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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洋奴、卖国贼的嘴脸
——评林彪鼓吹希腊、罗马文化是“世界思想的根源”论
闻军
在林彪“克己复礼”这个反革命纲领中，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和对外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林彪在政治上投靠苏修，卖国投降，在文化上就必然崇洋媚外。他极力鼓吹希腊、罗马文化是“世界思想的根源”的谬论，就是他洋奴卖国贼文化思想的又一次大暴露。
一九六八年十月，林彪在一次讲话中，借口“阐述中国文化革命的世界历史地位”，竟把欧洲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文化运动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他胡说什么：“在我看，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大致可以有四大次”，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最近的一次”，最早的则应该算公元前五世纪到一世纪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他别有用心地把那一文化称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文化”，说它“影响了全世界上两千多年来的思想，成为两千年来世界思想的根源”，不但“影响整个欧洲的文化，也影响后来中国的思想”，等等。好一个“两千年来世界思想的根源”的奇谈怪论！原来在林彪看来，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应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希腊、罗马文化！原来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主阶级，也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所要跪拜的老祖宗！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许颠倒
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说成“两千年来世界思想的根源”，这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无耻背叛和猖狂进攻。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思想的根源，都只能在于社会经济、政治的现实本身，而决不是先前已有的某种思想观念或文化艺术。《共产党宣言》说得好：“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只有联系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状况去考察思想文化现象的根源，才能得到真正科学的说明。我们这样说，丝毫不否认历史上较早产生的思想文化对后世的影响作用。问题在于，这种思想文化只是“流”，并不是“源”；它只是作为“思想资料”对后世的思想文化发生影响。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否认这种影响。而“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的，依然是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本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就强调指出：“任何新的学说”，尽管都要“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但是，“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这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出来的一条普遍规律，也是区别于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分界线。
林彪宣扬希腊、罗马文化是“世界思想的根源”，光就欧洲文化史角度来说，这种论断也是荒谬绝伦的。诚然，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化艺术产生过很大影响。但是，不管这种影响大到什么程度，难道能够本末倒置地把它的重要性看得超乎当时欧洲社会经济政治之上而成为所谓“根源”吗？试问，如果没有欧洲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没有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封建要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出现难道是能够设想的吗？为什么在此以前欧洲中世纪近千年的漫长过程中，希腊、罗马古典文化这个“根源”就不发生这样的作用了呢？为什么长期保存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拜占庭帝国没有产生“文艺复兴”，而到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从拜占庭传入西南欧一些国家之后就产生这样的运动呢？这里难道不是清楚地显示了社会条件所起的决定作用吗？表面上看，欧洲文艺复兴似乎“复兴”的是古希腊、罗马的文艺；但从实际内容看，它们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莎士比亚尽管从希腊史诗和罗马作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取材，写了一系列剧本，但这些作品绝不是古希腊、罗马社会的简单再现，而是表现了十六世纪西欧社会的生活内容和人文主义者的思想要求。实际情形正象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革命时期的欧洲资产阶级之所以抬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来，完全出于自己的现实需要，他们“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这是对林彪颠倒“源”“流”关系的最好驳斥。
