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林彪和孔老二是一丘之貉
昆明部队 郑 汕 陈锡祥
孔丘与林彪，一个生在两千多年前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一个出在当今天下大乱的时候。然而，古往今来的一切反动派总是联在一条黑线上的。
在历史上，反孔和尊孔的斗争，总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什么要把孔丘这样一个顽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的“先师”抬出来呢？就是要借助孔丘的亡灵给自己撑腰壮胆，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
孔丘的“天命观”与林彪的“天才论”
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和“天才论”是历代反动派用来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正如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的：“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三百六十页），唯心主义“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列宁全集》第十七卷，六十页）。孔丘鼓吹“天命观”，林彪宣扬“天才论”，都是为了搞反革命复辟。
孔丘所处的时代，是我国春秋末期奴隶制逐渐崩溃，封建制逐渐兴起的社会急剧变革的年代。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孔丘十分仇视奴隶革命和社会变革，对于“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局面，感到非常痛心和惋惜。为了挽救奴隶制的灭亡，孔丘提出了一套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来解释社会现象，为奴隶制的永世长存制造理论根据。孔丘把人分为“上智”和“下愚”。依他说，奴隶主贵族都是“生而知之”的“上智”，他们的总代表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等都是“圣人”，这些人的知识和才能都是“上天”赐给的，生来就有的，他们是奉“天命”到人间来“制礼作乐”教化人民的；而奴隶和劳动人民则是“困而不学”的“下等人”，天生的愚笨。他还胡说什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把奴隶主与奴隶、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说成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为了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孔丘还鼓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但是，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春秋战国至今，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崩溃，封建社会兴起，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过剧烈的斗争，终于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孔丘的反动说教并没能阻挡住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林彪把与孔孟之道的“天命观”息息相通的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当作他的反革命复辟的理论纲领。林彪胡说什么“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大讲“天资”、“天赋”、“天分”，叫嚣“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大吵大闹要坚持“天才”这个反动观点，“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围绕着“天才”问题的这场斗争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天才”问题是属于认识论和历史观的范畴。人的知识和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历史是由几个“英雄”人物创造的，还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知识是由实践来的。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智慧和才能，也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他们能够科学地总结革命的经验，指导当前的运动，预见未来的趋势，主要地是由于他们有丰富的革命实践，而这种实践又是和革命政党、革命群众联系在一起的。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反党集团拚命鼓吹反动的“天才论”，这是他们反革命战略上的一大诡计。他们颂扬无产阶级领袖是假，把自己打扮成“天才”是真。他们狂妄地给自己披上“一贯正确”的外衣，互相吹捧他们自己是“天才理论家”、“天才军事家”，把自己打扮成天生的统治者，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林彪反党集团鼓吹的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在本质上和孔丘的“天命观”是一致的。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看待人类历史，这就必然导致“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由几个“天才”人物主宰着，劳动人民是不能管理国家大事的。孔丘认为“小人”“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林彪辱骂人民群众想的只是“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只能给他这样的“天才”人物当“驯服工具”，盲目执行他的号令。林彪还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硬把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史，说成是帝王将相的“政变”史，为他们自己搞反革命政变提供历史根据。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但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地主资产阶级的“宫廷政变”，决定不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国社会的前进，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推动的。至于钻进革命队伍里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和人民群众没有共同利益，只不过是阻碍革命的绊脚石，一个个被人民扫进历史垃圾堆。
孔丘的“兴灭国”与林彪的篡党夺权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在社会急剧变革中，代表腐朽力量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同革命的新兴力量进行拚死的斗争，妄图维持或恢复他们的反动统治。孔丘如此，林彪也如此，他们各有一条本质上相同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我国春秋末期，从奴隶主贵族中蜕变出来的新兴地主阶级，利用奴隶起义的力量，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向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夺权，王室势力日渐衰落，奴隶主贵族统治者不断丧权失国。孔丘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上，竭力反对变革，维护奴隶制，提出了“克己复礼”这个反动纲领，也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意思是要复兴已经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奴隶主贵族世家扶植起来，让被打倒的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孔丘一生的反动事业，就是为此奔走呼号，为奴隶主效犬马之劳。
林彪效法孔老二，挥舞“克己复礼”的黑旗，要“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灭之“国”，要“继”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绝世”，要“举”地、富、反、坏、右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等“逸民”。在一九七○年上半年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他抛出了一条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要“设国家主席”，也就是说要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他；不然的话，“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拒不接受毛主席的多次教育和挽救，坚持反动立场。为实现他反革命的复辟纲领，林彪派出爪牙，秘密串联，四下活动，结党营私，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组成反革命的大小“舰队”，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
