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林彪为什么自比周文齐桓
红宣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他的床头墙上高悬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条幅的右侧，挂着另一个条幅：“王者莫高周文，伯者莫高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在人主不骄故也。”（意思是：帝王没有比周文王再高的，霸主没有比齐桓公再高的，他们都是依靠贤人而成名的。现在天下有智能的贤人有的是，难道只有古代才有吗？这就在于做人主的不傲慢的原故。）这个条幅是在一九六九年仲冬，也就是在他初次写下“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之后不久写的。周文王、齐桓公是几千年以前的古人，林彪这个从来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为什么忽然念叨起他们来了呢？
“王者莫高周文，伯者莫高齐桓”，是林彪从汉高祖刘邦的《求贤诏》中抄来的。（原文为“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刘邦利用秦末农民起义的力量，推翻了秦朝，击败了项羽，登上了“人主”的宝座。刘邦是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皇帝，与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周文王等的政治主张和处境并不相同，他基本上承袭了秦的政治制度。但是，他还是分封了一些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不断起兵反对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妄图重演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刘邦追念周文、齐桓的王霸之业，想要从中汲取一点统治经验。
林彪与刘邦，处境不同，但在想要汲取历史上帝王的统治经验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当时林彪日夜梦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建立反革命的王霸之业，因而他学习周文、齐桓的心情就更为迫切。
历代统治阶级总是处心积虑地宣扬周文王是受“命”于“天”的。他们宣扬：“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诗经·大雅》），胡说周文王是“受命之君”，降生时有“圣瑞”出现，有赤足鸟衔丹书授于他（《史记·周本纪》）。齐桓公成就霸业后，也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也是享有“天命”的（《史记·齐世家》）。剥削阶级的统治者热中于宣扬周文王等享有“天命”，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也是享有“天命”的。刘邦在《求贤诏》中就宣称自己“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是靠了“天灵”的保佑。一切帝王，都宣称自己是“天子”，在他们的传国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企图用“天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世世代代骑在人民头上。刘邦在《求贤诏》里所宣称的：“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无）绝也。”正是这个意思。
林彪自比周文、齐桓，也就是要把自己比成“受命于天”的“人主”。他胡说什么“既受于天，且受于人”，把自己比作“天马”，吹嘘自己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等等，目的就是要为自己搞反革命政变大造舆论。
叛徒、卖国贼林彪早就处心积虑，图谋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一九六三年，在他立下“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猛志”之后的第二年，他效法周文王，把《武经七书》之一的《六韬·文韬·明传》中周文王“明传子孙”的“先圣之道”抄录下来，作为教子经。为了实现家天下的梦想，林彪不仅吹嘘自己是“天才”，而且让他的一伙死党吹嘘他的儿子也是“天才”，并且是什么“全才”、“全局之才”、“超天才”。
由于反动的剥削阶级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他们和广大群众相比，不过是一小撮，因此他们总是要散布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天才”论等谎言，一方面欺骗人民，威吓人民，另一方面也欺骗自己，为自己壮胆。在林彪自比周文、齐桓的背后，就隐藏着这种罪恶的企图。
周文王之所以成为当时至高的王者，齐桓公之所以成为当时最大的霸主，刘邦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皆待贤人而成名”。周文王有“贤人”姜尚、闳夭、散宜生等人的支持，齐桓公有“贤人”管仲、鲍叔、隰朋、宁戚等人的帮助。旧的历史书吹捧周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为接待四方之士，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士以此多归之”（《史记·周本纪》）。管仲本来是齐桓公的政敌，但齐桓公为了与列国争霸，重用管仲。刘邦自己也把“求贤”作为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他曾说，张良、萧何、韩信，“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他做了皇帝之后，就从地主阶级中招纳大批“贤士”，来加强他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力量。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都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把“待贤”当作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重要方法。孔老二曾收罗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栖栖遑遑，到处奔走，扬言谁能用他，就能在东方复辟西周全盛时代的奴隶制。孟轲声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把“尊贤”作为称王于天下的首要条件。所谓“天吏”，朱熹注释为“奉行天命”，“废兴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象周文、齐桓那样“尊贤使能”，就能获得天的赞助，就能“奉行天命”，别人“不敢不从”。正如孟轲在宣扬周文王“尊贤”、“养老”时所说的那样，这些“贤人”都是天下有影响的“大老”，他们到周文王那里去了，普天下的“大老”都会跟着归附周文王（《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周文王正是通过网罗“贤人”，得到整个奴隶主阶级的支持，才出现“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即周文王）”的局面。
剥削阶级的头子要加强他们的政权，总是要从本阶级寻找一批坚决拥护他们、有毒辣的统治权术的帮凶，也就是所谓“贤人”。林彪念叨周文、齐桓“待贤人而成名”，也是为了通过这一剥削阶级的传统方法，来实现他的反革命的政治野心。他仿效《求贤诏》的话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在人主不骄故也。”在林彪看来，今天能够帮助他搞反革命政变的“贤者”不下于周文、齐桓时代，只要他象周文、齐桓一样摆出“礼贤下士”的面孔，那些反革命的“贤士”就会纷纷前来投奔他，依靠他，帮他“成名”，拥戴他做法西斯王朝的“人主”，正象孟轲所说的那样“皆悦而愿立于其朝”。林彪的死党，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等一小撮，就是林彪的“贤者”。
