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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旭日东升
——记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巨大变化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东升人民公社迎来了又一个战斗的春天。社员们用公社几年来的巨大变化，尽情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贩卖“今不如昔”无耻谰言的种种罪行。喜人的巨变
东升人民公社座落在北京市海淀区著名的“学院区”里。公社所在地区有中央和市属机关、工厂、大专院校等四百多个单位。全公社一万二千亩耕地，被大楼和马路分割成许多块，人们形容这里的自然环境是“机关院校座中间，地块分散不连片，大楼旮旯种蔬菜，院墙周围播粮田”。就在这每人平均只有八分地，一半种粮，一半种菜的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短短几年间，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九七一年以来，全公社粮食亩产连续超千斤，比文化大革命前产量最高的一九六五年，亩产净增二百一十多斤，总产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二十三点三。
蔬菜亩产超万斤，品种由原来的二十多种增加到六、七十种，月月超额完成上市任务，基本上作到了淡季不淡，旺季不烂。养猪达一万七千头，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八十三，平均每亩一头多。
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三年多来，公社用于购置各种农业机具的资金达一百二十七万元。现在有大中型拖拉机二十五台，手扶拖拉机八十二台。农田排灌、扬场、植保、米面加工、运输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还陆续兴办了棉织等工厂，广大社员以农为主，亦工亦农，全面发展。
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也不断增加。全公社的公共积累，一九六九年是一百八十八万元，一九七二年达到三百九十八万元。一九七三年仅头八个月全公社的总收入就比上一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多。
要问这些成就是怎样取得的，一句话，这是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大事，抓路线的结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一九六九年七月，东升公社新党委成立了。这“一班人”信心大，劲头足，一心要把东升建成大寨式的公社。可是，到年底一看，粮食产量没上去。第二年夏收还是没上去。
为什么粮食产量上不去？为什么学大寨学不到点子上？党委会上，有人说：咱们是“露天工厂”，春旱秋涝，过了“长江”就不简单了！有人说：咱这里没山没坡，和大寨不一样。大家七嘴八舌，看法不一。党委最后决定，分头下去调查，摸摸情况再说。
党委成员来到了夏粮增产的大钟寺大队老虎庙生产队。过去，这个队流传着“胶轱辘一转，大米白面吃不完”的错误论调。干部无心搞农业，把强壮劳力、大车都派出去当临时工，跑运输，结果稻田变成“两层楼”（一层稗草），黄瓜大肚没人摘，西红柿落在地上顾不上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干部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带领群众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把外出的劳力、大车抽回来，以大寨为榜样，在每人只有六分多的“花盆地”里下苦功，到一九六九年，粮食亩产跃过千斤关，蔬菜亩产增加到一万多斤。一九七○年夏收，又创造了小麦平均亩产七百八十斤的新纪录。
党委成员离开老虎庙生产队，跨过马路，到了另一个生产队，只见干活的人零零星星，地里的草跟庄稼比着长。他们问社员：“你们同老虎庙条件差不多，为啥产量只有人家一半？”社员们说：“我们队的一些干部，只顾抓钱，不抓路线，不管种地，怎能跟老虎庙比呢！”
从这两个队的对比中，党委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又进一步调查，发现全公社有四分之一的强壮劳力、一半以上的大车常年在外；农田基本建设没人搞；挨着机关、学校，有大量肥源却不去挖，有几十亩地连年不施肥。贫下中农气愤地说：“出外抓现钱，家里荒了田，这走的是哪条道？”
面对这些事实，党委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不刹住，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开展不起来。他们动员大队把盲目外流的劳力、大车抽回到农业生产上来。可是，有的人却说：“咱这儿和远郊区不一样，人多地少，活茬不够干。”
为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公社党委组织队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回顾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训，使大家认识到，过去大寨经验推不开，生产上不去，根本原因就是不抓大事，不抓路线，方向、道路有问题。党委决定把盲目外出的劳力、大车抽回来，集中力量大办农业，认真学大寨，并向邻队老虎庙学习。
