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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阶级是封建社会反孔的革命先锋
厦门大学历史系革命大批判组
毛主席教导我们：“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的经济基础，不断地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强化对广大农民的反革命专政。尊孔崇儒，就是汉朝以来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农民实行专政。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举行起义，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历代农民起义不仅对地主阶级作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激烈斗争，还在思想战线上对地主阶级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揭露和批判地主阶级的精神代表孔子的反动思想，捣毁孔子偶像，焚毁传播孔子反动思想的史籍经书，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尊孔活动。农民阶级是封建社会反孔斗争的革命先锋。
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一方面狂热地吹捧孔孟之道，把孔孟之道作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一面又恶毒地污蔑农民落后，胡说“他们谈的是他们本身的事情，怎样种田，年成好，……整天男女大小全在这一套”。
历史上农民反孔斗争的伟大事迹，就是对林彪反动谬论的有力驳斥。
一
孔子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想家。他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竭力鼓吹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理论，成为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小丑。在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孔子的儒家思想又被捧为正统思想，孔子被历代反动统治者们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秦始皇完成中国封建统一事业后，经过“焚书坑儒”和汉代镇压吴楚七国之乱等一连串斗争，奴隶制残余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封建制度稳定了。另一方面，封建制度下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加深，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标志着农民阶级作为一支强大的反封建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引起了地主阶级的恐惧。
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秩序，必然怕乱，怕变，日益保守，逐步从先进变为落后，从革命变为反动。因此，他们除了使用反革命暴力这一手外，还使用“仁义道德”之类的欺骗的一手，麻痹和统治人民。孔子的思想，正好适应地主阶级的这种需要，因为孔子思想的特点是保守，反动，虚伪，有欺骗性，有利于反动的封建统治。所以，地主阶级能够采用孔子的反动思想。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固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这毕竟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是一致的，这就使原来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子思想能够为后来已变成腐朽的地主阶级所利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曾指出：“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二四八页）。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也可以把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孔子反动思想体系保存下来，并赋予地主阶级的内容，使之成为封建的意识形态。自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孔孟之道就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孔子是讲天命的，他宣扬奴隶主的统治是“天命”所决定，被压迫者是不能反抗的。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天人感应”、“王权神授”的反动谬论，用来神化王权，加强地主阶级统治，欺骗和蒙蔽人民群众，妄图使人民服服贴贴地服从地主阶级的奴役。
其次是孔子的正名论，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忠”、“孝”之类伦理观念，经过董仲舒的进一步发挥，成为“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宗法思想。根据董仲舒的解释，这种宗法关系来源于
“天”的“神权”，是不可改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三纲”“五常”所反映出来的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就成为束缚中国农民的封建绳索。农民要起来革命，便不能不对孔子的反动思想作尖锐的斗争。
早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陈胜为动员戍卒起义，就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著名口号，直接否定了孔子之徒宣扬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思想，向天命观展开了有力的挑战。
唐末农民大起义，以“冲天”相号召，黄巢就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这个口号不仅在政治上要冲垮李唐王朝的反动统治，而且要在思想上冲垮李唐王朝是“神授”的反动的孔子说教。
农民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反封建斗争中，必然会否定儒家的反动天命观。正是这种革命思想，使得成千成万的农民群众，抛弃“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精神枷锁，大喊大叫，起来造反，起来革命。
革命的平等思想是农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列宁指出：“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二一七页）正是这种农民的平等思想，和反映封建等级关系的“三纲”、“五常”反动理论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宋代钟相、杨么起义，指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宣布“等贵贱，均贫富”为自己的纲领，痛斥宋王朝的“国典”，说它是“邪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等级关系，否定了反映这种等级关系的儒家“三纲”、“五常”反动理论。
