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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李贽
庆思
在我国历史上，儒法两家之间的斗争，从来是革新和守旧、进步和倒退两条路线的斗争。两千多年间，这种斗争虽有升沉起伏，但始终没有停止过。
北宋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过渡，孔学演变为更加反动的理学（或称道学）。这是当时反动阶级为了镇压劳动人民和进步势力的反抗，拚命强化思想统治的表现。理学从十一世纪开始流行后，一直统治着封建社会的思想界，成为紧紧束缚人民群众思想的绳索。
有压迫，就有反抗。尽管反动的地主阶级千方百计地加强思想统治，人民群众和一些进步思想家仍然坚持反孔学、反理学的斗争。李贽〔音志〕就是在十六世纪高举尊法反儒旗帜的一个进步思想家。他热情赞扬实行法家政治路线、开创统一中国局面的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而极力反对以孔丘的是非为是非，把儒家“经典”批驳得体无完肤。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对李贽的这些思想大为惊恐，查禁了他的著作，把他关进牢狱，迫害致死。但是，这却阻止不了他的进步思想的传播。李贽的进步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李贽（公元一五二七——一六○二年）号卓吾，福建泉州人。泉州自宋元以来就是对外贸易的港口，李贽的先辈从事过航海经商。他本人在青年时代生活颠沛流离，中年后做过二十余年官吏，接触到许多以儒家正统派自居的道学家的腐朽、虚伪、奸诈行径，常和有权势的道学官僚相抵触，“见道学先生则尤恶”。由于他不受道学官僚的“管束”，便“受尽磨难”。这些经历和遭遇，使他易于接受新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同情下层人民生活的痛苦，期望在理学占垄断地位的死气沉沉的局面中，冲杀出一条新的思想道路。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李贽生活的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封建社会已进入晚期，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明王朝的统治风雨飘摇，日趋没落，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城市市民也开展了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在思想领域中，革新与守旧的斗争也十分激烈。在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批不满现状，要求变革的进步分子。他们大胆地叛离封建正统思想，要求思想上的自由解放。李贽能够对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进行全面的批判，对法家学派进行高度的赞扬，在反儒和尊法两方面，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他前辈的进步思想家，这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即上述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是紧密相联的。他的反儒态度比较坚决、批判比较深入，这同他对法家的认识比较正确有密切关系。
批判孔老二和反动理学
孔老二是个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大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由于其反动思想适合于一切腐朽没落阶级的共同需要，所以在宋代以后日趋没落的封建社会中，他的言行被统治阶级奉作衡量是非的准则。与李贽同时期的道学官僚耿定向就认为：孔丘的言行不可不依仿，不能不依仿，也不容不依仿，露骨地宣扬奴隶主义。针对这种谬论，李贽尖锐地指出：孔丘也不过是个普通的人，为什么事事必须依仿于他呢？如果办任何事情都必须依仿孔丘，那末在孔丘未生之前的人们就不活了吗？李贽激烈反对以孔丘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总目前论》）！其目的在于反对理学家用孔丘的亡灵来窒息人们的思想。他曾说：“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
（《藏书·司马迁》）李贽敢于如此旗帜鲜明地公开否定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千古相传的是非标准，这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主张。它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斗争的开展，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思想。难怪清代封建卫道者纪昀咒骂李贽“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正反映了李贽反孔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孔丘及其门徒编纂、删定的那些儒家“经典”，被历代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奉为至宝，也是宋明理学阐发“三纲五常”等反动说教的理论依据。李贽对于儒家这些“断烂朝报”式的货色，极为轻蔑。他对《四书》、《六经》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六经》不过是“史官过为褒崇之词”，“臣子极为赞美之语”，《论语》、《孟子》不过是孔孟的迂腐、糊涂没有头脑的学生们残缺不全的笔记，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怎么能当作万古不变的真理呢？但是腐朽透顶的理学家却捧着孔丘的只言片语，作为骗人的工具。李贽愤怒地揭露“《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
（《焚书·童心说》）。对于儒家“经典”如此猛烈地抨击，这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孔学名高实秕糠。历代反动统治者出于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都把孔丘吹嘘成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描绘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李贽却无情地剥掉了孔老二的“圣人”画皮，尖锐地指出，这个纸糊的“至圣先师”，实际上“无学无术”（《焚书·答耿中丞》）。李贽还以嘻笑怒骂的笔法，把孔老二的肮脏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孔丘处心积虑地追求高官厚禄，生活奢侈腐化。《论语》中记述孔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惟酒无量，不及乱。”李贽对此加以讥讽说：“惟酒无量，不及乱。大圣人！大圣人！其余都与大众一般。”（《四书评》）在李贽笔下，孔老二不过高明在能饮酒无量而已，其余的和普通人没有两样，