林彪和孔丘的政治纲领是一路货色，都是要搞反革命复辟。一个要“复礼”，恢复奴隶主的特权统治；一个要复辟，要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同态度，历来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二○○页）在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围绕着坚持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进行的，集中地表现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林彪梦寐以求的是法西斯专政。他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但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一切搞复辟的反动派都没有好下场。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孔丘的“礼治”社会
与林彪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是决定社会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生产资料所有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基本条件。春秋时期奴隶制生产关系开始崩溃，奴隶暴动遍及各诸侯国。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是以柳下跖为首的九千人暴动，他们“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加速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崩溃。一部分奴隶主贵族也乘动乱之机，大量侵占王室土地，进行自由买卖和赠送，出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由奴隶制的“井田制”转化为土地私有的“税亩制”。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遭到致命打击。
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使原来西周用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典章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奴隶制社会的旧秩序遭到破坏。过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的局面，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对于这种情况，“信而好古”的孔丘感到“今不如昔”，日夜梦想恢复殷商西周时代的“礼治”社会。
孔丘心目中的“礼治”社会是什么货色呢？在经济上，他反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主张维护和恢复奴隶制的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孔丘鼓吹“礼治”。“礼”是奴隶制社会上层建筑的总称，主要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他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说，要克服人们的变革要求，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奴隶制的秩序。说穿了，就是不准造反，不准革命，就是要维护和恢复等级森严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总之，孔丘的“礼治”社会，就是奴隶制社会。
一切反动派都是旧制度的维护者。林彪和孔丘一脉相承。林彪一伙在那个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叫嚷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要使失去生产资料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在“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从而达到“民富国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看，多么漂亮的词藻！林彪所谓“民富国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呢？翻开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便可以看到，从封建贵族到资产阶级政客，从法西斯匪帮到共产主义的叛徒，都曾经叫喊着要建立他们各自的“社会主义”。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三十年前就指出的那样：“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们从林彪反党集团的罪恶行径中可以看出：他们要的“民富”，就是要地主资产阶级从人民手中夺回生产资料，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骄奢淫逸；他们要的“国强”，就是要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林家王朝。林彪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主义。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将近有四千年。四千年来，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没有改变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土地改革，然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推翻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人赐给人类的现成制度。我们通过革命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的原理，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我党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归根结底，也就是坚持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斗争。
历史的规律总是这样，一切倒行逆施的反动派不论怎样得意忘形，猖獗一时，最终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孔丘这个反动阶级的“圣人”，劳动人民的敌人，最后只能在“吾道穷矣”的悲鸣中死去。林彪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天才”，社会帝国主义的奴才，结果落得个暴尸荒漠的可耻下场。
革命在前进，斗争在继续。在今后长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还会有刘少奇、林彪这样的政治骗子抬出孔丘的亡灵搞复辟。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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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彪鼓吹“中庸之道”是何居心
北京师范大学 跖 琼
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所谓“中庸之道”，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喜欢在口头上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鲁迅说：“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他们常常“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反动特权阶级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就是用来掩盖他们的反革命屠刀的一片破布。
一九七○年三月，叛徒、卖国贼林彪把“中庸之道”这个破烂又拣来了，还大叫它是“合理”的。他究竟打算拿它来干什么用呢？
第一、林彪鼓吹“中庸之道”，是企图从根本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否定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
