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年轻有为的女闯将
——记临西县下堡寺公社党委书记杨爱莲
一九七三年春天，二十四岁的杨爱莲，当了河北省临西县下堡寺公社党委书记。这消息一传开，很多老贫农高兴地说：“这闺女可是把好手！她当公社党委书记，准能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领咱们把全公社变个样。”
果然如此。杨爱莲到职不久，就搞公社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狠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带领群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一九七三年，全公社战胜春旱秋涝，夺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亩产量比上一年增长六成，总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四，向国家出售的余粮比上一年大大增加；棉花也大幅度增产。社员群众欣喜地说：“杨爱莲真是个年轻有为的带头人！”
带头苦干学大寨
杨爱莲原是下堡寺公社北杏园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北杏园大队现在是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先进单位。可是，前几年，它还是个后进队。这个变化，同杨爱莲的带头苦干是分不开的。
一九六三年，刚满十四岁的杨爱莲，高小没毕业，就参加了农业生产。这一年，她加入了共青团。一九六六年，杨爱莲当了北杏园大队的妇女队长。她到本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东留善固大队参观学习时，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吕玉兰向她介绍了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生产的经验，她受到很大启发。回村后，杨爱莲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发动女青年成立了四个“铁姑娘植棉组”，实行科学种棉，秋季获得了丰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杨爱莲经受了锻炼，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在一九六九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当选为北杏园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她决心同大队的干部们一道，带领群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尽快地改变北杏园的面貌。
杨爱莲常说：“不吃大苦，难修大寨田。”在北杏园大队平整土地当中，杨爱莲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第一位，用大寨大队干部、社员为革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英雄事迹激励社员的斗志，同时，她自己坚持带头参加劳动，挥镐破冻土，拉车运土，脚冻裂了几道大血口子，也不休息。在她的带动下，干部和社员苦干了三个冬春，动土四十多万方；填平了八条大沟和六个大洼，扩大耕地三百多亩，把全大队三千多亩耕地建设成为畦田。为了加快水利建设，一九七○年，杨爱莲带头组织了一支妇女打井队，用人工打井。“跳轮”，是关系到打井进度的一项技术活，既费劲，又有危险。杨爱莲带领打井队员首先猛攻这一关。当时正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杨爱莲在一丈高的天轮上，登上轮轴，斜着向轮板跳去。开始，由于不懂要领，腿上、胳膊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她虚心向别人学习，坚持苦练，终于掌握了“跳轮”技术。大家经过艰苦奋斗，打成了一眼一百九十米的深水井。后来，这支妇女打井队又打了四眼深水井。
从一九七一年一月起，杨爱莲又先后担任了县委委员、地委委员和公社党委副书记等职务。但是，她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九七二年，她除了出国访问占用两个月时间，仍然劳动了二百四十多天。有一次，贫农老大爷杨世茂看她不分白天黑夜为革命操劳，关切地对她说：“你们干部为队里的事把心都操碎了，有些活你铺派铺派就行，别那样干啦！”杨爱莲说：“那可不行！钢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劳动会变修。俺不能当甩手掌柜的！”
杨爱莲和北杏园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明杰以及全体干部团结一致，并肩前进，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四年多，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条件，全大队的粮、棉产量逐年提高。一九七○年粮食亩产上了《纲要》，一九七一年过了“黄河”，一九七二年在大旱情况下又跨过了“长江”。一九七三年，全大队粮食亩产量跃进到一千二百一十斤，棉花亩产皮棉八十一斤，对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
团结好“一班人”
下堡寺公社是个大社，有两万多人口，六万多亩耕地，三十个生产大队，阶级斗争情况复杂。杨爱莲当了公社党委书记，一到下堡寺，当天就和几个公社干部一起走村串队，了解情况。当时，旱情十分严重，有些大队的干部对战胜干旱缺乏信心。一些公社干部也说，下堡寺公社摊子大，底子薄，干部少，困难多，真是不好办。
