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鲁迅的一张“白卷”
——二十年代围绕“青年必读书”的一场斗争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组
一九二五年初，北京《京报副刊》开辟了一个“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专栏，约请学术界人士为青年开列必读书单。在这次应征中，鲁迅缴了一份白卷。这份没有书目的“书单”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热情支持的，也有恶毒嘲骂的。今天，结合批林批孔运动来看五十年前鲁迅围绕“青年必读书”所进行的这场斗争，我们可以从中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在五四运动的革命高潮过去以后，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分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鲁迅为英勇旗手的文化新军，继续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勇猛的进攻，发展五四文化革命的战斗成果；而五四文化革命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右翼，则和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妥协，站到革命的对立方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敌人。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二十年代初期，这个反动同盟，对五四文化革命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资产阶级右派文人在这次反攻倒算中充当了急先锋。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买办文人胡适。他在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口号之后，又打出“整理国故”的黑旗，号召青年“踱进研究室”，对“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封建文化，去作“结账式的整理”。一九二三年，他发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开出以孔学、佛经为主要内容的古书二百多种，达一千多册，要青年依次研读。这时，梁启超也抛出《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开列一张有一百五十多种、几百册的“入门”书单。“整理国故”之声一时甚嚣尘上。然而正如鲁迅所指出：“‘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胡适自己也供认，他所以整理国故，大搞考证，就是为了“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不“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可见胡适鼓吹的“整理国故”，是一个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反对青年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大阴谋。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文人的种种表演，都是为了维护在五四文化革命中受到猛烈冲击的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否定五四文化革命运动，把历史拉向倒退。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一些新旧“复古的先贤”利用这个机会又鼓噪起来了，争先恐后地为青年开出必读的十部书。有的是清一色的线装书，有的也开几部外文洋装书，而孔孟的“经典”，却几乎是每张书单上都有的。这是一次狂热鼓吹封建文化的大合唱。
面对着封建复古主义的泛滥，鲁迅敏锐地看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也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从五四运动以后，鲁迅对封建复古主义的种种叫嚣就不断进行猛烈抨击。这时，当这种反动思想又一次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鲁迅英勇地挺身而出，发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针锋相对，缴了一份不开书目的白卷。鲁迅在“青年必读书”栏里只写了两句话：“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又在“附注”栏里指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并强调“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鲁迅二十年代的这份白卷，是对当时出现的尊孔复古逆流的有力回击。
广大革命青年坚决支持鲁迅的斗争，他们热烈赞扬鲁迅“缴白卷”的革命精神，认为这“实比选十部书得到的教训多”。而新旧“复古的先贤”们纷纷跳出来围攻鲁迅，他们有的公开讽刺咒骂，有的暗中施放冷箭，这些“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鲁迅足足“收了一大捆”；至于胡适则更是接二连三抛出关于读书的文章，继续宣扬他的反动观点。鲁迅面对着封建遗老遗少们的“围剿”，运用匕首式的杂文，就三个问题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论战。
孔孟之道是不是“僵死”的腐朽思想？
封建遗老遗少对鲁迅这份白卷大为恼火，他们大肆美化孔孟之道，叫嚷“儒家的书”都是“入世”的好书，气势汹汹地质问，孔孟的书如果是“僵死”的，怎么会“遗传到现在呢”？孔孟之道究竟是不是“僵死”的腐朽思想，应该不应该继续让它在群众中腐烂发臭，这是首先要辩论清楚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作为反动没落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被中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工具和奴役人民群众的精神枷锁。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孟之道是毒害青年的“可恶思想”，是窒息新生事物的腐臭“僵尸”。他说：由于自己读了许多使人“沉静下去”的旧书，“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因此，他“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鲁迅对腐朽反动的孔孟之道的进一步批判，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文人为孔家店翻案、否定五四文化革命的卑鄙阴谋。
青年应该“踱进研究室”还是参加革命斗争实践？
胡适之流高唱“踱进研究室”，引诱青年做一个“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的“理想中的学者”。一些遗老遗少也胡说什么青年必须以孔孟的“嘉言懿行做指导”，参加现实革命斗争就是“胡闹”、“横闯”，就是“不爱读书专爱出锋头”。这些所谓“导师”所指引的是一条脱离斗争、复古倒退的死胡同。鲁迅警告青年不要上当，必须防止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什么“踱进研究室”，什么“搬入艺术之宫”，都是引诱青年开历史倒车的“圈套”。鲁迅用了两个生动的比喻来揭露胡适之流的罪恶用心。一曰
“活埋庵”。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满街堆积垃圾，有些老房子一半被埋在下面，鲁迅称之为“活埋庵”。当时思想文化界“反改革”的复旧空气，就活象在建造活埋庵，“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胡适引诱青年“踱进研究室”，正是要把他们推进活埋庵。二曰细腰蜂。这种细腰蜂捉小青虫时，总要先用身上的毒针刺它的神经，把它麻痹成“不死不活状态”，然后才存作食料。当时胡适之流鼓吹“进研究室主义”，就是妄想使它发生细腰蜂毒针的作用，使青年成为反动势力的殉葬品，俯首帖耳地为维护旧秩序而效劳。鲁迅在揭露复古派“踱进研究室”的阴谋的同时，号召青年必须沿着五四文化革命开辟的航道继续前进，摆脱那些腐朽的孔孟之道的“嘉言懿行”，走到社会广阔的天地里去，读“社会”这一部活书。鲁迅指出：“现在的办法”首先还是要坚持“思想革命”，要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反对复古倒退，把历史推向前进。