林彪的这伙反革命的帮凶和谋士，也正是以当今的“贤人”自居的，而且以“贤人”互相吹捧。陈伯达在给林彪的一个死党的题词中写道：“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把那个家伙吹捧为今时的“古贤”，称赞这样的“贤人”在干反革命的大事的时候能沉得住气。陈伯达还借用清代赵翼的诗句，叫嚷：“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表明他们已在磨刀霍霍，准备篡党夺权，改变中国的颜色了。这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叛徒、特务、托派分子，对林彪自比周文、齐桓，招纳所谓的“贤人”，结成死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是完全心领神会的。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在一九六九年仲冬抄录刘邦的《求贤诏》的时候，故意把“患在人主不交故也”改成“在人主不骄故也”，把“患”字写上又圈掉了。圈掉一个字，改了一个字，表明林彪当时洋洋得意地认为，他已经用伪装“不骄”的手法招纳了一伙可与“古贤”相比的死党，要建立法西斯的王霸之业，已经不“患”没有结交到得力的“将相”了。对一伙死党，他也是耍两面派手法的。所谓“不骄”，不仅是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伪装自己、欺骗人民的策略，也是他收买、笼络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达到反党集团内部团结的手段。
孔孟鼓吹的“举贤”，是针对当时奴隶主阶级日趋没落的情况而提出的。他们所说的那些“贤士”，有时就干脆称之为“逸民”，也就是那些被赶下台的奴隶主阶级代表人物。可见“举贤”就是“举逸民”。林彪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求贤”，也就是要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重新扶植起来。林彪在《“571工程”纪要》中叫嚣：要“对过去……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就是对林彪的“求贤”最确切的注解。可见林彪的“求贤”，就是要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翻案，鼓动这些“逸民”们起来“兴灭国，继绝世”，用这些“基本力量”，拥戴他为法西斯王朝的“人主”。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尽管林彪及其死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祈求周文、齐桓在天之灵，保佑他们的反革命复辟计划获得成功，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刚一发动，立刻就被党和革命人民击得粉碎！革命历史的潮流，象黄河长江一样，奔腾向前。林彪及其死党，象历代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都被革命历史的潮流卷入海底，变成了可耻的反面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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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复礼”的“猛志”决不能得逞
北京师范学院大批判组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写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条幅，挂在床头正中墙上，作为他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誓词。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对林彪的意图心领神会，在《题词册》上写了“天马行空，猛志常在”，献给他的主子。林彪也把它视为珍宝，藏于卧室。
“猛志常在”四个字，出于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第十首。陶诗原句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是神话中的怪物。据《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记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刑天想同天帝争宝座，遭到天帝的镇压，被砍了脑袋，仍然一手挥舞着盾牌，一手挥舞着板斧，继续战斗。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人有截然不同的“志”：革命者有革命的豪情壮志；反动派有反革命的狼子野心。对于刑天的“猛志”和陶渊明歌颂刑天的诗，不同阶级的人可以从不同的政治目的出发加以引用。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曾经引用过这个故事和陶渊明的诗。他在《春末闲谈》中指出：反动的剥削阶级，总是希望人民处于不死不活的麻痹状态。这就是那些圣君、贤臣、圣贤以及圣贤之徒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孔孟之道就是这样的麻醉剂。然而，人民的反抗意志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刑天“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在这里，鲁迅引用这个神话故事，既深刻有力地抨击了反动派利用孔孟之道妄图实现他们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又歌颂了革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林彪死党陈伯达却用“猛志常在”来吹捧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表示他们一伙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顽固到底的决心。这对于革命人民来说，却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告诉我们，反动派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正如列宁所说的：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而且是长期的。
林彪及其死党鼓吹的“天马行空，猛志常在”，是建立在他们“复礼”的理论纲领“天才论”的基础上的。林彪自比“天马”，自以为是特殊的天才人物，“天马行空而步骤不凡”（刘廷振：《〈萨天锡诗集〉序》），“天马行空，不可羁勒”（赵翼：《瓯北诗话》）。他们认为，天马可以在空中飞行，游荡于宇宙之中，独往独来，不受任何约束。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是一伙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者。
林彪一伙的这一套正是从孔孟那里贩来的。他们作为“猛志常在”的典范来歌颂的，就是他们的祖师爷孔孟。陈伯达无耻地吹捧：“孔孟宁被人目为迂阔，而终说仁义”，“其人之举动，不啻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海可枯，而志不可夺，山可移，而志不可变，钱塘江潮，不及其壮，昆仑山峰，不及其高；——呜呼，斯真所谓禀天地之正气，不愧为宇宙间之‘伟人’也已！”（《原意志》）
孔老二常常吹嘘他的“志”，也要他的门徒“立志”。什么是他的“志”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克己复礼”。他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这就是说，只要志于仁，就可以没有违反奴隶制的恶行。孟轲也跟着说：“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他们所说的“仁”，中心意思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一切按照“周礼”办事，天下就会归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也就是
“归仁”。孔老二还说过“志于道”（《论语·述而》）。所谓
