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读《商君书·更法》
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 林耀华
公元前三五九年,著名法家商鞅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变法前夕,秦国宫廷内爆发了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大辩论。孔老二的忠实信徒、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跳出来反对变法,遭到了商鞅的迎头痛击。《商君书·更法》篇记录了秦国这场法家路线战胜儒家路线,新兴地主阶级战胜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激烈斗争。
当时,商鞅主张变法革新,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自然遭到了奴隶主贵族的非议。秦孝公考虑到当时社会的变化,迫切地希望变法,但怕人反对,下不了决心。一天,秦孝公把商鞅、甘龙、杜挚三个大夫找来商议变法的事情。商鞅的态度鲜明,强调变法要果断坚决,不能犹豫。他说:有人议论讥笑,我们不理它。只要能够“强国”和
“利民”(他指的是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就不必死守旧的法度和礼制。
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甘龙立即表示反对。他胡诌了一大堆不变法的“好处”,什么办事情可以省力啦(“不劳而功成”),官吏们习惯,老百姓也太平啦(“吏习而民安”),社会舆论不赞成变法啦,等等。总之,在甘龙看来,变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简直糟透了。商鞅当场痛斥了甘龙那种死守旧习惯、旧教条的保守言论。他对秦孝公说:
“对于那些拘守旧制的人,我们用不着同他们多罗嗦;至于那些被旧法捆住手脚的人,根本没资格参加关于变法的讨论。”(“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商鞅的这些话,同他把儒家的“礼乐”、“诗书”、“仁义”等比作虱子一样,表现了他对孔学儒生的极度蔑视,反映了战国时期法家敢于同儒家、新兴地主阶级敢于同没落奴隶主贵族进行战斗的生气勃勃的精神。
甘龙被驳倒了,另一个孔老二的信徒杜挚把他们祖师爷的“克己复礼”、“信而好古”的那套黑货抛了出来。他大叫:“效法古代不会犯错误,遵循礼制不会出毛病。”(“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这是一个维护腐朽、没落社会制度的反动口号。历史上的儒家都用这个口号同法家对抗,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也用它来阻挡一切进步的变革。当时,商鞅紧紧地抓住杜挚的反动口号,针锋相对地驳斥说,古代的法度和礼制也是各不相同的,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情况的变化来制定的。因此,“治理国家不能用不变的方法,要对国家有利就不能照搬古代的东西。”(“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接着,商鞅又运用对比的方法,举出历史事实,大力宣传变法的优越性和不变法的危害性。他讲到商汤、周武并不按照古代的法度和礼制办事,把国家治理得很兴旺;殷纣和夏桀正因为没有及时地改变旧的法度和礼制,最后灭亡了。(“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由此,商鞅得出结论:“反对古代法制的人没有什么不对,死守古代法制的人不值得赞扬。”(“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在这场大辩论中,商鞅批判了儒家厚古薄今的谬论和倒退的历史观,阐明了法家厚今薄古的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思想上、理论上为变法的胜利开展扫清了道路。
通过这场大辩论,秦孝公接受了商鞅的变法主张,颁布了第一道法令。从此开始,秦国废除“井田制”,实行奖励耕战、按军功论赏等一系列变革措施,终于从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先进的强国,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更法》篇记录的这场大辩论,是商鞅变法的前奏曲。它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的斗争往往是政治斗争的前导。每进行一种革命的变革,总会受到一些旧思想和旧人物的对抗。要求革命、要求前进的人们,只有发扬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才能冲破重重障碍,达到革命的目的。历代的法家总是坚持前进,勇于革新,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主张,适应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历代的孔孟之徒,顽固守旧,阴谋复辟,总是不遗余力地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甘龙、杜挚之流是如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是如此。林彪一贯尊儒反法,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刻,大搞“克己复礼”的复辟阴谋活动,一再把设国家主席当作“复礼”的政治纲领,散布什么“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谬论。同时,他又大肆贩卖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以此作为复辟的理论纲领。然后,他伙同其死党,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演出了一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变丑剧。这种拙劣的手法是同甘龙、杜挚之流一脉相承的。
今天,林彪已经自取灭亡。但是,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依然存在。我们读一读《更法》篇,对于正确估价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一定要刻苦攻读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读一点法家的著作,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系统地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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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戳穿“为民请命”的反动实质
——《盐铁论》读后
解放军某部战士 张文祥
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表明,反动派搞复辟、倒退活动的时候,往往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欺骗群众,笼络人心。读一读《盐铁论》,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看看叛徒、卖国贼林彪怎样袭用了两千多年前孔孟之徒的这套卑劣手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阶级斗争的规律。