二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地主阶级日益腐朽、没落，孔子的学说越来越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他们通过御用哲学家朱熹之流，编定《四书》，鼓吹理学，掀起尊孔读经，扩大孔孟之道的影响；同时，利用政权力量，在各地大建孔庙（文庙），并赐以学田、祠田、祭田，神化孔子，孔学变成了孔教。在孔子老巢山东曲阜阙里，自宋、金以后，不断由皇帝拨钱修葺孔庙，优给土地，使“衍圣公府”（孔家）成为拥有大量土地和政治特权的大恶霸地主。
历代反动统治者这些尊孔措施，目的是要加强意识形态方面对农民的专政，对付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封建统治。
因此，宋代以后的许多农民起义，不仅提出了反封建的政治路线，而且直接把矛头指向孔孟之道，以革命暴力捣毁孔庙，扫荡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打击地主阶级的尊孔活动。其中尤以孔子出生的山东地区的反孔斗争最为激烈。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遭受孔家贵族地主残酷压迫的广大农民（他们被称为庙户、林户、洒扫户、佃户，人身依附关系极为严重）杀进了孔庙殿堂，打倒孔“圣人”偶像，毁坏传播孔子反动思想的史籍经书。他们的行动，表明了被压迫者对于孔老二这个反动阶级的“圣人”是多么的仇恨和鄙视！
公元一二一四年（金宣宗贞祐二年），活跃在鲁西南一带的一支反金农民武装——红袄军，在杨安儿、杨妙真等领导下，席卷山东各地，乘胜直捣曲阜，扫荡孔庙。红袄军的革命行动，吓坏了金朝统治阶级，孔子后裔“世袭衍圣公”也仓皇逃命（乾隆间修《曲阜县志》卷二十六）。元末，红巾军起于青、齐，曲阜阙里的孔家老巢又一次遭受打击，孔裔贵族为逃避人民的惩罚，狼狈地举家北上流亡（同上，卷二十四）。
在明代，风起云涌的农民反封建斗争，总是不断地把矛头指向孔家这个顽固的封建堡垒。公元一五一一年（正德六年），战斗在山东一带的刘六、刘七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突入曲阜，焚烧衙门，捕杀官吏。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当天晚上，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军在胜利的凯歌声中，攻下阙里，一面镇压胆敢对抗革命的孔家贵族地主，同时，起义军进驻孔家，“秣马于庭，污书于池”。孔门的“族属散走”，“岌岌乎危亦甚矣！”（同上，卷二十九）
公元一六二二年（天启二年）徐鸿儒在山东巨野、郓城一带发动起义后，即率领数万农民进攻曲阜，直捣孔庙，斗争了恶霸知县孔闻礼（查继佐：《罪惟录》）。与此同时，以刘灿为首的另一支农民暴动队伍，也把锋芒指向曲阜，威胁孔庙（《曲阜县志》卷三十）。在这些起义军中有不少是孔家的佃户。明末一个姓姚的农民首领带领许多群众再一次袭击了孔家。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山东农民不堪孔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纷纷起而反抗，对孔家贵族地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元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滕县孙家店的孔家佃户，发动抗租斗争，誓“与府主相抗”。一八○六年（嘉庆十一年），泗水魏庄的孔家佃户在抗租斗争中，也给孔家贵族地主以严重警告和打击（转引自孔庙档案）。
山东农民起义时，一再攻毁孔子的老巢，表明了人民群众对于为反动封建统治服务的孔孟之道的强烈反抗。这种革命行动，不仅限于山东地区，也遍及全国各地。
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革命把中国农民战争推向新的高潮。太平天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把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这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
洪秀全在进行革命活动时，为大造革命舆论，写了许多书，反对孔老二的宗法思想，反对封建等级观念，反对封建君权，提倡平等思想，号召群众起来造反。
由于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于危害人民的孔孟之道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而在太平天国的起义过程中，把农民阶级的反孔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综上所述，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反孔斗争是农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农民阶级由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他们除了对腐朽反动的地主阶级作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长期斗争以外，还必然要从思想上同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孔孟之道作长期的斗争。革命必须反孔，这是历史的结论。
历史上农民阶级的反孔斗争虽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它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二千年来，农民一直是反孔的主力军。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步历史上反动统治者的后尘，吹捧孔孟之道，反对革命，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
在当前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革命传统，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彻底批臭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把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福建日报》，本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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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印刷厂党委发动工人群众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发展了全厂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这是四车间工人在办批林批孔专栏。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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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上的复古和政治上的复辟
上海戏曲学校 许国华 夏野 林友仁
