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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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革命两面派的自我暴露
——剖析林彪在《红楼梦》第一百七回中的一段批语
江天
叛徒、卖国贼林彪在《红楼梦》第一百七回写到贾雨村的地方,居心叵测地批了一段话。他写道:“天马行空,勿太密,亲则疏”;还说什么:“太接近”了,“答应”、“不答应”都不好办,都会“得罪”人。这一段话,隐晦曲折,在半通不通、似断若连的艰涩字句中,包藏着十分反动恶毒的内容。“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段奇文,很值得我们加以剖析。
《红楼梦》中的贾雨村,是一个两面派。这个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末世”子孙,潦倒不堪的“穷儒”,所以能飞黄腾达,靠的就是儒家那一套反动的处世哲学。儒家开山祖师孔丘,是个十足的口蜜腹剑的“巧伪人”。贾雨村这个用《四书》《五经》作敲门砖踏进封建社会官场的孔学门徒,明明利欲熏心,卑鄙无耻,却装扮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口头上宣称“总以事理为要”,并做出斯文洒脱的模样,实际上蒙骗欺诈,不择手段,毒如蛇蝎,狠如豺狼。他由于投靠了金陵四大封建家族之一的贾家,加上善于钻营,官职逐渐提升,一直做到了“协理军机,参赞朝政”的兵部尚书。他迎合奉承贾府不遗余力,而当贾府失势、眼看再捞不到什么好处的时候,为了保全自己,免受牵累,就给贾府来了一个落井下石。《红楼梦》第一百七回,就是在贾府削爵抄家以后,通过路人的议论,揭露了贾雨村阴险毒辣的丑恶嘴脸:原来御史弹劾了贾府,朝廷曾指令身为京兆尹的贾雨村去“查明实迹”;“他本沾过两府(按:指贾家的宁国府、荣国府)的好处,怕人说他回护一家儿,他倒狠狠的踢了一脚,所以两府里才到底抄了。”这一段反映贾雨村和贾府关系的情节,虽然出现在高鹗续补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却是大体符合原作者曹雪芹所刻画的封建官僚贾雨村的思想性格的。
《红楼梦》描写了许许多多人物,为什么林彪对这个欺世盗名的无耻政客贾雨村,产生那么浓厚的兴趣?《红楼梦》写贾雨村不止一处,林彪为什么偏偏对这一段情节心驰神往,格外注目?原因很简单。林彪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不仅要拣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黑旗,而且还必须从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们那里,承袭一整套反动的处世哲学。林彪对贾雨村在封建社会官场中玩弄的剥削阶级争权夺利的鬼蜮伎俩,独有心得,深深领悟其中的妙用。所以,当他看到《红楼梦》中关于贾雨村的这段情节时,便弄墨舞笔,写了一段批语。
林彪的这段批语,是他从贾雨村身上获得了如何搞阴谋的启示,也是他自己长期进行反党活动的经验总结。这一段批语,正是他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真面目的又一次自我暴露。
毛主席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
林彪这个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为了搞修正主义,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因此,他对贾雨村在封建统治者内部斗争中运用的互相利用、互相倾轧的那一套权谋,自然心领神会,揣摩精熟,以便用来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但同时,他又觉得贾雨村的政治野心还不够大,贾雨村搞两面派的手段也还不到家。所以,他的批语的劈头第一句,就写上了“天马行空”。
一九六二年,林彪书写并挂在床头的三个条幅中,有一条就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在《红楼梦》的这段批语中也写上“天马行空”,充分说明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念念不忘自比“天马”,要当人间的“至贵”者,不受羁绊,要“独往独来”。它画出了林彪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画出了林彪反党反人民的反动嘴脸。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林彪那一条“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则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同我们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所以他要“独往独来”,结党营私,拉山头,搞宗派,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要搞公开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确实是很困难的。于是,林彪就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以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他承袭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巧伪人”孔老二以及腐朽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政客贾雨村的反动手法,花言巧语,笑里藏刀,背地里捣乱破坏,而口头上则叫喊“高举”、“紧跟”,调子唱得满高,竭力做出革命的姿态。当然,这种“姿态”,毕竟只是掩藏狐狸尾巴、实现反革命复辟的手段。从这方面来说,“独往独来”又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为了隐蔽得更深,保全实力,以利将来的发展,需要在玩弄两面派手法欺骗党、欺骗人民的时候,不要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过于“接近”,以免露出马脚。