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但前进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阶级敌人继续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破坏和捣乱。个别队干部，大办农业的决心不大，行动不快。公社党委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继续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部分思想不通的干部和社员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引导大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划清以农为主、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在大力管好粮、菜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对参加国家计划内的短途运输和临时工等也作了妥善安排。学习大寨大干快上路线对头了，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象火山一样迸发了出来。东升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决心要象大寨和昔阳贫下中农那样，大干快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
一九七○年冬，公社党委成员带领干部、社员冒着严寒，重新普查了所有的耕地，发现不少地块坑坑洼洼，有水浇不上；许多地块被大土丘、废水沟等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不便于机耕；水利工程不配套，机井布局不合理，城市污水也没有充分利用。通过调查，干部和社员看到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严重危害，也感到了任务的艰巨，大家决心大干苦干，加快农田基本建设步伐，夺取农业丰收。过去，有人说：“咱们是大楼底下种庄稼，既没有大寨那样的虎头山，也没有西固壁那样的大河滩，农田基本建设没啥闹头。”现在，有这种思想的人变了，说：“不是没啥可搞，而是大有可为。”
这一年，“冬闲”变成了冬忙，田野里人欢马叫，机声隆隆。塔院大队第一生产队有个叫“狐狸窝”的大土丘，占地二十五亩，是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老支书张永带领群众，大干一冬天，搬掉了“狐狸窝”，把“三跑田”建成了平展展的大园田。广大贫下中农不仅在原有耕地上下功夫，而且“寸土必争”，千方百计扩大耕地面积。前八家大队第一生产队有块六亩大的空闲地，曾被一个单位用作堆料场，堆积多年的石子、砂子、碎砖等硬得象水泥地板，社员们硬是一镐一镐地把它刨松，又一筛一筛地把砂石、碎砖瓦筛出，再运来黄土垫上。大家苦干两个冬春，平均每亩地投工六百多个。过路行人称赞他们是“大楼底下新愚公”。
三年多来，东升公社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动土一百多万立方，工程量相当于一九七○年以前二十年的总和。新修二十九处扬水站，维修配套九十多眼机井，实现了井水、污水双灌溉。全公社一万二千亩耕地，基本上建成了成方连片、能排能灌、不怕旱涝的高产稳产田，在前两年大旱情况下，夺得了粮、菜大幅度增长。一代新人茁壮成长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东升公社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
知识青年金淑英，从学校回到塔院大队以后，曾当过记工员、生产组长和妇女队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又被广大群众推上了大队的领导岗位。那时“一打三反”运动刚开始，大队党支部书记病倒了，金淑英主持大队的全面工作。一个隐藏的坏分子攻击说：“驴驾辕，马拉套，老娘们当家瞎胡闹。”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则担心“黄毛丫头管不了大事”。金淑英感到担子重，压力大，工作千头万绪，不知从那里下手。在这困难的时刻，公社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来到塔院跟金淑英谈心，勉励她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上级党委的关心，给了金淑英很大的鼓舞和信心。她和另一个青年干部一起挨门串户访问老贫农。金庆顺等老党员、老贫农给她们介绍村里阶级斗争的情况，帮她们分析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使她们明确了斗争方向，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正当塔院大队刹住了以副伤农的资本主义歪风，把全部劳力集中到农业上来的时候，一场暴雨成灾，玉米地里一片汪洋。一小撮阶级敌人等着看笑话。金淑英意识到，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已经集中到生产斗争上来了，她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青年干部梁润江去查看灾情，发现正在病中的老支书也赶来了。老支书说：“不管有多大困难，咱们也要顶住，社会主义道路要坚定地走下去！”小金和小梁听了这话，激动地说：
“对！天塌下来我们也要顶住！”他们发动群众把冲倒的苗扶起来，毁掉的苗补种上，终于战胜了自然灾害，夺得了丰收。
今年年初，金淑英被选为公社党委副书记。
人们说，在东升公社象金淑英这样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青年干部，到处都有。中学毕业后立志回乡务农、十年如一日的所家坟生产队政治队长臧亚芹；路线斗争觉悟高、工作有魄力，年仅二十岁的公社卫生院党支部副书记朱惠玲；立场坚定、深入实际的公社党委副书记王凤元……。三年多来，东升公社党委共培养和选拔了一百五十名青年干部，占干部总数的一半以上。公社党委二十五名委员中，青年占百分之五十六，其中有五名妇女；大队和生产队也有大批年轻干部，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重担。东升公社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发达兴旺，这是对林彪一伙攻击老、中、青三结合这一革命新生事物的有力回击。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东升公社广大干部和社员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进一步激发了冲天的革命干劲，他们仅用三天时间，就修成了一条横贯全公社长达三千五百多米的排水渠道，彻底解除了多年来内涝的危害。又铺设地下水管一万六千多米，计划把原来的地面渠道，全部改成暗渠。
