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肃清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流毒
——北京五个企业的干部和工人座谈上港五区工人革命大字报的发言摘要
二月一日,本报发表了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工人的革命大字报《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和编者按以后,我们邀请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仪器厂、北京重型电机厂、首钢炼钢厂、北京铁路局丰台车辆段等五个工厂企业的干部和工人举行了座谈。
参加座谈的同志,围绕大字报和编者按提出的问题,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反动谬论,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下面是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
热情支持群众的革命精神刘瑞田(首钢炼钢厂革委会副主任):
上港五区工人的革命大字报《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对我教育很大。领导干部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是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领导干部世界观改造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每个同志都知道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可是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虽然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对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来说,并没有完全解决。
我想说说我们厂为提高炉龄改用大砖砌炉衬的一场斗争。
一九七○年,我们厂的任务比较重,为了提高钢的产量,就要提高炉龄,延长炉子使用的寿命。白云石车间的工人提出了改用大砖代替小砖砌炉衬的倡议。这样,炉缝减少了,砖的抗浸蚀能力增强了,炉子寿命也就延长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但是,这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倡议,却受到厂里个别领导干部的反对,说是全国没有先例,没有把握,太冒险;搞坏了,完不成生产任务,负不起责任。工人说,难道别人没搞过的事情我们也就一概不能搞?如果这样,发明创造从哪里来?可是,领导还是不接受群众的意见。工人们很气愤,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厂里,指出这是压制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压制新生事物,没想到经过文化大革命,有的领导还是这样的不相信群众!打砖的工人纷纷找领导提意见。厂党委认为这是一场路线斗争。党委充分肯定了工人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并且对某些领导干部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工人很受鼓舞。他们克服了无数困难,终于把大砖打成了,把炉子砌好了。经过几次试验,炉龄突破了五百。于是,工人们又提出要“保六(百炉)、突八(百炉)、争一千(炉)”的响亮口号。有人说这是梦想。但不久就突破了七百炉。工人们又用油浸大砖的办法砌炉子,到一九七三年,终于达到了一千一百二十九炉的水平,创造了三十吨转炉炉龄的全国最高纪录。
这个例子说明,有的企业领导干部,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头脑里还存在着孔老二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和林彪的“天才论”的反动思想的影响。在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就需要努力肃清这种影响,才能进一步解决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问题。
抓大事抓路线才能促进生产周鹤良(北京重型电机厂党委副书记):
我们厂的领导同志认真讨论了上港五区工人的革命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认为大字报的确抓住了企业管理中的要害问题,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有过经验教训的。一九七二年,由于我们没有摆正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有时生产任务一忙,就出现就生产抓生产的倾向,工作很被动。到十二月三十日深夜十二点,才勉强完成了计划,但产品质量存在不少问题。在总结一九七二年的工作,讨论一九七三年党委究竟应该抓什么问题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关键问题是要抓管理,抓制度,抓技术改造。学习了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后,才认识到原来的想法不对头,应该把批林整风这件头等大事摆在头等地位。但党委有些成员对这样做能不能把生产抓上去,仍有怀疑。可是,事实教育了我们。第一季度,党委狠抓了批林整风这件头等大事,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以后,党委更自觉地抓大事促大干,常抓不松劲,常批不断线。全年月月季季超额完成计划,产品质量也达到了国家标准。这充分说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当前,工厂企业党委就是要抓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只有抓了这个头等大事,才能抓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纲,才能促进社会主义企业生产更快地发展。郝万东(北京重型电机厂电机车间绝缘组组长):
开始,我们也曾经认为上面管线,下面管干,满足于完成上级交给的生产任务。党委学习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三年元旦社论,抓批林整风,办学习班,要我们抽两个人去参加,我怕影响生产,只打算派一个人去。后来交给群众讨论,工人们说,批林整风是头等大事,我们不参加谁参加?有一个小青年还主动承担参加学习班同志留下的生产任务。就在动员的那一天,他一个人差不多干了两个人的活。这件事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只要我们决心抓大事,抓路线,就能大大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九七三年,我们以批林整风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提前三个半月完成了国家计划。还依靠自己的力量,搞了两项重大的技术革新。群众说得好:“路线不对头,处处栽跟头;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
林彪鼓吹愚民政策,就是要我们埋头生产,不问路线,以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清除林彪、孔老二的流毒在自己头脑里的影响,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依靠工人群众把好路线关李瑞亭(北京仪器厂三车间党支部书记):
上港五区工人革命大字报揭露的问题,在我们车间也发生过。
