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优秀的女党员、赤脚医生——仁措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在庄严隆重的会场里,第三排席位上有一位年青的藏族女代表。当毛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时候,她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泪花,尽情地欢呼。一个旧社会的奴隶,今天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同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起,共同讨论党和国家的大事,她怎么能不激动呢?
这位来自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党员代表叫仁措,她是中共曲麻莱县委常委,曲麻河公社措池大队的党支部委员,大队的赤脚医生。草原上的牧民热情赞扬仁措是共产主义的新人,说她的动人事迹,就象那漫山遍野盛开的山花,数不完,看不尽。
(一)
措池大队,地处万里长江的源头——巴颜喀拉山脉南麓。这里平均海拔五千米,气候很出奇。别说那山顶上的积雪终年不化,就是六月天,有时也会飘起雪花。这个大队也大得出奇。它的四季牧场方圆有一千二百平方公里,这在内地可能是一个县了。境内山峦起伏,野兽出没。
仁措,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常年累月地走门串户,为贫下中牧送医上门。全大队一百一十多户人家,她哪家帐篷没去过?她对病人是那样温暖体贴,对大队的卫生事业是那样用尽心血,因此人们爱她,信赖她,谁要是久了不见她,就想念她。
在措池大队,人们给仁措起了一个有趣的别名:
“病号代理人”。这是因为仁措经常在护理病人的时候,不单帮助病人料理家务,还经常代替病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夏天,她代病号抓羊剪毛;冬天,她替病号守夜接羔。不论谁生病,只要仁措一来,家里大小事情都由她管了。有一次,女社员查莫病了,仁措来到她家,护理了十多天。每天她起早贪黑,帮助查莫挤牛奶,拾牛粪,还替她完成了生产队分配的打酥油任务。查莫的病好了,硬要把工分算给仁措。可是仁措怎么也不要,最后还是记在查莫的手册上了。还有一年冬天,一队的贫牧女社员茨久病了,带着两个孩子到仁措家里来看病。仁措就让她们母女三人吃住在自己的家里。仁措发现茨久的孩子穿着单薄,悄悄给她们做了衣服。等茨久的病好回家时,仁措就把衣服塞到茨久手里,茨久推却不了,只好收下。说起这些事,人们都感动地说:“仁措就象是咱帐篷里的一口人,她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曼巴’!”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草原上抓膘配种的繁忙季节。仁措怕牧民活儿忙有病不愿来医治,有一天一早就出门,步行巡回医疗去了。她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背着沉甸甸的药箱走了八九个小时,下午四点左右才来到白雪皑皑的龙松吉布山下。越过山顶,她体力已经消耗殆尽,到深夜十点翻过山去,她靠北斗星判断方向,继续摸黑前进。趟越一条冰河时,她两腿一软累倒在冰块上。拚命爬上岸边,她再想起来赶路,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了,只好裹紧衣服,就露宿在河边。翌日清晨,抖掉皮袄上的霜雪,她又启程了。快要到龙松吉布草滩了,一阵眩晕,她再也坚持不住了,又倒在地上……
附近的牧民发现了她,把她抢救到帐篷里,心疼地扶她躺下,给她烧茶做饭。仁措躺了一会,起来喝了两碗奶茶,吃了一点酥油糌粑,就要去找病人看病。社员们劝她:“看你,再累倒了怎么办?”仁措抿嘴笑道:“生命是党给的,累倒也要倒在为人民服务上!”说着就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帐篷。
一九七二年四月,仁措和自己的孩子正病在家里。一天早晨,五十多岁的贫牧社员巴登和妻子玉贞,抱着生病的儿子其美才仁,焦急地走进仁措的帐篷。仁措见了一骨碌爬起来,给其美才仁检查,诊断是急性肺炎加上痢疾,病情很重。可是,看看药箱,药不多了。仁措毫不犹豫,把原来准备给自己儿子注射的青霉素针剂,用在其美才仁身上。巴登夫妇看仁措母子俩都病着,不便久留,抱着孩子走了。可仁措想,阿叔巴登就这么个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想到这里,她又爬起来,给孩子掖好被子,背上药箱赶到巴登家里。巴登夫妇一见仁措,心里很不安,说:“你身体不好,孩子又病着,怎么还出来?”仁措说:
“我不放心其美才仁。”说着就把孩子抱在怀里。仁措护理了一天,见孩子的病没有明显好转,还不忍离去。巴登夫妇也惦记着仁措孩子的病,不由分说,前拉后推地把她送出了帐篷。
巴登和玉贞为孩子的病操心,彻夜未眠。天刚亮,门外的狗忽然“汪汪”地叫开了,不一会儿就传来了仁措的亲切声音:“阿叔巴登,孩子的病怎么样了?”仁措的家离这儿有三十来里地,巴登夫妇怎么也没想到她会来得这么早。巴登迎出帐篷,看见仁措的眉毛上、发梢上一层冰霜,马也喘着粗气,一时怔住了。他接过缰绳,却忘了拴马,直到仁措从帐篷里出来,告诉他孩子的病好转了,他激动得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紧紧地攥着仁措的手说:“阿措啊!这孩子是你送给我们的啊!我们忘不了你这‘真钦杰’(恩人)!”仁措听他这样说,红着脸直解释:“‘真钦杰’是党和毛主席,没有党和毛主席,哪有我仁措啊?”