工农兵群众在批孔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孔子，孔子，无孔不入。”的确，孔老二的思想流毒渗透在政治、哲学、历史、法律以及文学、音乐等各个领域，无论哪个方面，他都要发言，真是“无孔不入”，贻害世间。孔子是我们研究反动阶级如何利用文艺进行复辟的极好的反面教员。在批林批孔中，批判孔子的音乐思想，对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是有好处的。
孔老二十分重视音乐，他看到了音乐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他为了维护他那行将没落的西周奴隶社会制度，为了推行奴隶主阶级的政治路线，牢牢抓住音乐这个阵地，贩卖他那反动的音乐思想。
春秋末年，正是地主阶级刚刚兴起，新的封建制要日益替代旧的奴隶制。因而在一些新兴的地主阶级中出现了突破旧的传统的礼乐制度，并且开始对“古乐”产生厌倦，爱好起“新乐”来了，这是一个新的阶级动向。孔子站在历史前进的反面，敏感到这是奴隶主政治没落的征兆，于是叫嚷什么“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他认为，“天子”（奴隶主贵族的头子）是社会当然的最高的统治者，因此决定音乐的、占有音乐的应该是“天子”。他要“乐”为“道”服务，妄图挽救所谓“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的残局。
孔子这个反动的卫道士，为维护日落西山的奴隶制，可谓费尽心机。他看到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用了“天子”方可用的舞蹈队，唱了“天子”祭祀时才能唱的歌曲，不禁勃然大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孔子念念不忘的是“吾从周”。在孔子看来，西周初期的反动奴隶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大贵族和小贵族，天子和诸侯的严格的等级区分是不可逾越的，否则便是“犯上作乱”。这正是孔子代表奴隶主阶级的顽固反动的音乐思想。
任何一个阶级都懂得，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首先得抓意识形态。孔子曾提出不少治国和治民方案，利用音乐进行统治便是其中的一策。
在《论语·阳货》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孔子的门徒子游（即偃），在武城当地方官，为什么他也让老百姓接受音乐的教育呢？他说，所以这样做，为的是让老百姓学习了容易服从指挥，俯首听命，甘为奴隶。开始，孔子认为，这么一个小小的县城，很少“君子”，尽是“小人”，犯不上如此兴乐，所谓“割鸡焉用牛刀”。可是子游的“高招”，正是从他这师傅本人那里学来的。“夺人先夺心”，利用音乐来奴化人民是不可缺少的反革命策略。从孔子把“治民”当作“割鸡”的比喻中，可以看出，孔子是重视音乐的武器作用的，它可以用来屠宰人民，维护反动的统治。
列宁曾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他们从来不想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专为奴隶主阶级训练奴仆的孔子也是如此，他不但制造了反动的音乐理论，而且用它付诸于治民的行动。
孔子还提醒反动的统治者，要使用“礼乐”、“刑罚”这反革命的两手。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他认为“礼乐”与“刑罚”可以相辅相成地用于统治臣民。如果不制“礼”定“乐”，那么单靠“刑罚”就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结果就会造成臣不听命、民要造反、天下大乱的局面。这个孔老二，不但懂得在肉体上迫害人民，更懂得在精神上控制人民，运用音乐这把软刀子来贯彻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以便凶险万分地奴役和压榨人民。
如何对待文化遗产？历来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看法。毛主席教导我们：“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处在奴隶制即将崩溃时代的孔子，极端害怕历史的前进。竭力恢复周代奴隶制的政治立场，是他顽固的“信而好古”的出发点。孔子对自己的“好古”癖作过极其坦率的注脚：要“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他赞不绝口高度评价《韶》是“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以至于在齐闻《韶》竟“三月不知肉味”。这些为奴隶主所垄断，为奴隶制歌功颂德的音乐如此为孔子称道、推崇、标榜，这是同孔子反动的复古思想分不开的。反之，对于不符合奴隶主阶级思想，反映人民思想感情的民间音乐，孔老二则是深恶痛绝，甚至要加以取缔禁止。他诬蔑“郑声淫”，斥责“郑声之乱雅”，宣称要“放郑声”。在孔子眼里，所谓“闾巷卑俗”的“郑声”，同反动统治阶级的“雅乐”是势不两立的。儒家曾把民间音乐斥之为“乱世之音”，对民间音乐判以罪大恶极，可见孔子排斥民间音乐的态度是何等的鲜明。
鲁迅先生曾对自古以来为孔夫子留像的专家们表示过遗憾——未能得到一幅确实的“夫子”遗像。如果按孔子的自述：手捧夏时的老黄历，坐着殷朝破马车，戴着周代的旧礼帽，吹打着舜周的古乐曲，一手高举“礼乐”的法宝，一手持着“刑罚”的凶具来进行绘制，那倒真是一幅形象逼真、维妙维肖的复古派老祖宗的遗像。鲁迅先生指出：“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孔子利用音乐为要死去的旧社会唱赞歌，发遗音，鲜明地表现出在音乐上的复古，就是企图要达到他在政治上的复辟。
“心有灵犀一点通”。两千多年来，反动统治阶级无不通过尊孔复古，利用音乐来粉饰太平，奴化人民，反攻倒算，进行复辟。叛徒刘少奇的走卒周扬鼓吹“学古人”，否则是“不肖子孙”。他说“孔家店的后院还有一个很大的仓库，那里有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他要我们钻进这个“仓库”，
“全盘继承”孔家店的遗产，让牛鬼蛇神、帝王将相充塞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他们反对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形象，反对音乐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卖国贼林彪也喋喋不休地鼓吹尊孔复古，占领音乐阵地，提倡为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黑歌。他们共同的目的，便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中国的历史开倒车。“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恩格斯）。孔子的“乐”论被历史否定了，孔子及其徒子徒孙们，包括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也终于被历史的巨轮压得粉碎。
音乐是同一定的政治路线紧相连接，并为之服务的。孔子推行颂古非今的音乐方针，是为了维护反动垂亡的旧制度。今天，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必须要重视文艺领域里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批林批孔，认真批判关于无标题音乐的谬论和在音乐领域出现的形形色色修正主义谬论，进一步学习领会、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文艺方针，认真搞好文艺革命，这是我们革命文艺战士责无旁贷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