是尊孔派在卖国还是反孔派在“卖国”？
封建遗老遗少、买办文人最喜欢高唱“读经救国”的滥调，只要有人稍稍触动到他们的祖宗牌位，他们就暴跳如雷，诬之为“卖国贼”。他们也是这样辱骂鲁迅的。到底是谁在卖国？是敢于否定孔家店的革命派还是大叫“保古”的反动派？历史证明：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总要勾结汉奸、卖国贼，掀起尊孔复古逆流，利用孔孟之道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以便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鲁迅说得好：“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
“复古的先贤”们拚命维护孔孟之道的反动思想统治，正是适应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需要。鲁迅还揭露了这样一个怵目惊心的事实：就在当时一片“保古”声中，帝国主义分子“联翩而至”，对我国大肆掠夺，他们妄图把中国当作“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而那些狂热鼓吹孔孟之道的复古派，则里应外合，拚命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古董。这一切都有力地说明，真正卖国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大叫“保古”的反动派。
围绕“青年必读书”所展开的这场论战，其实质就是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旧的斗争，是关系到保卫和发展五四文化革命成果的大问题。回顾五十年前的这场斗争，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当五四革命风暴刚刚过去，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文人就跳出来向五四文化革命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这一阶级斗争事实启示我们，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以后，就可能出现反动势力的反攻倒算，倒退与反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各条战线都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变化，全国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但是，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便跳了出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叫嚷“今不如昔”。我们必须掌握阶级斗争的这个特点，对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和复辟活动，及时给予有力的回击。
五十年前的这一场斗争又启示我们，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要拚命维护孔家黑店，利用腐朽的孔孟之道，把历史拉向后退。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这样。他对腐朽反动的孔孟之道五体投地，把它视为信条，奉若经典；他挥舞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之间围绕着尊孔还是反孔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我们必须抓住林彪效法孔老二鼓吹的“克己复礼”，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坚持前进，坚持革命，反对倒退，反对复辟。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当年，在资产阶级右派文人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潮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鲁迅敢于挺身而出，坚决顶住。这种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我们要发扬无产阶级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在批林批孔的战场上，做一个无所畏惧的勇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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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子不语”谈起
钟力鸣
《论语》上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其中这个“力”字，指的就是暴力。孔老二假惺惺地不谈论暴力，真是表示他对这个东西一概深恶痛绝吗？否！
孔老二一生最爱说的，并且到处推销的，是所谓的“仁”、“德”、“忠恕”等等。有人统计过，在万把字的一本孔丘言行录——《论语》里，说到“仁”、“德”的地方，即有一百五十多处，称得起是满口“仁义道德”了。然而他干的又是什么呢？他爬上代理宰相的宝座不久，就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而且暴尸三日；他唆使他的门徒，堕毁新兴地主阶级修建的“都”；他看到郑国奴隶主残酷镇压了奴隶暴动，就手舞足蹈地高叫：“真是好啊！奴隶造反，就得这样严厉处置”。如此等等。难怪当时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要骂他是个残暴狡诈的“巧伪人”了。孔老二的不语“力”，只是不语革命暴力；不语的真实原因，是害怕，是仇视。至于反革命的暴力，他不仅要大“语”特“语”，而且十分疯狂地推行。
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跟他的祖师爷一样，对于革命暴力，也是极端仇视的。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正当亿万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林彪躲在阴暗角落里，狂吠“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恶毒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林彪恶毒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恃力者亡”，把自己打扮成很“仁”、“德”的样子。但在背地里，他却咬牙切齿，磨刀霍霍，妄图用“暗杀”等种种法西斯手段，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实行反革命暴力。他还在反革命的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叫嚷对革命人民“一律坚决镇压”。
由此可见，孔老二、林彪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嘴上的“仁”、“德”、“忠恕”是假，对人民实行反革命暴力是真。他们所谓的“仁政”、“德治”，不过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不语“力”也罢，咒骂“恃力”也罢，说穿了，都是反对革命暴力，而实行反革命的暴力。
本来是个反革命的“恃力”狂，却又咒骂革命者“恃力”。这正是林彪及一切反动阶级惯用的反革命伎俩。但是，革命的暴力，是决然骂不倒的。广大革命人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深深懂得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法宝，对于我们“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不管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如何痛恨和咒骂，我们决不放弃对于一切阶级敌人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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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不容篡改
——批判林彪“写人”的反革命文艺口号
闻哨
叛徒、卖国贼林彪，在一九六五年下半年的一次谈话中，公然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捡起孔老二贩卖的“人性论”的破旗，提出一个所谓“写人”的反革命文艺口号，胡说什么文艺创作的任务“主要是写人”，“写人的活思想”，“使人觉悟”，“鼓舞斗志”，等等。这是林彪为“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的反动文艺口号，必须彻底批判。
