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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人”·“养人”·吃人
解放军某部战士 施亦联 丁克白
“人性论”，是反动没落阶级的思想武器。孔老二及其信徒林彪，为了政治上“克己复礼”，在文艺上也常常鼓吹“人性论”。
孔丘鼓吹“仁者爱人”、“泛爱众”这类滥调最卖力气。据统计，一部《论语》就“言仁五十八章，仁字一百零五见”（宋人张敬夫《洙泗言仁录》）。但是他实行不实行呢？根本不实行。毛主席在批判“人类之爱”时曾经指出：“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
孔老二不爱的人多得很。首先他不爱奴隶，恶毒污蔑奴隶是“小人”、“鸟兽”和“盗贼”，胡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他主张对造反的奴隶要斩尽杀绝。有一次，郑国萑苻之泽的奴隶暴动被一个奴隶主血腥镇压下去了。孔老二听了手舞足蹈，连声叫喊“杀得好！”这位“爱人”、“泛爱众”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圣人”，俨然成了个杀气腾腾的大恶霸。孔老二也不爱新兴地主阶级。他一上台就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并且暴尸三日。他听说新兴地主阶级代表陈成子杀死奴隶主贵族头子齐简公后，特地斋戒沐浴去见鲁国国君，请求派兵讨伐。就是对自己的学生，孔老二也不是普遍都爱的。他骂“请学稼”的樊迟为“小人”；骂讨厌听他讲课而打瞌睡养神的宰予为“朽木”；对帮助新兴地主阶级代表季氏的冉求，他要“鸣鼓而攻之”。孔老二的“泛爱众”完全是谎言，他所爱的奴隶主阶级顽固派只是一小撮，他所恨的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倒是大多数。因此，所谓“泛”即“窄”也，“众”即“寡”也，在这里也暴露了孔老二是个口是心非的“巧伪人”。
孔老二为了骗人，把“爱人”这套谬论运用到文艺上，大肆宣扬什么“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把“温柔敦厚”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居中”者，不偏不倚之谓也。其实，孔老二在文艺上又何尝“居中”过？对于“复礼”有利的诗、乐，他就爱得发狂，毫不吝惜地给戴上“尽善尽美”、“思无邪”、“君子之音”、“温柔敦厚”等一顶顶桂冠，把它吹上天。对违背“礼”或不那么符合“礼”的要求的诗、乐，他就毫不客气地泼上“小人之音”、“淫邪”、“杀伐之气”等种种脏水，打入十八层地狱。他的爱憎鲜明得很，半点“居中”也没有。
孔丘的“温柔”又怎么样呢？公元前四九七年，齐鲁两国国君在夹谷相会，孔老二陪着。为了庆贺这次相会，齐国叫一个奴隶身份的艺人优施表演歌舞杂技。大概优施在表演中触犯了鲁君，表演的歌舞又是新声不是古乐，孔“圣人”便大发其火，立即命令官员行法，杀了优施，“身首异门而出”。“圣人”的“温柔”成了暴戾，“爱人”赤裸裸地成了杀人。由此可见，他所欣赏推崇的文艺，也只能对奴隶主“温柔”，只能“养”贵族“君子”的“生育之气”；对奴隶则是“格杀勿论”，暴戾残虐。
孔丘宣扬“人性论”是为他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服务的。他妄图用“爱人”的说教和“温柔”的面纱来掩盖奴隶与奴隶主阶级之间血淋淋的阶级斗争，要奴隶主阶级加强团结和友爱，巩固统治地位；要奴隶去爱奴隶主，不要反抗奴隶主，永远安于被统治、被奴役、被宰割的地位。
叛徒、卖国贼林彪深得乃师孔老二的真传。他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一面宣扬什么“德”、“仁义”、“忠恕”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似乎他真要以“仁爱之心”待一切人，要对一切人都讲“仁义”、“忠恕”似的。但是，背地里他却咬牙切齿地叫喊要“吃掉”无产阶级，要对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要跟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破釜沉舟”地干一场。
林彪把“仁爱之心”应用于文艺，抛出了一个贴着新商标的旧货色：“养人”文艺。何谓“养人”文艺？他叫嚷什么文艺作品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可以“化合”，就象氢和氧一样，“化合”起来就变成水，就可以“解渴”，可以“养人”。要剖析林彪的“养人”文艺是什么货色，先得剖析他的“写人”。林彪胡说什么各种文学体裁的任务就是“写人”，“写人的活思想”。他要写什么人呢？从林彪自己“写”的和他吹捧的文艺作品看来，就是要写林彪这一伙脑袋“特别灵”的“天马”、“贵人”，就是把林彪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捧为“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写这些人，树这些人，目的是为了“养”他们一小撮复辟资本主义的“队伍”，“鼓舞”他们的“斗志”，“解”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之“渴”，妄图实现他们一个早上扑过来，把无产阶级“吃掉”的幻梦。所谓“养人”文艺，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说，就是地地道道的“吃人”文艺。“养”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吃”的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林彪抹煞文艺作品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阶级属性，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的文艺“化”为资产阶级的文艺。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的“爱人”和“养人”文艺。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就把“‘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不触犯奴隶主阶级利益时，孔老二可以假惺惺地叫喊“爱人”，但当奴隶们起来反抗，新兴地主阶级起来革新时，他马上就把“爱人”变成了“杀人”。林彪也是一样，对跟着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人”，他可以待之以“仁爱之心”，可以“养”着；而对反对他复辟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他恨不得“一口吃掉”。这就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性和虚伪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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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朽木”辨
