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
辽宁大学 李时
秦始皇是我国古代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尊法反儒，厚今薄古，坚持革新，反对倒退，在中国历史上起了促进统一的进步作用。但两千多年以来，地主资产阶级中的尊孔派，都竭力抹煞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叛徒、卖国贼林彪同样用孔孟之道肆意歪曲历史。他借咒骂秦始皇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今天，关于秦始皇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不仅是史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而且是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奴隶们反抗奴隶主贵族的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在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复较量过程中，地主阶级专政逐步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进一步统一中国成了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秦始皇统一六国，适应了人民群众要求统一的愿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
秦始皇能完成统一，就秦王朝本身来说，起决定作用的究竟是什么？是由于个别将领的能征善战呢，还是由于有一条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路线？如果把秦统一六国的功绩都归于秦将王翦、王贲父子，认为与秦始皇无关，或以此来贬低秦始皇，那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历史事实，否定了政治路线的决定作用。对于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必须根据客观的事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秦统一六国，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战国时期，封建制正在代替奴隶制。反对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篡权复辟，铲除封建割据的诸侯王国，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是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自秦孝公至秦始皇，秦坚持了一条变法革新的政治路线，适应了历史的发展。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建立起各项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奖军功”、“教耕战”等政策，“劝民耕农利土”，“习战陈之事”①，“外连衡而斗诸侯”（“对外实行‘连横’政策而使诸侯各国自相争斗”）②。从此，新兴地主阶级开始掌握了政权，经济力量迅速增长，军力日益强大，“秦之锐士”远远胜过“齐之技击”、“魏氏之武卒”③，并且“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宰割天下”④。到秦始皇时，秦国经历了六世，一百余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比东方六国占着绝对的优势，由原来落后、贫弱的地位，一跃而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先进、最富强的诸侯国，具备了统一六国的有利条件。当时“三晋”（韩、赵、魏）的很多劳动人民都跑到秦，从事生产和当兵；东方六国的一些新兴地主阶级人士如李斯、尉缭等纷纷投奔到秦，做“客卿”，为秦谋划统一。这都说明当时的人心向着先进的秦国，希望由它完成统一。但在秦始皇即位初年，相国吕不韦掀起复辟逆流。他继承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思想，主张分封诸侯，妄图复辟奴隶制，并把早已灭掉的卫国重新恢复起来。这是对历史的反动。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三八年亲政之后，打倒了吕不韦、嫪毐反动集团，是一次法家改革路线的重大胜利，这就为统一六国扫清了道路。
与此同时，六个诸侯国虽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转化，但由于没有坚持或彻底实行社会改革的政治路线，因而谁也没有力量起来统一中国。楚国幅员最大，人口最多，兵数最众，公元前三八一年吴起变法失败之后，掌握军政大权的始终是昭、景、屈等大贵族，“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臣百姓”⑤，统治者倒行逆施，社会矛盾重重，民不聊生。赵国在武灵王时期，改革军制，“胡服骑射”⑥，兵力比较强大，而政治、经济却没有相应改革，赵氏宗族专政，“上下不相亲”、“贵贱不相信”⑦，各种社会矛盾也很尖锐，怨声载道。魏国在战国初期，因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⑧，虽曾盛极一时，但过了不久，旧贵族势力抬头，“平籴法”等政策不能继续贯彻下去，国力就逐渐衰退了。齐国，地主阶级掌权虽早，也有过一些改革，但是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田氏宗族势力也很大，以致未能使改革进行到底。韩国的改革也不彻底，象著名法家韩非的政治主张并没有被实行。至于燕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改革。这些诸侯国旧贵族势力专权比较普遍，楚春申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齐孟尝君等贵族奴隶主代表人物“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⑨。由于这些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不象秦国那样蒸蒸日上，加上他们只顾各自的利害，不可能真正实现什么“合纵”，在互相攻伐中又大大削弱了国力，最后只能被秦所消灭。
