大到全国,用法令的形式把封建土地所有制固定下来,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修筑长城,抵御侵略。所有这些维护统一的措施,不仅在当时巩固和发展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繁荣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而且对以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这是他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国家保持了统一的局面,充分说明了国家的统一是人民的共同意愿,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天,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七亿人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正在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正在走着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国家是空前统一团结的。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今天,我们只有坚持团结,坚持国家统一,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胜利地前进,才能打败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犯,打败一切来犯之敌。
叛徒、卖国贼林彪,大搞分裂活动,妄图破坏我们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另立中央,充当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儿皇帝,以实现他“克己复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这是违背七亿中国人民意志的罪恶活动,也是违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终于被中国人民所抛弃,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就是一切搞分裂活动、卖国投敌的民族败类的必然下场。
(二)
柳宗元认为郡县制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政权,还因为在郡县制下可以任用“贤能”。任用“贤能”这个问题,柳宗元是看得很重的。他说,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怎样才能治理好呢?他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他把能否任用“贤能”,看作封建国家能否治理好的一个关键问题。他为了揭露造成“贤”与“不肖”错乱颠倒的社会现象的原因——“继世而理”的奴隶主世袭制度,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孔老二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唯心史观。他态度鲜明地说:“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就是说,由于分封世袭,奴隶主贵族子孙一代传一代地掌政当权,在上位的统治者不一定就“贤”,在下位的人不一定就不“贤”。“智”与“愚”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继世而理”的世袭制度应该废除。这是对孔老二所宣扬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有力一击。
柳宗元指出,实行郡县制,中央把任免地方官吏的大权抓在自己手里,可以任命自己满意的人材。如果发现他不好,不听指挥,或有“拜受而退已违”的两面派行为,又可以及时撤换、罢免。这样“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封建统治就可以巩固。因此,柳宗元说:“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这是对秦始皇很高的评价。
应该指出,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公私观。柳宗元所谈的是地主阶级的公私观。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即所谓“天下”,是有阶级内容的,只有某一阶级专政的“天下”,而决没有代表敌对阶级双方利益的“公天下”。各个阶级所讲的“公”,从来都有一定的阶级内容,不是也不可能是超阶级的。所谓秦始皇的“公天下”,也只是给地主阶级的所谓“贤能”之士提供较多的参加政治的机会,提拔他们到统治地位上去,为巩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而广大劳动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始皇这样做,冲破了奴隶制社会以宗法血缘关系维持统治的“任亲”传统,是难能可贵的。柳宗元以是否有利于社会历史发展这个客观效果,作为“公”还是“私”的标准,也是难能可贵的。
柳宗元肯定了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政权选拔官吏治理郡县的方式,批判了奴隶社会里世代承袭、父子相传的作法,这也就是从“选贤任能”这个角度,对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废分封、行郡县的一种肯定和赞扬。
(三)
我们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柳宗元代表地主阶级革新派,反对保守派,企图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为封建统治者谋求长治久安之策。他论证郡县制的优越性,论证郡县制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统治。他以反潮流的精神,充分肯定了秦始皇,肯定了他在统一中国的事业上的杰出贡献。柳宗元作为地主阶级中一个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思想家、政治家,把他的尊法反儒的思想同他的要求革新政治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不是颇为可取吗?当然,柳宗元在谈论郡县制优越于分封制的时候,还仅仅从政权构成的形式上,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政体”上去理解,不可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以为只要封建统治者治理得好,就可以永保太平,也是不正确的。郡县制对于巩固秦始皇所建立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是由于郡县制是秦始皇所推行的那条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离开了路线来谈问题,是不可能抓到问题的本质的。
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柳宗元,我们不是也应当这样看吗?
也正是根据这一马列主义原则,我们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我们认为他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是法家思想的彻底的有成效的实践者,在历史上给他以一定的科学地位。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打击了孔老二那一套“克己复礼”的谬论,打击了顽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奴隶主旧贵族和反动儒生,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坚持了国家的统一。他的这种革新精神和一系列政治措施,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这么大的贡献,做了许多好事,为什么历代反动派都咒骂他呢?
毫不奇怪,我们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加以剖析,就会明白。他们咒骂秦始皇,完全是由他们腐朽没落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西汉初期,地主阶级还处在上升阶段,从汉高祖开始的几个皇帝都奉行法家路线和政策。这一时期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一般都是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实行法治的。后来,地主阶级逐渐从一个革命的阶级向它的反面转化,地主阶级当权派对秦始皇的攻击越来越厉害。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失去了原先的革命性,逐步转化为保守的、反动的阶级。他们所要求的不再是变革,而是永世不变的统治,当然不再需要法家那种提倡变革现状的思想。同时,他们认为法家那种直言不讳地宣传实行地主阶级专政的作法太露骨了,缺少欺骗性。于是,他们便提倡复古主义、保守主义,大耍反革命两手,宣传“仁义”以愚弄人民,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因此,他们必然求助于孔老二的儒家思想。尊孔一定要反法,反法就决定了他们必然攻击秦始皇。
地主阶级走向腐朽没落以后,儒家学派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独尊的学派。秦始皇废了先王之法,骂了他们供奉的“圣王”,他们怎么能饶过秦始皇呢?所以,正象孔老二的“圣人”的形象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一样,秦始皇所谓“暴君”的形象,也是历代反动派制造出来的。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大肆攻击秦始皇,咒骂法家。一九五八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九六○年五月,他又跑到长城脚下,朝拜“孟姜女庙”,发泄他对秦始皇的仇恨。一九七○年,他们一伙竟然哼起唐人章碣〔jié音杰〕攻击秦始皇的《焚书坑》诗来。林彪反党集团为什么也对两千年前的秦始皇如此深恶痛绝呢?戳穿一看,他是借古骂今,借骂秦始皇,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秦始皇使用某些暴力措施,主要是针对没落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的,是革命的、进步的。如果秦始皇不用暴力镇压吕不韦、嫪毐〔lào ǎi音涝矮〕的叛乱,能够为统一中国作好充分的准备吗?如果不是用暴力消灭关东六国,能够统一中国吗?如果不进行“焚书坑儒”,秦政权能够巩固吗?不能!其实,任何国家政权都是暴力的机器。我们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坚决拥护革命的暴力。“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秦始皇正是从儒家的“删书”中,学会了“焚书”,从奴隶主反动派杀害法家人物的反攻倒算中,学到了“坑儒”,这就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林彪咒骂秦始皇,咒骂法家,充分说明了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林彪反对进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复辟资本主义。难道林彪真的不要专政,不要暴力吗?决不是。他只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要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只是不要革命暴力,而要反革命暴力。《“571工程”纪要》不就是他们大搞反革命暴力,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吗?他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什么“忠恕”、“恃德”,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的反动本质。林彪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高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就是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要把他们从无产阶级专政下“解放”出来,让他们重新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用心何其毒也!他们越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越说明我们做对了,我们越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林彪反党集团向无产阶级专政挑战,妄想把历史拉向倒退,复辟资本主义,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只能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一样,被人民所唾弃,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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