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到底是谁家的“工具”？
——评安东尼奥尼的“申辩”
华言
一年多以前，安东尼奥尼提着他那便于进行偷拍的“超八毫米摄影机”，极为得意地离开了他所敌视的中国。这个自称为“天生的悲观主义者”的导演，此时此刻倒并不“悲观”，他为这次在中国钻了一次空子——以特务手段拍摄了反华影片而沾沾自喜：拿这部反华影片作为投靠新主子的“礼物”，岂不可以改变自己很久以来“怀才不遇”的处境？然而，安东尼奥尼毕竟高兴得太早了。这部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现在正受到中国人民义正辞严的批判。许多国家的人民，包括意大利人民和许多友好人士在内，也都纷纷谴责他的无耻的反华行径。
于是，安东尼奥尼慌了手脚，急忙跳出来“申辩”道：“凭良心，我没有作过这样事，我不承认污蔑中国和歪曲中国现实的指责。”安东尼奥尼的“良心”，就是帝国主义强盗和骗子的“良心”。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正是“凭”着这种“良心”，疯狂侵略和瓜分中国。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以后，他们又“凭”着这种“良心”，恶毒地“污蔑中国和歪曲中国现实”。中国人民对这种“良心”实在是领教得够多了，早就看透了。而安东尼奥尼居然还象宣布真理似地宣布这样的“良心”是洁白无瑕的，这能骗得了谁呢？看来，他似乎至今仍在迷信法西斯头子的那句“名言”：谎言重复多次就会变成真理。所以他在“申辩”中，不只是竭力洗刷自己的罪行，甚至还倒打一耙，说中国人民批判他这部反华影片是把他当作了“一场兴起的政治争论的适时的工具”。
这可不得了。堂堂一个名导演，怎么忽然成了一种“适时的工具”呢？其实，只要把安东尼奥尼的“良心”放在阶级斗争中去考察，就可以知道他自称“工具”的说法，正暴露出他自己的真实嘴脸。他的确是一种“工具”，但不是什么中国人民把他当作了“政治争论”的“工具”，恰恰相反，是他甘心情愿地充当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工具”。
何以见得安东尼奥尼是充当了这样的“工具”呢？这应该从他所谓的“政治争论”谈起。谁都知道，我国国内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国外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就在苏修叛徒集团的“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以后，我国人民正在深入进行批林整风的时候，安东尼奥尼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闯进了中国。他从自己漆黑的“良心”出发，采用种种卑劣的电影手法，把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中国拍得一团漆黑。他通过一系列肆意歪曲的画面和用心险恶的解说，妄图证明过去作为帝国主义冒险家“乐园”的旧中国，比现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要“繁荣”得多。这种“今不如昔”的论调，同林彪反党集团污蔑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妄想“克己复礼”的反革命叫嚣，多么相似！安东尼奥尼来华以前，曾向西方记者表白：“我此行不带脚本”。其实，他的“脚本”早就有了，林彪和他的后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内容，不就是他现成的“脚本”吗？林彪“克己复礼”不成功，“天马”跌下来变成了死马。要说这个打击对苏修有多么大，那就甭提啦！安东尼奥尼当然也不愿意看到由于林彪的垮台而在中国断了“复礼”的烟火。所以，在这“一场兴起的政治争论”的时刻，他才把苏修污蔑中国的那一套反华滥调再现于银幕上。这究竟是适应了谁的需要，充当了谁的“工具”，岂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有趣的是，在问题揭开之后，有个西方记者偏要刨根追底，去问安东尼奥尼究竟是不是“俄国的应声虫”。安东尼奥尼“耸了耸肩膀”，表示“不打算说得稍明确点”。他很难为情地说：“这只是表面，……是吗？”要这位导演公开承认自己是“应声虫”，未免使他太下不了台阶。但是，安东尼奥尼为了顾全面子，居然把
“应声虫”说成只是“表面”的现象，这就欠妥了。既然这位先生惊慌失措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那也不必太使他为难了。关于这个“应声虫”是否同苏修的反华声音配合得“适时”的问题，还是让事实来“说得稍明确点”吧——
在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初之间，苏修开动它的宣传机器，拚命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经济处于停顿状态”。于是，安东尼奥尼来到我国以后，不反映我国“抓革命，促生产”的真实景象，却在反华影片中硬污蔑说“文化革命打乱了生产系统”。请问，安东尼奥尼先生，这不就表明你这个“应声虫”“应”的完全是同一个调子吗？
