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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尊儒反法的《辨奸论》
廖钟闻
大约在北宋末年或南宋初期,邵伯温(1057—1134)假借与王安石(1021—1086)同时的苏洵(1009—1066)的名义,伪造了一篇《辨奸论》。这是一篇恶劣的尊儒反法的文章。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把《辨奸论》作为理论根据,奉为至宝,为他玩弄阴谋诡计,搞反革命政变服务。剖析《辨奸论》的实质,有助于了解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是怎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有助于进一步批判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滔天罪行,揭露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从中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
《辨奸论》最早见于邵伯温所写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自称:“辨奸一篇,为荆公(王安石)发也。”(《邵氏闻见录》十二卷)这是一句真话。苏洵在王安石初次当副宰相、实行变法之前三年就死了。邵伯温假托苏洵之名,对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及其变法进行无耻的造谣和诬蔑,并且冒充是苏洵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写的,是苏洵“预见”到王安石如果受重用,“天下将被其祸”。这种造谣的手段多么卑劣!《辨奸论》的出笼,反映了宋代社会阶级斗争和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路线斗争中的一股逆流。
十一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开始逐步向后期过渡,正在一步步走下坡路。北宋赵家封建王朝由一小撮大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把持最高权力,对侵略者采取忍辱求和的投降主义路线,对内大量兼并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掠夺,疯狂地镇压各地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并使许多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破产。财政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激化,导致统治阶级内部中小地主与大地主的矛盾加剧。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级的革新的政治路线与以司马光(1019—1086)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守旧的政治路线的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这是要求变革和反对变革、进步和守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法家和儒家的长期斗争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形势下的继续。
王安石吸取了法家的思想,他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当副宰相后,改变旧法,实行新法,力图改变北宋王朝日益衰弱的局面。新法推行后,对大地主、大官僚兼并土地的横暴行为有所抑制,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几年间,国家财政由亏损转为盈余,抗御外侮的实力有所增强。但是,由于新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大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百般抵制和疯狂破坏。
在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赵顼〔音序〕死后,元祐初年(1086),司马光被垂帘听政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头子太皇太后高氏起用。他一上台,立即进行反攻倒算,贬谪革新派,起用顽固派,尽废新法,恢复旧法。由此,“政日以堕,民日以困”。不久,王安石、司马光都死了,后来高氏也死了,但革新派和顽固派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
司马光一伙的投降主义路线,招来了北方辽和西夏的反动统治者不断南侵。到了宋徽宗赵佶〔音吉〕、宋钦宗赵桓的时候,赵家朝廷的统治更加腐朽反动,一面向北方的侵略者一再屈辱求和,一面调集军队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一一二七年,金兵打进北宋首都汴梁,赵佶、赵桓作了俘虏,北宋灭亡了。
邵伯温是北宋道学家邵雍之子。邵家父子都是尊孔派,大地主阶级顽固派。邵雍是司马光顽固派政治集团的狗头军师。他披着“隐者”的外衣,干着反对新法的勾当。此人写诗咒骂秦始皇,说什么“坑血未干高祖至,骊山丘垄已萧然”。他还攻击商鞅变法是“贼义残仁,为法自弊”(《伊川击壤集》十三卷)。这分明是借古讽今,发泄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仇恨。
邵伯温继承了他父亲的反动衣钵,成为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围攻王安石新法的鹰犬。在北宋的时候,他刚刚当了官,便以罢新法、复旧法为己任。宋徽宗时期,他给皇帝上奏章,为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翻案,提出“复祖宗制度”,“分君子小人”(按:指司马光等顽固派为“君子”,指王安石等革新派为“小人”)的反动纲领(见《宋史·邵伯温传》)。这就成为他后来伪造《辨奸论》的指导思想。