(二)
一九四五年,仁措出生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一个贫苦牧民家里。一岁上,阿妈因难产不治而死;五岁时,阿爸被牧主无辜枪杀。从此,兄妹四人流浪乞讨在草原上。他们一路风雪一路泪地飘泊了一年,刚到曲麻莱县,就象羊羔遭遇了恶狼一样,被四户牧主拉去做奴隶了。
六岁的仁措,在牧主格吉曲洛家里,白天放牛犊,夜里睡畜圈,受尽了凌辱和折磨。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忽然,畜圈里的羊群惊叫起来,只见格吉曲洛的儿子闯进来,一把抓起偎着羊肚子取暖的仁措,拽到帐篷里,叫她给格吉曲洛抓痒。格吉曲洛一身皮肤病,活象一条癞皮狗。劳累了一天的仁措,抓着抓着,打起瞌睡来。凶残的牧主爬起来,挥起皮鞭把她毒打了一顿,并且罚她坐在雪地里三个昼夜,谁也不许救。
堪巴草呀根连根,受苦的奴隶心连心。雪地里仁措挨饿受冻的啼哭声,象针一样扎在其他奴隶的心上。一个老奴隶悄悄摸到她的身边,给她盖上一张老羊皮,把自己省下的一口糌粑塞进她的嘴里。
五年过去了,仁措被当作全劳力来使唤。十一岁的小丫头,掂起脚来还没有酥油桶口高,可是,牧主却责令她晚上垫着草皮堆,站在上面打酥油。一桶酥油成年人要打一千五百次,仁措力气小,牧主生怕出油率低,强迫她打三千次。仁措常常累得昏迷过去,从草皮堆上摔下来,结果还免不了一场毒打。
这种任人宰割的生活,仁措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和她同患难共命运的奴隶们鼓励她:“阿措啊!夜越黑,天亮得越快了!”
太阳出来了。历史揭去了黑暗的一页。一九五八年,党派工作组到青海牧区开展民主改革运动,灿烂阳光,洒满了万里高原。虽然仁措对这伟大的历史变革还不十分理解,可是,当工作组的干部把她领到工作组的驻地,给她亲切地换上了新衣服,热情地端来了香奶茶,这时,这个五岁就失去父母温暖的奴隶,第一次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她感动得哭了。
工作组要把仁措培养成藏族人民自己的“曼巴”,让她跟着组里的医护人员学医。仁措一听,又惊又喜:“翻身牧民真能有自己的‘曼巴’,那该多好哇!可是,我没有文化,能学好吗?”工作组的同志们鼓励她说:“能,你还要当主人呢!”“当主人?”仁措更加惊奇。大家给她讲述起革命道理来,仁措聚精会神地听着,眸子更明亮了……
阶级敌人听说仁措跟着工作组学医,挑拨说:“你跟汉人学医,他们会把你带走的。”可是,遭过风雪袭击的羊羔,总是留恋着向阳的山坡;受过苦难折磨的奴隶,总是要跟着党走。她驳斥这种挑拨说:“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干部,跟着他们走又有什么不好?!”阶级敌人恫吓说:“女人学医会惊动魔鬼的,我们不吃你的药!”仁措斥责说:“牧民群众是会吃的!”
