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不尽“江水”滚滚来
——记云霄、东山两县人民兴建向东渠引水工程
农历腊月，我们来到山青水秀的闽南地区的云霄、东山两县，参观访问了被人们称为“江南红旗渠”的大型引水工程——向东渠。
向东渠，横贯云霄、东山两县，全长一百七十一里，秒流量五至十四立方米，是一项高水位骨干引水工程。它是两县人民用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建成的。它起源于云霄县北部山区，截堵漳江，逼水上山，把滔滔的江水引入渠道，蜿蜒南伸，跨越连接云霄、东山两县的八尺门海峡，进入东山岛的红旗水库。工程全部配套后，云霄县旱涝保收的面积可扩大十六万亩，东山县百分之八十的耕地实现自流灌溉，从根本上解除干旱对两县农业生产的威胁。
团结战斗驱旱魔
云霄、东山地处东海之滨，隔海相望，是毗邻的两个县。解放前，两县人民备受旱魔沙虎之害。云霄县背山面海，境内群山起伏，虽然漳江从境内流过，但由于河床低，没有水利设施，易涝易旱。东山县则是一个水源奇缺、十年九旱的海岛，全县没有一条溪流，真是“滴水贵如油”！在万恶的旧社会，两县劳动人民有倾吐不尽的苦和愁，怨与恨。
解放后，云霄、东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但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束缚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手脚，压抑了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贯穿云霄县境内的漳江水未能被利用，两县兴建的水利设施仍然抵御不了较大自然灾害的袭击。特别是东山县，遇到旱年，全县投入抗旱的劳动力高达一百二十多万工日。
“牵引漳江，驱逐旱魔！”云霄、东山两县人民日夜盼望着实现这一愿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雷，击散了天空的乌云，激荡着两县人民的心弦。在各级党组织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两县人民口诛笔伐，愤怒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心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云霄县委领导成员通过实际勘测，很快绘制出从漳江上游拦水筑坝，开挖盘山渠道，把江水送到经常受旱的下河、马铺、火田、城关、莆美、陈岱、常山等七个公社和一个农场的蓝图；东山县委也从实际出发，大胆地提出“跨出海岛，引水进东山”的设想。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云霄、东山两县县委想到一起来了。云霄县委胸怀大局，把支援东山县人民解决水的问题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县委号召全县人民：“不把漳江水送进东山岛，就算不得解决云霄县的水利问题。”并且决定根据原订的引水计划，重新测量定线，提高水位，扩大工程规模，送水进东山。县委领导成员翻山越岭，亲临测量第一线，把在漳江上游兴建滚水坝的位置上移，提高水位，把施工桩号沿着渠道线路一直插到连结东山县的八尺门海堤。
云霄县委和人民群众的高尚风格，鼓舞了东山县各级领导和全县人民。为了减轻云霄县人民的负担，他们主动承担繁重任务，决心在云霄境内兴建一座滚水坝，打通两个隧洞，开挖和扩建三十多公里长的渠道，架设近三千米长的渡槽。
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一九七○年九月，两县五万名民工从海岛和山村汇集到了向东渠水利工地。一场劈山跨海造长河，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战斗，在两县打响了！
巧 夺 天 工
在向东渠上，我们看见一座座气势磅礴的石渡槽，象银河似地把山山壑壑连接起来，十分壮观。这些石渡槽加在一起，总长七千三百多米。它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和才智。在渠道上建造一座座高几十米、长几百米以至几千米的大渡槽，在云霄、东山两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闽南的深秋，风和日丽。云霄、漳浦两县交界的梁山，更是一派热火朝天、地动山摇的景象。这里，云集着几千名打石工，他们正在一锤锤、一钎钎地为兴建渡槽提供大量的规格石。被人们称为“黑羊群”的梁山，垒垒巨石布满山上，远远看去黑压压一片，就象羊群一般。传说古代有一个神仙，想把这群“黑羊”赶下东海，却赶不动。可是，在兴建向东渠的战斗中，当代的愚公——英雄的打石工们，专拣硬石打。他们千锤万锤不歇手，腰酸臂疼不叫累，把整个梁山的“黑羊”打成一堆堆的条石。