由此可见，战国七雄对峙的时候，秦国由弱变强，并不是偶然的。正如荀子所说：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⑩。就是说，这不是什么碰运气的偶然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其它六国由强变弱，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历史根由的。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11），六国“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12），终于导致了秦的胜利，六国灭亡。这个历史事实充分说明，秦统一六国，不能孤立地归结为个别将领的作用，而是由于秦始皇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他所实行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路线起了决定作用。
毛主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这就告诉我们：自古以来，军事路线同政治路线总是紧密相联的。政治路线决定了军事路线，军事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军事路线是为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并为后者服务的。
秦始皇根据他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采纳了著名法家李斯、尉缭的建议，制定了统一六国的战略部署。首先，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派姚贾等人出使并粉碎了六国诸侯的“合纵”政策（13）；接着“乃使其良将随其后”（14），集中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地攻打六国。他的作战部署是，从取韩开始，再南北出击，破赵、燕，灭魏、楚，横扫两翼，然后歼灭齐国。攻“三晋”和燕、楚时，使人劝齐王放弃“合纵”政策，“不助五国攻秦”（15）。秦始皇这一作战部署，贯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韩、魏是“天下之枢”（16），“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堵塞着秦国的要道，而掩护着华山以东的其他几个诸侯国”）（17）。特别是韩，乃秦的“心腹之病”（180。如果燕、齐、楚、赵等国联合起来支持韩、魏反秦，“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19）。鉴于这个形势，秦国自孝公以来，多次用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商鞅用于秦，而收魏”，“范睢用于秦，而收韩”（20）。这样，秦国能够粉碎六国“合纵”的战略，利用敌方矛盾，各个击破，得寸有寸，得尺有尺。秦始皇根据新的形势，继承了早就行之有效的这个“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进军神速，自公元前二三○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灭齐结束，十年之内，“并吞战国，海内为一”（21）。
六国诸侯面对秦国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他们除调动所有军队进行顽抗之外，还施展各种阴谋诡计作垂死挣扎。燕太子丹妄想颠覆秦国，重振诸侯，秘密派了亡命徒荆轲窜到秦国去谋刺秦王。齐王建派人到秦国，妄图离间秦国君臣，进而瓦解秦国。这种搞暗杀、挑拨离间的卑鄙手段，是没落阶级的阶级本性及其反动政治路线的必然表现。结果，他们都没有得逞。燕太子丹导演了“荆轲刺秦王”这种孤注一掷的阴谋暗杀，既挽救不了反动奴隶主阶级的灭亡，也阻止不了新兴地主阶级走历史的必由之路，而且只能以荆轲“一去兮不复返”而告终（22）。去到秦国的齐客，反过来为秦国服务，“劝（齐）王朝秦”（23），加速了齐国灭亡。这些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反动人物，战场上一败涂地，阴谋诡计又遭败露，终究免不了一朝覆没。
秦始皇非常重视统一六国的战争，亲自部署和领导了这场战争。他在关键时刻，于公元前二三四年“之河南”，公元前二二八年“之邯郸”，公元前二二四年“游至郢、陈”（24），三次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促进了战争的胜利。同时，又在军事胜利的过程中，为了巩固战果，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政治措施，即把灭掉的诸侯国改设为郡县，把新占领区内的奴隶主贵族和大商人迁徙到容易控制的地方或边远地区，扩大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秦始皇实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25），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是他的军事路线的胜利，更重要的也是他的政治路线的胜利。
王翦、王贲父子等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打了几个胜仗，主要是因为秦始皇战略指挥的正确。当秦楚之战，李信等人带领二十万秦军首战告捷，随后遭到楚军袭击而挫败时，秦始皇派王翦带六十万大军继续击楚，楚用全部兵力抵抗秦军。当时的战略形势是：秦已取得灭韩、魏的胜利，无后顾之忧，兵强马壮，秦始皇敢于集中兵力，以逸待劳；而楚军则以劳对逸，陷入困境，难以持久，“乃引而东”。于是王翦挥军追击，“大破荆（楚）军”（26）。当然，王翦个人在这一战役中，是有作用的，但他这个作用也只有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正确战略指挥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试想：没有“远交近攻”的战略，没有秦始皇的统筹全局，没有秦军早已取得灭韩、魏，破赵、燕的胜利，王翦个人能在这一战役中取胜吗？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王翦以逸待劳的战术能行得通吗？没有秦国稳定的政治局面，巩固的地主阶级专政，王翦一人能打败强敌吗？一句话，没有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路线，单凭王氏父子那样几名将领能打出统一的天下吗？不能，“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离开了秦始皇的法家改革路线来谈论王氏父子的战功，就是离开了政治来谈论战争，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是背道而驰的。