林彪把“全世界上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都归根溯源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完全抹煞了人们思想的社会现实根源，从而既否定了人们思想的不同阶级内容，也否定了各个时代思想的历史发展，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他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反动本质。既然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各种思想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了“根源”，岂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的一切实际上要受两千年前的幽灵支配吗？在这里，他要开历史倒车的罪恶用心，也是十分清楚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歪曲
正当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抬出希腊、罗马古典文化，把它说成人类历史上陈陈相因的“四次文化革命”的源头所在，还藏着阴险的政治目的：妄图用欧洲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文化运动来混淆和篡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内容，以便最终把这场革命纳入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轨道。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革命运动。毛主席早就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文化运动不但属于不同的范围，而且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林彪却和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大唱反调，故意抽去阶级内容，混淆两者的根本区别。把古希腊、罗马奴隶主的文化、欧洲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同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以并列，一概喻之为“巫”。其间的区别，据说就在于历史上的那些是“小巫”，而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大巫”。林彪就是这样把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歪曲、贬低为单纯的文化运动。
这里，还应该指出：林彪当作我国文化大革命的
“源头”鼓吹的所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诚然，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希腊，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的罗马，确曾有过文化的繁荣。但这种文化无非是当时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产物，是原始公社解体，社会上不但出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大分工，而且进一步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分工的结果。在奴隶主贵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固然也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革新和守旧的斗争；但是，奴隶主阶级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制度的代表，它不存在在文化领域里推翻什么剥削阶级旧文化的任务。事实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也正是奴隶制建立几百年后才出现的，而不是奴隶主阶级处于革命阶段的产物。林彪为了歪曲篡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竟然凭空捏造一场所谓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文化革命”来欺世惑众。
更有甚者，林彪还抬出柏拉图的《理想国》，把它吹嘘为“以后世界国家学说的一种基础”。柏拉图何许人？雅典没落贵族的思想代表，唯物主义和广大奴隶的死敌！他的《理想国》鼓吹森严的等级制度，主张劳动者受人统治是天经地义，国家政权只应由极少数智慧超人的“哲学王”（即“超天才”之流）来掌管。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柏拉图的政治观点时曾指出：这种“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就是这样一种赤裸裸反动的国家学说，林彪竟然视为至宝，奉为“基础”，这就深刻地表明：他想篡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方向，变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林家父子的法西斯专政，已经到了何等急不可待的地步！
还林彪以苏修奴才的本来面目
林彪选取欧洲剥削阶级的文化运动，作为篡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手段，这是他洋奴、卖国贼的反动政治立场的必然表露。
林彪鼓吹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是“两千年来世界思想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宣扬的“世界文化源于欧洲”说的老调重弹，是臭名昭著的“欧洲中心论”的翻版。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对亚非拉广大地区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就一直在鼓吹这种反动论调。普鲁士御用学者兰克曾经赤裸裸地宣称：“某些民族在文化上是无能力的，从全人类观点看，也许，人类的思想只是由一些伟大民族历史地代表着”。他攻击亚洲人是“野蛮”的，从而得出
