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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3月2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林彪“复礼”的政治纲领和孔丘的“正名”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大批判组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千方百计要当“国家的头”,并搬出孔老二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说教作为根据。他再三对抗毛主席的指示,顽固地坚持“设国家主席”这个反党篡国的政治纲领,以至发展到发动反革命政变,一时气焰嚣张,大有“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林彪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正名”?如果他当了“国家的头”,究竟打算干什么?且让我们剖析一下孔老二的“正名”究竟是什么货色,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奥妙”来了。
孔老二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剧转变的大动荡时代。当时,奴隶反对奴隶主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新兴封建势力和没落奴隶主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据史书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政权)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奴隶起义的革命洪流,新兴封建势力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使以周天子为首的各级奴隶主的统治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使周礼规定的等级名分,名不副实,或名存实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老二提出了“正名”,妄图用已经陈旧过时的观念的“名”,矫“正”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开历史的倒车,重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
关于“正名”,孔老二有一段得意的自白。公元前四八五年(鲁哀公十年),“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史记·孔子世家》),孔老二感到他整饬奴隶制纲纪、恢复旧的统治秩序的大好时机即将到来,便兴致勃勃地前往卫国。他一路上兴高采烈,同门徒大谈为政之道。《论语·子路》记载了当时的一段对话:
仲由问:“卫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孔老二说:“必须正名分哪!”(“必也正名乎!”)
仲由又问:“有这样的吗,夫子真迂阔啊!为什么要正名分呢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孔老二说:“粗野呀,仲由啊!君子对于他所不懂的事,总是
不发表意见的。名分不正,讲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
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也就不能兴起来;
礼乐制度兴不起来,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
就会做出违反‘礼治’的事来。所以,统治者正了名分,就必能发
号施令;发了号令,就必能实行。统治者对于自己的命令,不允许
有半点马虎。”(“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
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当时仲由说孔老二把“正名”看作执政的首要任务未免太迂阔了,孔老二就大骂仲由粗野;还教训他,不懂得的事,就免开尊口!然后,就向仲由讲了一通“正名”的奥妙。他分析了当时老百姓“犯上作乱”的原因,从刑罚失效,追溯到礼崩乐坏、政令不行,最后归结为“名不正”是总的根源。也就是说,当时君有君之“名”,而无君之“实”,不能行使周礼规定的权威,不能真正发号施令,做不到“令出必行”;臣有臣之“名”,而无臣之“实”,不遵守尊卑秩序,擅自僭权越位,“以下犯上”。因此,孔老二主张按照周礼关于等级名分的规定,矫“正”这种局面,使尊卑有序,“名”“实”相副。他的反革命目的,就是力图挽回政权下移、礼崩乐坏的现实,使早已徒有虚名的周天子重新恢复昔日的权威,作到“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句话,就是用“正名”为“复礼”服务,把历史拉向后退,复辟西周奴隶制,使整个社会保持尊卑、上下、亲疏、贵贱的严格区别。他妄想通过“正名”,使奴隶制度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奴隶主阶级的“天堂”就不会崩塌了。
孔老二热衷于“正名”的目的是这样,林彪醉心于“正名”的目的也是这样。只不过由于历史的车轮已经前进到二千四百多年后的社会主义阶段,他不可能再象孔老二那样维护奴隶主的统治,而是梦想把早已被中国人民革命的风暴摧毁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天堂”重建起来。
林彪妄想“正名”以后,也就是说由他名副其实地当上了“国家的头”以后,就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整个国家就可以按照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改变面貌”,变成法西斯王朝统治下的国家,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重新“安”其荒淫之“居”,“乐”其剥削之“业”的国家。他认为,这个“名”不“正”,他的要复辟的“言”就不“顺”;他的号令就没人听,复辟的“事”就办不“成”。因此,他急于“正”这个“名”,急于当“国家的头”,篡党夺权。
林彪要当“皇帝”,要当“国家的头”,是蓄谋已久的。早在一九六二年夏天,在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的喧嚣声中,在地、富、反、坏、右和他们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对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恶毒攻击声中,林彪就写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条幅,挂在他的床头正中墙上。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妄图分裂我们的党,搞他的独立王国。一个
“天”字,两个“独”字,活画出了他要当“一朝天子”,做“孤家寡人”、独夫民贼的狼子野心。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在他伙同陈伯达起草的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九大“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以后,他勉强地在表面上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口不随心地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内心却充满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意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仇恨。他越来越加紧了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的阴谋活动。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林彪和他的死党躲在阴暗角落里,多次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写成条幅,互相赠送,挂在床头,“念念不忘”,作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纲领。
