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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罗思鼎
朱熹（一一三○——一二○○年）是宋朝唯心主义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发展了孔丘、孟轲及董仲舒以来的儒家唯心主义，形成庞杂的反动哲学体系。元、明、清三代，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封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他对《五经》的解释，被奉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搞阴谋、搞复辟，对朱熹也十分崇拜。他关起门来以朱熹的注解为蓝本搞了《四书集句》作为《四书集注》的续篇，叫嚣“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因此，要深入批林批孔，就必须批判朱熹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一
孔孟的儒家学派发展到宋朝，演变成为理学，又称道学。朱熹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
在宋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中心，是怎样看待“理”和“气”的关系问题。“理”就是观念、思想，“气”就是物质。朱熹认为“理在先，气在后”，（《朱子语类》卷一）精神的东西先于物质而存在，万事万物，大至天地，小而蝼蚁，都是由“理”派生出来的。他用了这样一个譬喻：天上有一轮明月，世上无数江湖水面上有月亮的影子。“理”就是这个月亮，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则不过是“理”这个月亮照在水面上的影子罢了。
客观事实与朱熹说的正好相反。客观世界决不是“理”的影子，而朱熹的“理”倒是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朱熹说：“帝是理为主。”（《朱子语类》卷一）这就是说，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皇帝都是“理”的体现和化身，老百姓们应当乖乖地服从他的统治。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时指出：“黑格尔力图在这里把君主说成真正的‘神人’，说成理念的真正化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朱熹在这里玩的是同一套把戏。他所以要提出“理”的观念，目的是为了说明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说来说去，全是为封建统治辩护的歪理。林彪所说的“受于天”的“理智”，就是这种老调子的新唱。
朱熹的反动理学是孔孟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孔丘为了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鼓吹反动的“天命”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统治秩序。到了汉朝，董仲舒改造了儒家学说，竭力宣扬“天人合一”，并制订了“三纲五常”的反动教条，为封建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从孔丘到董仲舒的反动理论，鼓吹“天命即是天理”，（《朱子语类》卷四六）而“三纲五常”则是这种“天理”在人间的体现。这个“理”，“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朱子文集·读大纪》）其中特别以父子君臣关系为“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朱子文集·垂拱奏劄》）朱熹甚至从蝼蚁之中看到了君臣关系，从犬马牛羊之中看到了朋友关系，其目的无非是要证明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是支配世界的原则，借以论证地主阶级专政的“合理”。
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认为封建统治不仅是合乎“天理”的，而且是永恒不变的。他胡说什么“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四）即使是“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朱子语类》卷一）其实，无论是孔丘的“天命”，还是朱熹的“天理”，都只是为了证明没落的腐朽的奴隶制或封建制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林彪继承了这套反动衣钵，把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天命所归，叫嚣“顺天者兴，逆天者亡”，还胡说什么“这是辩证法”。看，这些反动派的腔调是何等地一模一样！它说明越是腐朽没落的阶级，越是要煞费心机地制造出一套骗人的理论。这是因为它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还需要欺骗自己。不然的话，他们的日子就连一天也混不下去。
朱熹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说成是由“天理”命定的，叫嚷“存天理，灭人欲”，归根到底，是为了从思想上扼杀被压迫阶级的正义要求和革命行动。朱熹公开声言“佃户不可侵犯田主”，要农民“各依本分，凡事循理”。农民如果敢于“鼓众作闹”，起来造反，那就要吃官司，坐班房，“决配远恶州军”。（参见《朱子文集·劝农文》、《朱子文集·劝谕救荒》）朱熹还叫嚣说，凡是敢于“以下犯上，以卑凌尊”、“以地客杀地主”者，一律严加镇压，决不宽恕。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劳动人民的“悖逆作乱之心”，维护“三纲五常”，使“天理”不至于泯灭。（《朱子文集·戊申延和奏劄》）由此可见，朱熹的理学是地主阶级手里的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和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起着同样的反动作用。林彪鼓吹要学习朱熹的“待人”哲学，目的同样是为了镇压革命，妄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中国，恢复已经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二
