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人定胜天
——批判林彪和孔丘的“天命观”
钟广益
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们鼓吹：“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是超自然的，是万事万物的主宰，即“老天爷”。照他们的说法，“老天爷”是天上的统治者；“老天爷”的儿子——天子则是人间的统治者。他们还宣扬：“天”具有超人之力、绝对权威，人们只能听天由命。
劳动人民和先进阶级的代表人物、进步的思想家，在推进社会发展的长期斗争中，逐步地积累了对天的认识，逐步地掌握了天的规律，认识到：天是物质的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能够按照自然的规律改造自然，人定胜天。
人和天究竟是什么关系？孔老二一伙胡说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意思是说人的生死祸福，都是出于“老天爷”的意志。也就是说，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是“天”定的，神圣不可侵犯。孔老二说的“天”，就是维护奴隶制度的神灵。孟轲也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万章》）也是宣扬人世上的一切都是“天”给的，给什么是什么。他们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企图凭借所谓“天”的权威，论证奴隶制度的“合理”，以对抗封建制度的兴起。
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荀况以及其他一些法家代表人物，严厉地批判了儒家学派的天命观。
荀况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这就是指明：天是自然界的天，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与社会政治状况没有必然的关系。荀况直接把天解释为自然界。他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礼论》）说明了自然界的形成和发展，是物质世界本身变化的结果。他还提出了要“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命题，要人们破除迷信，敢于从“天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表达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的强烈愿望。荀况还针对孔老二的反动观点，提出“疆本（加强农业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天论》）。说只要努力生产而又节约，天就无法使人贫困；反之，如果荒废生产而又奢侈浪费，那么天也不能使人变富。这是对于没落奴隶主阶级宣扬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有力批驳。
人天关系之争，还涉及人的精神、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问题。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反映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道两家都主张精神是先于形体而存在的。孔丘鼓吹“天生德于予”，“生而知之”，就是说他的思想是“天”给的，当他生下来的时候“天”就把思想放在他的“心”里了。庄周说得更明显：“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外篇知北游》）就是说，精神产生了形体。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力图说明精神是第一性的，鼓吹唯心主义的形神观。这是反动的“天才论”的哲学基础。
荀况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由于自然界的运动，产生了人，有了人的形体，精神才随之形成。南朝齐梁时期的无神论者范缜进一步发挥他的观点，指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神灭论》），阐明了精神必须依赖形体而存在，有形则有神，形灭则神灭，发展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动摇了儒家神学观念的思想基础，对“天命”、“先知”之类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在“知天”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天”的概念，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那里，故意被搞得糊里糊涂，他们的所谓“知天”，实际上是宣扬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他们宣称，只有象他们这样的“圣人”、“先知”才能“知天”，而老百姓是只能“听天由命”，而不能“知天”的。孔老二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为反动的“天人合一”论奠定了基础。他怎么“知天”呢？孟轲做了解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意思是说，通过“内省”就可以“知天”。这完全是主观唯心论的一派鬼话。刘少奇的黑《修养》，以及林彪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基本思想，就是从这里来的。
由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阶级的局限，在“知天”问题上，法家虽然不能做出深刻的本质的回答，但是他们强调了“天人相分”，与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论”相对立。荀况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炤〔音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论》）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综合了天的各种自然作用，把它解释为自然界的一些现象，破除了唯心主义者的神秘观念。荀况认为，星坠、木鸣、日蚀、月蚀等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并不可怕；并指出这些自然界的怪异现象的出现，与社会上的政治清明或黑暗并无关系，否定了儒家的宗教迷信思想。
“天”支配人，还是“人定胜天”？孔老二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把“天命”、“大人”、“圣人”联为一体，要人们敬畏。还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意思是如果得罪了天，祈祷也没有用。
荀况不但认为天的存在不是神的意志，同时还指出：人类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造自然为人类造福，提出了光辉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就是说，与其尊崇天而思慕它，何如把天同万物一样地畜养、控制起来？与其顺从天而歌颂它，何如掌握它的变化规律去利用它？与其观望天时而坐等它的恩赐，何如因时制宜而使用它？与其依赖物的自然增多，何如施展人的才能使它变化增多？与其空想使用万物，何如调理万物而使它不失去本来的作用？与其指望万物的生长，何如掌握它的成长规律促进它的成长？因此，放弃人的努力而指望天的恩赐，那就是不了解万物的真实情况。他总结了前人与天地自然斗争的经验，表现出当时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统治，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朝气和信心。他的学生韩非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进一步发挥了反“天命”的思想，更明确地把它同改造社会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起来。