这个被称为“都城侧畔大寨花”的东升公社，正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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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
大楼底下“大寨田”（东升公社一角）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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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天命”除“天虫”
前不久，中共天津市武清县委，在黄花店公社开了个除虫现场会。在会场前面的一张条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百三十多个玻璃瓶，里面满满当当地装了约有四十万条玉米钻心虫。这是黄花店公社胜利大队党支部发动全村男女老少，用七天的时间，从五千多捆玉米秸里剥出来的。讲解员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一对虫子第一代产卵三百个，现在抓到的这四十万条，五、六月份以后就变成六千万条，如果一亩玉米有两千棵苗，一棵玉米生十五条虫，六千万条虫就要糟蹋两千亩玉米。许多同志听了，都说：胜利大队打了个大胜仗。
今年二月下旬，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县委号召要以纲带目，抓紧时机，彻底消灭越冬钻心虫，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阶级敌人又钻出来吹冷风，胡说什么：“天做庄稼人做梦，收多收少由天定。”“钻心虫是‘天虫’”。一些有保守思想的人也说什么：“钻心虫变蛾满天飞，哪能碰巧就落到咱们地里？”
这件事引起了胜利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善贵的注意：夺丰收到底在人还是在天，是靠“天命”还是靠“革命”？这是生产领域里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
党支部发动群众狠批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天命论”，会上，七十岁的老贫农王廷瑞气愤地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天虫’、‘天命’，那些玩艺都是地主老财用来骗人的鬼花招。一九四五年，咱们这永定河套闹蝗虫，咱穷人家大人孩子没日没夜地赶蝗虫，地主老财们怕赶到他们地里，胡说什么：‘穷命富命，天已注定，天虫下界，赶也无用。’暗地却又支使人把他们地里的虫子往咱穷人地里赶。解放第三年，咱们这儿又闹了虫灾，灾情比解放前那次还大，在党的领导下，贫下中农团结起来除虫保苗，毛主席和党中央又派飞机来帮助我们灭蝗。那一年，粮食不但没减产，反而获得了丰收。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天，为什么解放前闹虫灾我们贫下中农家破人亡，解放后闹虫灾粮食大增产，就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不靠‘天命’靠革命。”王廷瑞的话音刚落，大队妇联主任冯秀英等几个妇女也开了腔，她们说：解放前，地主老财极力鼓吹“天命论”，为的是迷惑盘剥我们穷人，现在阶级敌人又鼓吹孔老二的“天命论”，就是想使我们听命于“老天爷”，以达到他们破坏学大寨运动的目的。
批判会越开越热烈，大家越批眼睛越亮。夜深了，党支部书记王善贵说：“林彪鼓吹孔老二的‘天命论’就是不让我们革命，我们就要来个针锋相对，坚决除虫，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第二天一早，胜利大队的除虫战斗就打响了。全村除去管麦、打井的一部分人外，男女老少齐上阵，有的老头戴上老花镜，有的老太太抱着小孙子也来剥虫，学校的红小兵也来支援，院内院外，街上巷里，到处都是剥虫的人群。
胜利大队破“天命”除“天虫”的经验，很快在全县传开了，全县发动了几万人的除虫大军，剥除了大量玉米钻心虫。秸秆多的社队，还用泥封、喷药等方法处理秸秆。春播种籽全部进行了药剂拌种，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创造了条件。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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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次文化大革命实在好！
河南省林县城关公社小菜园大队党支部委员 未文学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俺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和中央有关文件，对于毛主席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就拿俺队支部书记原买山来说吧，他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他和群众一起，向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联系俺大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批判了重钱轻粮的资本主义倾向，干部和群众拧成一股劲，共同为革命大干苦干。从一九六九年以来，修起了四座大水库，打了十五眼机井，修了一万多米长的盘山渠道，还建起了排灌站。粮食连年增产，去年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翻了将近一番，林、牧、副、渔也得到了发展。这种繁荣兴旺的景象，使俺认识到领导班子里有了朝气蓬勃的新干部，革命、生产就会出现新气象。