还是在一九七二年初，苏修污蔑我国人民“不自由”，甚至胡说革命“使儿童丧失人的感情”。所以，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当家做主、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视而不见，见而不拍，却在其反华影片中恶意暗示中国人民受压抑，污蔑中国儿童唱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政治性”歌曲和他们“如此可爱”的年龄不相协调。请问，这不就表明你这个“应声虫”的“良心”是完全和苏修心心相印的吗？
也是在安东尼奥尼来华之前不久，苏修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历史文物不计其数”。安东尼奥尼为了替苏修这一诽谤作印证，在反华影片中胡说什么我国有的城市现在“遗留下来的完整无缺的古迹已寥寥无几”。安东尼奥尼宣称这次来中国拍片
“是寻找形象的，而不是寻找判断”。其实他的“判断”本来就不用“寻找”，事先就是以新沙皇的反革命“判断”为判断的。既是如此，他怎么会“寻找”中国人民的革命形象？他又怎么会反映出我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真实情况？又怎么可能把我们文艺舞台上英姿飒爽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当作他拍摄的“形象”呢？
又是在一九七二年初，苏修叛徒集团七拼八凑地拍摄了一部大肆污蔑我国的电视纪录片。此片毫不掩饰地说：希望中国“重新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希望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重新”变成黑暗世界。于是，安东尼奥尼在拍完同一主题的反华影片回到罗马以后，特地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用一种算命先生的腔调介绍自己的体会说：“更大的可能是中国将会被污染，而不是我们被净化。”这里所谓的“污染”与“净化”，显然是双关语。就是说，中国“更大的可能”是被资本主义改造过去，而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句话毫不新鲜，它是当年杜勒斯的预言，也是今天新沙皇的心愿。然而，杜勒斯看不到这一预言的实现就去见他的上帝了；新沙皇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心愿变成现实，却偏偏目睹了刘少奇、林彪相继完蛋！心愿未遂就成了心病。怎么治好这种心病呢？最好的药方就是攻击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如果能把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现状说得越糟糕，那么他医治这种心病的疗效就越灵光。在这个意义上说，苏修拍的反华电视片的确不如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疗效大。这是因为：前者是苏修自己关门炮制的，人家一看就不可信，而后者是打着“公正”、“客观”的幌子，钻到中国来拍摄的。安东尼奥尼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的所谓“更大的可能”云云，与其说是讲给罗马记者们听的，倒不如说是讲给莫斯科新沙皇听的。他的潜台词是说：陛下请放心吧，我这个“工具”所拍的这部片子正在为实现您的心愿服务呢！
果然，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一出笼，新沙皇看了之后真象吃了补药一样心花怒放。当中国人民起来反击的时候，苏修赶忙纠集它国内外的宣传工具，拚命给安东尼奥尼撑腰打气。例如一家苏修报纸竭力吹捧“他是一位大艺术家、举世闻名的电影导演”，“过去没有任何人曾经这样想过”他是一个“反动分子”。它还公然说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现实的无耻歪曲不算是
“污蔑”。苏修这样露骨地为这个“工具”鸣冤叫屈，显然是想挽回他的失败，以便通过这部反动影片掀起一股反华恶浪。但是，苏修叛徒集团在匆忙之中却忘记了两点：第一，时代前进了，在世界人民的觉悟日益提高的今天，谁想反华就只能孤立他自己；第二，安东尼奥尼过去所以能比苏修其他的间谍起更大的作用，就在于他还披着一件“自由”的艺术家外衣，如今你们拚命庇护他，岂不是正好暴露了这个所谓“举世闻名的电影导演”和你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告人的肮脏关系吗？
安东尼奥尼投靠苏修并不是偶然的。此人为反动派效劳，远不自今日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当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一头栽进了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开始了忠实地为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卖命的反动生涯。这时他拍摄的纪录影片中，把劳动人民拍成愚昧无知的“可怜虫”，充分发挥了他作为法西斯“工具”的反革命作用。一九四二年，他根据意大利法西斯宣传机关“政治片与战争片摄制处”的命令，为了给沾满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军队树碑立传而编了电影剧本《一个航空员的归来》，肉麻地吹嘘法西斯空军如何“英勇善战”，如何“忠于法西斯意大利”。