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读《商君书》
钱光培
《商君书》是阐述商鞅（约公元前三九○年——公元前三三八年）及其学派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一部书，反映了商鞅变法过程中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全书共五卷，二十九篇，现在实存二十四篇，是商鞅一派法家编撰的。编辑成书大约在公元前二六○年以后，在战国后期已经广泛流传。
《商君书》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是相当坚决的。它有力地驳斥了儒家对法家的攻击和污蔑，深刻地揭露了儒家思想的腐朽和虚伪。时隔一两千年，孔老二的一些徒子徒孙读到此书，还感到内心的恐惧。清代一个孔老二的信徒黄震，就曾经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写他读《商君书》时的心情：“至今开卷于千载之下，犹为心目紊乱，况当时身被其祸者（指当时受到打击的奴隶主贵族）乎！”（《黄氏日钞·商子评语》）清代另一孔老二的信徒陈澧，在读到《商君书》中把儒家所崇尚的诗、书、礼、乐、仁义、孝悌痛斥为祸国殃民的“六虱”时，也连叫“呜呼”，最后竟破口大骂起来：“自有人类以来，未有不以为美者，而商鞅以为虱，以为必亡必削，非枭獍〔xiāo jìng音箫镜，指凶猛的禽兽〕而为此言哉！”（《东塾读书记》）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如此害怕、如此咒骂《商君书》，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正好说明这部书打中了他们的痛处。
读一读《商君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战国时期法家和儒家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中了解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
（一）
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变革，总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从《商君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商鞅变法一开始，就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和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顽固派之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商君书》第一篇《更法》，记录了变法前在秦国政府发生的一场激烈的论争。
当时的秦国，正在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在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比中原各国迟一些。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从公元前三八四年开始，在秦国实行了一些改革，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壮大了地主阶级的力量。这就把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秦献公没有完成他的改革就死去了。对秦献公采取的改革措施心怀不满的奴隶主贵族，乘机图谋反攻倒算，维护即将崩溃的奴隶制。秦孝公即位后，是沿着秦献公的改革道路继续前进，还是倒退？成为当时秦国政治斗争的焦点。
秦孝公是主张继续改革的，但当时奴隶主贵族势力还相当大，他不能不有所顾忌。从孝公元年到三年，除了发一道征求能使秦国富强之人的布告以外，没有提出任何革新的措施。商鞅从孝公元年带着李悝〔kuī音亏〕的《法经》，从卫国到了秦国，经过三年的说服工作，终于把变法的问题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在朝廷上展开了。
斗争的一方是秦孝公和商鞅，另一方是大夫甘龙和杜挚。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反古”“变法”，还是“法古”“循礼”。商鞅提出了“反古”“变法”的主张。他说：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沿用旧制度；只要能够利民，就不必遵守老规矩。甘龙跳出来反对，他歪曲历史，编造了古代圣人都是“不变法而治”的谎言；接着又胡说“不变法”可以“不劳而成”，可以使“吏习民安”。最后威胁秦孝公，“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恐天下之议君”。妄图用谣言和诡辩加上恐吓，使秦孝公按照他们反动、倒退的路线行事。
商鞅给了甘龙以迎头痛击。他说，甘龙所讲的，都是庸人的见解。因袭旧法，只配当个抱残守缺的官僚，根本不配讨论国家大事。接着又列举历史事实，戳穿了甘龙编造的古代圣人都是“不变法而治”的谎言。他认为，从古代治国的经验中，我们应当得到的结论是：聪明人能够变旧法立新法，蠢人才会被旧礼法所束缚；有才能的人总是不断更礼变法的，没有出息的人才拘泥于旧的一套。商鞅还指出，对舆论要进行分析，从古以来，凡能办成一件大事的人，没有不受人议论讥笑的。只要能强国，就尽管去干，不要管议论和讥笑。这些话把甘龙驳得哑口无言。
接着，杜挚又跳了出来，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向秦孝公说道：我听说，如果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改变旧法度；要是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旧器物。我还听说，遵守古法是不会有过失的，依照旧礼是不会出差错的。请君上考虑。他的言外之意是：不遵古法，不循旧礼，就要招来祸患。商鞅针锋相对地给予驳斥，指出，从古以来，凡是有成就的君王，都是“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都是“不循古而兴”的；相反，那些因循旧礼、死守旧法的王朝，照样灭亡了。因此，“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杜挚也无可对答了。
秦孝公赞同商鞅的主张，结束了这场辩论。
商鞅在这场大辩论中，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他所说的“强国”，当然是指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他所说的“利民”，当然是指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并不是指劳动人民。但是，在当时，他的主张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方向。他公开地提出了“反古”的口号。“反古”，就是反复辟，反倒退，就是要变革，要前进。