战国时期围绕着“天命”而进行的儒法之争，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激烈斗争。一个要维护“天命论”，以维持或恢复其旧有的统治地位；一个要从“天命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完成变革社会的历史使命。这是一场唯心主义思想与唯物主义思想的大论战，也是政治上倒退还是前进的大论战。
毛主席在论述农民起义的时候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对于反动统治阶级及其腐朽的天命观，能够给予最沉重打击的当然还是被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没有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和英勇斗争是不可能的。他们运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反复地强烈地震撼着腐朽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基础。他们用革命的纲领和革命的行动，戳穿天命观的无耻谎言。
在春秋战国时代，以柳下跖为首的奴隶起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奴隶主的罪恶统治。柳下跖痛斥孔老二为罪大恶极的“盗丘”，并且申明了奴隶阶级不信上帝、蔑视诸侯的反天命思想。
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战斗口号，大胆地对自称“受命于天”的帝王将相表示怀疑，进行批判，提出挑战，显示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这是对汉儒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命观的沉重打击。
唐朝黄巢起义号为“冲天将军”，就是要冲破封建统治阶级之“天”。
鸦片战争以后，洪秀全劈碎了孔老二的牌位，打破了天命伦常的束缚，毅然地领导了太平天国的伟大斗争。号称“太平天国”，也就是要把旧“天”换成新“天”。
两千多年阶级斗争的历史说明，历代反动派的头目，为了维护他们本身的利益，总是顽固地坚持腐朽的天命观；而劳动人民和进步阶级为着自身的解放和实行社会变革，就必须坚决地揭穿天命观的反动性，坚持唯物主义，坚持“人定胜天”。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天”的观念，有着对待“天”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扯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包藏着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他的反动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他的反动理论纲领是“天才论”。他的这种“天才论”和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林彪效法孔老二，狂热地鼓吹天命观，目的是篡权复辟。他以“既受于天，且受于人”自命。他说的“天”，就是指“老天爷”；他说的“人”，就是中外反动派。这句黑话说明：反动阶级力量，是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基础；而虚无缥缈的“老天爷”，则是林彪搞复辟的精神支柱。
林彪宣扬腐朽的天命观，当然欺骗不了广大革命群众，而只能暴露他的反革命面目。一九六二年，在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共反华叫嚣中，他写下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条幅，自称“天马”，抒发他的篡党夺权的野心。古人不仅把“天马”解释为“龙”的朋友，还有龙马互变之类的荒诞传说。林彪自比“天马”，也就是想要化为“天龙”。这就是“受命于天”、“君权神授”这套反动天命思想在林彪身上的复活。
天命观，还决定了林彪的反动血统论。“父传子、家天下”，是奴隶主的传统法规，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循。林彪想当皇帝，企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演出建立林家法西斯世袭王朝的丑剧。这是何等可鄙又可笑的事！这也是林彪唯心主义天命观的一个大暴露。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真正破除天命观的谎言，把劳动人民从“天命”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
早在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就讲过：“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伟大领袖的教导，照亮了革命人民的心。不信天命信革命，坚信马列驱鬼神。亿万劳动人民打碎了天命观的枷锁，冲破了宿命论的束缚，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才能真正发挥“人定胜天”的作用。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就是无产阶级对于孔丘、林彪之流唯心主义天命观的响亮回答。
反动的剥削阶级连同他们的“老天爷”统统都要被革命人民打得粉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经过长期不断的斗争，必将迎来一个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的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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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
刘宗华
一百年前，江湖骗子杜林，为了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提出了“永恒道德”的谬论。恩格斯彻底地批判了杜林的谬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叛徒、卖国贼林彪，从孔孟之道的垃圾堆里拣来了“仁爱忠恕”、“忠孝节义”、“仁勇智”等旧道德，乔装打扮，冒充马克思主义，作为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武器。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反杜林论》第九十一页）。中国的旧道德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从孔孟的“仁义”、“忠恕”，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到什么“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五花八门，都是为巩固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而制造出来的。
列宁深刻地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三八页）就是说都有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迫害和镇压，一手是麻痹和欺骗。中国历代反动统治者都在“忠孝节义”、“仁义道德”的掩饰下，干着残酷镇压劳动人民的罪恶勾当。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吃人”，这就是剥削阶级旧道德的本质。