“道”，就是奴隶制的正常秩序。他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正是奴隶制土崩瓦解的时代，所以他惊呼“天下无道”。他的“志”，就是要行“道”，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主阶级的专政。他说：“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甚至疯狂地叫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为了实现他的“克己复礼”之志，简直要拚了老命干，很有点“猛志常在”的味道。然而，孔老二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在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面前，不得不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哀鸣，发牢骚说要乘着小木筏孤单单地逃到海外去。真是反动透顶，顽固透顶！林彪死党吹捧得天花乱坠的“宇宙间之‘伟人’”，原来是这样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小丑，他的“猛志”，不过是一场复辟奴隶制的黄粱梦。
孔老二一方面吹嘘他的“复礼”的“猛志”，同时又大树特树伯夷、叔齐之类的“逸民”。伯夷、叔齐两兄弟是殷商末年的顽固保守分子，周灭殷商后，他俩不吃周朝的粮食，饿死在首阳山。孔老二认为他们的行为合乎“孝”、“悌”、“忠”、“恕”，是“志于仁”的榜样，吹捧他们是“古贤”，“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孟轲也把他们奉为“圣人”“百世之师”（《孟子·尽心下》），而且还说什么“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下》）。真是吹得神乎其神！唐朝的孔孟信徒、儒家代表人物韩愈，也大肆吹捧伯夷、叔齐，写了一篇《伯夷颂》。林彪死党陈伯达，也鹦鹉学舌似地为伯夷、叔齐唱赞歌。毛主席对这些孔孟之徒的喧嚣作了深刻的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
‘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别了，司徒雷登》）
林彪的“猛志”和孔老二的“猛志”，完全是一路货色。他把“克己复礼”作为他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就清楚地说明，他的“志”就是“复礼”，也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个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正是他“复礼”的狼子野心的具体化。在这个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他们叫嚷要使失去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夺回他们已经丧失了的“天堂”。他们又叫嚷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让他们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他们甚至丧心病狂地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很清楚地表明，林彪“复礼”的“猛志”，就是要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林家王朝。
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把林彪的狼子野心美其名曰“猛志”。“志”而至于“猛”，看来有两个特点：一是大，“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是想当皇帝的大野心；一是狠，他们为了实现这个大野心，不惜破釜沉舟，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这样的“猛志”还要“常在”，说明他们是一伙死顽固。事实也正是如此。林彪一伙拒绝党对他们的一再挽救，坚持唯心论的“天才论”，疯狂地叫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似乎真有一点“猛志”。在《“571工程”纪要》中，林彪及其死党还从孔老二那里接过“不成功便成仁”这个反动口号，作为他们的信条和纪律。他们的野心，比孔老二还大。孔老二不过自比周公；而林彪居然以周文王自命。他们的顽固性也使孔老二逊色。孔老二“乘桴浮于海”，不过说说而已；而林彪一伙竟然驾起飞机，公然叛国。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林彪一伙以“天马行空，猛志常在”来自吹自擂，互相打气，正是他们孤立、虚弱的表现。他们搞阴谋诡计，怕见太阳，胆战心惊。于是，只好靠打强心针来苟延残喘，彼此壮胆。这种孤立、虚弱的本质，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仓皇出奔的丑恶表演中，就暴露得更清楚了。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以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为伟大动力的历史巨轮轰隆轰隆地前进，林彪这个腐朽的剥削阶级的“天马”，硬要对着历史的巨轮碰撞，用劲越“猛”，碰得越碎。事实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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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妄图“兴灭国”者必然覆灭
常振生 刘百粤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历代都有。二千四百年前的孔丘，为了“复礼”，即恢复腐朽没落的奴隶制度，提出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在恶毒透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抛出了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口号，妄想把已经“灭”掉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国”重新“兴”起来。他们企图使失去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把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重新上台，复辟剥削制度。
孔丘为了鼓动奴隶主复辟，号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林彪则是号召他的爪牙“不成功便成仁”，豁出性命去干反革命勾当。
林彪象孔丘一样的反动透顶，也象孔丘一样的顽固到底。
然而“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两千多年以前，“灭国”未兴，“绝世”未继，“逸民”未举，而孔丘却一面哀叹着“吾道穷矣”，一面流着眼泪死掉了。
林彪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保护伞下的殖民地，未能“兴”起来，牛鬼蛇神也未能“解放”，反革命政变被粉碎了，林彪在投奔苏修的途中摔死了。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就是历史的和现实的结论。
每当社会大变动时期，总会有那么几个满脸油彩的小丑跳出来，仿效孔老二作一番开倒车、搞复辟的表演。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刽子手曾国藩，封建军阀袁世凯，独夫民贼蒋介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都是这样的角色。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存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的存在，决定了妄想“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小丑还会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跳出来，寻找各种机会搞复辟，用各种花样搞复辟。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必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警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