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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孔丘的唯心主义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
山东大学 刘蔚华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的春秋末期，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孔丘，为了坚持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创立了一个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两千多年来，历代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都利用这个反动哲学体系，作为反对进步思想、阻挠社会进步的思想工具。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就是孔丘的唯心主义哲学。
孔丘为什么会招得那么多反动人物倾倒在他的亡灵之前？为什么在孔丘死了两千四百多年以后，仍有林彪这样一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做了孔丘的信徒？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剥开孔丘的哲学体系的画皮，看看里面到底是些什么货色。欺骗人民的“天命论”
林彪自比周文王、齐桓公，认为自己得“天”独厚，可以象“天马行空”一样“独往独来”。他还把自己的死党和儿子吹捧为“受于天”、“天赋之才”，梦想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这伙叛徒、卖国贼宣称篡党篡国的“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身上”，俨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俨然“受命于天”！
“天命”的观念，是伴随着奴隶制度产生的，是被神化了的奴隶主阶级的权力观念或国家观念。列宁指出，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树立一种观念，“说国家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是上天赐予的力量。”（《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2页）殷周奴隶主贵族都自称是奉天命来统治的，叫做“受命”；又以“改命”，即上天改变了自己的命令为借口，夺取别个氏族的统治权力。他们假托天命，是为了说明奴隶主阶级专政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一种愚弄人民的手段。
春秋末期，奴隶和平民的反抗与暴动，几乎遍及诸侯各国，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瓦解了奴隶制度的基础。阶级斗争推动着哲学思想的发展。随着奴隶制社会危机的加深，奴隶主的天命观被动摇了，反天命的思想出现了。奴隶们在反抗中，傲然
“不畏于天”（《诗经·小雅·何人斯》）。他们诅咒
“上天”残害人，质问“上天”为什么这么刻毒，这么作恶，这么残酷无理！……向奴隶主贵族统治发出抗议。统治阶级中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社会的兴衰治乱、人间的吉凶祸福同天命无关。有人甚至干脆提出：“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他们从奴隶制的没落过程中实际地感到，民心向背已成为统治者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了。
正是在奴隶主的天命观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刻，孔丘为要恢复西周奴隶制，竭力鼓吹唯心主义世界观，支撑和修补“天命论”，宣扬天是有意志的，把“天命”说成是自然、社会、精神现象的最高主宰，是一切事物的本源。这是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利用自然界的威力恫吓群众，以表示天命不可抗拒。这对当时社会发展和思想进步是极大的反动。
孔丘骗人说，人的生死富贵，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改变的。同样，奴隶主阶级的“道”行于世，也是天命决定的；如果天不废弃这种“道”，谁也不能把它怎么样！这种说教，是对奴隶制度下一切丑恶现象的辩护，企图使奴隶们永远安于奴隶地位，不要触犯奴隶主的统治。
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这种“天命论”的老调，已经不足以“治急世之民，御脱辔之马”了。在奴隶们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的情势下，孔丘又提出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说教，以便对抗“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的
“小人”，即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论语·季氏》）。孔丘把奴隶主贵族及其反动思想同“天命”联在一起，无非是想要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畏惧奴隶主阶级。