贾雨村紧紧追随贾府,献媚取宠,无所不用其极,连贾府的贾琏也觉察到事情不妙,说:“他那官儿未必保得长。只怕将来有事,咱们宁可疏远着他好。”林彪的批语,正是在“天马行空”之后,紧接着写出了“勿太密,亲则疏”。在林彪看来,贾雨村由于与贾府关系“太密”,不仅引起了贾琏的疑虑,而且在贾府抄家时竟至左右为难:站在朝廷一边,贾府那边不好办;站在贾府一边,朝廷那边不好办。虽然从眼前的利害和将来的前程着想,贾雨村终于对时衰运败的贾府落井下石了,可是却由此受到了舆论的谴责,就连贾府家奴包勇冲着他的轿子高声骂他“没良心的男女”,他也只得“不理会”,坐着轿子悄悄“过去了”。他一时声名狼藉,再难施展“能为”。林彪不是说过“封建的”东西可以“用其内容”吗?这里,林彪正是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的权术,“用其内容”,来对付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他根据贾雨村这件事,在批语中总结了他反党活动的经验教训:对党“太接近”了——“答应”党,执行党的路线和指示,则“得罪别人”;“不答应”,不执行党的路线和指示,则“得罪”党。叛徒、卖国贼林彪的这几句黑话,分明是为自己制订反革命活动的策略,把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动气焰极为嚣张,用心极为险恶。他以贾雨村为借鉴,告诫自己:“勿太密”,即既要装出“高举”、“紧跟”的样子,向无产阶级司令部“靠拢”;同时又要注意保持一定的距离,适可而止,“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他自以为如此这般巧作打算,就可以万无一失而不致重蹈贾雨村的覆辙了。
林彪的“勿太密,亲则疏”云云,看去确比贾雨村多那么一两下招数。但是,这也并非什么创造发明,依旧不过是孔老二的破烂玩艺儿。
两千四百年前,孔老二的学生子游说过:“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意思是跟君王的关系频繁过密,将会招致耻辱;跟朋友的关系频繁过密,将会招致疏远。孔老二自己也讲过类似的话。他的学生子贡问他怎样交朋友,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意思是劝告引导朋友,不行就止住,不要弄坏关系,自取耻辱。这原是反动统治者的一种护身符和治人术,原是他们损人利己的法宝。林彪那个“勿太密,亲则疏”,就是从他们那里抄袭来的。他在别的黑笔记里提出什么“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的“三不主义”,什么“免争领导之嫌”、“去影射之嫌”,可以作为“勿太密,亲则疏”的注脚。实际上就是象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样,“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党和人民,而暗中却更加紧地‘磨我的剑,窥测方向’。”
林彪的这一套把戏,不管是吸取贾雨村的经验,玩弄官僚政客手腕也好,接受贾雨村的教训,搞什么“勿太密”、“独往独来”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更便于他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
《红楼梦》里有两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一切搞阴谋诡计,搞两面派的人,都逃不脱这种命运。他们“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贾雨村似乎得意于一时,后来仍不免垮台。照《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原来的创作计划,贾雨村和贾府的贾赦等人都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无论是世代显赫的金陵四大封建家族,还是由“穷儒”发迹的贾雨村,统统一败涂地。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的反革命手法尽管看来较之贾雨村更加狡猾,然而他的下场却比贾雨村更加可耻可悲。他阴谋败露,叛党叛国,仓皇出逃,自我爆炸。到头来,“行空”的“天马”,变成了落地的“死马”;“独往独来”,变成了有去无回,死无葬身之地,永远被革命人民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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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丘读《易》说起
魏桥 孙信华
孔丘晚年,强撑着他那为“复礼”而奔波得疲惫不堪的身躯,一遍又一遍地研读刻写在竹简上的《易》。他拨弄来,拨弄去,把编联竹简的皮绳翻断了多次。这就是历代反动统治者传颂的所谓“韦编三绝”。林彪训诫他的反革命儿子要“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也就是说的这回事。
孔丘在快要进坟墓的时候,为什么对《易》如此发生兴趣?原来,《易》是一部迷信天神、预决吉凶的占卜筮书。在周公之道日益衰微,奴隶主贵族王权日趋没落,游说列国又到处碰壁的情况下,复辟狂孔丘于心不甘,他“晚喜读《易》”,正是为了乞求上天鬼神,以继续顽固宣扬“王权神授”、“天高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天命论,妄图用它来欺世诓人,复辟奴隶主贵族统治。
《易》和《乐》、《礼》、《春秋》等一样,都是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典籍,是统治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孔丘懂得,要行复辟之道,就要抓意识形态,就要造颂古非今的反革命舆论,还要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下几代。他所以十分重视这些反动腐朽的前朝典籍,呕心沥血地加以增删订定,就是要用它来教诲弟子,培养复辟人材;传之后世,作为一切反动统治的“教本”。
孔丘的忠实信徒林彪,对他祖师爷传下来的反动“教本”,自然不会小觑轻看。林彪在《易》里找到了不少搞倒退复辟的“要言妙道”和反革命的“栖身”之术。《易》里说什么:只要老天保佑,就可以为所欲为(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林彪就自命为“受于天”的“天马”,妄图一举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江山。《易》里说什么:“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这与林彪的“韬讳”之计,也正是一个葫芦里倒出来的货色。