“圣人”的尊严被一扫而光。李贽认为孔老二的看家本领就是搞复古倒退，并指出由于孔丘违背历史潮流，在他活着的时候便到处碰壁，可见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李贽不仅把孔老二掀翻在地，对于理学家的尊孔论调也给予了辛辣的嘲弄。反动理学家朱熹曾肉麻地吹捧孔丘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李贽诙谐地批驳说：啊！原来老天爷不生孔丘，世界就永久是黑暗的；怪不得孔丘以前的人们，整天得点着蜡烛走路
（《焚书·赞刘谐》）！李贽还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把理学家尊孔的反动潮流，比做矮子在人群中看戏，只是随声附和地跟着别人喝采；还比做夜里有只狗看见影子就叫，别的狗也跟着乱吠，若问为什么叫则说不出一点道理来（《续焚书·圣教小引》）。这种批判实在是剔肤见骨。既是对孔门徒子徒孙的有力鞭笞，也是对孔老二的“大不敬”。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过的：“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对于孔丘以后的整个儒家学派，李贽都进行了批判。他把儒家“道统”黑线上的主要代表人物，一个个都批得落花流水。孟轲向来被尊为仅次于孔老二的“亚圣”，李贽却认为孟轲“舛谬不通”，“执一害道”，“欲以死语活人”。他拿法家的杰出思想家荀况同孟轲相比，认为荀况“通达而不迂”，比孟轲高明得多，“不晓当时何以独抑荀而扬孟轲也”（《藏书·荀卿、孟轲》）。对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向被推崇为汉代“群儒之首”的董仲舒，李贽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不过是“章句之儒”，“董氏特腐耳”（《焚书·贾谊》）！对于理学的创立者程颐、朱熹之流，李贽更是猛烈地抨击。他批评程颐的言行“真不成话”，“胡说甚”（《藏书·程颐》）。他揭露朱熹“无术”、“无学”，指出理学“流无穷之毒害”，是害人误国的“伪学”（《藏书·赵汝愚》）。对于理学家提出的种种谬论，李贽都一一加以批驳。针对理学家提出的“理生气”的唯心论观点，他提出世界“惟是阴阳二气”的朴素唯物论命题（《焚书·夫妇论》）；针对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动说教，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扬》）；针对理学家所宣扬的“男尊女卑”的陈腐观点，他指出所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纯系胡言乱语（《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他痛斥理学家都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兽（《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都是些“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道学家的腐朽、无能、虚伪的丑恶嘴脸。
宋代以来的思想家，敢于批判理学的某些思想观点的虽然不乏其人，但往往不敢触及孔老二这尊神圣的偶像。李贽则从孔孟到程朱，对于孔家店的“圣贤大儒”、古董偶像，都进行了批判揭露。李贽不只是批判儒家某一些人，而是批判了整个儒家学派。他指出“儒家者流”不过是些“依仿陈言，规迹往事”的顽固派，都是些“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的庸碌之辈。他痛斥“儒者之学全无头脑”，“鄙儒无识，俗儒无实，迂儒未死而臭，名儒死节殉名”（《续焚书·与焦漪园太史》），是妄图“以周公之礼乐，治当时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为后世之必当复，一步一趋，舍孔子无足法者”（《藏书·王通》）。李贽比较集中地批判了儒家的因循守旧、复古倒退，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儒家学派的反动实质。
赞扬秦始皇和法家学派
反儒和尊法是李贽进步思想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他在批判孔老二、抨击反动理学的同时，赞扬了秦始皇，肯定了秦始皇及法家学派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应有的地位。
秦始皇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他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他崇尚法家，反对儒家，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给奴隶主复辟势力以坚决打击，对中国的统一和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两千多年来，在如何评价秦始皇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看法。历史上的新兴的阶级，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于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贡献，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相反，历代反动派，都是尊儒反法派，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恶毒咒骂秦始皇，什么“捐弃礼义”、“尽灭先圣之道”啦，什么“暴秦害圣典，疾格言，燔诗书，屠术士”啦，等等。宋明时代的理学家朱熹、王阳明之流，在攻击秦始皇这一点上更为阴险毒辣。他们一方面正面攻击“秦至无道，决无久存之理”（《朱文公文集》）；另一方面又胡说什么“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朱子语类》），妄图把秦始皇的业绩纳入他们的反动理学体系。总之，长期以来，反秦的迷雾掩盖了历史的真相，秦始皇简直成了一个“千古罪人”。历代反动派在秦始皇身上歪曲历史，造谣中伤，目的都是为了尊儒复古，保存旧势力，反对社会变革。