取石不易，运石更难。由于山路崎岖，石场远离工地，石料赶不上施工需要。这种情况，引起了民工们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注意。他们想：能不能在石头上继续做文章？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改革上笨下粗的渡槽，不是既可以节省大量石料和人力、物力，又可以加快工程建设速度吗？云霄县工程指挥部技术员吴禹门带着这个问题深入工地，拜群众为师，广泛征求民工们的意见。根据水车木厢的构造原理，经过“三结合”施工小组反复研究，终于设计出一种轻型、薄壁、大流量的石渡槽。工程师王梓才为了选择槽墙和拱肋的合理厚度，计算了一万零八十个数据，找出了一个最理想的答案：槽墙的厚度由八十厘米改为二十厘米，拱肋由八十厘米改为六十厘米。上轻则下巧，原来的实心墩也为空心墩取而代之。这样，不仅节约了大批石料，而且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为兴建渡槽闯出了一条新路。
在巧架彩虹的战斗中，云霄、东山两县民工，用无穷的智慧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创造出许多人间奇迹。是他们用“独木丁字架”代替了脚手架，把一座座二、三十米高的槽墩平地矗立起来；是他们首创了“双铰夹合木拱架”、“叠合板三角人字形拱架”，取代了旧式的“满堂式”拱架，为国家节省了大量木材和资金，凌空架起一座又一座精巧的渡槽。在架设八尺门海堤渡槽的时候，又是他们用“四两破千斤”的土办法，攻下了高空吊装的难关。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东山县广大民工在完成了海堤上五十八座槽墩的砌建任务后，紧接着投入了吊装钢丝网水泥槽身的战斗。这里两面临海，海风阵阵，惊涛拍岸。按照常规，要把五十六跨每节七、八吨重的钢筋水泥槽身吊装到二十米高的槽墩上，并且使它们合龙衔接起来，必须有一台大型的“塔式起重机”和一整套吊装设备。可是，工地上除了几部钢丝绳土绞车外，没有任何吊装机械。“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集思广益，经过反复试验，苦战十五昼夜，造出了一部高三十米的“A”字型龙门吊架。在漳州糖厂老工人王朝伦和驻岛部队指战员的支援帮助下，民工们用抛锚固定侧向风绳的办法，终于靠这台土龙门架和几部土绞车，胜利地把一节节槽身高挂中天，同陆地上的石渡槽连接起来。这条长达四千四百多米的东海“苍龙”，给向东渠增添了异彩。
一路行程一路歌
从漳江上游的滚水大坝沿着向东渠，一直走到东山县的红旗水库，行程近二百里，每一个险要的工段，每一项宏伟的建筑，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动人故事。
在八尺门渡槽，巍然屹立在海堤南端的第一个槽墩，是一座雄伟壮观的桥头堡，足有六、七层楼高。这座桥头堡砌得很工整，银灰色的石料块块象是镶嵌起来似的。建造这座桥头堡的是东山县杏陈公社后林大队的七、八位泥水匠，其中有一位叫林抢目。
林抢目是后林大队的贫协组长，已经六十多岁了，是东山战斗的支前模范。听说兴建向东渠，引水进东山，林抢目第一个找干部报了名，在海堤上砌建槽墩，比在陆地上要困难得多，况且又是一座桥头堡，质量要求很高，这更是难上加难。林抢目时刻用这样一句话来要求自己，勉励伙伴：“党和人民这样信得过我们，我们一定要干好！”从选砌每一块石料，勾填每一条石缝，到垫用一块小石子，他都要精心考虑，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海堤上风大浪急，有时沙尘滚滚，迷得人眼睛也睁不开，林抢目总是谢绝领导上的关照，坚持施工。槽墩砌到十三米高以后，他担心青年泥水工缺乏高空作业经验，会发生意外，就一个人爬到墩顶上施工，民工们都管他叫“人老心红的老模范”。
被云霄县广大民工热情称为“工程好指挥”的宋修亭，是县人武部副部长、向东渠云霄段工程的总指挥。他风尘仆仆，那里工程艰巨就出现在那里。
当工程定点定线的时候，宋修亭带领“三结合”测量队，头顶烈日，披荆斩棘，跋山涉水，餐风宿露，走遍云霄大地，选定一个又一个省工、省料、收益大的基建地点。寻找石场，他的足迹布满了云霄与漳浦、平和、诏安等县交界的梁山、宝石山、石屏山。在四万多民工上场以后，又是他每天徒步六、七十里，来回奔波在石狮山、车头岭、双溪岩等悬崖绝壁间。在大型建筑物的施工中，民工们常常发现他一会儿跳入烂泥坑，同大伙一起清基，并肩战斗；一会儿爬上二、三十米高的槽墩，指挥架拱，激情洋溢。从一九七○年六月到一九七三年三月，三个“国庆”、三个“元旦”、三个“春节”，宋修亭都是在工地上度过的。有人替他算过，头尾两年半时间，有一百四十个星期天他没有休息。
