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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正确对待群众 正确对待自己
中共吉林省梨树县委第一书记 李增尧
在深入批林批孔运动中，我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感到格外亲切。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焕发了革命的青春。今后，我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一九六四年，我担任怀德县委书记，风里雨里，跑上跑下，一个劲儿地工作，被人称为“实干派”。干了两年，怀德县粮食增产，我心里挺高兴，觉得自己干得不错。不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群众批判我，说我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我不服气，对群众的批判接受不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被揪出来了，对我震动很大。我想，刘少奇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要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得开展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我自己的批判，是不是也完全必要呢？我还没有想通。
后来，经过群众多次批评帮助，我逐步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开始从路线上找自己的问题。就拿我经常抓的两家子大队来说吧。这是个打粮多，积累多，分配多，全县生产上比较拔尖的大队，也是我心中的样板。为了宣传它，我开过现场会。群众批判我时，就指出，这个大队为了搞副业多赚钱，在插秧大忙季节，不撤回外出搞副业的劳力，竟花钱雇外队的社员来干活；大队有一片苇塘，用“分成”的方式和别的大队合伙打苇子。这种做法，就是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群众的批评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过去在这个大队蹲点，为什么没把这些看成是方向、路线问题呢？毛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过去对毛主席这一教导，我没有很好学习和理解；而对刘少奇散布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我却很容易接受。我不懂得，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情况下，不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集体经济就会转向资本主义的邪路。正因为我没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看到怀德县岗地缺水，洼地怕涝，平地缺肥，就认为要想改变怀德县的落后面貌，只有埋头生产，岂不知这样做正中了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认识到自己犯了路线错误以后，有时我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冒出这么一种想法：我主观上并不想犯错误，只是因为上面有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我是县里的第一把手，那能不执行，不犯错误？这样一想，又感到有点委屈。
这种想法对不对呢？群众和我一起分析搞“分户刨茬”这件事，对我有了进一步的启发。一九六四年秋天，我到一个大队蹲点，发动社员刨茬子搞秋耕。秋天的茬子不好刨，进度慢。有人说：“要想快，把茬子分到各户去刨，谁刨归谁！”一试验，当时进度是快了。我认为这是付灵药，就推广了这个“经验”。群众批评我在这件事上，违背了毛主席关于“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教导，助长了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群众批评得很有道理。可当时我却错误地认为，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只有茬子包到户才管用。其实，这样做正迎合了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搞了物质刺激。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为什么就看不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看到他们有私有观念这一面呢？这正说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因此，就很容易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合拍。我深刻体会到，犯不犯路线错误，不在担任什么职务，而在自己的世界观。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学习毛主席的教导，使我认识到，今后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否则，遇到某种适当的政治气候，旧的一套就可能回潮。调到梨树县工作后，我常想，我有了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工作中只要谨慎一些，就不会再出什么岔子了。其实不然。有一段时间，机关里有些人议论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七、八年，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排除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我们以后可以好好抓抓生产了。乍一听，觉着有些道理。可是，当回想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对我的批判时，就觉得有问题了：照这种说法搞下去，不是又要回到我过去搞的“生产第一”的老路上去了吗？于是，我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教训，进一步体会到，那种把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或者割裂开来，甚至颠倒过来的论调，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毛主席教导说：“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起初，我之所以觉得那种说法还有道理，正说明有些旧东西在我头脑里还是根深蒂固的。我认真地总结了这个教训，懂得了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回潮，消极防守是不行的，必须主动向它进攻。从此以后，我就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同头脑里旧的观念、旧的习惯势力作斗争，逐步提高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自觉性。去年以来，我们在批林整风运动中，通过树立典型，向群众和干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重钱轻粮、弃农经商等资本主义倾向。革命的深入，促进生产的发展。去年全县粮食产量比一九七二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