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李贽，在“取史册披阅”的过程中，看到旧史书中按照儒家传统的偏见，把“真英雄子，画作罢〔音皮〕软汉”，那些“真啖名不济世客”，反却“画作褒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负”（《焚书·答焦漪园》），感到“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他终于以“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的反潮流精神，在对秦始皇的一片辱骂声中，挺身而出，勇敢地为秦始皇“辨雪”。在他的“系千百年是非”的《藏书》中，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着眼，赞美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藏书·总目》），实在是真知灼见。
李贽把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概括为“混一诸侯”（意即统一中国）。他探索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原因，是实行了法家的政治主张。他分析了春秋、战国的政治历史状况：“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礼乐征伐之权”（《焚书·战国论》），出现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局面。当时五霸、七雄都“心图混一”，然而“其势不致混一”。只有秦国，商鞅变法以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增强，才逐步为统一中国打下基础。到了秦始皇时代，任用法家李斯等人，执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政策，终于统一了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
李贽对于秦始皇在统一战争结束后，为防止没落奴隶主势力复辟所采取的治理国家措施，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李贽明确肯定秦始皇、李斯反对复古派要求实行分封制的观点是正确的，一再批注：“是”，“是”。他赞扬李斯提出的“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的思想“甚可贵”，称赞李斯能从楚国到秦，协助秦始皇完成统一事业，是“知时识主”，并把他列为“才力名臣”（《藏书·秦始皇帝、李斯》）。李贽对于柳宗元赞扬秦始皇、肯定郡县制的《封建论》一文也评价很高。他说：“《封建论》卓且绝矣！”“柳宗元文章，识见，议论，不与唐人班行者。”（《藏书·柳宗元》）也就是说，柳宗元的思想见识超过同时代的唐人。这表明了他和柳宗元在尊法颂秦方面的一致。这些都足以说明，李贽对秦始皇的颂扬，是立足于他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进步看法的基础上的。历史上无论是攻击秦始皇，还是赞扬秦始皇，总是和当时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总是由一定阶级、政治集团的阶级利益、政治地位所决定的。宋以后，封建社会逐步发展到它的后期，地主阶级日益走向反动，日益腐朽没落，日益害怕进步力量，因而更加恶毒地攻击秦始皇和法家的进步作用和变革思想。后来，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要求进步和变革的新的社会因素。李贽用坚决的态度和明确的语言肯定秦始皇和法家的进步作用和变革思想，就是这种新的社会因素正在出现的一种反映。
李贽的尊法思想贯穿在他的整个历史观中。对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以及具有尊法反儒倾向的进步思想家，他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悝〔音亏〕、吴起等，都是战国时代的法家代表人物，李贽高度赞扬他们的变法革新精神，肯定他们的学务实用。他称李悝变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藏书·李悝》）；称吴起的主张“用之魏则魏强，用之楚而楚伯（霸）”（《墨子批选序》）。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李贽非常喜爱他的著作，同意韩非的书“益人意智”的说法。总之，他认为先秦这些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主张变法革新的思想家“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焚书·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这和他认为孔孟之道及反动理学“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不可以治天下国家”，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西汉前期是新兴的封建统一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了如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宣帝这样的政治代表，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倾向法家，执行了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政治路线。李贽肯定汉高祖、汉武帝是“大有伟略”的皇帝。到汉元帝即位，重用儒生，国势衰落。李贽写道：“吁！此不足称帝矣！”（《藏书·总目》）又说：“为君者汉唯有孝高、孝文、孝武、孝宣耳，余尽奴也。”（《焚书·寒灯小话》）当汉元帝劝他父亲宣帝重用儒生，改行儒家政治的时候，宣帝训斥元帝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何足委任”。李贽很赞赏这个意见，认为是“千古不易之谈”（《藏书·孝宣皇帝》）。对于汉初的著名法家人物，李贽也大加赞扬。他说：贾谊“通达国体，识时知务”，“至今读其书，犹想见其为人”（《焚书·李中丞奏议序》）。他认为晁错的政论“皆一时急务”（同上），痛惜晁错被冤杀，“千载之下，真令人悲伤而不可已”（《焚书·晁错》）。又肯定桑弘羊的理财政策实行后“不待加赋，而国用自足”，“桑弘羊者，不可少也”（《藏书·富国名臣总论》）。
西汉后期以后，儒家思想逐渐占了统治地位。但在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仍然有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尊法反儒，实行改革。儒法斗争，绵延不绝。李贽非常明确地站在历史上法家阵营一边。他称赞曹操：“必如曹孟德等，方可称之为江淮河海之水”（《焚书·八物》）。推崇武则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藏书·唐太宗才人武氏》）。对于宋代新旧两派的斗争，李贽也赞赏王安石的变法，斥责顽固派司马光等对王安石的攻击是“通胡说”，“通胡做”，“不足以动安石之一颔”（《藏书·司马光》），“所见又在安石下矣！”（《藏书·富国名臣总论》）。