党的热情培养,敌人的恶意挑拨,使仁措心中激起了一团火。她多么渴望早日成为草原的“曼巴”啊!工作组的女护士教她打针,她看过示范动作,接过针来就在自己的胳膊上扎开了……
后来,党多次送仁措到自治州干训班和医训班学习,她废寝忘食地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光辉著作,刻苦钻研医疗技术,她的思想觉悟和医疗技术不断提高。一九六○年,组织上分配她到曲麻莱县人民医院当护士。仁措非常感激党的培养,可是,想到草原上缺医少药,曾经与自己生死与共的阶级姐妹更需要自己,她情愿回草原当一名不脱产的卫生员。她向党表述了自己的愿望,党组织赞扬她,支持她。
一九六一年初,仁措回到了措池大队,决心把党的温暖带给广大藏族牧民,把她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草原。她坚持半牧半医,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凌晨挤牛奶,她比别人起得早;夜里捻毛线,她比别人睡得晚;分配活儿,次次她抢重活干;年终评议,年年她是好社员。她怀过四个孩子了,可是每次临产前,她都坚守在劳动岗位上。仁措表面看起来,十分腼腆,可是为集体,为群众做事,却有一股令人惊异的坚韧不拔的狠劲。她用这种精神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用这种精神从事赤脚医生工作。一九六三年以来,她不顾山高水险,不怕狗熊狼群,经常只身骑着牦牛,去生产队、作业组巡回医疗。有了孩子以后,她就牵上两头牦牛,一头驮着孩子和药箱,一头自己骑上。为了少耽误劳动,她经常牵着牦牛,边走边捻毛线。
(三)
一九六八年,措池大队的牧业生产又是一个好年景。入冬季节,牧民们喜气洋洋地赶着一群群膘肥体壮的牛羊,交售给国家。家家门前杀牛宰羊,准备越冬的肉食,顶顶帐篷里堆放着包包酥油,袋袋“曲拉”
(乳制品)。
和往年一样,每到这样的大忙季节,县社两级的汉藏干部都纷纷深入牧场,和藏族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草原上到处呈现出一派汉藏人民团结战斗的景象。这一年十一月,曲麻河公社汉族会计李学良和别的干部来到了措池大队,帮助各生产队防冻保畜和年终分配。藏族社员们热情地欢迎他们,亲切地称他们是党和毛主席“派来的干部”。
仁措更是非常爱护这些“派来干部”。每次有汉族干部来,她都让出自己的帐篷给他们住,送来最好的食物给他们吃。这一次李学良他们来了,她怕李学良骑烈性牲口出危险,特地把自己那头温驯的牦牛牵来给李学良骑。可是,就在李学良结束了四队的工作去三队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社员气喘吁吁地跑来叫仁措,说李学良摔伤了,原来李学良想快点赶路,途中换了一头牲口。
仁措听了,也不及细问,急忙赶到出事地点,只见李学良昏迷不醒地躺在路边。她立即同别的藏族干部一起,做了一副松软的担架,把李学良抬到附近一位叫丹秋的帐篷里。仁措一面叫人去请公社的医生,一面叮嘱丹秋说:“这位汉族兄弟,家在河南,现在帐篷就是他的家,我们就是他的亲人!我们要好好照顾他。”丹秋马上给李学良铺床,把最好的被子给他盖上。
“派来干部”受伤的消息传开以后,藏族牧民纷纷赶来探望。老阿爸拿来羔皮袄,老阿妈端来热奶茶。他们心中默念着:“汉族的‘夏尼’(兄弟)呀,醒来吧!”
仁措作为一个牧区赤脚医生,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伤势这样重的病人。可是,她对汉族兄弟的感情好似一团火。在公社医生赶来前的日日夜夜里,仁措一直守护在李学良身边:李学良伤部疼痛难忍时,她及时地打针止疼;李学良自己不能翻身,仁措就小心翼翼地托着他翻身;李学良食欲不振,仁措就给他用牛奶熬粥,一勺一勺地喂到他嘴里。几个不眠的昼夜过去了,仁措眼睛陷下去了。
第四天,公社医生赶来了。初步诊断:李学良的脊椎已经摔坏,必须立即转到内地治疗。有人提议,先送县医院。这样,路是好走些,可是绕了远,抬担架得走一个月。仁措怕走这条路耽误了医治的时机,因此向大队革委会建议,走近路:越过五千八百米的巴颜色索大雪山,把李学良径直送上青藏公路,转往内地。革委会采纳了仁措的方案,可是宣布的护送人员名单却没有仁措的名字。原来,革委会考虑到这条路十分艰险,挑选了六个强壮的民兵和一位公社的汉族医生。仁措向革委会执拗地请求,一定要让她参加护送。她说:“派来干部是为我们藏族牧民受伤的,汉族的‘曼巴’可以代替我们护送,可是代替不了藏族‘曼巴’的情意!”