随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逐步提高，思想上的警惕性也渐渐增强。当社会上有人说“工宣队、贫宣队领导学校不行”的时候，我和县委其他成员马上分析研究，认为这是否定和攻击教育革命的右倾复辟思潮。于是，县委从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和反修防修的高度，认真抓了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深入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决心继续这样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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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大革命使我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天津市武清县周杨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杨茂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评我走错了道路，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我听了心里想不通。心想，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的，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我都积极带头干，怎么说我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呢？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被揪了出来。广大群众愤怒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在广大革命群众帮助下，我回想起当支部书记时办的几件事。
一九六二年，为了提高劳动日值，我提议在大队办起了加工麻刀的副业。为了搞原料，我就采取请客送礼等办法到处拉关系。不久，副业生产上去了，农业生产却下来了。一些人光想在副业生产上赚大钱，不想在农业生产上流大汗。我决心狠抓一下农业生产。听说有的地方实行“包工包产”，我就按照这个路子搞起所谓“包工定工”，用提高工分的办法来刺激社员的“积极性”。这些做法都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沾着边了。群众批评我路线错了，正是击中了我的要害。这样一想，群众的意见就听得入耳了。在大伙的耐心帮助下，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一九七一年六月，我又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我重新当选为支部书记后，家里的人说，你过去管副业犯了错误，这回可别再沾边了。我觉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过去犯错误不是犯在抓副业上，而是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真正吸取过去的教训，改正自己的错误，就不应回避这个问题。党支部研究后，我们领导群众分清了正当的副业生产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加强了对副业生产的领导。这样坚持三年，全大队粮食亩产量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二、三百斤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五百四十多斤。真是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帮助我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还使我密切了和群众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给我提了一百多条意见，我认为这是一些人和我作对，有意把我整垮。我想，自己从小是扛长活出身。解放后，当干部十几年，“两袖清风”，怕什么？今后，不当干部也可以，但这些问题不闹个水落石出还怎么见人？由于老是在个人得失上打圈子，越想“怨气”越大。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我的思想也不断起变化。有两件事对我教育特别深：一是正当群众批判我的时候，家里急需要盖三间房。我想自己是被批判对象，谁还肯给我帮忙呢？正在为难的时候，村里好多人，就连对我意见最大的人都帮忙来了。另一件事发生在解放我的时候。我原来认为“墙倒众人推”，谁还愿意给自己说话呢？可是事实正和我想的相反。广大群众不但指出了我的缺点和错误，而且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肯定了我这些年的工作成绩。群众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经过认真思考，我认识到，群众给我提意见，不是要把我整垮，而是为了挽救我。群众提意见时，有的说得轻些，有的说得重些，这是正常的。批评尖锐的，无非是要引起我思想上的重视，要我尽快改正错误，这有什么不好呢？一个共产党员，对广大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革命积极性，应该给予大力支持，应该从心里感到高兴，有什么理由发“怨气”呢？想到这些，我的思想渐渐开朗起来。从此，我把群众给我提的意见，当成珍贵礼物接受下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就经常想一想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使自己警觉起来，不使老毛病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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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连钢厂工人出身的新干部姜连洪（左二），在劳动中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技术革新问题。 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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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
三结合增强了县委的战斗力
中共河北省永年县委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十三名县委常委中，有五名是年轻干部。这些年轻干部具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思想敏锐，朝气蓬勃，斗争性强的特点。他们参加县委领导以后，增强了县委的战斗力。
永年县新县委刚建立时，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等，在河北省一些地方刮起一股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妖风。县委中的老干部根据自己过去犯错误的教训，感到这股风虽然是上面的“大人物”刮下来的，但事关路线，不能盲目服从。可是，县委能否抵制得住，他们信心不大。这时，新干部发挥了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敢于斗争的长处。他们要求县委坚决抵制这股妖风，并且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向县委提出积极的建议。县委坚决抵制了这股妖风，狠狠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推动全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县委中的老干部在回顾这段斗争历程时，深有感触地说：“多亏老、中、青三结合，要是没有青年干部的斗争精神，光我们几个老干部，对于错误路线不会顶得那么坚决。”