标实
《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孔老二正摇头晃脑地向弟子们讲“经”论“道”，一个名叫宰予的学生在课堂上睡着了。宰予的这一举动，冒犯了孔老二的“尊严”，大煞了孔家店的风景。孔老二借口宰予“昼寝”，破口大骂他“朽木不可雕也”。“朽木”，无疑是不能用作雕刻的材料的。以此来比喻学生，便是不堪造就、没有培养前途的意思。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的有关宰予的事迹中，可以看出，宰予是一个有点头脑的人，他和孔老二之间，在政治观点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他的“昼寝”大概是对孔老二不买账的一种表示吧。
“克己复礼”，是孔老二的反动纲领。“三年之丧”，是孔丘叫喊“礼治”的内容之一。对此，宰予曾表示大胆怀疑，并反问孔丘：“父母死了，守孝三年，时间这样久，必然造成
‘礼坏乐崩’，这不正是您老先生深恶痛绝的吗？”问得孔老二理屈辞穷，只好谩骂宰予“不仁”。
孔老二满口“仁者爱人”，宰予却看破了这个江湖骗子的伪善面孔，就“将”了孔老二一“军”：“请问先生，要是有一个‘仁人’掉到井里去了，作为一个‘君子’是否也应该跳下去呢？”孔老二不知所措，只好又污蔑宰予是“欺骗”和“陷害”君子。
孔老二一贯颂古非今，开口“三皇五帝”，闭口东周“郁郁乎文哉”。宰予有一次公然质问孔丘：三皇五帝的“德”如何？并尖锐地指出周朝用栗木做神主牌，是为了使人民慑于神权的淫威而“战战栗栗”，戳穿了周朝“王道”的实质。这更使孔老二狼狈不堪，只好耍无赖，要宰予“既往不咎”。
孔老二的谩骂和污辱并没有使宰予屈服，后来，宰予毅然离开了孔家店，到了齐国，投身到新兴势力陈成子推翻奴隶制的斗争中去，最后献出了生命。
就是这样一个关心政治，赞同变革的“良材”，居然被孔老二视为“朽木”，诬为“不可雕”，是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
自古以来，在教育领域中，关于“朽木”与“良材”，即“坏学生”与“好学生”的标准，是有着鲜明的阶级性的。任何阶级，都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孔老二仇视宰予“昼寝”只是借口，根本原因是宰予和他志不同，道不合。孔老二要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效劳；宰予要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
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林彪一伙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同样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他们学着孔老二“朽木不可雕”论的腔调，攻击工农兵大学生是什么“粗瓷碗描不出细花来”，咒骂敢于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的革命青少年是什么“无花的刺”云云。并肆无忌惮地叫喊“教育质量今不如昔”，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粗”与“细”，“花”与“刺”，教育质量的“高”与“低”，不同的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
工农兵上大学，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彻底搅动了教育领域里封、资、修的深潭古水，捣毁了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学而优则仕”的世袭领地。这块领地，已由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他们要求自己的接班人，必须具备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本色，能文能武，亦工亦农。资产阶级老爷们，在这个领地中，见惯了颜回式的“君子儒”，病西施式的女学生，今天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却是大批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能读书、能下田、能做工、能练兵的“陌生人”，他们当然就要放开嗓子大骂“粗”了。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形象，恰恰是无产阶级要求的教育质量！
说到“刺”，用无产阶级自己的话说，就是革命的战斗锋芒，这是无产阶级青少年的宝贵之“材”。自孔老二始，二千多年来，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直被反动阶级规范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礼记·学记》）。就是说，“师”有了“尊严”，就能更有效地传播孔孟之道，更有把握地把学生培养成剥削阶级的爪牙和奴才。无产阶级要求自己的接班人，在斗争中成长，就要培养和发扬他们身上的革命战斗精神。在资产阶级对革命青少年诬之以“刺”的时候，我们则十分兴奋地意识到革命的反潮流精神是多么可贵；而培养这种精神，是一切无产阶级教育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当然，培养学生的反潮流精神，与启发学生自觉遵守与维护学校纪律是并不矛盾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培养革命接班人，大量的是要从工农兵中产生，要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锻炼成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残花败柳，毒草病枝，才真正是腐烂发霉的朽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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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吹鼓手与刽子手