政治路线的正确，决定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最终必胜。但以王翦个人来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常胜将军”，他领兵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公元前二二九年，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27）当时王翦受挫，一年内没有多大进展。后来，由于秦始皇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一方面从内部分化瓦解敌方，一方面大举进军，猛烈攻击，才取得了平赵战争的胜利。
然而，王翦没有自知之明，往往居功自傲，甚至要挟秦始皇。公元前二二六年，王翦攻下燕都蓟城之后，便“谢病老归”（28）。公元前二二四年，秦始皇为了灭掉实力比较强大的楚国，“复召王翦”，要他带六十万大军击楚。王翦开始推辞不干，勉强答应后，又向秦始皇“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秦始皇好言抚慰他，他却不听，对秦始皇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大军已经出发，他还三番五次地讨价还价。王翦以功臣自居要挟秦始皇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当时就有人不满地对他说：“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29）秦始皇并没有迁就王翦这种刚负重任就多“请田宅”的无理要求，只付之一笑（30）。他既坚持了法家的“论功行赏”的原则，又没有使王翦失去立功的机会，继续信用他。所谓“翦为宿将，始皇师之”（31），就反映出秦始皇起用已经退出战场的老将，发挥他的作用，有其任人唯贤的政治原则。
其实，在战国时期要论名将，王翦父子还不能名列前茅。如廉颇就是战国时期少有的名将，他曾屡次打败过齐军，两度攻拔过魏地，也曾大破燕军取得五城，还在长平抵御过秦军，“以勇气闻于诸侯”（32）。可是，为什么廉颇不能象王翦父子那样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立功呢？归根结底，是因为赵国的政治路线不正确，社会改革不彻底，赵王任人唯亲，旧贵族逆历史趋势而动，没有秦国那样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条件，廉颇也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再如李牧，曾与廉颇齐名，同为赵国名将，有谋有勇。他曾“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33）。就能征善战而言，王翦与李牧相比，无论军事谋略，还是勇猛冲杀，都差一筹。李牧在赵国虽有战功却未能善终，最后因赵王受人挑拨而被杀掉了；而王翦在秦国则能为统一六国而战，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这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说明：在阶级斗争中个人是受一定的政治路线支配的。政治路线对了，将领的作用可以得到发挥；政治路线错了，将领还能发挥啥作用？不仅“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还会垮台！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社会变革，归根到底，就是新兴的阶级战胜没落的阶级。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就是新兴地主阶级战胜旧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斗争史，也是改革彻底的国家战胜改革不彻底的国家的历史。秦之所以能消灭六国，实现统一，并不是由于王翦父子起了决定作用，而是由于秦始皇所代表的坚持革新、坚持统一、坚持进步的政治路线战胜了主张倒退、主张分裂、主张复辟的反动路线。这里，如果把将领个人看做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那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实现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正确的革命路线起决定作用。毛主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这是在革命实践中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反复证实了的真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结果。叛徒、卖国贼林彪，顽固地坚持反动的唯心史观，鼓吹英雄创造历史，把党和人民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创造的丰功伟绩窃为己有就是妄图改变党的路线，推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篡党夺权，投靠苏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开历史倒车，结果被前进的历史车轮轧得粉碎。当前，在继续深入批林批孔的伟大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彻底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注：
①（16）（18）《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②④（11）贾谊：《过秦论》
③⑩《荀子·议兵》
⑤《战国策·楚策三》
⑥《史记·赵世家》
⑦《战国策·秦策一》
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⑨《史记·春申君列传》
（12）（19）苏洵：《嘉祐集》卷三《六国》
（13）《战国策·秦策五》
（14）《史记·李斯列传》