第六天清晨,护送李学良的队伍迎着风雪出发了。仁措背着药箱,牵着牦牛走在最前头。
高耸入云的巴颜色索大雪山已在面前了。这里冰封雪飘,寒风裹着飞雪,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厚厚的皮袄也抵御不住砭人肌骨的严寒。开始还能用牦牛驮着担架,可是走不多久,由于山坡陡峭,雪深冰滑,牦牛常常失蹄,担架颠簸很厉害,民兵们只好从牦牛身上卸下担架用人抬。仁措步步紧跟在担架一旁,给李学良掖被角,掸雪花,遇到陡险的地方就托着担架。距离雪山口还有二三百米的地方,雪深及腰,加上高山反应严重,担架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量。抬担架的人换得更勤了,每十分钟就得换一次。仁措虽然头晕目眩,恶心欲吐,可是,当她看见一个抬担架的民兵陷下雪坑时,她说声“我来!”冲上去接住担架就走。沉重的担架压得她直不起腰,喘不上气,脸上渗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她以非凡的毅力,同民兵们轮换了三次,终于把李学良抬过了雪山口。谁能想到,这时的仁措,已经怀孕六个多月了。一个孕妇,抬着二百多斤重的担架,翻越了五千多米的大雪山。她每迈出一步,聚结着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蕴藏着多么深厚的革命情谊!
一翻过巴颜色索大雪山,夜幕降临了。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在帐篷里发出了有节奏的鼾声。可是,仁措却在烧着牛粪火,为熟睡的人们驱寒。雪地里通红的篝火,映着夜空。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民族团结的图画。
天刚亮,这支担架队又启程了。劳累了七个昼夜的仁措,又继续护送了两个时辰。直到远处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担架队。这时李学良正熟睡着,她绕着担架走了一圈,仔细地把被角压了又压……
担架走远了。仁措还坐在山坡上,招手目送:“汉族的‘夏尼’得救了!”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仁措带着十大的喜讯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巴颜日吉草原。第二天,她就顶着风雪骑上一匹马,身穿镶着红绿贴边的皮袄,头戴彩色锦缎的沙狐皮帽,背上十大文件和药箱,一边热情宣传十大精神,一边巡回医疗。她从这块牧场到那块牧场,从这个生产队到那个生产队,把十大精神传达到一顶顶帐篷里,把党的温暖送到一个个牧民的心坎上。现在,仁措正同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中共玉树州委调查组
《青海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


第3版()
专栏:

她的心比攀枝花还火红
——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僾尼赤脚医生朱迪
在祖国西南边陲勐海县西定公社南弄大队,有一个深受群众爱戴的僾尼赤脚医生,她就是共产党员朱迪同志。提起她的名字,贫下中农都称赞说:“朱迪的心,比三月的攀枝花还火红;朱迪做的好事,比盛开的凤凰树花朵还繁多。”
一九五八年,南弄乡南英合作社创办卫生室,贫下中农一致推选朱迪担任卫生员,并送她到区卫生所学习。朱迪下定决心,决不辜负贫下中农的信任和委托,做一个僾尼人民的好医生。
经过培训,朱迪满怀信心地回到了南英寨。一天,朱迪正在水槽旁冲洗医疗用具,一个富农婆贼头贼脑走过来,装出一副十分担心的嘴脸对她说:“我们僾尼女人,白天低头种地背柴火,晚上做饭领娃娃,这才是本分老规矩。看你现在从早到晚东家出西家进,逗出闲话多难听,家庭闹意见你受不了,还是趁早别干了。”朱迪一听这话,胸中顿时燃起怒火,劈头就批驳说:“在你们作威作福的旧社会,穷苦妇女才受尽欺凌歧视。现在有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贫下中农妇女翻身干革命,走家串户为人民。贫下中农都支持我,在背后造谣捣鬼的只会是你们。”一席话把那个富农婆驳得哑口无言。