一九六九年底,在林彪一伙再三书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同一个时期,林彪又写了“王者莫高周文,伯者莫高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的条幅,挂在他床头右侧墙上。他自比周文王、齐桓公,把历代统治者当“人主”的经验作为座右铭,更清楚地表明他妄图建立法西斯王霸之业的野心。
一九七○年元旦,他更进一步强调“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不久以后,直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他多次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以孔老二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急于要当“国家的头”,要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后尘,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此,他率领一伙死党,大闹九届二中全会,发动了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九七一年三月,林彪又指使他的死党制定《“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九月八日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又失败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天马行空”,“独往”苏修,结果坠落荒漠,再也不能“独来”。大概是到幽冥之中的“两面国”当“国家的头”去了吧?真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为了当苏修的儿皇帝,老命也拚上了!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句话,见于《后汉书·李杜列传》。这里所说的“唯此为大”的大事,就是指的立一个皇帝。
公元一四六年(本初元年),年仅八岁的东汉质帝刘缵,由于骂大将军梁冀一声“跋扈将军”,被梁冀毒死。身为“国舅”、独揽大权的大将军梁冀,打算立自己的妹夫蠡吾侯刘志为帝。而太尉李固则认为清河王刘蒜“明德著闻”,能“任亲政事”,想立刘蒜为帝。为此,李固等联名给梁冀一封信,指出立什么样的人当皇帝,“至忧至重,可不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
林彪一伙从史书上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抄来,添上孔老二的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克己复礼”,作为自己“念念不忘”的誓词,这充分说明了林彪想要当“皇帝”,当“国家的头”,是为了把早已“衰”亡了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复“兴”起来。这同孔老二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一个路数。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大军阀袁世凯在一九一五年废除共和,恢复帝制,一心要当洪宪皇帝的诡计。那时,一小撮封建余孽胡说什么只有“恢复帝制”,“正皇帝位”,才“言之成理”,“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林彪说什么“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同这些鬼话何其相似!可是,毕竟时代不同了。当年袁世凯还在“皇帝”的“宝座”上心神不定地坐了八十三天;林彪想当社会帝国主义保护伞下的儿皇帝,半天也没当成就摔死了。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不管林彪怎样狂妄地叫嚣要“正名”,由于他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根本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违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这就注定了他必然要失败。他自己要“正”的“名”永远正不了,他要“成”的“事”也永远成不了。最后,还是由党和人民给他“正”了“名”: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或曰: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第3版()
专栏:

“人主”与奴才
上海师范大学文艺系 孙逊
三国时候有个孙皓,是吴国的末代皇帝。他统治吴国的时候,凶残横恣,完全是一个骄纵酷虐的暴主;可是后来一向晋朝投降,又换了副面孔,变成了一个卑劣无耻的奴才。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一文里,曾举他为例来论证:“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
叛徒、卖国贼林彪,不也是这样的“人主”和奴才么?
一九六九年冬,林彪特地抄录了汉高祖刘邦的求贤诏里的一段话作为条幅,挂在他床头右侧的墙上。在这条条幅中,他自比周文、齐桓,把历代统治者当“人主”的经验作为座右铭,妄图建立他那法西斯的王霸之业。在其它不少场合,林彪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天马”、“至贵”、超人自居。他那当“人主”的欲望多么强烈!
然而,正如鲁迅所指出的,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揭开林彪这个貌似不可一世的“超人”的外衣看看,不过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奴才而已!这个奴才,不仅为本国地主资产阶级效劳,而且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赏识。他恶毒攻击我国人民的反修斗争是“骂绝了”,“做绝了”,胡说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完全是奴才哲学,投降哲学。最后,终于叛党叛国,仓惶出逃,投奔苏修,机焚身亡。他用自己的行动,给自己画了一幅奴才的肖像。
林彪想当“人主”而又甘愿做奴才,这是由他所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则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顽固维护者和狂热推销者。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都是异常软弱的。毛主席指出:“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林彪作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何尝不是如此?更何况他是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做复辟资本主义这样一件“大事”,他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胆战心惊,当然更要找一个洋大人作为后台老板。这个后台老板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事实充分证明:林彪的“复礼”,就是要把新中国重新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林彪要想当的“人主”,不过是充当苏修“保护伞”下的儿皇帝。如此而已!