在王安石变法以后,肯定还是否定这次变革,在革新派和顽固派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争辩。南宋初期,再次掀起攻击王安石变法的逆流。这出自南宋王朝更加腐朽反动的内政、外交的需要。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大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是尊儒反法的顽固派、主和派。在民族危亡和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刻,他们继续推行保守、倒退的政治路线。他们对金侵略者屈膝投降,镇压农民起义,迫害主战派,重用卖国贼秦桧,以这些换取儿皇帝的皇冠。这条反动政治路线遭到全国人民和地主阶级内部主战派的反对。沦陷区人民自动组织抗金斗争,给金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南方人民也起来开展反投降、反压迫的斗争。地主阶级内部的主战派,也揭露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主和派的投降活动,要求抗战。
为了反对人民的抗战要求和反对革新,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肆意捏造历史,混淆黑白,制造种种稀奇古怪的政治谣言,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对王安石变法进行恶毒诬蔑。这是北宋的儒法斗争的继续。
在这次大论战中,邵伯温特别卖力地攻击王安石变法。这个儒家道学小丑,在金兵南下的时候逃跑到四川,以回忆北宋时期一些事情为名炮制了一部《闻见录》。这是一部颠倒历史的变天账。它为司马光等顽固派歌功颂德;对王安石及其新法则极尽其造谣、中伤、诬蔑之能事。在《闻见录》里,托名伪造《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恶毒攻击。在再次围攻王安石变法的反动逆流中,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辨奸论》出笼以后,历代反动派把它作为尊儒反法、反对革新的一件反动思想武器。大骂王安石变法“群奸嗣虐,流毒四海”的南宋理学头子朱熹,把它收入《三朝名臣言行录》,说它可以“补救于世”,有助于“辨奸”报国。南宋另一顽固派吕祖谦,把《辨奸论》收入《宋文鉴》,宋孝宗看后,说“甚有益于治道”。清代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曾国藩,把它收入《经史百家杂钞》,作为他的反革命将领的必读经典。《辨奸论》在历史上起了极坏的作用。 二
《辨奸论》以孔孟之道反对法家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它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心史观。其目的是为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派翻案,维护南宋大地主阶级腐朽统治集团的反动专政。
《辨奸论》宣扬的唯心史观,表现在:一、天下只能“治”,不能“乱”,只能守旧,不能变革;二、治与乱是少数个人“愿治”或“作乱”、“贤”或“奸”造成的;三、谁“贤”谁“奸”,是生而知之的“静者”按照“天理”可以事先预知的。
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把主张革新的法家思想视为异端邪说,把法家代表人物诬蔑为“奸邪小人”。如诬蔑商鞅是“秦之贼”,“无礼小人”;诬蔑曹操是“乱世之奸雄”;诬蔑柳宗元是“小人无忌惮者”,等等。这是顽固派反对革新的一种恶劣手段。邵伯温在《辨奸论》中指桑骂槐地诬蔑王安石是“大奸慝〔音特,意为内心险恶〕”,完全是由于对王安石变法深恶痛绝。
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邵伯温宣扬“复祖宗制度”。在他看来,王安石的“奸”,就在于变法违反了赵宋王朝的“祖宗制度”,触犯了大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是司马光等顽固派推行守旧、倒退、投降、卖国的政治路线的障碍。因此,《辨奸论》中诬蔑王安石“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指王安石团结和任用支持革新的新进人物,同他们一起,吸收法家思想创立“荆公新学”,为推行新法大造舆论,商议革新的方案),“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指王安石坚决地与顽固派作斗争,志向与顽固派不同,“标新立异”),比晋朝的“清谈败俗”的王衍和唐朝的“残害忠良”的卢杞合起来还要“奸”。这种恶意的造谣中伤,完全是由他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反动立场决定的。他所攻击的,恰恰是王安石在历史上的进步行为。他说用了王衍的晋惠帝司马衷和用了卢杞的唐德宗李适是下等的、鄙暗的皇帝,其实是责备宋神宗赵顼不该任用王安石。他以此来鼓动赵家王朝君臣坚持“祖宗”的旧法,坚持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反对变革的反动路线。
《辨奸论》还把王安石比作“祸人家国”的齐桓公的宠臣易牙、竖刁、开方。(齐桓公死后,易牙、竖刁、开方专权,搞得齐桓公五个儿子争权夺势。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站在反动的唯心史观的立场上,认为这是齐国衰亡的主要原因。)这显然是借古讽今,想把北宋被金人灭亡的罪责强加给王安石。北宋之亡恰恰亡在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对抗和破坏新法,只顾少数大地主的利益,对侵略者屈辱投降、割地赔款,把兵力用于镇压农民起义而不用于抵御外侮。正是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这条反动腐朽的政治路线断送了北宋王朝。邵伯温之流把亡国之罪栽到王安石身上,是为了转移主战派对主和派的谴责。
在《辨奸论》里,邵伯温摆出一副预言家的姿态,叫嚷什么:“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即能在事情未发生前的细微的兆头中知道“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什么叫“静者”?照他所说的,就是通晓“固然”之“理”(即理学家所谓的“天理”),超然于现实生活中的“好恶”、“利害”(即理学家所谓的“人欲”)之外,能预先知道“必至”之事的“先知先觉”。这种胡言乱语,不过是孔老二的“天生德于予”、“生而知之”的翻版,是他老子邵雍的“圣人之心无所不包”的变种,是典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中庸》里说的“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东汉班固等人编撰的《白虎通义》中说的“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而知著也”,都是宣扬这种神秘主义的玩艺儿的。这同基于社会实践反映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预见,毫无共同之处。《辨奸论》是怎样从“微小”处“知道”王安石的“显著”的“奸”呢?列举出来的重要“根据”是:不讲究吃穿,不理发不洗脸而谈诗书,岂非“不近人情”!在《闻见录》里,邵伯温还借用别人的话,说王安石“眼多白”,从这“预见”到“他日乱天下者,此人也”。——看,这就是所谓“见微而知著”,多么荒唐的谣言和诡辩!——在荒唐之中,跃然纸上的是明显的反动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记取这样一条教训:应该在王安石这样的“与人异趣”(不合顽固派的胃口)的革新派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把他搞掉,“使斯人而不用”(不让皇帝任用他),以防止给大地主阶级造成显著的祸患。——对革新派说来,《辨奸论》所总结的反革命经验,不也正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吗!
