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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草原人丁兴旺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内蒙古牧区的妇幼保健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得到保障，辽阔的草原上到处是人丁兴旺的喜人景象。
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王公、牧主以及反动宗教上层的压迫和剥削，内蒙古草原上的广大蒙古族劳动人民贫病交加，人口越来越少，整个民族濒于危险境地。解放后，随着牧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牧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有了根本改变。特别是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派来医务人员，首先免费治好了对蒙古民族危害极大的性病，并大力发展牧区的医药卫生和妇幼保健事业，扭转了人口逐年下降的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现在全自治区蒙古族人口比解放前增长了二点二七倍。解放前的一九三○年到一九四○年，蒙古族人口死亡率为千分之四十四点二，现在已下降到千分之六点五。解放前人口不但不增长，每年还纯减千分之六点九，现在自然增长率达到千分之二十二以上。广大蒙古族牧民对比今昔的变化，都满怀深情地说：“共产党、毛主席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有了党和毛主席的好领导，才有了我们蒙古族人民幸福的今天。”
现在，内蒙古自治区有妇幼卫生工作队，经常巡回为草原牧民服务。此外，在蒙古族聚居的十九个旗、县都有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各公社都建立了卫生院，医务人员达三千六百六十多人。每个公社还配备有专人领导和管理妇幼卫生工作。为了解决牧区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的困难，有的地方成立了小型妇产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合作医疗在牧区蓬勃发展起来，共办起合作医疗站一千多个，培训赤脚医生三千二百多名，不脱产的卫生员二千八百多名。他们和专业医务人员相结合，形成遍及整个草原的医疗卫生和妇幼保健网，基本上做到了无病早防，有病早治，有效地保护了广大牧民及其子女的健康。
在开展妇幼保健工作中，内蒙古牧区特别注意做好妇女儿童的疾病预防工作。婴儿出生后，普遍进行牛痘、卡介苗、麻疹等疫苗的预防接种，控制了疾病流行，增强了儿童体质。苏尼特右旗巴彦朱日和公社去年对四个生产队二百九十七名蒙古族幼儿进行体格检查，百分之九十九的幼儿体质很好，较差的只占百分之一。牧区对孕妇进行产前检查，以及推广新法接生，有效地控制了新生婴儿的破伤风病。各地还特别注意妇女的经、孕、产、哺乳等时期的卫生。生产队对怀孕的妇女实行劳动保护，平时分配做轻活，移场放牧时把孕妇安排在定居点上。
为了进一步充实和加强牧区的妇幼保健卫生力量，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教导，内蒙古自治区有不少妇幼卫生工作者长期坚持在边远的牧区工作。内蒙古医学院也不断向牧区输送妇科、儿科医生。各盟、市卫生学校还专门培养了许多蒙古族医师和助产士，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欢迎。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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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需要我 我更需要农村
辽宁省锦西县四新大队赤脚医生 费久治
我原是锦西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从去年四月份起，我先后六次提出申请，决心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到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今年二月，县委批准了我的申请，我到四新公社四新大队落户，当了赤脚医生。从县城来到农村，从医院里的一名大夫成为赤脚医生，这是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给予我的启示，贫下中农的召唤对我也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到县人民医院当针灸医生。那时，来医院治病的患者比较多，其中有三分之二来自农村，因为路途远，都是大车小车送来的。他们有的吃在饭店，住在旅社，还要人陪伴，这不仅影响农业生产，也增加了患病社员的负担。