五四运动“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粉碎了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也猛烈地冲击了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乞灵于孔孟之道，又搬出了旧道德那一套。他胡说什么忠孝节义可以“用其内容”；胡说什么“德”、“仁义”、“忠恕”是“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用来作为“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
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爱”，没有超阶级的“美德”，人与人的关系只能是阶级关系。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只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林彪反党集团鼓吹“仁义”、“忠恕”，无非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要对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施仁政、行恕道。
叛徒、卖国贼林彪对凡是“忠”于他的，顺从他的，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提拔重用。一句话，林彪鼓吹“忠孝节义”，就是要利用这种旧道德结死党，搞宗派，网罗牛鬼蛇神，以便组成一支搞反革命复辟的“忠臣孝子”的别动队。
林彪说“仁、勇、智”的内容是可以用的，只要改换成“团结、斗争、唯物论”这样“不同的词”就行了。他把“仁”说成“团结”，就是要他的反革命别动队纠集起来。他把“勇”说成“斗争”，就是要他的死党和一切牛鬼蛇神为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就是发扬所谓“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他把“智”说成“唯物论”，就是用唯心论冒充唯物论，就是要他的反革命别动队掌握发动反革命政变所需要的策略、知识和技能。其目的就是妄图用这种道德信条来动员和组织反革命队伍，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列宁指出：“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五二页）无产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自己的道德面貌，就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正因为无产阶级毫不利己，所以能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能无所畏惧，敢于同阶级敌人和一切反动势力斗，同错误路线斗，斗到无产阶级最后胜利，斗到共产主义实现。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它和剥削阶级的旧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进行持久的斗争，把林彪鼓吹的旧道德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的意识形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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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捷径”与“韦编三绝”
危立森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本来是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却大谈什么“治学”的方法。一方面鼓吹“走捷径”，目的是反对和破坏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一方面又要他的儿子“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目的是从孔孟之道中吸取“复礼”的经验。林彪对马列主义和孔孟之道，真是憎爱分明！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先进的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正在指引着全世界革命人民进行斗争，奋勇前进。林彪反党集团却胡说什么马列主义离我们“太远”，“过时”了，“不新鲜”了；为了“省脑力”，要“走捷径”，不要读马列的书。奴隶制的卫道士孔老二死了两千四百多年，他所鼓吹的吃人之道早被广大革命人民所批判，林彪不仅不认为“过时”，反而要他的儿子以“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去“探讨”。最先进的科学、普遍的真理谓之“过时”、“不新鲜”，最腐朽最反动的孔孟之道却被他奉若神明。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翻开历史一看，怪也不怪。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都是“信而好古”的，又都是鲁迅所指出的“现在的屠杀者”。孔老二对《易经》发愤啃读，以致编联册子的皮绳断了多次。如此“治学”，无非是要从中觅取“克己复礼”的灵丹妙药。同时，孔老二把当时要求革新的人们看作仇敌，对新生事物极尽污蔑、反对之能事；甚至挥舞屠刀，杀了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少正卯。
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出于反革命的狼子野心，指使一些人搜集孔孟言论，东拼西凑，左一个条幅，右一个条幅，条条不离孔孟之道。不仅自己“念念不忘”，而且要他的儿子以“韦编三绝”的精神去钻研。其目的无非是要从中吸取复辟的“诀窍”。孔老二、林彪虽相隔两千四百多年，但隔朝隔代不隔心，真是心心相印！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而科学则是要用气力来学习的，科学的高峰是要不畏险阻奋力攀登的。不用老老实实的态度来学习，要走什么“捷径”，必然要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泥坑里去。林彪用以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来就是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叫人们“走捷径”，无非是想诱骗人们不要认真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诱骗人们往邪道走，以达到他“复礼”的罪恶目的。
林彪离马列主义岂止是“太远”，简直是誓不两立！他以骗人“走捷径”来反对群众学马列主义，又要他的儿子以“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尊孔读经，两种手法，一个目的，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然而历史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迅速地破产了。当前，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以工农兵为主力，包括广大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内的几万万人的大军，投入了批林批孔运动。大批的批林批孔的先进人物不断涌现。他们都在下苦功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批判的水平，不畏险阻地攀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