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法家代表人物介绍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秦始皇嬴政
秦始皇姓嬴名政（公元前二五九年——前二一○年），是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他崇尚法家，反对儒家，厚今薄古，勇于革新，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在我国历史上起过重大的进步作用，被后来的进步思想家赞为“千古一帝”。
公元前二四六年，嬴政即位为秦王的时候，正值战国末期，我国自春秋开始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已基本上完成。但是还存在着封建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和大量的奴隶制残余势力，奴隶制随时都有复辟的可能。这种情况严重地危害着新兴封建制度，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如何结束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实现中国的统一，进一步扫除奴隶制残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
嬴政继王位时只有十三岁，吕不韦继续任相国，总揽大权。吕不韦扶植起来的宦官嫪毐（làoǎi音涝矮）很受太后的宠信，权势也很大。吕不韦纠集了以儒生为主的门客达三千余人，拥有奴隶万余人；嫪毐也有门客千余人，奴隶数千人。这两个大奴隶主又勾结了一伙反动官僚，形成一股疯狂的尊儒反法的复辟势力。
公元前二三八年，秦王政二十二岁，按照秦国的制度该是他亲政的时候了，他便到祖庙所在地雍（今陕西凤翔）举行冠礼，准备亲掌政权。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嫪毐在太后和吕不韦的支持下，发动了武装政变，进攻秦王政留宿的蕲年宫，妄图杀害他，篡夺王位。秦王政坚决镇压了这次政变，处决了嫪毐和参与叛乱的高级官僚，软禁了太后。第二年，又查办吕不韦，吕畏罪自杀。秦王政铲除了这股复辟势力之后，任命李斯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又重用魏人缭为国尉（最高军事长官），组成一个以法家为主体的新的领导核心。这场反复辟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法家路线在秦国的统治地位，为统一中国准备了条件。
公元前二三○年，秦灭韩，秦王政开始了统一中国的事业。此后十年间，相继灭了魏、楚、赵、燕、齐等国。接着进兵南方和西南地区。又北击匈奴，修建了“万里长城”，以保卫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保卫初步建成的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国家。
秦王政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全国以后，即改称号为“始皇帝”，进一步实行政治、经济改革。
首先，改革政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奴隶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世卿世禄”制（“世”就是世袭）和“分土封侯”制。在中央采用“三公九卿”制，由皇帝选择有才能有功劳的人做公、卿，分掌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事；在地方上采用郡县制，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直属中央政府。国家的军政大权和主要官吏的任免权都掌握在皇帝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对于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发展封建经济、文化都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进一步在经济、文化领域进行改革。公元前二一六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让百姓自报占田数量，按亩纳税，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废除六国旧货币和旧度量衡，以原秦制为基础，制定了新的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在全国修筑驰道（车马大道），统一车轨，密切各地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废除六国的文字，制定规范化文字，叫做小篆（又称为秦篆），推行于全国。这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各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巩固并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
秦始皇的每一项重大改革，都遇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公元前二一三年，儒生博士淳于越利用秦始皇大宴群臣的机会跳了出来，公开指责秦始皇，攻击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叫嚷要废除郡县制，恢复分封制度。秦始皇针对淳于越的反动言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击。丞相李斯揭露儒生们不学今而学古，以古非今，毁谤朝政，惑乱百姓，要求始皇严加制止。他还建议“焚书”，就是除秦国的史书以外，六国的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私人的藏书都集中到郡烧掉；有敢谈论《诗》、《书》的弃市（杀头示众），以古非今的灭族（杀全家），不烧医药、种树等书。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儒家鼓吹复辟的大量的所谓“经典”，在全国各地化为灰烬。第二年，又由于儒生们制造谣言，攻击秦始皇和秦王朝的制度，秦始皇下令坑杀了犯有严重罪行的四百六十个儒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措施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的复辟势力，对于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 斯
李斯（？——公元前二○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著名法家荀况的学生。他看到只有变法比较彻底的秦国，才能统一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便到了秦国。