朱熹从“天理”是事物的本源出发，形成了他的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内容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朱熹所说的“物”，并不是指客观存在，而只是“理”的影子。因此，他说的“格物致知”，并不是要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去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而是指人们必须自觉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并从中去领悟和体会先验的“天理”。他明确提出，“格物致知”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朱子文集·答陈齐仲》）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人们精通反动的孔孟之道，处处按照封建统治哲学去立身处世。所谓“格物致知”，对反动统治阶级来说，是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的药方；对被统治阶级来说，是要他们心甘情愿地当奴隶。
朱熹的“格物致知”，同一切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一样，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完全排斥了人们参加社会实践的必要性。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朱熹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认为人是“理”所派生的，人心就反映着“理”，因此，“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朱熹：《大学 章句》）“人心”能够领悟“天理”。他否认认识依赖于实践，否认人的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发展和深化，说什么只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朱子语类》卷十二）就能到达“一旦豁然贯通”的境界。换句话说，人们根本不必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只要关起门来冥思苦想，就能逐步领悟“天理”，最后“忽然爆开，便自然通”，（《朱子语类》卷十一）从而穷尽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道理。这简直象变戏法一样神奇！叛徒、卖国贼林彪也鹦鹉学舌地说什么“要解决问题，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照这种说法，根本不需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需要参加社会实践，不需要在革命斗争中改造世界观，而只要在灵魂深处那么“爆发”一下，就可以百功齐备、万事大吉了。
朱熹宣扬“格物致知”，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朱熹说：“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推此理。”（《朱子语类》卷十五）总之，从封建帝王直到庶民百姓，都应该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服从封建伦理道德，遵守封建秩序，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就是要“居敬”。朱熹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少个敬不得。”（《朱子语类》卷十二）为什么“敬”字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对于地主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要求他们恭恭敬敬地去维护“三纲五常”，不得有半点怠慢、放肆和动摇。对劳动人民来说，要服服贴贴地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朱子语类》卷十二）把自己手脚捆缚起来，就象“放在模匣子里面”一样。朱熹得意地吹嘘：“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朱子语类》卷十二）这几句话，充分暴露了所谓“敬字工夫”的反动本质。
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修养”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朱熹打着“敬”字的幌子，大搞形式主义，甚至专门规定了一整套“敬”的规矩，什么“坐如尸，立如齐”啊，什么“头容直，目容端”啊，（《朱子语类》卷十二）连走一步路，抬一下手，都要毕恭毕敬，多么庄严虔诚的道学先生面貌啊！林彪就十分欣赏这套反动的“敬字工夫”，鼓吹“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但是，剥下道貌岸然的画皮，骨子里却是阴谋欺诈，男盗女娼，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就是朱熹的“待人”哲学。朱熹曾以查冤狱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为了打击反对派，祸及一个无辜的官妓，几乎用重刑把她折磨死。鲁迅在揭露宋朝道学的虚伪性时说过：“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论俗人应避雅人》）这个自命继承了孔丘“道统”的伪君子，听说建阳县学堂风水好，企图占为己有，用粗绳捆缚孔子“圣象”，强令“搬家”，结果把孔“圣人”的手脚都搞断了，闹得舆论哗然。什么“敬”啊，“忠”啊，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明代李卓吾曾骂道：“真个道学，脸皮三寸”。（《世说新语补》卷四）宋朝以后，“道学先生”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
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对于朱熹的这套两面派手法是心领神会的。孔丘说什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朱熹进一步鼓吹：“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四书集注·论语·子路》）林彪将这几句话收录在他的《四书集句》中，奉为信条。林彪还按照孟轲主张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逻辑，露骨地宣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至于林彪自己所供认的要按照道学家们的“亲亲、尊尊、长长”之道办事，倒是供出了一部分反革命的真实意图。朱熹曾公开鼓吹：“亲者重而疏者轻，近者长而远者短。”（《朱子文集·经筵讲义》）十分清楚，朱熹的“待人”哲学，是从反动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出发的。林彪要学朱熹的这一套，是为了结党营私，纠合一小撮死党，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原来，他口口声声要学的“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的哲学，说穿了，就是要学道学家的虚伪和残忍。“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正是形象地刻画了这个骗子的虚伪残忍和狡猾阴险。三