在今天的世界上，难道果真存在这种
“写”一切“人”，能够“鼓舞”一切“人”的超阶级的文艺吗？没有！根本没有！在阶级社会里，人都是按阶级划分的，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文学艺术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文艺。反动、没落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通过树立本阶级的代表人物，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宣扬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想，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则是通过塑造顶天立地的工农兵英雄形象，鼓舞广大革命人民进行斗争，推动历史前进。在今天，文艺作品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二者必居其一。鼓舞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战歌，资产阶级必然闻之发抖；宣扬复辟倒退的剥削阶级文艺，必然遭到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批判！所谓
“写”一切“人”，“鼓舞”一切“人”的超阶级的文艺，是根本不存在的。
林彪难道真的是在提倡这种不存在的超阶级的文艺吗？不是，根本不是！联系到当时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背景，就可以看出“写人”的文艺，只不过是他用来骗人的一个反动文艺口号而已。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林彪之所以在一九六五年抛出“写人”的反革命文艺口号，其目的，正是为了反对六十年代开始的、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篡改社会主义文艺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这一根本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林彪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等“四条汉子”，猖狂反对毛主席所规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大搞封、资、修文艺，炮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统治我们的文艺舞台，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又接连作了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两个重要批示。在毛主席的号令下，革命文艺战士首先在京剧、芭蕾舞和交响音乐这些被资产阶级长期控制的文艺领域里发动了革命。江青同志根据毛主席所指明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一再明确地指出要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场革命，是无产阶级用自己的英雄形象去推翻文艺黑线的专政，摧毁反动阶级进行反革命复辟的舆论阵地的一次战略进攻。它使一切妄图实现反革命复辟阴谋的阶级敌人闻之丧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不敢公开打出反对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旗号，于是，便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抛出“写人”的反动文艺口号，用以篡改社会主义文艺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根本任务，破坏这场革命。
“写人”的反革命文艺口号，是根本排斥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的。林彪从其反动政治立场出发，极端仇视广大工农兵群众。他同孔老二宣扬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谬论操着一个腔调，胡说什么劳动人民
“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并赤裸裸地宣称，他们一伙的脑筋“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和广大工农兵“有天壤之别”。在他看来，劳动人民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历史的渣滓，在文艺舞台上只能成为他们这伙反动阶级的“天才”人物的陪衬。
“写人”，实际上就是要写林彪这一伙自称“受于天”的“至贵”、“神人”、“超人”，就是要使文艺创作去塑造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形象。他们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创作”，炮制了一批黑诗、黑歌、黑画。林彪在一九六九年炮制的反动诗词《重上井冈山》，还有一九七一年初抛出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就是这种反革命文艺的黑标本。在这些大毒草中，他们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为自己树碑立传；甚至公然把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吹捧为“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事实证明：林彪抛出“写人”的反动文艺口号，反对社会主义文艺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根本任务，完全是为其实现“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他的所谓“写人”，就是写象他们那样妄图搞复辟、拉历史车轮倒退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所谓“写人的活思想”，就是写他们用“韬晦”之计从事复辟活动的反革命心理。林彪反党集团不是在《“571工程”纪要》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狂妄叫嚣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吗？原来，他们所要“启发”，所要“鼓舞”的，就是这样一些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启发”他们以垂死挣扎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鼓舞”他们以百倍的疯狂去复辟资本主义。
然而，历史的车轮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以它强大的攻势，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杨子荣、李玉和、郭建光、洪常青、王大春、严伟才、方海珍、江水英、柯湘、赵勇刚等一个个高大丰满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把千百年来统治舞台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赶下了文艺舞台，实现了无产阶级在文艺舞台上对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
当前，文艺战线形势大好。但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严肃批判的形形色色修正主义文艺谬论，还在寻找机会重新出笼。晋剧《三上桃峰》这棵大毒草，打着“写新人”、“写风格”的旗号，公然用孔孟之道炮制适应林彪一伙复辟资本主义需要的理想人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我们必须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坚决击退这股翻案复辟妖风，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所指明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让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牢牢占领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