面对严重干旱，种种困难，杨爱莲一度产生畏难情绪。县委书记吕玉兰及时找她谈话，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杨爱莲的成长过程，帮助她总结经验，勉励她鼓足干劲，奋勇前进，做好工作。吕玉兰亲切地说：“你能搞好北杏园那样一个大队，也一定能够搞好一个公社。只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群众，团结好公社党委‘一班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吕玉兰的话，打开了杨爱莲的心窍。她立刻想到本公社的党委会。公社党委十四名委员中有七名不脱产，他们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经验；可是，有的人认为他们水平低，能力差，不敢依靠他们抓工作。个别不脱产委员有自卑感，觉得自己是大老粗，领导别队有困难，不积极参与公社领导工作。杨爱莲想，如果把不脱产委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就是很大的力量吗？
在一次批林整风会上，杨爱莲组织公社党委“一班人”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出了“如何发挥党委‘一班人’的领导作用，迅速改变公社面貌”的问题，让大家讨论。一个不脱产的党委委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生产队搞不好，问题在队长；一个大队搞不好，责任在党支部；咱们公社的农业生产能不能大上快上，关键就在咱们这班人身上。咱‘一班人’，脱产的不愿下去，不脱产的不愿管事，攥不成一个拳头，拧不成一股劲，怎么能把工作搞上去？”
问题摆出来以后，杨爱莲引导大家对照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教导，密切联系实际，认真地总结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各自作了自我批评。脱产委员表示要向不脱产委员学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脱产委员表示，“能挑一百斤，不挑九十九。”杨爱莲看到大家这股劲头，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激动地说：“只要咱这‘一班人’‘九牛爬坡，个个出力’，就不愁咱公社上不去。”
“打虎先打头”
下堡寺公社三十个大队中，有十多个后进大队，亩产只有一二百斤。后进的原因在哪里？杨爱莲和公社党委其他领导成员一起，用党的基本路线，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发现所有后进队存在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在这些队的领导班子里扎根。因此，要想改变这些队的面貌，就得首先搞好这些队的领导班子。
抓后进大队的领导班子建设，从哪里做起？杨爱莲主张，先从全公社最难的西高尔庄大队下手。一提西高尔庄，人们有些发怵：这个大队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县、社工作队三进三出，都没有搞出个名堂，担心这次搞不好，不好收场。有的好心人劝杨爱莲：“你刚到公社，情况不熟，如果搞不开，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困难，不如先易后难。”杨爱莲坚定地说：“打虎先打头，越难越要斗。突破这个难点，就能鼓舞斗志，教育群众，为进一步改造其它后进队趟出一条路子。”
不久，公社的工作组便到了西高尔庄大队。他们以批林整风为纲，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教导，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群众，并对大队领导班子进行整顿。群众发动起来了，揭发出阶级斗争的许多新问题。阶级敌人着了慌，造谣恫吓群众，同被拉下水的干部订立攻守同盟，搞破坏活动，斗争更加复杂。这时候，杨爱莲从一个老贫农那里了解到拉干部下水的是一个刑满释放分子。她立即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发动群众，把这只伸进大队领导班子的黑手抓了出来。公社党委在西高尔庄大队召开了全公社批判大会。活生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事实，教育了西高尔庄大队的干部和社员，提高了他们的觉悟。经过整顿的大队领导班子，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斗志昂扬地带领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大队，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很快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迅速地升了上来。
突破了一个难点，推动了一大片。杨爱莲同公社党委“一班人”，一方面以批林整风为纲，运用西高尔庄大队这一典型事例，在全公社大抓路线教育，一方面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各个后进大队不同类型的领导班子，采取整顿、帮助、促进等方法，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促使干部思想转化。就这样，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西高尔庄等十个大队摘掉了后进的帽子，其余几个大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下堡寺公社迅速地变成了临西县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先进单位。
“把工作做到家”
不用说，杨爱莲的工作是很忙的。但是，不管怎么忙，她总是要挤出时间刻苦地看书学习。几年来，她边学文化边读书，基本上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选读了《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著作，写了读书笔记。通过看书学习，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增强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第一的原则，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总是身临第一线，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为了改变下堡寺公社的面貌，她和干部、社员一起，艰苦奋斗，出大力，流大汗，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