孔丘认为“文”、“德”也来源于天命，文化的兴衰全由天来决定。天创造社会意识形态，又是通过圣君“则（效法）天”、圣人“知天”、君子“下学而上达”实现的。因此，认识的最高任务在于“知天命”，而能够“知天命”的又只有极少数象他那样“天生德于予”的“生而知之者”。这样，他就把精神文化的创造完全归结为少数统治者领悟神秘天意的活动。他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在他一生的反动政治生涯中，确实是越来越死心塌地为反动的奴隶主阶级效忠的。
这种反动的哲学思想，到了战国时期，为思孟学派所继承。他们把“天命论”进一步引伸到人的“本性”中来，建立了“天人合一”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荀子、韩非，坚持唯物主义观点，以天体自然、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思想，给孔孟的“天命论”以有力的批判，论证了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
地主阶级随着他们的历史地位的变化，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镇压农民的反抗，也需要创造自己的天神。汉代董仲舒在孔孟天命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封建神学体系。宋明理学又提出“天理人欲”对立的唯心观念，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这条黑线一直延伸到刘少奇、林彪，他们宣扬“天降大任”、“天赋之才”。林彪不但自比“天马”，自居“天才”；并且给他的死党题字：“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这同孔孟的天命论是一脉相承的。为反动阶级服务的“先验论”
林彪一伙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黑根子也在孔丘那里。
从“天命论”转入认识论领域，孔丘提出先验论的认识路线。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孔丘的这个谬论，浸透了奴隶主贵族的等级观念，一笔抹煞了奴隶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
谁是“生而知之者”？孔丘认为，“圣人”、“上智”是生来就有美德、知识、才能的高贵人物。这种认识论，是奴隶社会中贵族世袭制度的反映。“贵者恒贵，贱者恒贱”的社会关系，造成了贵族统治者是“生而知之”的阶级偏见。其实，那些号称“生而知之者”的种种观念，哪一种不是出于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需要产生的呢？贵族统治者的虚仁假义之“德”，诡秘狡诈之“智”，凶狠残暴之“情”，骄奢淫逸之“欲”，哪一样不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呢？“生而知之”的谬论，只是把这一切都说成“天然合理”的罢了。
孔丘也曾提出过“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这是不是有点“唯物主义因素”呢？显然不是。在“学”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到底是属于唯心论还是唯物论，要看其“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83页）。孔丘把人的认识能力划分为几个等级，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这就把“学”放到次等而又次等的地位，完全从属于“生而知之”的基本前提。他所说的
“学”的内容，离不开“先王之道”、“圣人之言”、诗书礼乐一类古董。在他看来，这些内容是“圣人”们的心里产生出来的。“学”的基本途径，就是闭门“修养”。这样就完全回到他的先验论的基本前提上去了。
孔丘也讲到“多闻”、“多见”之学，似乎重视了人的感性活动，这总该有点“唯物主义因素”吧？其实不然。人有眼睛，就要看；有耳朵，就要听。这是任何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无法排除的现象。问题是把人的感性活动纳入什么认识路线。孔丘说的“多闻”、
“多见”，都是一些奴隶主的道德规范与道德行为的表现，是“修养”的一种手段。例如“闻诗”，“闻礼”，“闻义”，“闻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讲了这么多见、闻，说来道去，总离不开他那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基本原则，还是让人们钻到观念的圈子里，去歪曲地认识世界。列宁指出：“‘经验’一词，老早就在掩蔽各种唯心主义体系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43页）。孔丘这套内省自讼的先验论，就是用了许多“见”、“闻”之类的空话掩饰起来的。
孔丘的修养经，还讲到要“敏于行”，做“躬行君子”。这是他的先验论的最后一环。如果认为这是他强调社会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那就大错特错了。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也“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实践论》）。但孔丘极端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甚至连“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只须诵读《诗经》就够了（《论语·阳货》）。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人的正确认识的基本来源。孔丘所强调的“行”，只不过是把复古倒退的思想变为复古倒退的行动，为挽救崩溃中的奴隶制度
“守死善道”、“见危授命”、“杀身成仁”，拚死对抗社会变革。
