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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3月1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孔子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
康立
王明、刘少奇、林彪这类机会主义头子,都是一小撮政治骗子。如果我们穷根究底的话,在中国,他们的祖师爷应该推孔老二。研究孔老二这个历史上的骗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识别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
大凡政治骗子,总有一套骗术。他们在骗人时都道貌岸然,信誓旦旦,装得一本正经。孔子和儒家之徒,明明是一批说假话的专家,但是在嘴上挂着的,或者在公开文书中写着的,总是一个“信”字。一部《论语》中,讲到“信”的地方有三十八处之多,什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什么“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说来说去,无非是表示他们的说话是算数的。有一次,孔子由于经常言行不一而遭到了他的学生们的怀疑,他竟当着许多人的面,捶胸顿足,发誓赌咒地说:“你们这些小子,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的吗?我对你们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论语·述而》)其实,孔丘此人,历来是极不老实的。他公开宣称:做父亲的偷了羊,做儿子的应当替他隐瞒。反之,儿子犯了罪,父亲也应当替他隐瞒。这就是真正的“正直”(《论语·子路》)。看,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的逻辑吗?
孔子同一切政治骗子一样,把说假话,耍两面派,看作是做人的诀窍。他的学生中有个叫子贡的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可算“士”?孔子回答:只有那些维护奴隶制的忠臣、孝子才可称为“士”。至于“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说到做到,那只不过是卑贱而又固执的“小人”罢了,根本不配当没落奴隶主阶级的谋臣(《论语·子路》)。总之,不骗人,就成不了“君子”,当不了野心家。他还公开鼓吹同党内部也要相互欺骗,说:“可以同他一起求学的人,未必能和他走同一条道路;能和他走同一条路的人,未必能同他一起依礼而行;能同他一起依礼而行的人,未必能让他知道内情,参与机谋。”(《论语·子罕》)孔子认为,即使是同党也不能信任,必须各自心怀鬼胎,尔虞我诈。深得孔门心传的孟子,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政治骗术,厚颜无耻地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离娄》)。这就是说,凡是开历史倒车的“大人物”,说话不一定要兑现,行动不一定要做到。这是赤裸裸地提倡骗子哲学。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对这套骗术揣摩备至,心领神会。他把“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收辑在精心编纂的《四书集句》内,奉为至宝,并且宣扬:“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由此可见,这伙政治骗子是依靠说谎混日子的。他们不说谎,就一天也混不下去。
在当时,奴隶起义的领袖跖曾经当面斥责孔子是“巧伪人”。“巧伪人”者,政治骗子之别名也。这种“巧伪”的特点,是由孔子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孔子是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死硬派,一生鼓吹的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他所玩弄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骗术,归根到底,是服从于这条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孔子要搞复辟,开历史的倒车,这是不得人心的。他周游列国,到处受逐,活象一条丧家之犬,只能靠政治欺骗混日子。但既要骗人,就难免不露出马脚。因此,他经常言行相违,处于不能自圆其说的窘境。鲁昭公娶了同姓的吴女做妻子,按照儒家的学说是不符合“礼”规定的。但孔子为了庇护国君的声誉以维持奴隶制的统治秩序,硬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强词夺理地说鲁昭公是知“礼”的君子(《论语·述而》)。理由呢?“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明明是违犯了“礼”,却偏要说成是合于“礼”,还要说这样做的本身就是“礼”的组成部分。所谓“礼”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是很可以一目了然的。
在孔子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形象。他表面上说什么“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怕没有官做,就怕不懂得“礼”,不能自立于世)(《论语·里仁》),又说是什么“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装得十分清高;实际上三个月没有官做,便急得不得了,发牢骚说:“我又不是葫芦,怎么能挂起来光图好看而不能吃的呢?”(《论语·阳货》)他口口声声说什么“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事实上,他培植和训练了一批死党,形成了一个以复辟奴隶制为宗旨的小集团,对于这个集团里的人,稍不合己意,就立刻满脸杀气地叫嚣:“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口头上唱的是“仁者爱人”的高调,说什么“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可是,他上台不到七天,就把主张革新的另外一个党派的代表人物少正卯给杀掉了。鲁迅对于孔子和孔子之徒的这种两面派行为曾辛辣地指出:“‘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了。”(《病后杂谈》)