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南弄大队的一小撮牛鬼蛇神妄想利用封建迷信大搞复辟活动。一次,中寨社员散爬的爱人雪飘发高烧昏迷不醒,几个坏家伙就恐吓散爬说:“你老婆是被鬼吃了魂了,还不赶快拖到龟上去烧死,不然整个寨里的人禽都要死绝。”他们还到处散布谣言,煽动群众来打鬼。刚从外地开会回来的朱迪,一听到这件事,立刻回想起万恶的旧社会,反动土司头人曾用打鬼的迷信活动,迫害贫苦姐妹生命的滔天罪行,心想,自己是人民的卫生员,要带头与他们作斗争。她马上背起药箱赶到雪飘家,迎面碰到一个坏家伙提着长刀凶神恶煞地站在门口,屋里飘出一股火烧辣椒的强烈刺鼻气味。朱迪大喝一声:“让开,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你们难道还敢用封建迷信来残害群众吗?”吓得那家伙倒退几步。朱迪不顾一切冲进屋子,立刻用水把那些坏家伙用来熏呛病人的辣椒火浇熄。经过紧急抢救,被辣椒烟熏呛得奄奄一息的雪飘苏醒过来,病人得救了。散爬万分感激地说:“要不是你赶来,他们就要把我爱人熏死烧掉,是你救了雪飘啊!”朱迪高声向大家说:“是党和毛主席救了雪飘的生命。今后,我们一定要破除封建迷信,相信医疗科学,决不能上这些坏家伙的当。”
一九六三年四月,南莫大寨的切榨,生下一个缺嘴孩子,她一看就放声痛哭起来。因为,按照僾尼以前的封建迷信,缺嘴婴儿要活活烧死,产妇也要被撵进深山老林,不准回寨。朱迪听到哭声马上赶到切榨家,连忙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啼哭不止的婴儿包起来,并好言安慰切榨。这时,一个富农分子气急败坏地叫嚷道:“还不赶快把这缺嘴怪物烧死,不然引来天火烧掉寨子,弄得灾难临头你负不起责任。”朱迪把婴儿紧紧抱在怀里,冲着那家伙说:“你不要用这套鬼话来吓人,这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你们才是利用封建迷信兴妖作怪的牛鬼蛇神。谁敢把这孩子弄死,谁就要偿命。”贫下中农也都齐声怒斥那个富农分子,这家伙只好低头溜走了。现在,这孩子已经十岁多了,进了学校,长得挺好。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朱迪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一九七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更进一步把为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倾注在自己的医疗工作中。
一天傍晚,南英寨不幸失火。朱迪奋不顾身地一次次冲入火海,抢救集体和社员的生命财产,先后在浓烟烈火中昏倒三次,社员们把她救出抬回家后,深夜四点多钟才苏醒过来。第二天清晨,处在昏迷中的朱迪忽然听到有人在屋里说话,原来是寨子里另一个被火烧伤的女社员车门快要分娩了。她想爬起来去接生,但浑身酸软疼痛,眼前直冒金星,又倒下了。家里人劝她说:“你昨晚受伤很重,还是让别人去吧。”朱迪说:“不,这是我的工作,只要我还能动,就要象白求恩大夫一样完全彻底为人民。”她再次挣扎起床,拄着根柴棍,迈着沉重的步子来到了车门家,马上对产妇进行检查,直忙到婴儿降生了,朱迪才喘了口气,无力地坐倒在柱子旁边。车门的爱人忙给她泡了碗甜茶,又心疼又感激地说:“朱迪啊,僾尼人说山上的苦竹根连根,你的心真是和我们贴在一起呀。”朱迪喝着甜茶笑着回答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卫生员,这是我应该做的。”
十多年来,朱迪克服了不懂汉语的困难,虚心向汉族医生和民族老草医请教,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不断总结提高医疗技术。她先后与合作医疗室的同志钻进深山老林、攀悬岩峭壁,采集、识别了二百多种中草药,自己还培植栽种了一百五十多种。现在,朱迪已经逐步掌握了许多中西医配合治疗的医疗技术。她还学会了一些兽医技术,成为僾尼山区的一个多面手。
本报通讯员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