林彪这个想当“人主”的奴才,也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妄图对我国进行侵略、颠覆的政策的产物。多年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是中国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于是他们妄想在中国党内寻找代理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党内的所谓“健康力量”即腐朽力量上面,通过他们来达到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罪恶目的。四十年前,鲁迅在对帝国主义的“宠犬”派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作斗争时,曾深刻地指出:“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同志们看,把这段话作为林彪一伙的画像,岂不维妙维肖。


第3版()
专栏:

林彪和袁世凯
辽宁大学 靳实
孔丘,这个毕生为恢复奴隶制而奔走呼号的复辟狂,二千多年来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搞复辟活动的祖师爷。二十世纪初,大军阀袁世凯曾挥舞“孔学”这面黑旗,作为封建买办势力复辟帝制的招魂幡。半个世纪以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搬出孔孟之道,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尽管时代不同,复辟活动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是,孔老二的两代信徒,却是一脉相承。正如鲁迅所揭露的:“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鲁迅:《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
袁世凯是个不学无术的大军阀,靠着他的北洋军做资本,玩弄纵横捭阖的反革命伎俩,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了“大总统”。在他发布的《大总统命令》中,把尊孔放在第一位。他胡诌什么:“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把孔老二吹到了肉麻的程度。并且特制了“离奇的古衣冠”,亲率文武百官到孔庙行礼,大搞“祭孔朝圣”活动。
袁世凯这个大军阀为什么忽然成了虔诚的孔教徒?鲁迅在揭露他玩弄的“祭孔朝圣”的阴谋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鲁迅:《从胡须说到牙齿》)原来袁世凯抬出孔丘的亡灵,扮演“祭孔朝圣”的丑剧,是为了“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去敲开复辟帝制的“幸福大门”,爬上“洪宪”皇帝的宝座,建立“中华帝国”,“承天建极,传之万代”。
无独有偶。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终日躲在阴暗角落里,也冒充斯文,大搞起“尊孔读经”的把戏来了。你看他装模作样,念念有词。什么“克己复礼”,什么“中庸之道……合理”,什么“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等,等等。林彪这个连作梦都在想杀人的复辟狂,俨然成了道貌岸然的“读经”迷。然而,和袁世凯的“祭孔朝圣”一样,林彪的“尊孔读经”,也不过把孔老二当作“敲门砖”而已。鲁迅说得好:“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主张读经者,……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鲁迅:《十四年的“读经”》)林彪既然自称“脑袋长得好”,“特别灵”,当然也不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相反,他是把人民大众看成“笨牛”,把“尊孔读经”作为“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用来欺骗和麻醉人民。他“尊孔读经”是假,愚弄群众是真;“尊孔读经”是手段,复辟资本主义是目的。他大肆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贩卖“忠恕”、“仁义”等虚伪透顶的待人之道;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以便把他林家父子打扮成“超天才”,“天马”,“至贵”,天生的统治者;而妄图把人民群众愚弄成恪守“中庸之道”的“绵羊”,成为林家王朝服服帖帖的臣民。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黄粱美梦,痴心妄想。
搞复辟的祖师爷孔丘,曾经扯起“正名”的破旗,为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的等级名分而到处奔走。袁世凯、林彪这两个复辟狂,也都从孔丘那里拣来了“正名”这面破旗,作为复辟的理论武器。袁世凯雇用了一个叫古德诺的美国洋博士,为他制造复辟舆论,胡说什么中国“民智低下”,必须有一个皇帝进行统治,否则,“断无善果”。然后纠集一伙封建余孽、反动政客组成“筹安会”,吹吹打打,为帝制“正名”,千方百计把自己扶上“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挥舞起“正名”的破旗,为他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他坚持设国家主席,叫嚷:“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也就是说,必须把他“摆”在“国家的头”的名位上,他才便于发号施令,“名正言顺”地复辟资本主义。为此,他和他的死党陈伯达之流,极力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陈伯达还吹捧他是“能除千年暗”的“明灯”,“能灭千年愚”的“大圣人”。他们用“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作为他们“复礼”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变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为了搞复辟,开倒车,一切反动派都要纠集死党,培植反革命的“御林军”。孔丘为了复辟奴隶制度,把他的徒子徒孙组织起来,培养他们成为复辟奴隶制度的卫道士。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在复辟帝制的过程中,拉了一帮子死党成立什么“筹安会”,还依靠他的儿子袁克定,办起“陆军模范团”,要所有官兵宣誓绝对服从袁世凯,“不惜性命”为袁氏父子效忠卖命。林彪为了篡党夺权,也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拼凑大小联合舰队,要他们学习“江田岛精神”,做到“不成功便成仁”。
为了复辟奴隶制,孔老二曾带领一帮徒子徒孙,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寻找靠山,兜售他那套复礼的黑货。近代中国反动派头子的复辟活动,不仅依靠国内封建买办势力,还要依靠外国洋大人作后台老板。这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袁世凯为了从大总统宝座上“再高升一步”,不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订立《二十一条》,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叛徒、卖国贼林彪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充当苏修反华、反共的可耻走卒。袁世凯的“祭孔朝圣”,复辟帝制,是为了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儿皇帝。林彪的“尊孔读经”,是要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保护伞下的殖民地。
“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最后结局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在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高潮中,可耻地死去,穿着那套“离奇的古衣冠”朝拜“孔圣人”去了。林彪充当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超级间谍,妄想在苏修保护伞下建立林家世袭王朝的美梦没有作成,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以
“丧家之狗”的狼狈相向“先师”报到去了。两代信徒,一脉相承,身败名裂,同样下场。这也是一切反革命复辟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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