（15）《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7）（20）苏辙：《栾城应诏集》卷一《六国论》
（21）《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22）《史记·刺客列传》
（23）《战国策·齐策六》
（24）（25）（28）《史记·秦始皇本纪》
（26）（29）（30）（31）《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27）《战国策·赵策四》
（32）《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33）《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第2版()
专栏：
狠批“克己复礼” 摧毁孔孟之道
绍兴县皇甫公社妇女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
据新华社杭州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电 浙江省绍兴县皇甫公社，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居住过的外婆家所在地。在旧社会，这里的劳动妇女，同全国的劳动妇女一样，被压在“三座大山”的最底层，受尽了孔孟之道的迫害和摧残。最近，这个公社的广大妇女，在公社党委领导下，积极地投入了批林批孔斗争。她们联系自己解放前的亲身经历，愤怒地控诉了吃人的孔孟之道，狠批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梦想再把劳动妇女推进火坑的罪行。
孔孟之徒炮制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一套封建伦理道德，是套在妇女脖子上的一道道枷锁，满篇写着“仁义道德”的孔孟说教，页页浸透了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血泪。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就是旧社会遭受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榨的广大劳动妇女，身受孔孟之道迫害的真实写照，也是解放前我国劳动妇女悲惨遭遇的典型概括。皇甫公社的女社员、女干部，对于林彪宣扬孔孟之道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人人恨之入骨。她们说，一定要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决不许祥林嫂的悲剧重演。
这个公社东方大队妇代会主任杜彩云说：在旧社会，孔孟之道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不知摧残了多少妇女的青春，夺去了多少无辜妇女的生命。我的表姐，解放前，父母包办把她许配了人家，订婚以后，男的死了，还硬要她过门守节，说什么“你活是婆家人，死是婆家鬼，牌位面前也要把堂拜”。她坚决不肯，婆家就派人来“抢亲”。我表姐走投无路，一气之下跳江自杀了。
皇甫公社的妇女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一伙鼓吹的“丈夫的命运决定妻子的命运”，“妇女的精力要放在丈夫身上”，和孔孟之道的“三纲五常”是一路货色，他们宣扬这一套的罪恶用心，是要广大妇女不过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听任他们复辟资本主义。这是白日做梦！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妇女，决不会上他们的当。
皇甫公社的广大妇女，在批判林彪宣扬孔孟之道，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时，联系本公社的实际，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妇女。
解放前的皇甫庄，二千多户人家中，有六十户地主、富农，对广大贫下中农进行着敲骨吸髓的剥削，许多人家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劳动妇女更是苦上加苦。那时，皇甫庄的妇女，有四十一人被卖当童养媳，三十八人被卖当丫头，有五百三十四人给地主、富农当佣人，有一百二十一人逃荒讨饭。
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皇甫庄，同旧社会完全不同，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涌现出了一大批妇女积极分子，全公社有二百九十四人被选拔到社、队领导班子，有的还当了公社党委副书记。解放前，这里没有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跨进过学校门，今天，这里有十三所小学，两所中学，适龄的女孩子基本上都入了学。公社有女会计、女教师、女医生、女机电手、女植保员。总之，在各条战线上都有妇女和男同志一起共同抓大事。全公社的女社员，在批林批孔中对比解放前后皇甫庄妇女地位的变化，人人欢欣鼓舞。她们说：两个社会两重天！社会主义就是好，林彪越是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越干社会主义，我们就是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
皇甫公社的妇女，还以大量事实，痛斥孔孟之流大肆鼓吹“男尊女卑”，林彪一伙贩卖妇女落后，妇女无用的谬论。
解放后，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的皇甫公社妇女，同男同志一样，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譬如，解放前，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这里曾经流传过“妇女跨稻不抽穗”的荒谬论调。这个荒谬论调，解放后早已被事实粉碎了。现在，皇甫公社的妇女们不仅种田、耘田、挑担、捻泥等农活样样会做，是生产斗争的闯将，而且是科学种田的能手，全公社十四个大队的科学实验小组都有妇女参加。
皇甫公社的女社员不仅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中顶起了“半边天”，更为主要的是，她们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现在，在皇甫大队，出现了许多婚事新办，计划生育、坚持晚婚等新人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