在李斯任秦的客卿时（客卿是当时各个封建割据国家授给外来人的高级职务），秦国以宗室大臣为代表的复辟势力搞了一个“逐客”的阴谋，企图把协助秦始皇推行法家路线的客卿全都赶走。李斯看穿了这个阴谋，向秦始皇上了一封著名的《谏逐客书》，列举秦国历史上商鞅等外来法家人物的巨大贡献，指出如果不加区别地赶走外来的人，让他们替别国去出力，那就等于“借兵给寇仇，送粮给盗贼”，帮助了敌人。秦始皇因此撤销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在制定统一全国的战略的时候，李斯提出了各个击破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赞赏。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刚统一中国，丞相王绾（wǎn音宛）就要求分封秦始皇的儿子们为诸侯。李斯挺身而出，引用春秋战国的历史教训，指出“置诸侯不便”。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否定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秦国早已实行的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直属中央政府，从而巩固了刚刚实现的统一局面。
公元前二一三年，儒生博士淳于越攻击郡县制度，鼓吹恢复分封制，妄图复辟奴隶制。李斯严厉地驳斥了他的谬论，说：“以前的各个朝代都各有自己的制度，这并不是它们故意要彼此不同，而是因为时代不同了，统治的方法也就应该有所不同。”他还建议严厉镇压以古非今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秦始皇根据李斯的建议颁行了焚书令，沉重地打击了儒家复辟势力。
李斯嫉妒、排挤韩非；对以宦官赵高为代表的复辟势力篡夺政权，没有进行坚决斗争，这些是李斯的污点。但是他在秦始皇当政的整个时期，一直处于主要的辅佐地位，对全国统一和封建制的进一步巩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汉高祖刘邦
汉高祖刘邦（公元前二五六年——前一九五年），沛（今江苏省沛县）人，曾当过秦的乡村小吏。秦末陈胜、吴广领导农民起义时，他起兵响应，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陈胜、吴广失败后，他继续领导农民军，推翻了秦二世的统治。秦朝灭亡后，出身于旧贵族的项羽大搞复辟倒退，自称“西楚霸王”，裂土分封了十八个王国，妄图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称雄的旧局面。刘邦是一个大法家，他反对分裂，经过“楚汉战争”，战胜了以项羽为首的复辟势力，重新统一中国，继续实行由秦始皇开创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度，促进了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
刘邦在用人方面，也坚持法家路线。他“不好儒”，说“为天下安用腐儒？”他主张凡是有才能的人，不管什么出身，都按功行赏，量才录用，“爵以功为先后，官以能为次序”。项羽用人“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讲究
“亲亲”原则，这是地地道道的儒家路线。因此，许多有才能的人，如陈平等，在项羽手下得不到重用，转到刘邦方面，成为刘邦的谋士、将领。
刘邦建立汉朝后，基本上采用了秦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即所谓“汉承秦制”。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央政府仍然是在皇帝之下设置“三公九卿”，分掌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事；地方政府有郡守、县令等官吏，其职掌和组织与秦朝相同。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争取一些军事集团的支持，不得不以承认他们为诸侯王作为交换条件。在打败了项羽之后，为了巩固统一，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刘邦在七年中，相继粉碎了韩信、彭越等六个诸侯王的叛乱阴谋。刘邦消灭了六个异姓王后，虽另分封了刘氏子弟为王，希望利用亲属关系以加强统治，但同时又规定，王的太傅（高级顾问）和王国丞相必须由中央委派，没有中央的虎符，诸侯王不得擅自发兵。用这些办法把王国的部分政权和军权集中到中央。
为了继续打击复辟势力，扶植新兴地主阶级，刘邦下令把六国旧贵族和其他地方豪强共十多万人迁到长安附近，以加强控制。他又推行“以有功劳行田宅”的法令，把大量的田地和房屋奖给有功的将吏士卒，扩大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他还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宣布凡因饥饿卖身为奴婢的人，一律解放为农民；对于商贾（大多数是商业奴隶主），规定不许他们穿丝织品、乘车骑马，不许携带兵器，不许做官，并加倍征收他们的人口税。这些都是发展封建经济、打击奴隶制残余势力的有效措施。
刘邦反对儒家的“礼治”，崇尚法治。他叫丞相萧何整理秦朝的法律，加以增删，制定了《汉律》九章。《汉律》基本上保存了《秦律》的面貌，是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重要法典之一。它对于镇压奴隶主残余势力，巩固地主阶级统治和发展封建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后，继续推行了法家路线。
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一七九年——前一五七年在位），是刘邦的儿子，“本好刑名之言”，强调用法治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说“法者，治之正”。他接受法家贾谊的建议，继续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认为“农，天下之本”，鼓励勤耕勤织，发展封建经济；对于商人，坚守“不得为官”的禁令。
西汉初期，诸侯王割据势力虽经刘邦加以限制，但权力仍然很大，同中央政权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诸侯王在封国内不但有权自行征收赋税、摊派徭役，而且实际上掌握行政大权，严重威胁着汉朝中央政权。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就是在诸侯王国内多封王的子孙，使大的王国分成若干小国。每个王国势力就减弱了。文帝重视并接受了这个建议，把领地最大的齐国分成六个小国，又把淮南国分成三个小国，初步实行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措施。