有两件事对我震动很大。金星公社女社员李凤兰，患腰腿疼病，曾几次由人陪送到市里医院治疗，可是没有治好，下肢开始瘫痪。来到县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针灸，逐步恢复了健康。她深有感受地对我说：“我们那儿要是能治，我何苦东跑西颠，搭工费钱又受罪呢！”听了她的话，我心头一震：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发展，对贫下中农该有多重要啊！作为一个医务人员，难道没有责任积极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吗？当时，我就产生了到乡村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想法。事隔不久，我接待了一位老贫农患者。他下肢患风湿症，行走困难，为了看病，从百里外的山区来到县城。我给他针灸十几天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临走那天，老人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这病一晃四年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害得我们山区缺医少药，我到外地医院去了几趟，也白搭了。现在，咱大队也办起了合作医疗，但这只是开个头，有些病还治不了。如果你能到我们那儿去，我可打心眼里欢迎你啊！”老人说到这里，眼泪流了下来。老人的话，句句打动我的心弦；老人的泪水，滴滴落在我的心头，心里很不平静。这一番话，就是贫下中农对我的召唤。我应该走出城市，到农村去当一名赤脚医生，为巩固和发展卫生革命的伟大成果贡献自己的一切。于是，我写了第一份下乡干革命的申请书。
农村需要我，我更需要农村。我大学毕业后，由于长期在城里医院工作，风吹不着，日晒不着，再加上思想改造抓得不紧，时间长了，对工农患者的阶级感情就淡薄了。一天中午下班时，有位老工人来看病。我心里有些不耐烦，埋怨说：“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下班时间来。”没想到这位老工人却对我说：“工作忙离不开呀，借着中午的空瞧瞧病，还要赶回去上班呢！”简短的几句话，说得我脸上火辣辣的。老工人带病坚持工作，是想为革命多出把力。我却不愿耽误一点休息时间为他治病，这不正反映了我“为什么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要完全、彻底为工农患者服务，就必须自觉地到艰苦的环境里进行长期的磨练，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这种思想推动下，我接连写了第二份、第三份、第四份下乡申请书。
我四次申请下农村的事，在县医院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同志热情支持，但也有同志劝我：“农村艰苦，县医院也需要你，何必自找苦吃呢？”还有人认为，“到农村会荒废技术。”这时，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反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实践论》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进一步认识到：同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活是艰苦一些，医疗卫生条件是差一些，正因为这样，才更需要我们医务人员到那里去，和贫下中农共同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怕艰苦，贪安逸，图享受，这是剥削阶级的旧观念。我决心同旧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扎根农村干革命。去年九月，我写了一张大字报，第五次提出了下乡的申请。
不久，组织上派我到四新公社办头针疗法学习班。三个月的农村生活，使我亲眼看到了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正在斗争中蓬勃发展，思想上深受鼓舞，也更加感到应该积极扶植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宋家沟大队老贫农张云柱，十年前患了半身不遂症，不能参加劳动。我坚持给他针灸。不久，他便能站起来走路了。张大爷高兴地在院子里走了三圈，泪花夺眶而出，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也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深切感到医务人员需要到农村来。我再也不能等下去了。
正在这时，伟大的批林批孔斗争开始了。我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狠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影响和表现，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二月七日，我写了第六份申请书，再次表示了下乡干革命的决心。