孔孟之道的唯心主义哲学，经过朱熹的加工改造，才最后系统化和定型化。孔丘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被地主阶级改造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汉代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反动的唯心论体系为“王权神授”论制造根据。但是，儒家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不断地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和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很巩固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一段时期内，玄学和佛学曾一度泛滥。唐代的韩愈，从世俗大地主立场出发反对僧侣地主的佛教哲学，强调要继承孔孟的思想传统，但在他手里没有构成周密系统的理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最终把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巩固下来的是宋代的理学，特别是朱熹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宋史·道学传》指出，孔孟之道的“正统”，“至（朱）熹而始著”。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朱熹的理学是腐朽的封建统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把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和制度的“四权”概括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使孔孟之道进一步适应了反动封建统治的需要。
朱熹理学在宋朝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已经走下坡路。宋代官僚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农民，“小民田日减”，“大官田日增”。（《宋史·食货志上》）社会危机加剧，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竭力加强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思想统治，妄图防止封建社会的崩溃。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就是地主阶级在思想领域内加强统治的表现。
北宋理学兴起的时候，王安石曾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冲击了唯心主义理学。他继承了荀子以来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驳斥了儒家思想代表司马光等人的“天命”论；继承了先秦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对官僚大地主作一些限制。朱熹理学是对王安石法家思想的反动。朱熹大骂王安石“全不用许多儒臣”，“其术足以杀人”。（《朱子语类》卷一三○）与朱熹同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陈亮，也是朱熹大肆攻击的对象。陈亮说：“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龙川文集·与应仲实》）他认为“道”体现在日常事物之中，任何具体事物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这是和朱熹的“理在气先”、“格物致知”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针锋相对的。因此，朱熹面对陈亮学说的传播，不由得惊呼：“陈同甫（陈亮字）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一二三）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在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斗争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绝对没有任何折衷、调和的余地。
朱熹的理学对于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起着特殊的作用。正因为这一点，它得到了宋以后反动统治者的尊崇，成为指导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文艺等上层建筑的总原则。宋理宗即位后，读了朱熹的书，大发感慨地说：“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追封朱熹为“太师”，下令把王安石的牌位抛出孔庙，而把朱熹的牌位抬进了孔庙。从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确立了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的正统地位。正如鲁迅所指出：“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我之节烈观》）
从孔丘到朱熹，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动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益没落，越来越需要乞求于唯心论的先验论。直到今天，唯心论的先验论仍然是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叛徒、卖国贼林彪利用朱熹的反动哲学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工具，就是一例。因此，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就必须彻底批判孔丘、朱熹直到林彪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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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礼”是反革命的旗号
常方