一九七三年五月，杨爱莲发现，全公社套播的两万多亩高粱，有不少地块缺苗断垄。她想起一九七二年东留善固大队实行合理密植，开展种满田活动，大旱之年大丰收的经验，向公社党委提出在全公社开展一个移苗补栽、种满田的活动。有些人觉得工作量太大，困难多，一下子把这个经验在全公社推开办不到。杨爱莲说：“大干才能大变。只要咱这班人敢想、敢干，不怕苦、不怕累，把工作做到家，就能把这个种满田的经验迅速推开。”
说干就干。他们根据群众的意见，把全公社划分成四个“战区”，公社留一人值班，其余干部全部到种满田的现场参加劳动。杨爱莲到任务最艰巨的南“战区”。一连几天，她走遍这个“战区”的十个大队，逐队逐块地检查苗情，了解干部和社员的思想情况，抓政治思想工作，发动各队因地制宜地订出了移苗补栽计划。
在移苗补栽的日子里，杨爱莲总是每天天不明就下地，收工时披星星戴月亮。她和广大干部、社员一连苦战了十多天，把全公社大秋作物缺苗断垄的统统补上了，地头地边、沟沟沿沿都种得严严实实的。补栽的面积相当于扩种了八千亩高粱。
接着，杨爱莲又带领干部、群众连续打了战阴雨锄草灭荒、除治虫害、排涝和追肥四个战役，又一连干了五十多天。在这紧张的五十多天里，她把雨天当晴天，把黑夜当白天，风里来，雨里去，很少睡个囫囵觉。脸消瘦了，眼熬红了，几次晕倒在田间、路旁。就在这时候，她的右耳朵嗡嗡作响，疼得难以支持，几个晚上睡不了觉。同志们劝她到医院检查一下。她却毫不在乎地说：“上点火，不要紧，这点小病算个啥！”她咬紧牙关坚持战斗。大家都为杨爱莲忘我工作，一心为革命的崇高精神所感动。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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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不脱离群众
华北制药厂党委书记 李锋
我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总认为自己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经过了战争和艰苦环境的考验，世界观改造得差不多了。满以为这样做就不会犯大错误了。没想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革命小将的冲击。因为怕再受冲击，我便站在一派群众的一边，结果造成了同另一派群众的对立，又受到猛烈的冲击。这时，我不是认真从路线上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怨天尤人。带着一大串问题，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加上革命群众的热情帮助，思想渐渐开了窍。回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那时，整天风里来雨里去。每到一村，贫下中农热情关怀，遭遇险情，群众舍出生命掩护我们。那时，同贫下中农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进城以后，坐进机关大楼，职位越来越高，架子越来越大，“官气”十足，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劳动，思想感情逐渐起了变化，对修正主义的东西很容易接受，最后发展到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想到这里，我又一次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的教导，感到分外亲切：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于我们党、我们国家，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对于我们干部，也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初步认识到自己是怎样变过去的，还得下决心变回来，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一九七○年，组织上调我到魏县工作，我决心同广大贫下中农并肩战斗，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到了县机关，看到外出有轿车，开会有沙发，我就警惕起来。我把沙发统统搬走，下乡坚持骑自行车，车上挎个粪筐，走路拾粪两不误。一次下乡，有一个老贫农拉住我，双手抚摸着粪筐说：“这才象我们庄户人的干部，你要坚持下去！”老贫农的鼓励，对我教育很深。以后，我不论下乡、开会，走到那，粪拾到那。这样做，不单是为了拣几筐粪，更主要的是使我重新回到了群众中。每走到一个村，贫下中农向我问寒问暖，还告诉我不少情况，为指导全县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根据。
一九七二年年底，上级调我到华北制药厂以前，有的同志对我说，这个厂是个“老大难”单位，不好搞。我也想，制药厂是一个大厂，搞不好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这时，我重温了毛主席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导，感到老干部要保持革命晚节，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冲锋陷阵。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到了制药厂以后，我逐个车间地同工人们促膝谈心；召开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广泛听取老工人、基层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另外，经常下到班组参加生产劳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经党委会研究，决定狠抓批林整风，对职工进行基本路线教育。我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说服教育干部，耐心帮助他们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由于抓了路线教育，同时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很快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调动了大家抓革命、促生产的积极性。