有这样的群众，这样的领导，有什么人间奇迹不可创造出来！有人曾经担心过：搞这样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会不会影响当年生产？云霄、东山两县人民用铁的事实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一九七二年，是大战向东渠的一年，云霄县粮食总产比一九七一年增产一千多万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花生增产近五成；东山县粮食平均亩产第一次跨过《纲要》，总产比一九七一年增长近二成，花生总产翻了一番。
不尽“江水”滚滚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云霄、东山两县人民团结战斗，互相支援，以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迎来了一江碧水化春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二日，向东渠胜利通水了！多少年啊多少梦，盼望着天上降“神龙”；如今梦想变现实，“大陆水”在岛上哗哗奔涌。东山县成千成万的群众，看到岛外的水流进了岛内，就象甘露沁入肺腑一样感到心舒意快，那股乐劲儿真是无法形容。后林大队一位一百零三岁的老人含着激动的泪花，说出了全岛人民要说的心里话：“只有共产党、毛主席的好领导，才有今天的翻身渠，幸福水啊！”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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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看，这就是“亚圣府”的“仁政”！
山东省邹县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狠批孔孟之道思想体系的核心“仁”，联系“亚圣府”的种种罪行，痛斥孟轲“仁政”的反动本质，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
邹县是被反动统治阶级捧为
“亚圣”的孟轲的家乡。据历史资料记载，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利用孔孟之道维护反动统治，对孟轲及其嫡系子孙进行封赐。宋元丰六年（公元一○八三年）神宗始封孟轲为“邹国公”。元至顺二年（公元一三三一年）文宗又加封孟轲为“亚圣邹国公”。到了明代，又赐给孟轲第五十六代孙孟希文以“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称号，还特赐孟轲嫡系子孙如果有罪则“屈法蠲免”的特权。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委任孟轲后代为“奉祀官”。在经济上，仅元代泰定五年（公元一三二八年），皇帝一次就“拨赐孟庙祭田三十顷”。因此，孟府成为一个享有各种特权的贵族地主庄园，世世代代统治着劳动人民。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邹县的广大贫下中农满怀阶级仇恨，连续召开批判会，举办大批判专栏，愤怒批判林彪和孔孟所宣扬的反动谬论。
“仁 政”不 仁
顽固维护没落奴隶制的孔丘提出了“仁”的反动思想，孟轲以“仁”为基础，发展为“仁政”。他们都是标榜“仁”的。广大贫下中农列举事实批判说：什么“仁政”？“仁政”是不仁之政，“仁政”不仁！
城关公社南关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辛养民说：孔老二说什么“仁”是“爱人”，孟轲也说“仁者爱人”，这是骗人的鬼话。看看“亚圣府”残酷压榨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就完全揭穿了所谓“仁者爱人”的画皮。
“亚圣府”是邹县过去最大的地主庄园，拥有一万七千多亩土地，二百多间房屋，在府内役使着大批奴仆。佃户村遍及邹县、滕县、微山三县。“亚圣府”采取地租、服役纳贡、集市捐税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