北京部队某部战士 李锡赓
政治上搞复辟，文艺上必然搞复古，而要复古，必然颂古非今。二千多年前的复辟狂孔老二，同时也是维护旧文艺的吹鼓手，扼杀新文艺的刽子手。
随着奴隶制的日益崩溃，以西周的“礼”“乐”为主要内容的奴隶主贵族文化，也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孔老二自称“信而好古”，奴隶制越濒于完蛋，他对旧文艺也越爱得发狂。他在齐国听到一支老掉牙的古乐《韶》，竟陶然如醉地“三月不知肉味”。其实，孔老二所“好”之“古”，何止古乐、古诗，什么夏朝的历制，殷朝的车制，周朝的服制，等等，他都是既“信”且“好”的。总之，有“古”必复，逢“古”必颂。
可是，对于刚刚兴起的新文艺，孔老二就不客气了。在新兴的地主阶级势力比较强大的国家里，出现了一种叫做“郑声”的新曲，很受地主阶级欢迎。他们听古乐就想打瞌睡，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孔老二闻此，不禁“圣颜”大怒，恶狠狠地说：“淫邪”，“竟敢扰乱雅乐，太可恶了！”坚决取缔“郑声”。季氏“八佾舞于庭”，超越了“周礼”，孔老二更是气炸了肺：“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恨不得马上就要“鸣鼓而攻之”。看！他一点也不“中庸”，一点也不“温柔敦厚”了，索性施出了刽子手的全部本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谁说“圣人”是文人，扼杀新文艺不是也动起武来了吗？
沧海变桑田，悠悠两千多年过去了。孔老二的衣钵被林彪全部继承下来。在“悠悠万事”之中，林彪首先抓了一个“唯此为大”的事，叫做“克己复礼”。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在文化方面，他鼓吹要到“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里去挖“两千年来世界思想的根源”。他祖师爷孔老二的那一套，当然更值得一挖了。怎么个挖法呢？林彪美其名曰：“归纳法”。什么“道德、仁义、忠恕”呀，封建的“忠孝节义”呀，统统“用其内容”，并贴上个
“历史唯物主义”的标签。还有一些专门写政变的戏，那是形象的“复礼”材料，又有“经验”可吸取，因而，林彪更是啧啧称道。如此种种，充分说明了林彪是“志壮坚信”复古的。不光中国的，而且外国的，只要“古已有之”，有助“复礼”，他都要挖掘不止，大力鼓吹。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带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新文艺，象把摧枯拉朽的铁扫帚，把那些盘踞多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赶下了文艺舞台。一个个高大完美的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巍然树立起来，占领着文艺舞台。对此，林彪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攻击。他们一边借口“修改、提高”，篡改和破坏革命样板戏，一边却又蓄谋炮制为他们一伙树碑立传的黑样板，同革命样板戏唱对台，他们用什么“灵感论”、“养人文学”、“方向问题解决了”等谬论来毒害文艺创作，用“变相劳改”之类的恫吓来阻挠文艺战士深入生活、与工农兵相结合，真个阴险、毒辣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在扼杀新文艺、鼓吹旧文艺上，真不愧是“师徒同道”。一个把文艺纳入“礼”的规范，顺之者吹捧，逆之者打击；另一个则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对“复古”兴趣盎然，对革命文艺“格杀勿论”。这就如鲁迅在鞭笞那些复古主义者时所说的：“保古家还在痛骂革新，力保旧物地干”，“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怎样的心肝？戳穿了说，不管孔老二还是林彪，都是妄图利用文艺为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借以达到变天、复辟，拉历史车轮倒退的罪恶目的。所不同者：孔老二生的是复辟反动奴隶制的蛇蝎心肠，林彪生的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罢了。
然而，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固若金汤的铁壁铜墙。林彪从孔老二那里学来的两“手”，撼不动社会主义江山的一根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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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仁政和王道是反革命专政的遮羞布
——重读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赖应棠
一九三四年，鲁迅写出了战斗的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这篇文章，剥去了孔孟和中外反动派宣扬“仁政”“王道”的画皮，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光芒。