认识论同历史观总是联系的。先验论必然导致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孔丘历数从尧舜到他为止的全部历史，竭力证明：社会的面貌，历史的进程，完全决定于少数“天才人物”的智慧与品德。他认为只要出现“天才”就能拨乱返正，建立太平盛世。他自诩为当世的“天才”，曾大吹大擂地说：如果让我执政，就可以在东方复兴西周社会，保证一年见效，三年成功。孟轲叫得更响：“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林彪一伙更加肉麻地吹捧他们自己是什么“超天才”，“宇宙的巨星”。林彪赤裸裸地说：“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他把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史，说成是少数人搞阴谋、搞政变的历史。看，这家伙不是和孔、孟一样，妄想主宰历史吗？
同天才论相并行的必然是愚民哲学。奴隶制度完全剥夺了奴隶们学习文化的权利，断绝了他们全面发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孔丘却胡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仅把奴隶们诬蔑为“下愚”，把奴隶主吹捧成“上智”，而且硬说这是先天产生的，永远不可改变的。他提出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孟轲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一切反动阶级实行愚民政策的根据。林彪恶毒诬蔑劳动人民。他说：“我们同志的脑筋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他们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天壤之别。”这不是孔、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唯心史观又是什么？
人的知识和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同唯物论的反映论长期斗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毛主席的这个光辉思想，是我们识别和批判先验论的锐利武器。反对社会变革的“中庸之道”
林彪鼓吹“中庸之道”的“合理”，疯狂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这一套，也是直接从反动阶级的“圣人”孔丘那里找来的。
“中庸”作为哲学范畴，是孔丘最先提出来的。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缺少）久矣。”（《论语·雍也》）“中庸”作为“至德”却不被劳动人民所接受，说明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
什么是“中庸”？孔丘说：“执其两端，用其中”（《礼记·中庸》），“叩其两端而竭”（《论语·子罕》），“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两端”是他称呼矛盾的哲学概念；“用其中”就是所谓“不偏不倚”，借以消除两端的对立。在矛盾对立的地方“用其中”、“竭两端”、“贯于一”，实质上都是企图使对立的双方互相调和，互相均衡，互相抵消，达到无矛盾的“统一”。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矛盾融合论，粗糙庸俗的合二而一论。这种观念在《论语》中通过“中庸”、“忠恕”、
“中行”、“和为贵”、“和而不同”、“允执厥中”、“无可无不可”、“无过无不及”等一系列观点反映了出来。这是对抗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反动逆流。列宁指出：“‘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列宁全集》第39卷第5页）这就把
“中庸”的本质揭露出来了。
在实际斗争中，中间道路从来不曾存在过。任何折衷主义、调和主义者，都是打着“不偏不倚”的旗号为反对变革、反对进步的反动阶级效劳的。孔丘的“中庸之道”有他的严格的阶级标准，即奴隶主阶级的“礼”。他认为“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夫！”
（《论语·雍也》）不要离经叛道，是为了达到“复礼”的目的，就是要全面复辟西周奴隶制度。按照这个目的和标准，符合的就是“中”、“正”、“善”；违背的就是“偏”、“邪”、“恶”。在孔丘看来，人们思想行为中经常出现的“过”与“不及”，是造成“不善”的两极端，只有实行“中庸”，才能“无过无不及”而归于“善道”；由此，被他视为“恶”的不利于奴隶制度的行为就可以消除，奴隶制度也就可以稳如泰山了。这就是孔丘把“中庸”美化为“至德”的实质所在。
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矛盾。孔丘是怎样在这“两端”之间搞“中庸”的呢？他的主张是：剥削者应当“惠而不费”，“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意思是：对人民行小恩小惠，但不要过多耗费钱财；要满足剥削欲望，但不要过于贪婪；要高贵神气，但不要过分骄横；要用镇压的权威，但不要过于猛烈。而被剥削者也应当“劳而不怨”（《论语·尧曰》），“贫而乐”（《论语·学而》），“学道易使”，“用情敬服”。一句话，就是心甘情愿、服服贴贴地受剥削。“仁慈”的老爷同驯顺的奴隶携手合作，奴隶制就可以安然无恙。你瞧，这是多么“公平合理”的“中庸之道”！