“实际上一切均源于欧洲史”的结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不但继承“欧洲中心论”的衣钵，夸大某些欧洲民族的历史作用，还进一步宣扬“沙俄中心论”，把老沙皇发动的侵略战争描写成为对别人的“拯救”，带去了“进步”和“文明”，而把东方民族说成只是靠他们“恩赐”才能过日子的劣等人。这就深刻地表明，“欧洲中心论”完全是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特有产物，是适应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的一种极为反动的社会思潮。它要吹捧的只是包括古希腊、罗马奴隶主在内的欧洲剥削阶级，却并不把欧洲劳动人民放在眼里。所谓“欧洲中心论”，说穿了只是“欧洲剥削阶级中心论”。
但是，这股反动思潮，在被压迫民族的一些败类当中找到了应声虫。买办文人胡适，就专以吹嘘西方“文明”、贬低民族文化为荣。大汉奸王明，很早以前就恬不知耻地把欧洲的一切奉若神明。刘少奇这个叛徒也奴性十足地甘当帝国主义的“红色买办”。林彪同胡适、王明、刘少奇完全是一丘之貉。林彪在极力鼓吹反动的孔孟之道的同时，又顽固地坚持那套从苏修贩运来的“欧洲中心论”。明明是埃及、巴比伦等古代东方国家早在公元前两三千年就已经创造了很高的文化，并且给了后来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一定的影响；林彪却硬要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文化”，是世界文明的“源头”。明明是人类文化的发展分成了许多“流”、许多“支”，各个民族都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林彪却硬要说只有欧洲文化才是人类文明的“正宗”，整个人类的文明有赖于欧洲的“恩赐”。明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文化的高度繁荣，时间上和希腊“古典时期”大致相当，比古罗马则早了好几百年，林彪却硬要无端地说中国文化也同样源于希腊、罗马，说它们的古典文化“影响后来中国的思想”。对于外国文化，包括外国的古代文化，我们应该科学地分析，剔除糟粕，取其精华，批判地吸收。既不排外，也不崇外。林彪不是这样，他完全拜倒在外国古代文化的脚下。这充分说明：林彪既是一个搞复辟倒退的孔丘的忠实信徒，也是一个崇外媚外的无耻洋奴。
毛主席英明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自觉地把在国内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同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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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于天”与“受于人”
薛进
叛徒、卖国贼林彪煞有介事地说道：“人有两方面：一方面有天生的问题，一方面有教育的问题”；他和他的死党的“理智”“豪放”是“既受于天，且受于人”的。正因为集了天上人间的灵气于他一身，他才成了横空的“天马”。
“受于天”的是什么呢？据说是“爹妈给的”“特别灵”的脑袋。他的地主兼资本家的爹妈有没有给他与众不同的“特别灵”的脑袋呢？没有，也不可能有！马克思早就指出：“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人的才能“天受”的谬论。林彪打出“受于天”的旗号，象孔丘打出“天生德于予”的旗号一样，不过是骗人的幌子而已。
这“受于人”，就需要多费些笔墨了。受于什么人？受了些什么？林彪污蔑老百姓只知道“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老百姓脑筋”生来就不“灵”。他当然不会从老百姓那里去“受”什么。林彪学孔丘“信而好古”，特别尊崇“古圣古贤”；他又以“人主”、“王者”自居，拜复辟倒退的反动头子为师。总之，古今中外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思想，他都“受”了一点。我们就举其大者略加剖析，看看林彪所讲的“有教育的问题”的那“一方面”是些什么货色吧：
在政治路线上，林彪那一条“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受”于孔丘的。他奉行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纲领，也是从孔家店的武库里翻拣出来的旧货。他杀气腾腾念叨的反革命政变经，不是从中国古代的“王者”“伯者”的“烛影斧声”、“熊掌难熟”的掌故里受到的启发，就是从外国的反动头子的“苦迭打”里受到的“教育”。他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鼓吹的江田岛精神，就是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那里贩来的。林彪自己的发明实在是“多乎哉，不多也”。
在思想路线上，林彪从孔丘那里“受”来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从孔孟之流那里“受”来中庸之道，反对唯物辩证法；从儒家的垃圾箱里“受”来“德”、“仁义”、“忠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林彪不但尊崇中国的“古贤”，还接受洋“古贤”的“教育”，从柏拉图之流的外国奴隶主的思想文化里“受”来不少东西。当然，林彪也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对于合他口味的今人，譬如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头子，他也是拜倒脚下，不放过受“教育”的机会。就这样，古今中外的反动派的反动思想，林彪都兼收并蓄地“受”进了他那“特别灵”的脑袋。
在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上，林彪除了“独创”之外，也是“受于人”的。林彪从刘备那里学得了“韬晦之计”，用他的“习惯语言”表述，变成了“忍耐，大度的科学根据”、“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他又从国民党反动军阀谭延闿那里学来了“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的“三不主义”，耍两面派，以便更好地“韬晦”自己，伺机而动。由此可见，林彪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一整套反革命两面派伎俩，也非“受于天”，而是“受于人”的。