去年三、四月份,我们车间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特别是车工组,完不成任务,直接影响铣、刨、磨等工序。我们都很着急。车间的一个领导同志认为当时的问题是奖罚不明。于是,他提出了一个给工人包任务的办法,也就是工人们说的“三一三剩一,谁干完谁休息”的办法。这个办法实行不久,由于政治学习冲垮了,批林整风停顿了,团结协作的精神削弱了,歪风邪气上升了,生产不仅没有上去,反而下降了。
正在这个时候,共青团员常凤英、刘俊云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贴出一张《问题在哪里?》的革命大字报,指出车工组推行的一套办法,与刘少奇在农村搞的“包产到户”是同样的性质,是一种变相的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这张革命的大字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件事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企业的党组织不抓大事,不抓路线,正象《人民日报》编者按中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东西就会重新出现,社会主义企业仍然可能走到修正主义路上去。
要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工人群众,要依靠群众把好路线关。《问题在哪里?》的革命大字报,生动地证明群众的路线觉悟比我们高得多。我们看不清的,群众能看清;我们认识不到的,群众能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当前深入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定要狠批林彪的
“天才论”和诬蔑群众只懂得“恭喜发财”,只关心“油盐酱醋柴”的谬论,要狠批孔老二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反动观点,真正在脑子里扎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才能保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企业中贯彻执行。刘俊云(北京仪器厂三车间青年女工):
上港五区工人的革命大字报讲得好,我们不仅要管生产,更要管路线。要管路线,就要有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我和常凤英同志写那张《问题在哪里?》的大字报,也经历过思想斗争。我们两人都积极要求入党,怕贴了大字报,干部打击报复,群众议论讥笑,影响入党。这时候,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教导,懂得了在大是大非面前,怕这怕那,就不够党员条件。要真正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要敢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于是,我们下决心贴出了大字报。开头,虽然也有人讥笑我们,甚至有人反对我们,说什么这是“小题大作”。但是,党组织和广大群众是支持我们的。
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要把好路线关,就要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就要批判林彪鼓吹的“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和孔孟之流宣扬的“和为贵”的反动谬论,就要批判孔孟及其信徒信奉的“中庸之道”,就要积极参加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的这场政治斗争。
用革命路线调动群众积极性李振顺(北京第一机床厂党委副书记):
读了上港五区工人的革命大字报,使我很受教育。大字报的确指出了企业管理中的要害问题。
我们厂制造机床的设计能力是两千四百台。可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几年,年产量老在一千台左右徘徊。一九六九年第一次突破了设计水平,一九七○年又翻了一番,达到五千多台,以后连年持续跃进。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面貌变不变,关键在路线。”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厂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搞“专家治厂”,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罚”,用名目繁多的奖金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结果是适得其反,生产也就上不去。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坚定地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狠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大搞群众运动,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广大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抓革命促生产,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过去办不到的事办到了,过去没有达到的设计水平突破了。
从这里得出一条最根本的经验:社会主义企业,到底靠什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靠什么把生产搞上去?就是要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象《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的,这“不是小事,是大事”。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负责抓生产,头脑里往往是看物质因素多,看人的因素少,遇到问题时,那种想搞一点什么制度来卡一卡的思想,常常冒头,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的反映。在当前批林批孔的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林彪所宣扬的“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进一步树立起“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
领导一定要站在群众前头李福山(北京铁路局丰台车辆段检修工人):
上港五区工人的革命大字报,在我们段引起很大震动。我们工人开了座谈会,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大家认为当前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领导。
先说抓大事。党的十大提出:党委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可是,我们段的党委在这些方面是抓得很不够的。他们抓得紧的就是修车。当天修的车要是出不了车辆段,领导就这个查,那个问。群众批评说:领导抓大事就是每天抓十一辆车。当然,修车是应该抓的,问题在于怎么抓?是就生产抓生产,还是抓革命促生产?这里就有个路线问题。
再说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在我们那里,很少看到厂一级领导干部到车间劳动。一个领导干部说是在我们那里蹲点,可是常常照个面就不见了。工人很有意见。领导干部成天关在一个小院里,和我们隔了一道墙。领导干部不到工人中间来,蹲在小院里能抓大事吗?工人学大庆,干劲大着哩。领导干部是怎么学王铁人的呢?不出大力,不流大汗,能学得了大庆吗?“领导”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走在前面嘛!