商鞅在变法之前，首先从儒家的“法古”和“循礼”开刀，是有重大意义的。“法古”和“循礼”，正是儒家坚持的反动路线。“不破不立”。不批判这条反动路线，要想“变法”，那就办不到。事实上，秦孝公时代变法路线的正式确立和变法措施的得以实行，正是在商鞅批判了“法古”“循礼”的儒家路线以后才开始的。正如《更法》篇所记述的那样，这场辩论一结束，“于是遂出垦草令”。鼓励开垦荒地，是变法的第一个措施。由此可见，商鞅变法，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
（二）
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那时候，儒法两家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儒家极力主张恢复西周的井田制。为此，他们极力反对“开阡陌”（即反对破坏井田的疆界），反对自由垦荒，反对自由买卖土地，以维护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
据《商君书》记载，商鞅变法，首先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积极鼓励垦荒。《商君书》中有一篇《垦令》，专门谈垦荒问题，提出了二十条垦荒的措施，从各个方面促使人们从事垦荒事业。在《算地》篇中，再一次强调指出：“为国之数，务在垦草。”当时，劳动人民创造的铁器越来越多地使用，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剥削，纷纷离开井田，起义或者逃亡。奴隶们的反抗斗争冲击着腐朽的奴隶制。垦荒，就是开发井田疆界以外的荒地，吸收原先束缚在井田上的奴隶到井田以外的土地上劳动，给这些奴隶以较好一些的劳动条件。在井田制的条件下，这些荒地本来也是归奴隶主贵族所有的，是禁止开垦的；奴隶被固定在一定的井田范围内劳动，不许离开，也归奴隶主所有，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因此，鼓励垦荒，就是鼓励新兴地主阶级公开地向奴隶主贵族争夺土地，争夺劳力，以破坏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第二，实行重农政策。商鞅在变法中，采用了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加重商业赋税等办法，“令民归心于农”。这种重农政策是在鼓励垦荒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实际上是积极发展新的封建经济、努力增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的政策。《商君书》中一再指出，这一“治国之举”，是为了使努力经营农业的人“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壹言》）。这里所说的经营农业的人，就是指那些努力于垦荒事业的新兴地主阶级。地主阶级经济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为进一步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打下了基础。
以上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后，商鞅在秦孝公十二年，进一步采取了“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的措施。井田的封疆、阡陌，是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井田制的标志。封疆、阡陌的破除，实际上宣布了井田制的破产。废除井田制，这是商鞅变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秦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从根本上摧毁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宣布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结束，使秦国基本上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使秦国的生产力得到一次较大的解放。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秦国成为一个力量雄厚的国家，为后来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井田制的废除，对于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儒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而遭到了儒家的强烈反对。他们恶毒地咒骂秦孝公和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是不行“仁政”，是“暴君污吏”。但是，不管儒家怎样咒骂，历史车轮总是滚滚向前。
作为经济基础方面变革和反变革的斗争的集中反映，法儒两家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就更尖锐了。
第一、表现在如何对待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制度上。儒家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极力维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他们主张“刑不上大夫”，主张“举逸民”，同时也就极力反对“僭越”，不准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治权利。法家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奴隶制的世袭制度。《商君书》中把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的奴隶主贵族痛斥为“奸民”（《画策》），并指出，这些“奸民”的存在，使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不务农战本事，只务钻营官禄的恶习，使“农战之民日寡，游食者愈众”，极大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因而使国家越来越弱，越来越穷，如不改变势必亡国。因此，商鞅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摧毁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制度。如规定没有军功的奴隶主贵族，不能列入宗族的簿籍，也就是取消其特权；又规定要“壹赏”（确定唯一的奖赏标准），“利禄官爵，搏出于兵，无有异施”（《赏刑》），就是说，不分贵贱贤智，只按军功大小给予官爵利禄。奴隶主贵族是养尊处优，不去打仗的；新兴地主阶级当时是朝气蓬勃的，立战功的多是他们。规定按军功行赏，就为新兴地主阶级争得了政治权利。商鞅还提出了“刑无等级”的主张，废除了奴隶制的“刑不上大夫”和“八辟”（即亲、故、贤、贵等八种人犯罪都可减刑）的旧例。
