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要经过长期的斗争
甘肃冶金公司工人理论小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同过去有许多本质的区别。但是,阶级斗争又有它共同的规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懂得中国的今天。
在我国历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经历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有许多可供借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经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规律,进一步理解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更自觉地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国封建制从诞生到巩固,经历了从春秋末期到西汉中期,先后几百年的时间。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各个阶级由于所处的地位和根本利益不同,提出了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并且强烈地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公元前五六二年,鲁国的新兴力量代表季孙、孟孙和叔孙三家“三分公室”,先后实行“初税亩”,在奴隶制经济上打破了一个缺口,具有生产关系变革的意义。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老二就攻击他们不守本分,想尽办法削弱这三家的势力,坠毁了两家的都城,维护鲁国公室的奴隶主统治。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制定了有关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关系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于众,对奴隶主的特权作了些限制。孔老二极力反对,认为这样一来,就显不出贵族的尊严了。当时对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任何变革都引起奴隶主阶级的反对。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奴隶主阶级就采用更残酷的手段来镇压新兴地主阶级的一切革新活动。战国时期,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结果被奴隶主贵族用乱箭射死;商鞅在秦国变法,结果被奴隶主复辟势力处以“车裂”的极刑;在秦统一中原六国的过程中,燕国的奴隶主雇用亡命之徒荆轲图谋刺杀秦始皇;赵高篡夺秦的政权后,许多法家人物又惨遭杀害。如此等等,都证明了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列宁指出:“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围绕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进行的斗争,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林彪反党集团的《“571工程”纪要》这一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就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反动没落阶级从来都是用最残酷的手段对待革命派和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阶级敌人决不可有半点怜惜。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必须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坚决镇压剥削阶级在各个领域的反抗,将革命进行到底。
复辟与反复辟是新制度诞生后
相当长时期的斗争
“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新制度诞生之后,旧制度总是力图复辟,复辟与反复辟便成了新制度诞生后相当长时期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
战国时期,封建制逐步在大部分诸侯国建立起来。就秦国来说,公元前四○八年实行“初租禾”,承认了地主阶级的合法存在。公元前三八四年,秦献公开始取消残暴的奴隶殉葬制度。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比较全面地发展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实行地主阶级的“法治”。但是奴隶主阶级“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面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疯狂挑战,商鞅毫不留情地进行镇压。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受到严重打击之后,改变对策,隐藏起来。旧贵族的政治代表秦惠王一上台,以公子虔为首的复辟势力立刻进行反攻倒算。秦昭王在位期间,又执行法家路线,打击奴隶主贵族的力量,把穰侯、高陵君、华阳君等一批贵族赶到关外,新兴地主阶级重新占了优势。
秦始皇执政以后,斗争更加激烈。大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吕不韦和宦官嫪毐,互相勾结,秘密串连六国旧贵族,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秦始皇坚决打击和粉碎了吕、嫪复辟集团,并胜利地进行了统一中原六国的革命战争,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是,奴隶主贵族又通过进入秦朝政权内部的代理人进行颠覆活动。丞相王绾和博士淳于越先后跳出来明目张胆地攻击郡县制,鼓吹恢复分封制。以卢生、侯生为代表的儒生,煽风点火,造谣惑众,竭力诽谤“法治”。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严厉地打击了复辟势力,进一步巩固了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然而,秦始皇毕竞是个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镇压是不彻底的,从而导致了赵高篡权复辟。
在新制度建立之后的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始终存在着旧制度复辟的危险性。楚汉战争时期和西汉时期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刘邦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战胜推行儒家复辟路线的项羽,是由于他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西汉王朝初期,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大批反动儒生拥集于一些诸侯王身边,时刻准备发动叛乱,复辟危机十分严重。刘邦、吕雉毫不手软,坚决消灭了异姓诸侯王,镇压了妄图复辟的野心家韩信之流。此后,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继续执行法家路线,采纳贾谊、晁错等人的正确主张,削藩平叛,才使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得以巩固。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激烈的。通过总结历史上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经验教训,可以进一步认清:路线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要依靠正确的路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日益巩固,就是因为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在政治、思想、经济各个领域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揭露和粉碎地主资产阶级和历次机会主义头子的复辟阴谋。
意识形态领域从来就是各个阶
级的“必争之地”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特别是在新旧制度交替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从来就是各个阶级的“必争之地”。
春秋末期,我国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各个阶级的思想家极为活跃。孔老二为了挽救“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局面,提出首先要“正名”,即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就是说,如果不恢复那一套维护奴隶制的观念,反革命舆论就造不好,复辟的事就办不成,奴隶制度就复兴不了。为此,孔老二不仅提出了“仁”、
“道”、“忠恕”、“天命”等等一整套反动的伦理观念,而且奔走呼号,四处兜售。后来又用删修《诗》、《书》,篡改历史,开办私学,招收学生等一系列手法,在哲学、历史、文艺、教育各个方面推行反革命的路线,为维护和复辟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大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而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也极力争夺意识形态领域这个阵地,为建立封建制、推翻奴隶制大造革命舆论。法家先驱人物少正卯就和孔老二针锋相对,传播革新思想。他办的私学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竟使孔老二之门“三盈三虚”。孔老二手中没有真理,只好借助于反革命的暴力来阻止新兴地主阶级思想的传播。当时法家先驱者所点燃的革新火焰,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任何力量也扑灭不了的。少正卯虽然被杀害了,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思想斗争却继续向前发展。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激烈斗争。著名的法家人物荀况、韩非等著书立说,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大造舆论。