公元前八十一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由当朝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一手策划召开的盐铁会议,就是复辟分裂势力,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向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进行的一次猖狂进攻。他们从攻击盐铁官营政策入手,妄图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路线。杰出的法家、御史大夫桑弘羊,坚决捍卫了汉武帝的路线和政策。当时,他年过七十,白发苍苍,面对突然袭击,毫不畏惧,舌战顽儒,力排众议,以进步的法家思想,戳穿了这帮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为民请命”的反动实质。
《盐铁论》一开头,就记载着盐铁会议是在所谓“问民间所疾苦”的幌子下召开的。会上,那些为霍光收买的腐儒,即所谓贤良、文学们,大肆攻击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闹得国富民穷。他们说什么农民买不起盐,只好淡食啦;“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不合民用啦。好象只有他们一伙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是“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这是个大骗局。
贤良、文学们所谓的“民”,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施行盐铁官营以前的西汉社会,私人可以铸钱、冶铁、煮盐,社会的经济命脉由那些地方诸侯王和大工商奴隶主控制着。他们役使大量奴隶,残酷剥削贫民,以致“民有饥色,路有喂人”。他们凭借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破坏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进行分裂复辟活动,并且与匈奴奴隶主贵族相勾结。汉武帝时期,桑弘羊制定和推行了盐铁官营的政策,把这些大工商奴隶主从采矿、冶炼、制作、煮盐以及运输、贩卖等经济领域中排挤出去,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切断了他们的牟利之途。这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统一和抗击匈奴侵略的物质基础,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措施。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刚建立不久,维护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统一,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当时的匈奴是个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经常入侵内地,大肆掠夺,对于西汉这个先进的封建制农业国,是极大的破坏。因此,汉武帝抗击匈奴侵略的正义战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唯有那些地方诸侯王和大工商奴隶主以及他们的代言人贤良、文学们,对汉武帝的这条政治路线,恨之入骨,极尽诬蔑、诽谤、攻击之能事。他们甚至毫不掩饰自己的投降主义的嘴脸,疯狂反对抗击匈奴侵略的正义战争。由此可见,贤良、文学们为之争利的“民”,根本不是广大人民群众,而是地方诸侯王和大工商奴隶主,是一小撮妄图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
贤良、文学们的“请命”,究竟要“请”什么呢?他们大言不惭地叫喊要“复往古之道”,“罢盐铁,退权利”,也就是要取消盐铁官营,把掌握这些经济命脉的权力退给地方诸侯王和大工商奴隶主。如果依了他们,就从经济上挖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墙脚,有利于地方诸侯王和大工商奴隶主搞分裂和叛乱;如果依了他们,就要削弱抗击匈奴侵略的物质力量,给他们的投降主义路线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是要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统一,而是要把地方分裂、割据势力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的权力“请”回来;他们也不是要加强战备,坚决抗战,而是要把北方匈奴奴隶主贵族“请”进来,建立匈奴奴隶主贵族侵略势力和汉族大地主阶级保守派以及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动政治同盟。一句话,他们要“请”的“命”,不是社会的前进,而是社会的大倒退。倒退、分裂、投降,这就是贤良、文学们“为民请命”的反动实质!
发生在我国西汉中期的这场前进与倒退、反复辟与复辟的斗争告诉我们,既然当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的时候,尚且不可避免地出现维护旧制度的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那么,当今天无产阶级进行彻底推翻一切剥削制度和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时,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更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为了隐蔽自己的反革命面目,也必然要打起“为民请命”的破旗。林彪一伙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恶毒攻击我们“‘国富’民穷”,“缺吃少穿”,“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等等,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实际上他们和汉代的贤良、文学们一样,根本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代表的“民”,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为民请命”,就是要把一小撮地、富、反、坏、右重新“请”上台,把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请”回来,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请”进来。一句话,就是要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把中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是,历史的车轮是不能倒转的。林彪的分裂、复辟、卖国活动,很快就遭到可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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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熹的“待人”哲学与林彪的复辟诡计
——福建省崇安县五夫公社贫下中农和干部批林批孔会纪要
福建省崇安县五夫公社五一大队,过去名叫五夫里。据崇安县志记载,宋绍兴十三年(公元一一四三年),朱熹迁居于此,投奔他父亲生前的朋友刘子羽,并受业于五夫的刘勉之和刘彦冲。至今,那里还残存着朱熹设立的“五夫社仓”和他撰写的“神道碑”,以及同他有关的“紫阳楼”旧址和“朱子巷”。宋乾道四年(公元一一六八年),朱熹在五夫里设了“五夫社仓”。他曾得意洋洋地以此标榜其“爱民远虑之心”,并刻石为记,“以告后之君子”。朱熹的这条所谓“爱民”的诡计,很快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他们不仅拨钱建仓,而且还把朱熹拟订的《社仓法》广为推行。