第二，表现在如何对待奴隶制的宗法制度上。奴隶制的社会组织是按宗法系统建立的，也是靠宗法关系维持的。儒家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社会基础，把“孝悌”一类宗法观念当做至高的道德标准。商鞅用进化的历史观，看出了这种宗法组织的落后性和腐朽性，指出“孝悌”是为国之一害。商鞅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破坏奴隶制的宗法组织，瓦解奴隶制的社会基础，这对于新兴的封建制度的巩固是有利的。
第三，表现在要不要实行中央集权的问题上。反动儒生赵良按照奴隶主贵族的旨意游说和恐吓商鞅的时候，对他搞中央集权束缚了奴隶主贵族的行动进行了攻击。商鞅坚持中央集权。据《商君书》的《修权》篇记载，他说，“权制独断于君，则威”，否则就很危险。这是商鞅总结了秦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来的结论。商鞅变法以前，由于国家权力分散在奴隶主贵族手中，国君的实权不大，奴隶主贵族的割据势力很强，结果，经常发生内乱，使国家长期处于动乱之中，人民不能安居，生产不能发展，因而国势越来越弱。秦献公看出了分权的危害，曾经采用县制来打击奴隶主贵族的割据势力，使地方的政权和军权集中到国君手中。商鞅在秦国普遍推行县制，进一步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地方特权，废除了他们的私家武装，把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的大权掌握在国君手里。
商鞅还主张“壹教”（即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统一思想）。首先是要用一切办法，使人民认清楚，儒家所鼓吹的那一套，包括诗、书、礼、乐、仁义、孝悌、修善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凡想兴国者都不能用它们，用了它们就会“亡国”“削国”。《商君书》中的许多篇章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壹教”的另一方面，就是要用一切办法使人民懂得“法治”的内容和精神，贯彻执行变法的各项措施，勇于耕战，“死者不悔，生者务劝”（《赏刑》）。为了达到“壹教”的目的，他采取了“燔〔fán音凡，焚烧〕诗书”的办法，防止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毒害人民。
事实证明，商鞅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所采取的这些专政的措施，对于变法事业的推行和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是起了作用的。这是商鞅的重大历史功绩。
（三）
商鞅是主张用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代替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为了保证各项变法措施得以顺利地推行，他充分地发挥了新兴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职能，有力地打击了国内外奴隶主贵族的颠覆和破坏。
商鞅变法刚开始的时候，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反抗是十分猖獗的。当时公开跳出来攻击法令不便执行的就多至千数。他们不仅自己赤膊上阵，而且唆使太子犯法，阴谋杀害商鞅，妄图阻止变法。面对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商鞅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把七百多个阴谋复辟的奴隶主贵族和依附他们的反动儒生判处死刑；把唆使太子犯法的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处了劓〔yì音亿〕刑（割鼻）和黥〔qíng音晴〕刑（面上刺纹）；把一些反对变法的“乱化之民”（即顽固不化的奴隶主贵族）迁移到边远地区去垦荒；建立了连坐告奸的制度，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同时，还反击了秦国以外反动势力的进攻。
商鞅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变法路线的推行，从而使秦国很快就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为“乡邑大治”、“诸侯畏惧”的富强国家。“秦民大悦”，但奴隶主贵族和依附于他们的反动儒生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恶毒地咒骂商鞅所施行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咬牙切齿地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商君书》中的许多篇章，都有力地驳斥了这些反动的叫嚣。它首先从我国社会的发展阐明，使用暴力来治理国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开塞》篇中指出，自从逐步地产生了私有制，才产生了“立禁”、“立官”、“立君”的需要，也就是产生了建立国家机器的需要，于是就开始了“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商君书》指出，这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的前进，是“适于时也”，也就是说，这是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画策》篇中毫不隐讳地提出“以刑去刑”（以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代替没落的奴隶主专政），“以战去战”（以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这种敢于公开宣布自己要以革命暴力去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坦率的态度，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力量的信心。这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用虚伪的“仁义”“礼治”掩盖血腥的反动统治，恰成鲜明的对比。
《商君书》列举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凡是“王天下者”，没有一个不是“服其力”的，有力地驳斥了
“恃力者亡”的叫嚣。《商君书》还揭露了那些要商鞅放弃革命暴力的反动儒生们所要效法的“先王”，无论是禹、汤，还是文、武，没有一个不是“恃力”的。因此，《开塞》篇中指出：如果以为那些叫嚷要“法古”、要“恃德”的人，真正是要搞什么德政，那就完全错了；所谓“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此俗之所惑也”。还指出，那些口口声声叫喊“仁义”、“道德”的奴隶主贵族和反动儒生们，他们所实行的完全是伤民害国的“暴之道”，也就是奴隶主贵族的反革命暴力专政。这就使人们清楚地了解：奴隶主贵族和反动儒生们竭力地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并不是不要专政，不过是不要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而已。