林彪不仅自己把孔孟之道奉为搞反革命政变的法宝,并且还要把它传授给儿子。他教子读经,当然决非仅仅要他的儿子死读书,读死书,而是教子继奉孔门“香火”,从孔孟之道中学习反革命伎俩,以图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
孔丘一遍又一遍地读《易》,最终还是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林彪尊儒反法,教子读经,结果失败得比孔丘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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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与路
解放军某部战士 朱心党
灯光可以照明驱暗,可以用来引路导航。人们借助这种现象,往往把某种思想比作指路的灯。由于不同的阶级要走的路不同,所以他们要举的“灯”也就不同。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比作指路明灯,在它的真理之光的照耀下,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
没落阶级走的是倒退复辟的路,所以总是把腐朽的反动思想比作指路的灯。南宋时期的朱熹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是吹嘘孔老二的思想发了光,给行将灭亡的反动派指了路。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给林彪抄录四句诗:“漫漫思想界,长夜有明灯。赖此导人类,探讨永无垠。”这是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比作“明灯”。
那么,孔丘、林彪之流是什么“灯”?它指的是什么路?
孔丘是一盏“克己复礼”的“灯”,发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思想的“光”,照的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路,要把当时的社会引回到古老的西周奴隶制去。林彪这盏所谓“明灯”,是复辟的“灯”,发的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光”,照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路,妄图把新中国引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去。
然而,孔丘也罢,林彪也罢,都没有能够给他们代表的没落阶级找到出路。孔丘没有能把“逸民”引到西周去,而是迎着西风哀叹:“吾道穷矣”,宣布了自己的破产。林彪更是好梦不长,在投奔苏修途中,机毁人亡。原因很简单,他们坚持要走的道路,是违反历史潮流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则是坚决要堵死这样的路,而且挖好了坟坑,准备埋葬那些坚持开历史倒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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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与“道”
无锡压缩机厂工人文艺评论组
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是个复辟狂,他把音乐也作为复辟的手段。他倡六艺,以礼乐为先,并身体力行,亲自唱歌操琴,删《诗》定《乐》。有一次,他在齐国听了虞舜的韶乐,竟然兴奋得“三月不知肉味”。他为什么会对“先王之乐”如此醉倒神往?《礼记·乐记》中有句提纲挈领的话:“生民之道,乐为大焉。”原来,复辟狂兴“先王之乐”,是为了用“先王之道”来统治人民。
孔老二的“道”是恢复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复辟之道。反映到音乐上,孔老二提出“复乐”的口号。“复乐”,孔老二认为最根本的是要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权力。他把制礼制乐的权力是出自“天子”还是出自诸侯,看作“天下有道”还是“天下无道”的标志。春秋末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崛起,旧的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开始瓦解,出现了“僭礼废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例如,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季氏就公然“八佾舞于庭”,用只有“天子”才能用的舞队,唱只有“天子”祭祀时才能唱的周颂——《雍》。孔老二面对这种变革,哀叹“天下无道”,这正好表明了他顽固开倒车的反动立场。
孔老二的“道”又是维护苟延残喘的奴隶制反动统治的“治安”之道。反映到音乐上,孔老二提出“正乐”的口号。他要“正”什么“乐”呢?两个方面:一是“乐则韶舞”,只能演奏为奴隶制歌功颂德的“先王之乐”;二是“放郑声”,禁绝一切反映新兴地主阶级思想感情的音乐。孔老二诬蔑说:“郑声淫”,“乱雅乐”;至于“小人之音”,充满“杀伐之气”,更是“为乱之风”、“大乱之道”。而奴隶主们的所谓“君子之音”,则能“善民心”,返“人道之正”,防“犯上作乱”,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皆“安其位”而“不逾礼”。这就暴露了孔老二的“正乐”,归根结底,是为他那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
然而,倒退复辟是没有出路的。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兴礼乐”、“行王道”,落得个“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可耻下场。孔孟忠实信徒林彪,为了要行那条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复辟之道,也想来“兴礼乐”这一手。可结果呢?惨得很:折戟沉沙,自取灭亡。前不久,盘踞在台湾省的蒋介石集团也大肆喧嚣地搞了一个“礼乐学会”的年会,他们的头目狂妄叫嚷什么要“提倡孔子礼乐之教,正民心,振民气,完成反共复国大业”。弹几曲古乐,发几声遗音,便想完成他们那个“复国之业”,真是白日做梦!