俺原来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贴大字报，说我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眼中没有阶级斗争，把小菜园大队搞成了烂摊子。当时俺不服气，认为自己从土改到公社化，那一项工作不是走在前面，怎么说俺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觉得委屈。
后来，俺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逐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感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旧社会，俺很小就给地主打短工，扛长活，全家五口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是毛主席、共产党救了俺全家。一九六二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工作中再苦再累俺也不怕。但却把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忘到了脑门后边。春播时，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分子把棉花籽撒在地面上，结果缺了很多苗。贫下中农说，这是阶级敌人在破坏集体生产，俺却认为大不了是个技术问题，又让队里去补种了一次完事。
毛主席教导我们：“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可是俺总想，不如派人出外抓钱，吃在外，省在家，来的快，收入大。由于经营方针不对头，腐蚀干部群众的思想，影响了干部和群众的团结，削弱了集体经济，影响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群众一冲击，使我的头脑清醒了。想起俺这几年走的路，身上直出冷汗。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批评和帮助，我会把群众引向那里去？要不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咋能清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样一想，俺从心眼里感激群众对俺的帮助，是文化大革命把俺从资本主义邪路拉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在好得很！
一九六九年建立领导班子时，我提出让原买山当支部书记。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俺看得很清楚，这个带领群众起来造修正主义路线反的原买山，确实是个好苗苗。他出身贫农，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劳动，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在群众中也有威信。当时有人说：“他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冲击过你呀！”俺说：“人家是为了党的事业，为的是帮助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做得对呀！”又有人说：“叫小买山当支书，他嘴上没毛，说话不牢。”俺说：“咱们开始当干部，谁嘴上有毛来？还不是全靠党和毛主席的培养。”
原买山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俺担任支委。他经常找俺谈心，商量工作，俺就说：“买山，你就放心干吧！俺是一个心眼支持你的。你年轻，有朝气，敢想敢干，要多帮助俺学习，不要叫俺掉了队。”买山说：“老叔，要说学习，咱都得下劲，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就得学习。干革命不能光靠朴素的阶级感情，要靠继续革命的觉悟。”年轻人说的话多贴心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俺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修渠道，建水库，绿化荒山。正当广大干部和群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时候，林彪反党集团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大砍林县红旗，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当时，俺对买山说：“风头不对呀，咱怎么办？”买山说：“咱们要站稳立场，坚决顶住！”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买山坚定不移，一顶到底。年轻人敢于反潮流的精神，给我很大鼓舞。
俺常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培养出来的象原买山这样的新干部，他们根正，苗好，朝气蓬勃，路线斗争觉悟高，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把革命的重担交给他们，俺们这老一辈人咋能不放心？看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我就压抑不住内心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