这样一个老牌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革命人民中间早已是臭不可闻了，而在苏修的心目中他不但不“反动”，还香得很呢，这就充分说明他们沆瀣一气，臭味相投。明于此，人们对这个“工具”如此“适时”地拍摄反华电影，苏修又如此“适时”地给他喝彩，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现在，安东尼奥尼的“良心”已经昭然若揭了。对这位先生的政治面貌，如果要“一言以蔽之”的话，借用他在这部反华影片中污蔑中国人民的那句“既想念过去，又忠于现在”，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是“既想念过去”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又忠于现在”的勃列日涅夫之流。在十八世纪意大利，有一出著名喜剧，叫做《一仆二主》，写的是一个自称“口齿伶俐，能随机应变”的小丑，在伺候两个主人的过程中如何从中渔利。在二十世纪意大利，安东尼奥尼用自己的反动言行，自编自导自演了另一出“一仆二主”。但这出戏并不是喜剧，剧里的小丑随着他的老主子被反法西斯战争打得家破人亡，就成了一条丧家的乏走狗，这便是他“天生的悲观主义”的来由。但后来他在“悲观”中总算得到了一点欣慰，从苏修统治者勃列日涅夫之流的身上看到了法西斯主义并没有绝种，他就摇尾乞怜找到了新主子。这个小丑虽然也“能随机应变”，但决不能改变自己失败的命运。安东尼奥尼的“一仆二主”，上半场戏以其老主子的灭亡而落幕，下半场戏尚未结束，但它的结局则可以在此预告：他和新主子的拙劣表演也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末了，还要提一笔的是，盘踞在我国领土台湾省的蒋介石集团，最近也拚命在为安东尼奥尼大吹特吹。他们简直象吹肥皂泡似的，把这个被世界人民嗤之以鼻的反华小丑吹成了“一位世纪性的大人物”。牛皮吹得如此之“大”，倒恰恰成了“世纪性的”笑话。但这也不足为怪，蒋介石集团早就陷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绝境，整天用叫喊“处变不惊”来掩饰极度惊慌的心理，现在忽然发现了这根稻草，怎能不赶快抓住呢？可惜稻草毕竟只是稻草，无论怎样吹嘘它的反动作用，它也救不了蒋介石的命。妄图依靠这个苏修的“工具”来打强心针，继续作垂死挣扎、与全国人民为敌，只能使自己灭亡得更快。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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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东尼奥尼的“新现实主义”是什么货色
祝诚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摄制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华需要，已经遭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上广大革命人民的严正谴责和批判。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准备通过这部影片，进一步揭露和批判安东尼奥尼一向标榜的所谓“新现实主义”的反动本质。
安东尼奥尼一到北京，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自称为“欧洲著名导演”、“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一再表白，他“不打算评论中国”，而只想客观地“观察中国的各种面目、姿态和习惯”，并且耸人听闻地说，他用“新现实主义”的方法拍摄的这部影片，将会“产生惊人的结果”。现在我们来剖析一下安东尼奥尼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他所说的“惊人的结果”又是什么东西？
这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一向标榜“客观”、“真实”，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宣传家们也竭力为他吹嘘，说反华影片《中国》是安东尼奥尼“所开创的新现实主义的又一次真实的表现”。这完全是骗人的谎言。安东尼奥尼在来到中国之前，就宣称他要拍摄一部“带有各种缺陷的安东尼奥尼式的中国”，显然，他是怀着强烈的敌意来到中国，戴着帝国主义的有色眼镜来反映中国的。因而，面对新中国光辉灿烂的“现实”，他的胶片根本不“感光”；面对中国人民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他的镜头根本不去“观察”。影片炮制者为了“产生惊人的结果”，千方百计地去寻求他所需要的“现实”，其手段之卑劣，实在令人不能容忍。繁荣热闹的北京王府井大街，橱窗里商品琳琅满目，商店里顾客川流不息，充分反映了我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的景象。安东尼奥尼对此却一点也不感兴趣，而跑到一家银行储蓄所二楼的办公室里，撕破窗帘藏起摄影机，偷拍街上行人瞬息间的表情。这是什么“真实”？在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的中学里，男女学生穿着鲜艳的服装载歌载舞，安东尼奥尼却硬要跳舞的女学生把身上穿的裙子换成裤子，还说什么“只有我们意大利人才穿裙子。”这是什么“客观”？影片炮制者不仅自己卑鄙地制造这种所谓“客观”和“真实”的镜头，而且还无耻地要求为之制造人民公社社员打架、扮演家庭纠纷、伪装举行婚礼和葬礼等场面供其拍摄，以便“丰富”其“新现实主义”的影片内容。安东尼奥尼所炮制的反华影片及其拍摄时的卑劣行径，无情地戳穿了他的“新现实主义”的虚伪性。