今年二月二十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县委批准了我的申请。接着，我就来到四新公社四新大队当了赤脚医生。到农村后，我亲耳听到老贫农讲村史、家史，亲眼看到这个大队的巨大变化，受到了生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七十一岁的共产党员、老贫农管香苓，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病。我每天上门为他扎针治疗。有天晚上，我顶风冒雨来到管大爷家。他见我一身泥水，激动地向我讲：解放前有一年，瘟疫流行，一夜之间，全村就死了十八口人。回忆过去，看看现在，老人感动得热泪直淌。他高兴地说：“城里大夫下农村，治病到炕头，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教育得好呀！”我在搞疾病普查过程中发现，有些社员是带病坚持生产劳动的。例如，五十多岁的贫农社员张春山患胃病，仍然坚持参加劳动。这些事，对我教育很大。贫下中农是我的好老师，他们身上有我学不完的好品质、好思想、好作风。
大队合作医疗站里，有三个年轻的赤脚医生。为了办好合作医疗，解除贫下中农的疾病痛苦，他们风里来，雨里去，一心一意为社员群众服务。这些，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鞭策自己前进。
我结合医疗实践，为大队的赤脚医生讲解中医、针灸知识。现在，他们已能处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并初步掌握了针灸技术。
到农村四个月，不仅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医疗技术也得到了提高。过去，我在县医院治疗胃溃疡时，一般是用止痛药物，效果不好。现在，我生活在贫下中农当中，了解到这种病多数是劳动流汗以后，着了凉，或者吃饭时呛风引起的。于是，我一方面向群众宣传预防知识，一方面针对寒凉致病的原因，用中草药配制了“胃痛宁”片剂，治疗效果比较好。我还同其他赤脚医生一起，根据本地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需要，种了六亩党参、黄芪、白芷等中草药，自制了一些片剂和粉剂，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促进了合作医疗的巩固。实践使我认识到：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医务人员在农村是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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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心里想着贫下中农
黑龙江省林口县三道通公社贫下中农热烈赞扬牡丹江市下放医生、共产党员李宝金，说她“满心里想着贫下中农”。
去年冬季的一天早晨，李宝金巡回医疗刚刚回来，就接到大屯大队打来的电话，请她赶紧去抢救三个因麻疹合并肺炎生命垂危的病孩。这时候，李宝金正患着功能性子宫出血的妇女病，四肢无力，非常疲倦。可是，她一想到毛主席关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伟大教导，眼前闪现出白求恩大夫的高大形象，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她坚强地站了起来，背起药箱就要走。同志们关心地说：“宝金，到大屯大队要翻一架大岭，走五十里山路，还是叫别人去吧。”李宝金说：“为了救活贫下中农的孩子，我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赶路了。
李宝金以惊人的毅力，走山路，翻大岭，爬石崖，天擦黑时，到了大屯大队的村头。就在这时，她已精疲力竭，眼前忽然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她被山风吹醒时，天已经大黑了。她想起病危的孩子，就咬着牙站了起来，疾步奔向大队办公室。大队干部一见李宝金来了，脸上的愁云顿时消散了。
李宝金立刻投入抢救病孩的战斗。她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一面扎针，一面给病孩服中草药和西药。经过积极治疗，病孩一个接着一个脱险了。但是，李宝金的四肢和面部都肿了，鲜血沿着裤脚流下来。她实在支持不住了，昏倒在社员夏桂芳家里。
贫下中农闻讯后，从四面八方涌来，挤满了一屋子。当大家看清李宝金裤脚上浸透了鲜血时，不少人落下了眼泪。一会儿，李宝金苏醒过来了。病孩的妈妈拉着李宝金的手，含着眼泪说：“李姐，你为了救活俺们的孩子，连自己的命都不顾啦！”李宝金坚定地说：“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牺牲生命我也心甘情愿！”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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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党的温暖传遍四面八方
背起红色的药箱，
走向广阔的山乡。
把毛主席的关怀带给贫下中农，
把党的温暖送到四面八方。
在五指山南麓、太阳河畔的广东省万宁县黎村苗寨，长年累月活跃着一支医疗队。几年来，不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寒风呼呼的隆冬，都可以看到他们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全心全意为黎、苗族同胞服务。这就是广州部队生产建设部队某部的巡回医疗队。