这样一剖析，林彪的“受于天”实在是子虚乌有。林彪袭用孔丘的老谱，先挂出“受于天”的招牌，不过是想在“一方面有天生的问题”的烟幕下，以“韦编三绝”的精神去“受于人”，去接受反动阶级的反动“教育”，这才是他反革命的才能和“理智”的真正来源。这里再清楚不过了，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完全是为他“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纲领服务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的：宣扬唯心主义“天才论”，就是要“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要人们承认“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鼓吹唯心主义“天才论”的目的都是如此。
林彪本来是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但他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却指使一些人搜集大量的有关政变的历史资料，又找人搜集、整理了几十箱孔孟之道的卡片，以便从这些垃圾里吸取复辟经。但是因为他是从最反动的老师那里“受”了最反动的“教育”，所以，“受于天”的脑袋和“受于人”的反动的政治思想，都帮不了他什么忙，结果落了个自我爆炸、机毁人亡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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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戏法的手巾”
吴战垒
孔丘为了鼓吹他那套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理论，对于语言的宣传作用颇为重视。他叫自己的儿子学
《诗经》，说：“不学《诗》，就不善于言谈。”（《论语·季氏》：“不学《诗》，无以言。”）为了扩大反动宣传的影响，孔丘还讲究语言要有文采，他说：“语言缺乏文采，即使能传播也传播不广。”（《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出于反革命复辟的需要，也大谈“写作”中如何学习语言和掌握词汇。他把这一条作为“技巧过硬”的“重要方面”，据说只要掌握了它，就可以使文章“有立体感，增强艺术性”。换句话说，就是能够扩大其反革命舆论宣传的欺骗性和诱惑力。林彪有一个“新鲜”的比喻：“词汇好比丝线，掌握词汇越多，就能运用自如，变化无穷，随手拈来就能选出那些浓淡相宜的颜色，‘织’成最美好的作品。”
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告诉我们，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而“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林彪的词汇编织术，完全割裂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在他看来，作为观念形态的文章，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各种各样的词汇有如“浓淡相宜的颜色”加以排列和组合的结果，这完全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胡说八道。
鲁迅主张文学语言要“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他在二十年代就批判过一些地主资产阶级文人主张复古的谬论，他坚决反对有些作者“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鲁迅尖锐地指出这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林彪这套掌握词汇、学习语言的谬论，不仅是地主资产阶级老调的重弹，而且包藏着反革命的祸心。他的词汇编织术，也是一种“变戏法的手巾”，以光怪陆离的色彩来掩盖其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本质。
醉翁之意不在酒。孔丘提倡学《诗经》，决不仅是为了一般地学习语言和擅于辞令而已，而是企图用文艺的武器达到反革命复辟的目的。他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意思是说：文艺（“诗”）到什么地方，“礼”也会到什么地方。可见诵诗是为了“复礼”，也就是复辟。林彪大谈学习语言和掌握词汇，目的也是如此。我们只要揭开他那块“变戏法的手巾”，就可以看到他精心“编织”的“好词汇”不是别的，就是孔丘之流的儒家黑话。孔丘“已为我先言之”，林彪与孔丘真所谓言同此心，心同此理。林彪每见到孔老二的一个“好词汇”，“都是如获至宝，赶紧把它摘抄下来”，并且分类编排，以供随时取用。他对于那些集中反映了复辟之道的“警句”，例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之类，则再三书写，挂在床头，作为“座右铭”，唯恐须臾忘记。林彪一方面利用儒家的反动语言赠送死党，鼓励同伙，伺机进行反革命复辟，并从中学习反革命的策略；一方面则借用儒家的反动语言来咒骂伟大的党，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例如“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之类。凡此种种，充分暴露了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搜集语言的反革命用心。当然，他在公开场合，也会断章取义地引用一点革命的词句或剽窃一点群众语言，那是为了装潢门面，欺世盗名。那个编织词汇的谬论，泄露了林彪关于学习语言的奥秘，所谓学习语言，无非是“积累和储存”品种繁多、花色各样的词汇“丝线”，以便“随手拈来”，为其反革命的思想实质编织出一件“漂亮”的外衣罢了。
无产阶级为了大造革命舆论，也要刻苦学习语言。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毛主席把学习群众语言与文艺工作的“第一位的工作”即“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联系起来，提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加以论述，给我们指出了学习语言的方向、目的和途径。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武器辨认林彪一类骗子的鬼话，善于从他们“编织”的五光十色的词汇“丝线”中找出那根又黑又粗的“线”，识破他们在“变戏法的手巾”下玩弄的花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