安东尼奥尼说他的“新现实主义”的拍片手法，是“从人群中找演员”，即“不仅注意社会生活，而且注意社会生活对人产生的影响”。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安东尼奥尼是怎样“注意社会生活对人产生的影响”，描写人们的“心理和内心活动”的吧。上海的豫园茶楼，本是窗明几净、春意盎然，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许多老年人经常到那里休憩、喝茶，畅谈国内外大好形势。安东尼奥尼却别有用心地用灰暗的色彩、缓慢的节奏，制造一种阴郁的气氛，并通过解说词大肆污蔑中国人民在“想念过去”。安东尼奥尼用他的“新现实主义”，把阳光普照大地、人民心情舒畅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糟踏得不成样子，然后又用所谓“社会生活对人产生的影响”，来诽谤人民在“想念过去”。这不是公开地要中国人民放弃革命，倒退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去吗？安东尼奥尼的险恶用心，充分暴露了他的“新现实主义”的反动性。
反华影片《中国》就是安东尼奥尼利用这种反动的文艺理论炮制出来的一株大毒草。这部影片没有一个好镜头。那种认为影片是“新旧对比”、“猎取了旧中国落后的东西”的谬论是站不住脚的。就是新中国的，他也是极端丑化，极端仇视。
今天，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愤慨，声讨安东尼奥尼的反华行径，批判他的“新现实主义”的反动实质。安东尼奥尼恶毒攻击新中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打着“文化交流”幌子的反动导演安东尼奥尼，在离开中国之前还叫嚷说，“意大利反映现实的方式与中国不同，如果按着中国方式反映现实，我拍的电影就成了中国的宣传品了。”这几句话很清楚地反映了他的反华立场。他说什么他的影片不是“宣传品”，其实恰恰是一种“宣传品”，是一小撮国际反动势力反华的“宣传品”。事实不正是这样吗？反华小丑安东尼奥尼利用这部反华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把它提供给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宣传机构，作为反华“宣传品”广为宣传。面对中国人民的义正词严的愤怒谴责，安东尼奥尼无耻地狡辩，公然叫嚣：“我不承认污蔑中国和歪曲中国现实的指责。”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这位导演先生，你不是说你的“任务”“正是要寻找现实中那些最有油水的方面”么？在你看来，反华是“最有油水”的。你反华得到的“油水”，确是很可观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是公开出来对你的反华行径表示赞赏和褒奖吗？美国垄断资本赏给你的美金不是正在你的衣袋里哗哗作响吗？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安东尼奥尼正是象列宁所揭露的那样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豢养的可耻而可怜的小丑。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去年一月十九日美国广播公司就开始播放这部反华影片。安东尼奥尼却破坏与我方的协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于去年九月份交给我国这部影片的拷贝。我们看到这部反华影片极为愤慨，在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之后，对安东尼奥尼进行了理所应当的批判。然而，他竟故作“惊奇”，反问我们为什么“整整一年”之后才向他提出抗议。这种拙劣表演，除了欺骗世界舆论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反华影片《中国》的出笼，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极端仇视、极端惊恐的心理的反映。安东尼奥尼为适应国际反动势力的需要而炮制的反华影片，是精心策划的一个反华事件。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露，而绝不能容忍这种反华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
当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在沿着社会主义大道阔步前进。一小撮反华小丑的切齿咒骂阻挡不了我们胜利的步伐，而只能使他们自己落得个可耻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