就在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的同一天，他恶毒攻击革命导师，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
列宁指出：“‘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这是“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林彪正是用折衷主义的“中庸之道”，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一切对立的双方在斗争中无不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实行质的飞跃，打破旧的统一体，超过旧事物的界限，形成新的统一体，又产生新的矛盾斗争。世界总是在否定旧事物、肯定新生事物的不断斗争中向前发展的。
一九六二年前后，林彪根据孟轲说的“孔子不做太过分的事”的反动观点，鼓吹“凡事勿做绝了”，反对矛盾斗争的绝对性，污蔑我们党坚持斗争哲学是什么“一点论”。他还根据孔老二“过犹不及”的反动观点，胡说什么“过极则相反”，“不过极则成”，反对通过斗争使事物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从根本上否定质的飞跃，反对革命。他还说什么要“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超过了限度“就会破坏统一”。这都是赤裸裸地反对超过旧事物的界限，不许破坏旧的统一体，而要保存旧的统一体，也就是反对用革命的手段，破坏旧世界，创建新世界。
第二、林彪鼓吹“中庸之道”，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反对国际国内的反修斗争，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
就在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前不久，他再三宣誓要“克己复礼”；同时，提出了“复礼”的政治纲领——“设国家主席”，妄图由他当“国家的头”，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叫喊“中庸之道……合理”的同一天，他还把“韬讳（晦）”列为“中庸之道”的一个条目。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他拿出“中庸之道”这件破烂货来，是为了针锋相对地对抗党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应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为我们党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一九六○年十月，林彪根据孔老二门徒的“和为贵”的说教，鼓吹“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的谬论，宣扬阶级调和，妄图使党和革命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解除思想武装，同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以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讲朋友”，讲“调和”。这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调和”到地主资产阶级那里去；“调和”到社会帝国主义那里去，与它们“合二而一”，实行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这就是要把马列主义“调和”到修正主义那里去，使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用修正主义冒充马列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叛徒、卖国贼的逻辑。
一九六○年以后，我们党和全世界马列主义政党反对苏修的斗争日益深入。正在这时，林彪同他的死党在一起咒骂我党的反修斗争是什么“做绝了”，“骂绝了”，还恶狠狠地说“绝则错”，“必有恶果”；还用儒家的“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的说教，攻击我们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批判和斗争。并且要他的死党把这些话登记在他的“变天账”上，妄想有朝一日以此向他的洋主子邀功讨赏。
第三、林彪鼓吹“中庸之道”，就是代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对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复辟资本主义。
一九六二年五月，林彪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过极”，破坏了“积极性”，叫嚷“当前积极性问题最大——乃大中之大”，这就是攻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了资本主义势力的“积极性”，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在那时候，他同刘少奇一样，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妄想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很明显，林彪讲“中庸之道”，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
一九七○年三月，林彪叫嚷“中庸之道……合理”的那一天，又一次恶毒攻击大跃进，攻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七一年三月，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中，肆意诬蔑我们党和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经历半个世纪的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肆无忌惮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在这场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切新生事物，把国内外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散布“今不如昔”的反动谬论；恶毒诬蔑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制造矛盾”；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肆意歪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他们用“中庸之道”更直接地为发动反革命政变服务。
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和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恶行动，最尖锐不过地揭穿了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的恶毒用心。看，他们这一伙叫嚷：“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必须“破釜沉舟”，把无产阶级司令部“吃掉”。他们要以反革命“暴力”的“突变”，“夺取全国政权”，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丧心病狂地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要对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并使他们在“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而对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则要进行“严厉镇压”，实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使千百万人头落地，把中国重新拉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些事实铁一般地证明，林彪所谓“中庸之道……合理”，无非是说剥削“有理”，复辟“有理”，反革命武装政变“有理”，法西斯专政“有理”。林彪比他的“至圣先师”孔老二，在虚伪和毒辣这两个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开倒车的结局一样，林彪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没有能够得逞。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用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武装头脑，在任何“中庸之道”的谎言和诡辩面前都不解除自己的武装。
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反动的“中庸之道”，还会化装成不同的面目出现。我们一定要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进一步增强战斗意志和识别能力。我们要坚持斗争哲学，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不受任何样式的“中庸之道”的干扰，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