长期以来，儒家者流总是摆出一副不要专政，而要“德政”、“仁政”的面孔，千方百计地掩盖反动阶级所施行的反革命专政的真面目。这是一切没落阶级所共有的特征。林彪一伙也是这样。我们读一读《商君书》，是有助于撕破这些反动派的假面具的。
“今人未可非商鞅”，这是宋代革新家王安石《咏商鞅》诗中的一句。读完《商君书》，想及商鞅变法的情景，深深感到商鞅不仅不可非，而且应当对他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给以必要的历史的肯定。
商鞅的进步作用，首先在于他的变法主张和行动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起了奠基的作用。
商鞅的进步作用，还在于他宣传了唯物的、变革的思想。他所反复阐明的“世事变而行道异”的观点，他所一再坚持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治国办法的主张，他对儒家思想所进行的旗帜鲜明的批判，他对“礼治”本质的深刻揭露，都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的战斗精神。
商鞅之可贵，还在于他对没落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是毫不妥协的。在变法过程中，他毫不留情地打击和镇压了奴隶主贵族的多次反抗；甚至明知太子将来是要成为新君的，他也不顾个人安危，给怂恿太子犯法的太子师傅以应有的惩罚。变法取得了很大胜利以后，秦孝公死的前夕，秦国的奴隶主贵族为了便于进行复辟，又曾派赵良去威逼商鞅退隐，他仍然坚持不悔。太子（秦惠文君）即位以后要逮捕他，他还坚持战斗，组织力量进行了最后的斗争。
读《商君书》，再看儒家的一些著作，更感到：孔学名高实秕糠。“有比较才能鉴别”。只有对法家的著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儒家的真面目，才能对儒家的反动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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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 千古丰碑
俞怀思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防止北方匈奴奴隶主的颠覆和侵略，派大将蒙恬率军三十万，北逐匈奴，修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长城。万里长城以它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以它显示的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象征。
然而，历代复古守旧的反动分子，为了开历史倒车，无不尊儒反法，把秦始皇骂成千古罪人，把秦始皇领导修筑长城当作“劳民伤财”的“坏事”。解放后，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硬说反动分子捏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奴役的反抗”。为了廓清儒家攻击秦始皇的陈陈相因的谬论，我们有必要对秦始皇修筑长城的重大历史意义，作出一个正确的评价。
在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正处于奴隶制初期阶段。匈奴奴隶主实行领土扩张政策，吞并了一些弱小的游牧民族，并对河套以南的正经历着激烈社会变革的几个国家，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从战国时期开始，与匈奴接壤的燕、赵、秦三国，都曾“筑长城以拒胡”，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受匈奴奴隶主的侵扰。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顺应历史的潮流，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积极实行旨在巩固新兴封建制度的社会变革。一方面，他在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坚决而及时地打击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另一方面，他把目光投向来自北方的主要威胁。匈奴奴隶制军事政权把秦看作是一块肥肉，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对秦北部进行武装掠夺，“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史记·匈奴列传》）。“百姓暴被殃祸，亡失财货，人哀奋怒，各欲报雠”（王符：《潜夫论·实边》）。秦始皇北巡，考查边情，看到匈奴奴隶主掠夺成性，就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派得力大将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史记·秦始皇本纪》），并使公子扶苏督监蒙恬，坐镇北疆。
秦始皇抗击匈奴奴隶主颠覆和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在这场正义的战争中，劳动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长城沿线，不是坡度十分陡峭的高山，就是人迹十分罕见的荒原，施工是极其困难的。修筑长城需要大量的土木石料，把这些笨重的东西运到山脊荒原，砌成一段段高墙和一个个城堡，其工程的艰巨和规模是可以想见的。万里长城修筑成功以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过秦论》）。通过反复辟、反颠覆和反侵略，中央集权的封建制才在中国稳固地确立，秦始皇修筑长城的战略目标胜利地达到了。在我国历史上，秦长城成为一座千古不朽的丰碑。
修筑长城，实际上是秦始皇反对奴隶制复辟、巩固新兴的封建制的进步事业的一部分，是用铁腕对付旧世界的战略措施。历史上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的小丑们，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编故事，哼歌谣，渲染屯垦戍边、修筑长城的“苦难”，实际上“倾侧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独忧国之大计，哀民之死亡也”（王符：《潜夫论·实边》）。他们颠倒是非的歪诗邪文，决不是忧国忧民，而是为自己倒退和卖国的反动路线制造舆论。他们宣扬反战主义、和平主义，这正暴露了他们的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的真面目。
秦始皇组织和领导人民修筑长城的历史业绩是磨灭不了的。秦汉以后，中国人民受到侵略时，总是怀念秦始皇修筑长城和屯垦戍边的政策。“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唐人这首诗就反映了这样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