一天傍晚，医疗队接到万宁县南桥公社桥中大队打来电话，说有一个黎族老大娘患了急病，要求马上出诊。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问明病人住在哪个村，电话就挂断了。
桥中大队方圆十几里，八、九个村寨，到哪里去找病人呢？医疗队立即忙开了。队长带着两个同志摸黑赶了七里路，来到大队部。一了解，乡亲们都不知道是谁打的电话，也不知道哪家有病人。怎么办？有人建议：谁家有急病人，家里必然有灯光，凡是有灯光的地方都去找。
田野小道崎岖难行。医疗队的同志几次滑倒在水沟和稻田里。可是，他们不顾这些，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前进。就这样，他们跑了三个村寨，问了四十多户人家，最后，才在田鹅村找到了病人。病人支气管哮喘病急性发作，发高烧，呼吸困难。医疗队的同志经过一番抢救，使黎族老大娘转危为安。
象这样的事情是不少的。有一天，医疗队接收了一个大面积烫伤的黎族小孩。小孩腹部、双腿皮肤都已溃烂化脓。经过两天治疗，伤势仍然严重。第二天晚上，医疗队的同志正准备采取新的措施治疗，可是“小伤员”不见了。原来孩子的母亲认为孩子没有希望了，怕死在外面，趁医疗队的同志不在病房的时候，把孩子抱走了。医疗队的同志立即背上药箱，一口气走了八里多路，来到干割坡生产队“小伤员”家里。“小伤员”却没有回家。原来，他母亲想在孩子死以前送给外婆看一眼，就绕道先去了孩子的外婆家。医疗队的同志二话没说，立即赶到“小伤员”的外婆家。可是，母子俩已抄小路回家了。医疗队的同志又赶回干割坡。这时，只见“小伤员”脸色腊白，不停地抽搐。医疗队的同志立即进行抢救，并说服了“小伤员”的母亲，把孩子仍然送到医疗队治疗。
在医疗队同志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半个月后，“小伤员”伤口全愈，长出了红嫩嫩的皮肤。“小伤员”出院那一天，只见他红红的脸上，堆满笑容，不停地向医疗队的同志招手。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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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斗在苗山彝岭
在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公社的山间小道上，时常可以看到天津下放医务人员杨兴蓉肩挂药箱，身背背篓，爬山越岭，给病人送医送药。
杨兴蓉是一九六九年到这里安家落户的。她四年如一日地战斗在苗山彝岭，为这里广大苗、彝、壮、汉、仡佬等各族人民巡回出诊，细心治病，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不久前，德峨公社卫生院要安排一名医务人员到那地、德峨、保上三个大队普查老年慢性气管炎。这三个大队地处大石山区，方圆五六十华里，十分分散。要做好这项工作，困难是比较大的。杨兴蓉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
在这三个大队赤脚医生的配合下，她风雨无阻，逐队逐户地调查。经过十几天的努力，普查了八十六个老人。其中有三十七人患有慢性气管炎，不少人得病三十多年。那地大队那地生产队彝族王亚由大娘，今年才五十四岁，已有三十五年的病史。在旧社会，王大娘家贫如洗。一次，她生孩子以后，拖着虚弱的身子，上山挖野菜，被一场大雨浇灌后病倒，从此就患上了气管炎。年复一年，越来越重。每当低温阴雨天气，就咳得上气不接下气。解放后，王大娘虽然几次出去求医，但是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她的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杨兴蓉听到患病的阶级兄弟姐妹痛诉病史，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她决心克服一切困难，让病人早日恢复健康。
为了提高疗效，减轻群众经济负担，她决定根据民间的经验，用“岩泽兰”草药给气管炎病人治疗。用草药治疗，不仅要上山去采药，而且用量也较大。这三十七个病人，又分散在三十二个生产队。因此，杨兴蓉每次送药下乡时，都得背上七十来斤中草药，花四天时间，来回步行一二百里。
一次，杨兴蓉到那地生产队的一位病人家里送药，这位病人的病已经好转，到毛田坝收稻子去了，两天后才回来。她考虑到病人还没全好，需要继续服药，决定把药送到田头。从那地生产队到毛田坝有十华里，中间要爬一个大坡，翻越两个山坳。当时，还有两位病人的药没有送去。于是，杨兴蓉沿着山间小道，边走边跑，在较短的时间里，把那两位病人的药先送去，然后又爬坡越岭，向毛田坝走去。当病人在田头接过药包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杨兴蓉的精心治疗下，这三十七位病人，绝大多数都已恢复了健康，重返生产岗位。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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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医疗队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热情地为边疆人民防治疾病，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各族人民的心坎上。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