孔子不仅在政治上善于耍弄两面派手法,生活上也是一个极端虚伪而又无耻的家伙。孔子不是强调父母死了必须居丧三年的吗?但当他的老娘死掉以后,自己身上还在披麻带孝,一听到季氏家举行宴会,立刻急急忙忙赶去赴宴,结果被季家的执事阳虎赶了出去,说:“我们老爷请的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没有你小子的份儿!”(《史记·孔子世家》)一顿臭骂给轰出门去。孔子不是强调什么“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吗?可是他到卫国以后,由于求官心切,却偷偷走后门见了卫国国君的夫人南子,一进门就赶忙俯伏在地,连大气也不敢出,这副丑态见了实在叫人难受,连他的学生子路也对他老大不高兴。当时孔子只能象江湖上卖膏药的那样对天发誓:“我如果有不正之心,雷轰电劈”(《论语·雍也》)。孔子在口头上不是讲什么“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的吗?可是他在担任鲁国司寇的时候,年俸高达六万斗粟。衣、食、住、行,都十分讲究。论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盘子里的肉片要切得薄薄的。论穿,黑色的衣服要配紫羔皮,白色的衣服配麂皮,黄色的衣服配狐皮,过的完全是奴隶主贵族的糜烂生活。明代的李卓吾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生活这么豪华,说“圣人”不要富贵是骗人的。章太炎也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这是很能刻画出孔子的伪君子的残忍而又阴险的嘴脸来的。事隔两千多年,孔老二的信徒林彪也学得了这一套。林彪和他的死党相互吹捧什么“温文、豪放、理智”,实际上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林彪所信奉的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他的内心世界,和孔子一样,是极其肮脏丑恶的。
孔子是政治骗子。儒家之徒在反动孔学的熏陶下,学得了一身虚伪而又阴险的好本领,都是一小撮政治骗子。
西汉初年,封建统治者奉行的是法家的政策。汉高祖不信儒。文帝、景帝实际上信奉的都是法家的一套。汉武帝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有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郑列传》)这实际上就是批评汉武帝尊儒反法,做得不对。其实,汉武帝对法家倒是并不嫉视的,他所任用的官吏如桑弘羊等,大都是奉行法家主张的。这种情况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
信奉孔孟之道的儒生当大官的越多,官场风气也就越虚伪腐败。汉宣帝时有个儒生叫陈万年的,就极善于奉承拍马,讨得了丞相丙吉的欢心,做到了御史大夫的高官。他生病的时候,要他的儿子陈咸在床边听他的训话,絮絮叨叨地一直讲到半夜。陈咸越听越烦,越听越倦,最后不禁打起瞌睡来了,一头撞着屏风,头上起了个疙瘩。这一下,陈万年恼火极了,要举起棍子打他,说:“老子苦心教训你,你反而打瞌睡,不听我的话,是何道理?”陈咸回答说:“大人说的,儿子都听明白了,不过是教我如何奉承拍马罢了。”(《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这几句话,倒是颇为淋漓尽致地说破了所谓儒生、儒吏们的真面目。
在西汉的统治者中,真正信奉儒家学说的是汉元帝。他当太子的时候,一再劝他的父亲汉宣帝要任用儒生,结果挨了汉宣帝的一顿批评,汉宣帝叹气说:“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纪》)事实也确如汉宣帝所说的那样,元帝是个既愚蠢而又死要面子的皇帝。他的老师肖望之是个有名的儒学大师,元帝对他推崇备至,十分信任。但当时宦官弘恭、石显与肖望之有矛盾,奏告元帝说:肖望之“为臣不忠”,应当“召致廷尉”。“召致廷尉”是进监狱的别称,元帝根本不懂得这层意思,却不懂装懂,稀里糊涂地批准了这道奏章。后来汉元帝发现肖望之进了监狱,不禁大吃一惊。要宣布肖望之无罪吧,等于承认自己无故处罚老师的罪名,面子上下不来。特别是弘恭、石显两个人,提出了儒家的为尊者讳耻的原则,竭力反对肖望之官复原职。汉元帝只得打肿脸充胖子,将错就错,索性把肖望之撤职罢官。后来,元帝一面说要尊师重道,下诏说:“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汉书·元帝纪》),准备任用肖望之为宰相,一面却又听信弘恭、石显的主意,把肖望之又一次关进监狱。肖望之老泪纵横,仰天长叹,服毒自杀了。汉元帝得知后,哭了一场,骂弘恭、石显说:“果然杀吾贤傅!”(《汉书·肖望之传》)其实,汉元帝有什么好埋怨的呢?凶手就是他自己,就是他所信奉的孔孟之道。肖望之死得也是活该,谁叫他用儒家的理论来培养与熏陶汉元帝的呢?结果呢,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汉元帝用肖望之教他的这套孔学来对待肖望之,肖望之就受不住了,只得到阴间去找“孔圣人”诉冤去了。
西汉的政治以汉元帝为转折点,此后一直走下坡路。《汉书》的作者班固评论汉元帝说:“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汉书·元帝纪》)。这话是有道理的。凡是尊奉儒家的,总是讲究繁文缛节,搞形式主义的一套。汉宣帝是不信儒的,他骂儒家之徒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元帝一反宣帝的行事,尊儒反法,结果汉朝的政治越搞越糟,元、成、哀、平四朝,一代不如一代。尊儒的结果,是西汉的灭亡。