孔丘宣扬“中庸之道”，是虚伪透顶并且极其毒辣的。当时的社会局面是天下大乱。他提出求“治”的办法是“为政以德”，企图骗取“民信”，恢复奴隶主的统治。这当然行不通。欺骗不灵就诉诸“刑杀”。对于“杀”，孔丘也持“中庸”态度，反对“不教而杀”。孟轲解释说：“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孟子·万章下》）。其实，这也不过是做表面文章。所谓“教”，仍然是骗。但只能骗一时，骗少数，要使多数人长期受骗，是不可能的。谁不肯受骗，要反抗旧秩序，还是要受刑，以至掉脑袋。孔丘辩不过主张变革的少正卯，自己掌权七天不是就把少正卯杀了吗？这就是孔丘一贯主张的所谓“德”、“刑”并用，“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毛主席说：“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剥削阶级“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中庸之道”正是这种骗不成就杀的反革命之道。
前进，还是倒退？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一对特别突出的矛盾。孔丘宣扬“中庸”之道，反对变革，显然不是为了什么维持现状，而是要倒退。他也要变。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他在这里说的“变”，就是“变天”，把齐国初步确立的封建制，先变为鲁国封建势力对奴隶主贵族既控制又妥协的局面；再变为西周奴隶制的局面。他的
“中庸”，完全是为复辟倒退的路线服务的。
事实证明，“中庸之道”不过是失去威势的反动阶级宰割人民的一把软刀子，也是他们妄图用来阻挡革命洪流的一堵泥土墙。思孟学派的反动著作《中庸》，用“中庸之道”把天命、人性、政治、伦理、修养、教化贯穿起来，企图融合天地间的一切矛盾。董仲舒的“凡物必有合”的谬论，朱熹的“中和”的谬论，等等，都成为他们妄图用来镇压农民反抗、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根据。
刘少奇、杨献珍贩卖的“合二而一”论，林彪鼓吹的“二合为一”的反动哲学，都不过是“中庸之道”的翻版。林彪说：“凡事勿做绝了，做绝即一点论、必有恶果”。他用中庸之道恶毒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做绝了”，“骂绝了”，“斗绝了”，给他自己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造根据。他又用中庸之道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
“过极”。古往今来，这些反动派鼓吹中庸之道，目的都是维护旧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反对革命，反对前进，主张复旧，主张倒退。这些“中庸之道”的发明者和鼓吹者，实际上都并不“绝对公正”、“不偏不倚”。无论是孔丘还是林彪，都是坚决站在反动派一边的，采取的复辟行动都是很激烈狠毒的，真正是“做绝了”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了“中庸之道”纯粹是反动阶级的一种虚伪毒辣的骗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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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的唯心主义哲学，是维护奴隶制度的哲学，也是维护一切反动统治的哲学基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社会形态更替的时期，曾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但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农民阶级、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且越来越厉害地同它们进行斗争，它们为了维护自己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就要从前代剥削阶级的统治经验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孔丘提供了这样的东西。他第一次以理论形式有系统地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了腐朽的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的许多共同性的问题。从他的天命论、先验论、天才论、中庸之道的哲学体系中，可以直接引伸出：崇拜神权，加强君权，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反对进步，仇视革命等一切结论。集中到一点，就是肯定反动的剥削阶级专政的“合理性”、“永恒性”。这是转向反动的一切剥削阶级都迫切需要的东西。孔丘的哲学，正是在这种反动的剥削阶级的政治土壤上受到尊崇、得到延续和发展的。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尊孔，朝圣，出黑《修养》，召开所谓“孔子讨论会”实为拜孔会，等等，目的就是一个：篡权复辟。林彪吹捧儒家思想是中国民族文化的源泉，把孔丘的反动哲学美化为“历史唯物主义”，宣扬孔学“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大肆贩卖先验论、天才论和“中庸之道”，就是为了从中汲取反革命的精神力量，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锄草必须除根，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深挖它的“祖坟”。从孔孟到刘少奇、林彪这条反革命的“道统”，必须从头到尾、从根到梢彻底清算。我们一定要抓上层建筑的革命，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批判尊孔反法思潮，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