年轻的新干部不仅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对于县委内部的错误思想，也能打破情面，开展思想斗争。有个时候，县委一些同志经常议论永年县在邯郸地区有“三个第一”（第一个建立了县革命委员会，第一个建立了新县委，粮食第一个超《纲要》）。青年干部觉得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如不及时破除，就可能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在县委会议上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县委决定立即开门整风，反骄破满，检查了由于骄傲自满而产生的右倾保守思想，振奋了
“一班人”的革命精神。
在青年干部这种坚持革命的精神影响下，县委中的老干部和中年干部，不断批判刘少奇、林彪贩卖的“中庸之道”等反动处世哲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有一个时期，县委书记、老干部杨耀贤被日常事务缠身，成天忙忙碌碌，分散了抓大事的精力。中年干部崔守身向他尖锐地指出：“你这样下去，还会走老路！”杨耀贤同志接受了批评，检查了思想，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改进。
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中，老干部也用自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帮助新干部。有一名青年干部敢于斗争，但有时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县委开门整风时，群众向他提了一些意见，他一时想不通。杨耀贤等多次找他谈心，帮助他克服缺点。
永年县委实行老、中、青三结合，促进了新干部的迅速成长。县委副书记刘管柱，文化大革命前是个一般干部。他担任县委领导成员后，除分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外，很注意到后进大队去蹲点，经受阶级斗争的锻炼，积累基层工作经验。工人出身的青年新干部焦兴礼，担任县委副书记后，主持生产指挥部的工作，虚心向老干部学习，依靠群众，发扬民主，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这两名新干部经过不到两年时间的锻炼，都成了比较得力的领导干部。一九七二年，正当三夏大忙季节，县委十几个常委，有的外出开会，有的因病住院，只剩下他们两人主持工作。他俩积极主动，勇挑革命重担，互相配合，各项工作搞得很好。看到这种情况，老干部高兴地说：青年人变成顶梁柱了！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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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坚持老、中、青三结合
上海市钟表工业公司党委副书记 顾祖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陆续选拔了二十六名优秀的工人新干部，参加钟表行业各厂三结合领导班子，担任工厂党组织的正副书记。公司党委班子，除三名老干部外，其余都是工人新干部。这些同志分别担任了各组室的领导工作。实践证明，他们完全能够挑起革命重担，搞好各项工作。
但是，坚持老、中、青三结合，是有斗争的。我初到钟表工业公司时，公司里存在着不团结的问题。我一时搞不清原因，又怕搞坏关系，工作上缩手缩脚。公司的几位新干部思想比我敏锐，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团结的原因，是一种排斥新干部的守旧思想在作怪，这是路线斗争。听了这些同志的分析，我受到很大的启发。于是，我们在公司机关内进行路线教育，对一些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有守旧思想的同志提高了政治觉悟，认识到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把大批新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一。坚持还是反对老、中、青三结合原则，爱护还是歧视新干部，是检验我们能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试金石。经过这场路线斗争，新老干部团结了，各项工作大有进步。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决心深入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复辟谬论，进一步搞好三结合，使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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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
山西省山阴县合盛堡公社高山町大队五名党支部委员中，有青年干部两名，中年干部两名，老干部一名。党支部书记崔凤林，是二十五岁的青年干部。崔凤林很注意抓支委会“一班人”的思想工作，带领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增强了支委们的阶级斗争观念。
开头，有的支部委员嘴上也喊要抓阶级斗争，实际上并没有去抓。崔凤林就组织大家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使大家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斗出来的。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通过学习，大家决定做到：凡是阶级敌人干坏事就要斗，说坏话就要批，这就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支部也很注意对社员群众进行基本路线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全大队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气象。
高山町大队党支部委员中的青年干部、中年干部和老年干部，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他们在斗争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有一次，为了一点事情，青年干部崔凤林当着群众的面狠狠批评了一队队长，弄得对方下不了台，提出不干了。老干部崔守章知道后，耐心地批评了崔凤林。崔凤林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并在支部会和队长会上作了检查。一队队长见他态度诚恳，也作了自我批评，又主动挑起了担子。青年干部和中年干部，在接受老干部“传、帮、带”的同时，也注意促老干部。在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崔守章认为，高山町原是“老落后”，能建成一千亩水浇地也就不错了。而崔凤林认为，只要放手发动群众，当年可以建成两千亩水浇地，到来年夏季就可建成三千五百亩水浇地。他找中年干部崔泰章一起调查研究，认为他提出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他们用事实说服了崔守章。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他们的设想是可行的。这件事教育了崔守章，使他认识到自己应该学习青年干部和中年干部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主动兼任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的领导，干得非常出色。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