李贽对法家的热烈赞扬并不只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了反对现实生活中那些保守、虚伪、无所作为，却在那里骂秦贬法的大人先生们。当时，明王朝政治腐败，朝不保夕，而封建统治者和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利益的理学家们，仍一味地维持现状，苟且偷安，他们“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国家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焚书·因记往事》）。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的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因而必然与那些政治上的极端保守派发生冲突。他积极要求“道不虚谈”，“学务实效”，要求随着“时异势殊”而“原情论势”，主张“因其时，用其术”、“革旧鼎新”。具有这种进步要求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要从法家学说中寻找思想武器，借以达到变革现实的政治目的。他歌颂秦始皇，赞扬法家学派，高度评价他们因时变法，讲求实用，使国家富强的历史功绩，这正是他掷向当时反动无能的官场学界的锐利投枪。他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生活，又使他的尊法反儒思想磨练得更加坚定，更加鲜明。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尊法反儒还是尊儒反法，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势不两立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李贽的尊法反儒思想触犯了反动派的利益，因而反动统治者对他恨得要命，千方百计地对他加以打击迫害。面对邪恶势力的迫害，李贽无所畏惧，顽强斗争。统治阶级咒骂他是“异端之尤”，他公然以“异端”自居，说：“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焚书·答焦漪园》）统治阶级诬蔑他“伤风败俗”，他则予以回击说：“彼其口出正风化之语者，皆其身实大坏风化之人。”（《续焚书·与周友山》）李贽晚年流寓湖北，统治阶级扬言要驱逐他，他毅然表示，“我可杀不可去！”他还正义凛然地说，“可以知我之不畏死矣，可以知我之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之不靠势矣。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续焚书·与耿克念》）。这种不怕围攻，不怕权势，不怕杀头的斗争精神，是很可贵的。凶狠毒辣的反动派，最后终于给李贽加上“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明神宗万历实录》）的罪名，重演了孔丘杀少正卯的丑剧，将七十六岁的李贽逮捕下狱，迫害致死。李贽的尊法反儒斗争，成为儒法斗争史上壮丽的一页。
李贽虽然被反动统治阶级残酷迫害致死，他的进步思想的影响却不能扑灭。李贽的思想和著作，不仅在当时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也为后来许多反封建的思想家所继承和利用；直到五四运动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天，李贽的思想和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深入批判国内外尊孔反法的反动思想，仍不失其价值。
应当指出，李贽并没有突破剥削阶级世界观，也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封建道德的束缚，因而他对孔丘及儒家的批判，对秦始皇及法家的肯定，都还不彻底，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肯定李贽的历史功绩，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而不是赞扬他思想中任何消极、错误的东西。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唯物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历史上象李贽这样有作为的进步思想家，虽然曾在不同程度上对孔老二的反动思想进行过抨击，但是，由于时代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局限，都不可能彻底打倒孔学。我们必须看到孔老二在中国的流毒年深日久、极为深广。彻底打倒孔老二，揭露批判形形色色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战斗任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和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仍在激烈进行。国内外反动派为了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都尊儒反法。叛徒、卖国贼林彪，在这方面比起历代反动派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早已“折戟沉沙”，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只要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存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孔和尊孔的斗争就不会结束。不批孔，批林就不能彻底，反修就不能彻底，防修就没有保证。因而我们在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必须认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更深入地批判孔老二，捣毁孔家店这个在历史上长期放出阴风鬼火的反动思想的巢穴。我国历史上法家对儒家进行斗争的经验和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坚决反孔的斗争精神，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进行这场伟大斗争的启示和借鉴。我们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