在东汉,由于封建统治者继续提倡孔学,尊儒反法,读经成了升官发财的捷径,知识分子中的风尚极其虚伪、腐败。当时有个儒生叫许武的,在他自己被举为孝廉后,和两个兄弟串通,演出了假分家的丑剧,要他的两个弟弟假装“让产”,使他们获取美名,也得被举为孝廉。最后,许武又大会宾客,宣布自己为使两弟成名而有意蒙受贪财的恶名的苦心,从而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名声。《今古奇观》有一则《三孝廉让产得高名》的故事,就是根据这桩事实铺陈叙说而来的。从这桩被地主阶级引为美谈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所谓儒生,是一群自欺欺人的政治骗子,为了向上爬,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又如赵宣葬父母,在墓道中居住达二十多年之久,名震遐迩,成为轰动一时的大孝子。朝廷屡次请他出来做官,他却坚持在墓道中守孝,孝名愈来愈大。后来一查,他在墓道中连续生了五个儿子,这一下骗局方才被揭穿。鲁迅说得好:“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汉代的劳动人民,对儒生这种虚伪无耻的行为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当时有首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在人民群众的眼中,以清流自居的儒生却是浊如泥的。其实,就是地主阶级内部的进步思想家,也瞧不惯儒家之徒这种虚伪无耻、掩耳盗铃的欺世行径。在西汉,法家桑弘羊批判儒生是“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在东汉,王充针对汉代的社会风尚指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王符在《潜夫论》中批评汉代儒者是“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两面派、政治骗子。到了汉朝末年,信奉法家的曹操对这批虚伪无耻的儒士深恶痛绝,一再表示“吾欲整齐风俗”,对汉代儒生的歪风邪气进行了坚决的打击。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随着地主阶级的逐步由真老虎变为纸老虎,孔子在思想界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宋代,出现了以“伪学”著称的道学。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把孔孟之道发展成为程朱理学,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特别是朱熹,他编纂了《四书集注》、《通鉴纲目》来对孔学进行发挥,影响极大,流毒甚广,是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就是这个朱熹,由于深得孔学真传,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伪君子。他为了泄私愤,对无告的官妓严刑拷打,阴谋搞政治陷害。他平时口口声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听说建阳县学堂风水好,就用粗绳大索把孔子塑像捆绑起来搬走,结果把孔子的手脚也搞断了,闹得舆论哗然。他口口声声“百行孝为先”,但虐待老母,自己吃好米,给他的母亲吃发霉的米。其实,道学家都是一批寡廉鲜耻的伪君子、真小人,又岂仅是朱熹而已!元朝一建立,南宋的那批道学家纷纷卖身投靠,比谁都要积极。因此,元朝也是崇儒的,官方修的宋史就列了专门的章节来给宋代的道学家树碑立传。明代的李贽曾经辛辣地讽刺道学家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李卓吾:《初潭集》卷十一)李贽本人是从儒家营垒中杀出来的,对其中的黑幕了解得比较清楚,因此,他直率地指斥这批道学家的行为简直同猪狗一样。
孔子及儒家之徒的两面派、伪君子的虚伪行径,反映了没落阶级处于没落境地中所采取的垂死挣扎的手法。因此,历史上一切没落阶级要搞复辟、开倒车,就都要尊孔学、学孔学,向孔子这个政治骗子的祖师爷顶礼膜拜。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就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全盘继承了从孔孟到朱熹的骗人衣钵,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伪君子。他亲自编纂了《四书集句》,抄录背诵,身体力行。他还公然标榜要学习朱熹的“待人”哲学。长期以来,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志壮坚信马列”的“英雄”,实际上却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抄录《三国演义》中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充分暴露了他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他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当成“虎穴”,只是勉强地暂时地“栖”一下,到一定时候就要搞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他的野心极大,不能“说破”,即不能公开,不能见太阳,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同一小撮死党去阴谋策划。用什么方法能不被识破呢?就是“随机应变”,即随着形势的变化相应地进行不断的投机,以欺骗人民,欺骗党,用表面的伪装的“变”来“掩饰”他不变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本质。他刻骨仇恨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中国革命人民,这种仇恨是地、富、反、坏、右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它集中地表现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当中。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无论是孔子还是林彪,都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今天,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我们彻底批判孔子及儒家之徒的两面派行为,可以增强我们识别林彪之流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能力,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转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三期。此文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二期,《红旗》杂志转载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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