汉初，还面临着北方匈奴奴隶主侵扰的问题。匈奴的骑兵经常到汉的西北一带大肆掠夺，甚至进攻到首都长安附近，使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断遭受巨大损失。但是汉初由于经济力量不足，诸侯王割据势力还很强，对匈奴只能派兵作适当的防御，而无力反攻。
文帝在防御匈奴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他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实行了“募兵备边”政策，并且移民充实边境，屯田筑城，又奖励富人向边境输粟，增加粮食储备，大大加强了边防的力量。并多次派兵，抗击匈奴。他还大力提倡民间养马，准备训练众多而精强的军马，发展骑兵，更主动地打击匈奴的侵略。
景帝刘启（公元前一五六年——前一四一年在位），是刘恒的儿子。他“不任儒”，强调法治的重要，主张以吏为师。他说“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又说“夫吏者，民之师也”。当时法家晁错继贾谊之后进一步建议削减诸侯王一部分封地，收归中央直接统治。景帝接受了这个建议，进行“削藩”，地方割据势力吴王刘濞（bì音必）便联合其他六个王，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七国之乱”，武装反抗中央，妄图夺取皇位。景帝派周亚夫率兵迅速平定了叛乱，随后即下令把诸侯王官吏任免权完全收归中央，又把诸侯王的官吏大加裁减，压低其职权，并规定“诸侯王不得复治国”，王国的行政由中央任命的官吏处理。经过这次改革，国家统一显著加强了，中央集权走向巩固。
景帝除集中力量打击割据势力外，在贯彻执行重农抑商政策，部署防御匈奴及准备反攻匈奴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成绩。
贾 谊
贾谊（公元前二○○年——前一六八年），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先后做过博士、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和梁怀王太傅等一类顾问官。他多次上书提出法家主张，受到汉文帝的重视。他的著作经后人整理成《新书》十卷。
西汉初年诸侯王封地很大，力量很强。贾谊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尖锐指出，汉中央和诸侯王的关系，就象一个人得了手足肿胀病一样，“一胫（小腿）之大几（差不多）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大腿）”，如不抓紧解决，“必为锢疾（难治的病）”。怎么解决呢？他建议，对这些顽固势力必须用中央政权的“权势法制”给以打击，缩小它们的封地，削减它们的权力。只有这样，诸侯王才不敢轻易叛乱，才能保证中央政权统治全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这个建议后来为汉王朝所采纳，对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巩固起了重大作用。
贾谊重视农业生产，注意贮粮备灾，主张统一币制，由国家铸钱，从经济上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
当时，奴隶制的匈奴侵扰北方，贾谊主张抵抗侵略势力，他指出“匈奴嫚侮侵掠”，“为天下患”，提出了设置专门官职对付匈奴。在对外问题上，贾谊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贾谊年轻时写过一篇《过秦论》，总结秦统一六国又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在这篇文章中，贾谊继承了法家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肯定商鞅变法的进步性，认为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继承和发扬了商鞅变法后秦国六世基本执行法家路线形成的威力）统一了中国，是由于客观形势决定的，当时不但“天下之士，斐然向风”，新兴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十分拥护，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是欢迎的。他指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秦始皇灭掉了六国，又南取百越之地，北击匈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但是《过秦论》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例如他没有认识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一场镇压复辟势力的严峻斗争，对此作出了错误的评价。但从贾谊整个思想和对内对外政治主张看，他是汉初法家代表人物之一。
晁 错
晁错（公元前二○○年——前一五四年），颍川（今河南省禹县）人，汉初著名政治家。历任博士、御史大夫（副丞相）等职，很得汉景帝的信任，号称“智囊”。
汉景帝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地方割据势力即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晁错继承贾谊的思想，向景帝提出了“削藩策”，建议削减甚至取消他们的封地，特别要首先打击力量最强、野心最大、准备搞叛乱的吴王刘濞。这个建议被景帝采纳。晁错著书三十篇，谈削弱诸侯王割据势力和更改法令等事。诸侯王对“削藩”十分恐慌，对晁错进行恶毒攻击。晁错的父亲听到后，从家乡赶来，对他说：“你打击诸侯王，使皇帝和他的兄弟、亲属的关系都疏远了，你自己也遭到怨恨，甚至晁氏一家都要被你连累！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晁错回答说，“不如此，天子不尊”，意思是，不这么干，中央集权制度不能巩固。他的父亲说：“我不忍看到全家遭祸！”回家就自杀了。但晁错毫不动摇，表现了他坚定的法家立场。不久，吴王刘濞等七国割据势力果然起兵叛乱。他们打着杀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实际上是要篡夺帝位。这时，原吴王濞的丞相、后打入汉中央政权的内奸袁盎（áng音昂）挑拨离间，对晁错进行陷害，致使景帝刘启平叛的决心一度动摇，晁错被杀。但景帝不久就又下决心平叛，割据势力的叛乱仅三个月就被平定了，从此，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
对于匈奴，晁错主张断绝和亲，坚决抗击。他建议一方面在边防地区大量积谷，招募人民安家落户，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修筑城堡，加强守备，抓紧军事训练，以便有效地抵御匈奴的侵扰。
晁错提出的政治、经济主张和对匈奴的政策，进一步发展了文帝时的法家路线。晁错死后，他的这些政策和主张继续得到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