“亚圣府”的租粮，不管丰年歉年，颗粒不能少。如果有拖欠交租的，轻者加倍惩罚，重则捆绑吊打，送官府治罪。佃户交租时，先要送半升“验色粮”，多数还要再过风车，经风车一吹，又吹掉二、三成粮不算数，然后再倒斗。倒斗时，倒得上尖下流，这些斗尖和流在地面的粮食，也都归孟府和他的狗腿子们所有。这样，经过层层扒皮，往往一百斤粮只能顶五、六十斤租粮。穷人们说：“孟府算盘响，佃户眼泪淌，交租如进鬼门关，一关更比一关难”。野店村贫农郑义江，送六百斤小麦去交租，经过风车一吹，只剩下一半。交不上租，孟府就派出爪牙把郑家剩下的一点粮食全部抢走，还收回了租田。郑义江一家被迫逃荒要饭。
孟府还巧立名目，派定农民做他们的庙户、村户、洒扫户、猪羊户、礼乐户等，强迫这些农户世世代代为他们服役。逢年过节还要给孟府纳贡送礼。在他们的压榨奴役下，不知有多少农民被榨干了血汗，累断了筋骨，夺去了生命。有一年正月，孟府祭祖，叫礼乐户周宪德去吹喇叭。尽管他吃不上饭，累肿了腮，还要继续吹。最后，周宪德累得吐血，被迫外出讨饭。
这一桩桩的血泪史，就是孟轲的“仁者爱人”的真实内容。他所说的“爱人”，绝不是爱的劳动人民。
南关大队老贫农唐昭河说：孟轲胡说什么“仁”就是“亲亲”。这也是骗人的鬼话。孟轲的七十三代孙孟庆棠，有个本族的长辈孟广增，家景贫困，吃不上饭，托人向孟庆棠借点粮食，孟庆棠不但不借，还狠狠地说：“这个例我不能开，姓孟的多啦，要都借，我赔尽家产也不够！”孟广增最后饿死了。这就是孟轲的所谓的“亲亲”！我们劳动人民最懂得“亲不亲，阶级分”。孟轲说的“亲亲”也好，“爱人”也好，都是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欺骗。他们“亲”的，“爱”的，是他们剥削阶级自己。
贫下中农还揭发，孟轲不是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吗？孟轲的后裔“亚圣府”的老爷们，就是把穷人当禽兽对待的。在孟府的日常开支流水账上，总是把佣人的吃食和牲口饲料开列在一起。在孟府实际上人不如畜。孟府里驾车的骡子尽吃粮食，长得滚瓜肥；但大部分佣人每人每天只发给十个饼，根本不够吃。他们只好饿着肚子出牛马力。孟轲的七十四代孙孟繁骥，全家不过十人，却要四十多个佣人服侍，过着花天酒地、奢侈糜烂的生活。孟繁骥一个人吃饭，要有几个人做菜，还经常大摆宴席，穷奢极欲到了极点。真是“孟府一席饭，穷人十年粮”。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孔孟所说的“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亲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等等，都是为统治阶级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而制造出来的遮羞布。林彪也学着孔孟的腔调拚命鼓吹“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企图麻痹、欺骗广大人民群众，掩盖他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我们必须彻底揭穿他，批倒批臭！
“仁政”就是暴政
孟轲标榜他提出的“仁政”就是实行“王道”，要行“王道”就要“以德服人”、“以德行仁”，实行“德治”。其实这都是欺人之谈。
南关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庆元在批判中说：孔丘和孟轲嘴里喊着“以德行仁”呀，“为政以德”呀等等，全是一派谎言。他们骨子里所想的和实际所做的，都是对革命力量的镇压和对劳动人民的摧残。孔老二在鲁国代理宰相刚七天，就把主张革新的少正卯杀害了。孟轲也是对革命力量恨之入骨，恶毒咒骂法家是“民贼”，杀气腾腾地叫嚣要对主张用暴力推翻奴隶制的革新派商鞅等使用“极刑”，这就彻底暴露了他藏在“王道”后面的狰狞面目！再看看孟轲后代的罪恶行径吧：孟轲后裔五经博士居住的孟府，设有公堂，备有令箭、黑红棍、毛竹板、乌扫鞭、手铐脚镣等刑具，凡是孟氏族人和孟府的佃户、庙户、仆役等犯了“法”，“亚圣府”可以自行传讯和审理，不知多少劳动人民遭到他们的毒打摧残。有一年，卧牛庄贫苦农民崔凤山赶着羊群从孟林旁边路过，孟府硬说他“冲了”“圣脉”，没收了他的羊群，把他绑到孟府公堂，毒打一顿，又递解到官府治罪。这正是当时群众所说的“孟府开公堂，穷人见阎王”。
标榜“以德服人”的孟轲的后代依仗着“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封号，和有罪就“屈法蠲免”等特权，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孟庙以东有一片上百亩的好地，孟府以保护“圣脉”为名，强行霸占，立碑刻字，划为“文贤岗”。孟轲第七十代孙孟广均有一次拜庙时，看到白家的闺女长得好，就抢到孟府，霸占为妾。