《辨奸论》按照几个“圣贤”可以决定历史进程的唯心史观,认为有了“先知先觉”的“静者”和象司马光那样的“贤相”,天下就能大治;如果出现了鄙暗的皇帝和王安石那样“不近人情”的“奸臣”,则必然“乱天下”,“天下将被其祸”。在邵伯温看来,王安石及其变法,直接违背理学家鼓吹的不可改变的“天理”,违背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人情”。邵伯温之流鼓吹“理有固然”,无非是说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理”是不可改变的,只有守旧、倒退才是合“理”的。
进步的革新派反对守旧的顽固派,必然反对理学家们鼓吹的“天理”。司马光曾经用孔老二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压王安石,想迫使他放弃变法的政治主张。王安石以“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家的气魄和胆略,抨击了孔老二的“三畏”的戒律。他还用“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进步的法家思想,批判了儒家反动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谬说。他说:如果把一切都归之于天命,那还要世上的人干什么!(“苟命矣,则如世之人何!”《文集·行述》)他用法家的“权时之变”的革新主张,批判了儒家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批判了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保守、倒退、复辟的政治路线。王安石新法“乱”了“祖宗制度”,这不仅不是王安石的“奸行”,而正是他的历史功绩。邵伯温之流对这是怀恨在心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宋朝的社会危机是当时日趋没落的封建制度本身所决定的。王安石变法只是一种改良,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因此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由于变法只是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尽管如此,王安石变法却引起了司马光、邵伯温等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恐怖和仇恨,狂叫“大奸”“乱天下”,“为天下患”。这充分说明日趋没落的反动阶级连一点微小的革新也害怕得不得了,唯恐破坏了他们的“祖宗制度”。南宋理学头子朱熹说,王安石之所以“奸”,就在于他不知“克己复礼为事”(《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一》),一语说破了顽固派攻击王安石变法的反动本质。 三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欣赏《辨奸论》,决不是偶然的。他的反动政治观点和《辨奸论》所宣扬的反动观点是一致的,都是尊儒反法,都是攻击改革家王安石,都是对内竭力复旧倒退、对外推行卖国主义,都是反动的唯心史观。林彪在把“克己复礼”多次写下来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之后不久,一九七○年三月,在他喊叫“中庸之道……合理”的同一天,就曾用历史上反动派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这样恶毒的语言,咒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人民群众,发泄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
林彪以《辨奸论》为理论根据,仿效儒家道学小丑邵伯温自命为“预言家”的姿态,捕风捉影地罗列了一大堆现象,大谈“政变”经。他以唯心史观对阶级斗争的历史作了根本歪曲。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可是,林彪却把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说成只不过是少数几个人的“鬼事”、“鬼现象”。照他这样说,还有什么必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其目的,是妄图要我们不触及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不触及资产阶级世界观,把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保护起来。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决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只有自下而上放手发动广大革命群众,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群众、武装群众,在上层建筑领域多次开展广泛的深入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一步一步地摧毁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才能有效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始终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的。林彪想要改变这场大革命的大方向,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