我们工人阶级心最红,眼最明,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武器,不管孔老二、林彪、蒋介石这伙旧鬼新怪在音乐这个所谓“上界的领域”中作什么祟,我们都能叫它现出原形,把它彻底斗倒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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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赡养”与“养人”的妙用
洪途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叫嚷:“希望”大家“当董仲舒”。林彪这个孔老二的信徒,不但在政治上紧跟董仲舒,叫嚷“三纲五常”的忠孝节义可以“用其内容”,而且在艺术观上也亦步亦趋。董仲舒提出所谓“赡养”文艺,林彪就鼓吹什么“养人”文艺。真是鹦鹉学舌,维妙维肖。
董仲舒的“赡养”文艺,究竟是什么玩艺儿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这就是说,因为依附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看到了统治者专靠武力威迫是不能压服劳动人民的,所以就提出用反革命的两手,除了加强武力压迫外,还要提倡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一方面借以提高统治者的统治术,另一方面用文的一手来瓦解人们的斗志。这就是“赡养”文艺的精义所在!
林彪的“养人”文艺,虽然出自董仲舒的“赡养”说,但却另有妙用。且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就象氢和氧一样,“氢和氧化合起来就变成水,就能解渴,就能养人”。究竟“养”什么“人”?又“解”谁的“渴”呢?林彪不肯明说,他不如乃师董仲舒那么直截了当。但是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里,人是划分为阶级的,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所谓抽象的超阶级的人,实际上是没有的。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文艺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社会上各个阶级都用文艺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林彪胡诌什么“养人”、“解渴”,不过是妄图以所谓超阶级的抽象的“人”和抽象的“养人”文艺来模糊视听,借以掩盖其大搞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的罪恶目的罢了。林彪所日夜梦想的都是复辟资本主义,他所迫切需要的是修正主义的文艺。因此,他所谓的“养人”文艺,就是那种为剥削者压迫者服务的文艺,是为了“赡养”他们那一伙修正主义精神贵族的文艺。
“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林彪鼓吹的“解渴”、“养人”的文艺也确实是存在的。林彪一伙用以“赡养”他们一小撮的“养人”文艺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由他们一伙精心策划炮制出来的文学、电影、音乐、美术等等黑货,用以歪曲历史,为林彪及其死党树碑立传。如吹捧林彪是什么“非凡的天才”,说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家伙有“渊博的学识”;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说成是什么“公而忘私的人”;还吹捧这个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疯狂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叛徒、卖国贼是什么“一贯正确的英明领导者”,等等。另一类是可供他们借古喻今,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阴谋服务的古典小说、诗词,以及传奇笔记。这一类又有好几种:一种是供他们借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诗词、小说,如咒骂秦始皇的唐诗《焚书坑》,攻击王安石的话本小说《拗相公》等。一种是可供他们学习反革命经验,吸取搞阴谋诡计、耍两面派手法等反革命政治营养的东西。如出自《三国演义》的所谓“韬晦之计”的故事。如此等等,就是林彪所称道的所谓可以“解渴”、“养人”的文艺。
由此可见,林彪的所谓“解渴”,就是用这种封、资、修的文艺去“解”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渴”;所谓“养人”,就是用这种封、资、修的文艺去“养”他们那一伙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蛇蝎之“人”。而对于革命人民,“养人”文艺就是砒霜,就是毒酒。无论林彪如何说得娓娓动听,所谓“解渴”、“养人”也者,其妙用不过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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