鲁迅写这篇文章，正值我国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空前尖锐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华北，蒋介石卖国集团不顾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继续奉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卖国政策，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们内外配合，在对中国人民进行侵略和屠杀的同时，玩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日本侵略者高唱“王道乐土”，大搞什么“王道政治”、“日满亲善”、“东亚共荣”等欺骗宣传。国民党反动派则演出了尊孔读经的丑剧，大搞什么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的“新生活运动”。面对这恶浊的空气，鲁迅发扬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揭穿了他们的阴谋，指出了所谓“王道”“仁政”是反动派骗人的谎言，以唤起革命人民的警觉，对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政权从来不是什么仁慈的机关，“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鲁迅根据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深刻指出：第一，所谓王道，“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历代反动统治者从来是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他们实行的是反革命专政。离开反革命暴力，他们无法统治下去。“孔子和孟子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但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也是地地道道实行霸道的。周武王为了镇压纣的军队的反抗，就曾“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鲁迅辛辣地讽刺说：“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第二，王道和霸道是兄弟，是反革命的两手。“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这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王道不过是对被压迫阶级的麻醉和欺骗，是一把软刀子。第三，“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也就是说，孔孟所宣扬的王道是骗人的鬼话，现代的反动派宣扬王道也是一种新的骗术，革命人民万万不可上当。
鲁迅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批判林彪和孔老二，极有教益。
孔老二为了挽救奴隶制的灭亡，面对“礼坏乐崩”的局面十分痛心疾首，喋喋不休地宣扬“仁政”。说什么“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以“仁”作为他反动思想体系的核心。孟轲发挥了他的“仁政”思想，提出了“王道”、“以德服人”的反动主张。这些被历代反动统治者奉为经典的谬论，其实都是骗人的谎言。鲁迅说得好：儒士的最高理想——王道，和方士的最高理想——仙道，都一样是虚无缥缈的，骗人的。孔老二宣扬仁政，是为了复“礼”，复辟奴隶制，他爱的是奴隶主阶级和反动的奴隶制，他鼓吹
“仁”是为了加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镇压奴隶的反抗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活动。他直言不讳地供认：“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对于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他不仅不爱，而且残酷镇压。公元前六一三年，郑国统治者把起义奴隶“尽杀之”，孔丘大叫“善哉”（杀得好）！他在鲁国当代理宰相时，上台不久就杀害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还暴尸三日。完全是一副恶霸的面孔！事实证明，孔孟宣扬所谓“仁政”“王道”，只不过是反革命专政的遮羞布！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历代反动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把反动的“仁政”“王道”改头换面当作“新药”来贩卖。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孔孟之道的衣钵，大肆宣扬什么超阶级的“仁爱之心”，叫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他这一套不过是鲁迅早已批判过的“仁政”“王道”腐朽理论的翻版，其目的不过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伙口口声声讲什么“仁爱”，他们在《“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却磨刀霍霍，要一口“吃掉”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他们爱的、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的只是被我们打倒的那一小撮阶级敌人。
“仁爱”的面纱绝对掩盖不了他们妄图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真面目！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护身法宝。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界线。对于一切敢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分子，我们必须给以坚决无情的镇压。不这样，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阶级敌人越是拚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越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