林彪说“防止政变”是假,要搞反革命政变是真。林彪按照《辨奸论》里所宣扬的唯心史观,把历史上的“乱”与“治”归结为几个统治者个人的行为,把人民群众诬蔑为“马大哈”、“糊涂人”。林彪把自己打扮成“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人物,自封为善于“见微而知著”的“静者”和“先知”,用唯心论的“见微而知著”冒充革命的科学预见。他们一伙还互相吹捧为“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今时”的“古贤”。他们散布谣言和诡辩,无非是想要人们相信,由他们建立法西斯王朝,乃是“理有固然”。
我们在这里应当注意到:林彪把“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和“见微而知著”连在一起,混淆起来,这是别有用心的。《辨奸论》中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意思本是说知道这种“人人知之”的现象不算“见微而知著”;能“见微而知著”的只有极少数明白“天理”的“天下之静者”。其实,“人人知之”的“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倒是合乎自然规律的;邵伯温宣扬的“静者”的“见微而知著”却是唯心论的胡说。林彪把“见微而知著”同“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连在一起,无非是想用“人人知之”的现象与唯心论的谬说混淆在一起来骗人。我们必须把唯物论的珍珠和唯心论的鱼目区别开来,切不可上他的当!
《辨奸论》里宣扬“见微而知著”,还有一个险恶的用心,就是想要扼杀新生事物于摇篮之中。这个建筑在唯心论先验论基础上的“见微而知著”,是为反动派、顽固派围攻革命派、革新派服务的。它要反动派提高反革命的警觉性,“见”到新生的革命力量的“微”,便知道给自己的反动统治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著”,从而及早采取反革命措施,把新生的革命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林彪鼓吹的“见微而知著”的背后,隐藏着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毒计和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杀机。
此外,林彪还从《辨奸论》里学到了造谣言、放暗箭、搞阴谋诡计的鬼蜮伎俩,作了各种丑恶的表演。他们一伙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后,又加紧炮制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妄图谋害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另立中央,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571工程”纪要》里,我们也不难发现《辨奸论》的阴魂。
南宋以后历代尊儒反法的反动派吹捧《辨奸论》,都没有能够达到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目的。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林彪又拾起《辨奸论》这篇造谣的文章,作为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个理论根据,结果是碰得粉身碎骨,死有余辜。“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妄图开历史的倒车的反动派,必然葬身在历史的巨轮之下。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必将赢得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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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武器 坚持斗争
广州部队炮兵某部二连指战员在批林批孔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不断提高革命大批判的水平
解放军广州部队炮兵某部二连指战员从斗争实践中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战斗武器,掌握了这个武器就能战胜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想。因此,批林批孔开始后,他们更自觉地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几个月来,他们围绕批判林彪、孔老二的种种反动谬论,反复学习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的有关章节。
通过学习,他们象掌握了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对林彪、孔丘的反动谬论看得更清,批得更深。瑶族战士卢文基通过学习懂得了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在批判“中庸之道”时,他说,林彪鼓吹
“中庸之道……合理”,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班长李鲁生在学习中逐步加深了对“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这一观点的理解。在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时,他说,孔老二“克己复礼”,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即恢复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扶植起来,让被打倒的旧贵族重新上台。但是,奴隶制国家的灭亡、贵族世家世袭地位的丧失、旧贵族的被打倒,都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孔老二一生搞“复礼”,结果到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狗”;林彪这个逆革命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也只能落得可耻下场。这就充分表明: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随着批林批孔的不断深入,二连指战员掀起了学哲学用哲学的新热潮,整个连队读书的空气越来越浓厚。人手比较少、工作比较多的班、排,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学习制度,挤时间读书。(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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