批林批孔斗争开展以来,五夫公社和五一大队的贫下中农和干部,联系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实际,多次召开批判会,反复批判了叛徒、卖国贼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他鼓吹的孔孟之道和朱熹的“待人”哲学。
剥开“五夫社仓”的画皮
五夫公社党委书记叶振斌说: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总是耍两面派手法,把自己的反革命行径加上种种伪装。这不仅说明他们阴险毒辣,也是他们虚弱的表现。朱熹为了维护当时日趋没落的封建统治,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主张,把封建宗法制度说成是“天理”决定的,而把一切违反封建统治秩序的要求,说成是万恶的“人欲”。他公开声称要“各依本分,凡事循理”,谁胆敢“以下犯上,以卑凌尊”,一律严加镇压。可是,历史决不会按照他的反动说教停止前进。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在宋乾道四年(公元一一六八年),建阳、崇安、浦城一带发生饥荒,贫苦农民濒于死亡,纷纷揭竿而起。浦城农民起义的队伍,一度逼近崇安五夫里。反动统治阶级惊恐万状。朱熹为了欺骗农民,更巧妙地剥削农民,妄图扑灭农民起义的革命烈火,便三番五次上书府、县,出谋献策,说什么“请仿古法”创设社仓,以“塞祸乱源”。寥寥数语,道破了朱熹创设“五夫社仓”的反动用心,充分暴露了他创办的这一“慈善”事业,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林彪鼓吹要学朱熹这样的“待人”哲学,正好暴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脸。
五一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余福生说:孔老二也罢,朱熹也罢,林彪也罢,为了把前进的历史车轮向后拉,就只能搞阴谋诡计。朱熹口口声声要在“敬”字上下功夫,“诚”字上见人心。他一面摆出“慈善家”的面孔,搞什么“五夫社仓”;一面露出青面獠牙的狰狞面目,镇压劳动人民。据说,他在潭州(现在的湖南长沙)做官时,就曾亲自处决过无辜农民。吹捧朱熹的林彪,也效法这个“古贤”。他明明是一只吃人的豺狼,却装出一副“面带三分笑”、“闭目养神”的假象;明明反对马列主义,却自我吹嘘“志壮坚信马列”;明明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却故意“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他的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的“三不主义”,同朱熹反动的“待人”哲学也是一路货色。
“神道碑”为谁歌功颂德?
五一大队大队长江种仔说:我们大队府前生产队,至今还立着一个三米多高的“神道碑”。这个碑文是朱熹亲自撰写的,立于宋淳熙六年冬(公元一一七九年)。朱熹干么要立这个石碑呢?原来是替镇压方腊起义的刽子手刘子羽歌功颂德。方腊起义发生在北宋末年,他大胆提出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战斗口号,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朱熹为了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叫嚷什么“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他立碑刻字吹捧刘子羽,就是宣扬封建地主阶级“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就是诬蔑农民“起义无理”、“造反有罪”。这个孔孟之徒的反动立场何等露骨!
五一大队社员刘妹妹控诉说:朱熹的“神道碑”吹捧镇压劳动人民的刽子手刘子羽,我们村里的恶霸又吹捧朱熹。他亲自募捐派款,在村头修起“紫阳楼”,竖起石碑,为朱熹招魂。这叫作物以类聚,臭味相投。说起这个恶霸,真令人恨之入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为了扑灭革命的烈火,带领一帮民团在五夫里“围剿”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当时,我们全村三十多家的房子都被烧光,我的公公和大伯被打死,我的婆婆活活气死,我的丈夫被打伤,弄得我家破人亡。这个恶霸完全继承了朱熹的反动衣钵,就是这样残暴地“待人”。但是,他罪有应得,很快就被我红军击毙了。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穷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我一家十口人,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过得挺好。林彪叫嚷“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就是要为朱熹立“神道碑”,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重新让地主恶霸作威作福,我们坚决不答应!
反动“理学”救不了林彪的命
五一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华生说:林彪吹捧朱熹的“待人”哲学和反动“理学”,就是搞精神麻醉,妄想毒化人们的思想。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他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终身大事”,不但不能得逞,反而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孔老二、林彪和一切反动派的垮台,都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他们鼓吹的孔孟之道仍然在散发臭气,这就需要我们长期战斗下去。例如我们大队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就十分欣赏孔老二、朱熹、林彪的屈伸哲学。孔老二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朱熹说“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林彪叫嚷“忍耐,大度的科学根据”,我们队里的阶级敌人就散布“不要把仇恨挂在脸上”、“眼前吃亏莫心焦”等谬论。这伙人为什么要耍弄屈伸骗术?拿林彪来说,他忍着性子装“大度”,就是为了积蓄力量,篡党夺权。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搞反革命政变失败后,他又学“尺蠖之屈”,和他的死党互相打气,说什么要“沉住气”、“忍耐住”;同时在暗地里组织反革命“舰队”,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我们队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是如此。他们胡说什么现在的“沉睡”,就是为了以后的“改天换日”。我们千万不能丧失革命警惕,一定要看穿他们“忍耐”背后隐藏着的杀机,狠狠打击他们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彻底批判从孔老二、朱熹直到林彪的反动哲学,彻底批判他们“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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