孟府对于敢于起来造反的人民，恨之入骨，不断加以残酷镇压。据《邹县县志》记载，在镇压农民起义军当中，孟轲子孙们双手沾满了鲜血。明代天启年间，徐鸿儒领导白莲教举行农民起义，当时孟轲的六十代孙孟承光勾结官府，率领家丁协助官兵进行了血腥镇压。在他们的屠刀下，三万多名起义农民惨遭杀害。
孟府对于革命人民是这样残酷镇压，而同反动派却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侵入邹县，孟轲的七十四代孙孟繁骥大摆宴席，无耻地欢迎日寇，并同日寇及伪县长在孟庙大殿前合影留念。一九二八年，蒋介石曾来邹县拜谒孟庙，并手书命令“保护孟庙，不准住兵”。这一件件历史罪证，清楚地说明了孟轲所叫喊的“王道”、“德治”等反动谬论完全是虚伪的！叛徒、卖国贼林彪极力宣扬孔孟之道，叫喊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恶毒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暴政”，这恰好暴露了他和孔孟都是一丘之貉的反动面目。鲁迅先生说得好：“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林彪和孔孟之流所说的“王道”就是霸道，所说的“仁政”就是暴政。林彪满口“仁义道德”，暗地里却干着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勾当。毛主席说：“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对林彪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仁政”的实质是复辟
孔孟之道宣扬的“仁政”究竟是什么货色呢？广大贫下中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反动实质。峰山公社野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董玉英、党支部委员邵令真在批判时指出：孔丘提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妄想恢复没落的奴隶制；孟轲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叫嚷“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也是要恢复井田制。所谓“仁政”，就是复辟之政，其目的就是开历史倒车，更加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孟轲不是口口声声地喊着“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吗？实行“仁政”就是妄图维持“君子”统治“野人”的局面，要劳动人民永远做他们的奴隶。
野店大队过去是孟府的佃户村。这个大队的贫农社员芦子运回顾了解放前做孟府奴隶的血泪史。他说：解放前，我家租种孟府五亩地。一九二八年大旱，庄稼歉收，交不上租，父亲被迫领着全家外出逃荒要饭。旧社会劳动人民到哪里都吃不上饭，全家饿得生命难保，没办法，只得把我五岁的姐姐卖了；隔了半年，又把我二哥卖了；一九三○年，我祖父也病饿而死。地主老财逼得我们家破人亡。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得到了解放，有了政治地位，有了文化，住上大瓦房，过上了好日子。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孟轲叫嚷“仁政”，骂我们是“野人”，想叫我们世世代代当他们的奴隶，真是痴心妄想，反动透顶。
旧社会，象芦子运这样悲惨遭遇的又何止一家！贫下中农愤怒地说：孔孟之道就是吃人之道，“仁政”就是复辟之政。叛徒、卖国贼林彪拚命鼓吹孔孟之道，叫嚣什么“仁政”，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妄想使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一万个办不到！我们劳动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解放以来，我们劳动人民不仅政治上翻了身，而且经济上也翻了身。我们大队的粮食产量，一九六五年过《纲要》，一九七○年跨“长江”，一九七二年过千斤，去年粮食亩产又达到一千五百多斤，集体经济大发展，社员生活大提高。社会主义是幸福路，这条道路我们走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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