再说说领导是不是充分相信群众。广大工人技术革新的劲头是很足的,成绩也是很大的。但是,由于领导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有些革新搞出来不能用,有的甚至报了废,既浪费材料,又影响生产,还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这种现象不值得注意吗?
领导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要抓自己世界观的改造。要狠狠批判孔老二鼓吹的什么“上智”“下愚”的反动谬论,肃清刘少奇、林彪散布的“群众落后”,“领导高明”之类谬论的流毒。世界观不改造好,大事也是抓不好的。·附记·
据调查,李福山同志参加了本报召开的座谈会之后的第二天上午,和八名工人一起给车辆段党委贴了一张大字报,就是上述内容。当天下午,党委会认真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对党委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和鞭策,表示热烈欢迎。会上,党委又一次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和《人民日报》对上港五区工人的一张革命大字报所加的编者按语,逐项研究了李福山等同志在大字报中提出的问题,当晚就写了一张题为《与革命群众并肩作战,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热情支持李福山等九名工人的大字报。
党委的大字报提出: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抓好,和广大革命群众并肩作战,搞好这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在这场斗争中,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入群众,参加劳动,改进作风,改造世界观,进一步依靠和发动广大工人群众,要求工人群众发扬当家做主的革命精神,帮助领导把好路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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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伯钧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张春桥 邓小平 刘伯承 徐向前 聂荣臻送了花圈邓小平 苏振华 聂荣臻等参加追悼会,向仲华主持追悼会,张才千致悼词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讯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原中共高等军事学院委员会副书记陈伯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陈伯钧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礼堂里悬挂着陈伯钧同志的遗像,安放着陈伯钧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送花圈的有:王洪文、叶剑英、朱德、张春桥、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以及人大常委、中央军委、国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各军种兵种、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
邓小平、苏振华、聂荣臻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陈伯钧同志的家属陈琳同志及其子女表示亲切慰问。
追悼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向仲华主持,张才千致悼词。
张才千同志在悼词中说:
“陈伯钧同志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历任排长、连长、支队参谋长、团政委、师长、军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三五九旅旅长、晋察冀抗大二分校校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合江军区司令员、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五军军长;全国解放后,曾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
“陈伯钧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奋斗,积极工作,立场坚定,作风正派,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陈伯钧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个损失。我们悼念陈伯钧同志,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完成党的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军事院校、各军种兵种、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负责同志,和陈伯钧同志的生前友好。他们是:
彭绍辉、李达、魏伯亭、张宗逊、郭林祥、张令彬、张贤约、徐斌、张汝光、栗在山、宋时轮、王新亭、廖汉生、郭化若、肖克、唐亮、段苏权、陈中民、董超、肖劲光、刘道生、周仁杰、杜义德、成钧、曹里怀、张达志、吴信泉、张翼翔、王珽、姚国民、林彬、陈士榘、李真、胡奇才、唐凯、谢明、刘贤权、周世忠、黄文明、周涌、黎东汉、滕海清、吴忠、刘福、李钟奇、鲁瑞林、谭善和;
王震、方强、王诤、李成芳、仲曦东、徐斌洲、赵发生、李金德、武新宇、袁任远、姜齐贤、刘型;
陈奇涵、周士第、贺诚、熊伯涛、查国桢、李寿轩、陈正湘、韩伟、康克清、何连芝、陈琮英、林月琴、汪荣华、张瑞华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结束后,陈伯钧同志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八日下午,邓小平、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门、国家机关的负责同志,陈伯钧同志的生前友好,前往医院向陈伯钧同志的遗体告别。(附图片)
陈伯钧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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