要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就必须经常同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斗争。事实也正是这样。阶级斗争激烈或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的时候，我比较注意联系群众，注意世界观的改造。工作一顺利，就又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这时资产阶级思想就乘虚而入。有一次，我主持一个支部书记会，对一位同志的发言我有不同意见，就插了几句话，这个同志很不满意，当场批评我限制了他的发言。当时我觉得下不了台，但仔细想想这种思想正是“官气”在新条件下的反映，发展下去必然脱离群众。有一次下车间，有个青年女工很亲切地叫我“李锋”，乍一听很别扭，认为小丫头不懂“礼貌”。想到这，我心里猛一惊，感到这是“官气”发作的危险信号。群众对我亲近，当成一家人，自己却不高兴，这不是“官贵民贱”的孔老二思想的反映吗？这件事又一次向我敲起警钟：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脱离了群众就不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给我的这个教育，一定要时刻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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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公心 团结群众
山东莱西县李仙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郑魁廷
我们大队第一生产队有个社员叫赵明彦，前几年曾反对过我。我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后，他怕我给他“穿小鞋”，干活低着头，遇我绕道走。我想，他过去反对过我，那是因为我有错误。我担任领导工作后，没有主动接近和团结他，使他有顾虑，这是我的责任。于是，我主动找他谈心，向他检查了自己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并表示我决不会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经过几次谈心后，他的顾虑消除了，工作也很努力。后来，我根据赵明彦的表现和队里工作的需要，提出让赵明彦担任一队队长。有的群众想不通，说：“他过去反对你那么起劲，还能让他当队长？”我解释说：“赵明彦小时要过饭，解放后参军，在部队里入了党。复员后在生产队参加劳动，表现积极，受群众拥护。咱们共产党员办事，不能从私心出发，要从党的原则出发。”经过说服教育，他们也都表示同意。赵明彦听说党支部批准他当队长，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再三表示要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从此，他以身作则，带领社员群众为革命大干苦干，使一队成为全大队的先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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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股子冲劲好得很
山东五莲县西楼大队党支部的一次支委会，正在讨论大队会计何子利的入党问题。有的人说，何子利有一定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工作积极负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有的干部冲击得比较厉害，吸收这样的人入党好吗？党支部书记刘庆贤一边听着，一边想：从这个同志的发言看，这里有个原则问题必须解决，就是能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刘庆贤说：看一个同志够不够入党条件，要用共产党员的五条标准来衡量，不能用别的标准来衡量。何子利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能关心群众，有事肯和群众商量；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他能坚持原则，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基本上符合党员的条件。再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敢于造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帮助老干部冲掉修正主义的流毒，这股子冲劲好得很，正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革命精神。至于说点错话，办点错事，那也是难以避免的。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咱们从心眼里高兴。现在我们又当了干部，并不等于过去就没有错误了，正是在群众的帮助下，才使我们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信任。对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咱们应该积极热情地帮助，支持他们的革命精神，不应该过分挑剔。过分挑剔的态度，不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态度。”
大伙一听，感到老刘说得在理，应该象老刘那样看待敢说敢闯的革命青年。支委们统一认识后，又经过党内外群众的广泛讨论，党支部大会通过了何子利加入中国共产党。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