“克己复礼”是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也是林彪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旗号。孔老二一生，鼓舌如簧，高唱“归仁”，大搞“复礼”活动。他鼓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周礼”作为“仁”的准则和目的。一部《论语》，直接记载讲“礼”处，达四十三章；见“礼”字，共七十五个。因此，儒家的政治主张被称作“礼治”，儒家的伦理教育被称为“礼教”。“心有灵犀一点通。”林彪同孔老二一样，都把阴谋实现反革命复辟当作万事中最大的事。孔老二是要复辟奴隶制，而林彪要复辟的则是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制度。
孔老二要“复”的“礼”，究竟是些什么呢？
他说的“礼”，主要是指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孔老二要恢复西周“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季氏》）的局面。春秋末期，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奴隶主阶级的总头目周天子已经是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而且诸侯各国的政权也相继移到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大夫、陪臣手中。出现了“陪臣执国命”、政在大夫的情景。当时社会风气一变，“事君尽礼，人以为谄”（《八佾》），甚至发生齐大夫陈恒杀国君，鲁陪臣季氏以天子礼祭泰山、舞家庙之类“僭礼”的政治事件。对于新兴势力蔑视和践踏奴隶制“礼治”的行为，孔老二如丧考妣地嚎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老二妄图拣起落地“王冠”，重新戴到最高奴隶主的头上，反对新生力量走上政治舞台。
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孔老二门徒有若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当时，奴隶们造反，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社会变革，阶级斗争十分尖锐。这些斗争也加剧了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倾轧和分化。为了挽回奴隶主阶级的没落和抑制地主阶级的兴起，孔老二及其门徒抛出礼用贵“和”、“中庸”之道这根救命稻草，来捆绑新兴势力的手足，堵塞人民的嘴巴，妄想造成一个所谓“庶人不议”的没有反抗声音的时代；同时又要求贵族们相互之间“恭而有礼”，和谐一致地维护吃人的奴隶制。
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在家庭关系上，孔老二鼓吹什么对父母孝，要“无违”于礼（《为政》）。怎样“无违”？父亲干坏事，儿子包庇是也。“礼”，本起源于奴隶主的祭天和祭祖，是以血族维系阶级统治的奴隶制上层建筑。到春秋时，随着社会的变动，“礼”、“孝”观念日益薄弱，甚至发生儿子杀老子的事件。宰我看到这种情况，要求把周礼规定守父母丧三年时间改为一年。孔老二听了，破口大骂宰我“不仁”。孔老二这种极其顽固的守旧立场，是因为他看到“礼”、“孝”观念的动摇，已经危及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孔老二顽固地坚持一整套旧的仪礼形式。例如，鲁君久不参加“告朔”典礼，只用一头羊作祭品去敷衍。子贡认为这种形式主义的典礼，应该取消。孔老二却大加反对，说“赐（子贡）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顽固坚持这个祭礼形式。孔老二不肯废弃已经行不通了的繁礼缛节，仅仅因为这些形式是奴隶主阶级统治权力的象征；如果象征性的形式一旦不复存在，那末就会加速奴隶制上层建筑的土崩瓦解。
奴隶制时代，“礼不下庶人”。孔老二要“复”的“礼”，具有十分鲜明的阶级性。它以君臣、贵贱、亲疏、长幼、男女等有别为中心，通过从政治制度、道德规范和思想教育等方面“约之以礼”，使之不致于离经叛道；然后“为（治）国以礼”，兴礼乐，施刑罚，捆绑老百姓的手足，从而达到维护奴隶制的目的。既然作为奴隶制上层建筑的礼，具有如此之妙用，无怪乎孔老二竭力宣扬：“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当然，这不过是孔老二的如意算盘。尽管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大搞“复礼”活动，要革命的“民”，不仅是并不“易使”的，而且还敢于“不敬”，坚决反抗。
很清楚，孔老二的所谓“复礼”，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孔老二反对铸刑鼎，杀害少正卯，镇压奴隶反抗，这些都是他的复辟行动。子路当郈令时，曾拿自己的俸米熬粥给服苦役的奴隶喝。孔老二立即派门徒子贡去砸饭具，把粥撒到路上。子路来问：我不正是根据你的“仁义”之教办事吗？他便破口大骂子路“野”而“不知礼”。孔老二认为：按礼的规定，只有国君才能办这类事；而子路是个地方官，居然“擅爱”百姓，是大大的侵礼行为（见《韩非子》）。这就彻底撕下他假仁假义的画皮，暴露了“复礼”就是吃人的反革命本质。
历史上的反动阶级总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由于孔老二的“复礼”是为行将灭亡的奴隶主阶级服务的，所以一切没落阶级都利用它作为守旧复辟的武器，来反对新兴的革命力量。近代史上，刽子手曾国藩、窃国大盗袁世凯、独夫民贼蒋介石都是如此，叛徒刘少奇、林彪一伙也莫不如此。
孔老二“复礼”活动的目的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林彪反党集团也是如法炮制、照此办理的。林彪要复“兴”已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妄图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悲惨境地，建立林家父子世袭的法西斯王朝，从而恢复反动阶级已被革命人民剥夺了的特权。林彪要“举”的“逸民”是些什么人？他们在《“571工程”纪要》中供称：他们要对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能乱说乱动的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施以“仁政”，“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就是要让被打倒的剥削阶级重新统治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
挥舞孔老二“复礼”的黑旗的林彪反党集团已经覆灭了。孔老二和林彪的阴魂仍然在游荡。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再也不许那些挥舞“复礼”黑旗的恶魔骗人、害人、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