在秦统一了中原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后,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仍然尖锐地进行着。一批反动儒生“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牵群下以造谤”,“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以秦始皇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坚决进行反击。秦始皇一方面巡视各地,树碑刻石,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果断地“焚书坑儒”,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历史的经验证明,对于革命的阶级来说,不论是在夺取政权、还是在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意识形态领域都是万万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阵地。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又有其普遍性。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在相应的政治条件下和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而它一经形成又是相对独立的,不可能随着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消亡而立即消亡。相反,它还会长期地存在,并顽固地为复辟旧制度而挣扎。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在日趋没落的奴隶制度的政治条件下和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奴隶制度灭亡了,儒家思想却并没有随之灭亡。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地主阶级由革命向保守、反动转化,主张守旧、开历史倒车和宣扬唯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又适合于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因此,后来的地主阶级就不仅继承了儒家的反动思想,而且对这种思想不断加工、充实,使之更加系统化,更具有欺骗性,成为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两千多年来,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尽管随着各个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不同的手法,但是,其思想体系本质上都来自儒家,都是孔孟之道。从先秦吕不韦的《吕氐春秋》,到西汉贤良、文学的“为民请命”;从曾国藩到袁世凯;从蒋介石到林彪、陈伯达,无一例外。林彪不仅照抄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而且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以至于反革命的策略,几乎都是从孔孟之道那里搬来的。反共分子陈伯达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公开吹捧孔老二是什么“宇宙间之伟人”,叫嚣要继承孔孟的“可贵历史传统”。历代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因此,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深入批判孔孟之道,不仅对于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加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一切剥削阶级的全面专政,对于反修防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所说:“革命愈深入,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在我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时期内,每隔一些年就有一次大乱。虽然“乱”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但其最后结局,是腐朽的奴隶制度在“乱”中走向彻底崩溃,而新生的封建制度则建立和巩固起来。
大乱,就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激化。革命的阶级聚积力量到了一定时机就用暴力打乱反动阶级统治的旧秩序。如何对待天下大乱?认为“好得很”,还是“糟得很”?革命的阶级和反革命的阶级,历来是针锋相对,根本对立的。春秋末期,由于奴隶不断起义而造成了“天下大乱”,儒家就百般攻击,咒骂奴隶起义的著名领袖柳下跖是“大盗”;而法家代表人物荀况却称赞柳下跖“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对于秦统一中原六国的战争,儒家攻击其为“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而法家却热情歌颂,认为“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革命的暴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没有奴隶起义,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为封建制的诞生创造条件;没有秦的统一战争,就不可能结束几百年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造成相对稳定的新局面;没有秦末的农民大起义,就不能彻底打倒赵高、胡亥的反动统治,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实现“汉承秦制”的历史发展。
在革命阶级取得了巨大胜利的情况下,反动阶级总是要对革命秩序进行破坏和捣乱。“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反动阶级越捣乱,就越充分地暴露它们的真相,为加速它们的灭亡创造条件。在秦朝,赵高是长期隐藏在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一旦公开跳出来篡权,大搞复辟活动,很快也就完蛋了。西汉初期一些诸侯王同奴隶主复辟势力勾结从事叛乱活动,妄图破坏法家路线占统治地位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而吴王刘濞一旦公开发动“七国之乱”,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汉王朝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正是在平定了“七国之乱”以后,进一步巩固起来的。
毛主席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揭示的这个客观规律。只要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历史就必然是按照这个客观规律发展的。在我国,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地跳出来进行捣乱,从事复辟活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必将长期存在,不过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形式罢了。“大乱”是一种斗争形式,“大治”又是一种斗争形式。我们通过研究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自觉地掌握“乱”和“治”的辩证法,就可以更加满怀信心地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要经过长时期的激烈斗争。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要最后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阶级,斗争必然更加尖锐、复杂。在历史上,奴隶主阶级虽然用一切手段作垂死的挣扎,但是并没有能够挽救奴隶制度的灭亡。今天,无论地主资产阶级如何顽抗,刘少奇、林彪一伙如何搞阴谋诡计,都决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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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
——在注释《天对》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几点体会
北京人民机器厂铸工车间工人理论小组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车间工人理论小组参加了研究和注释唐朝法家柳宗元的《天对》。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这篇文章作出正确评价呢?我们首先学习了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教导。列宁指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列宁的教导,给我们研究《天对》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就是首先要把《天对》这篇文章,放到唐代中期这个历史范围之内,放到当时的阶级斗争、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当中去考察。
为了考察《天对》的历史背景,我们学习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又围绕着《天对》所涉及的问题,翻阅了柳宗元的《非国语》和《天说》,参考了一些历史书籍。我们认识到唐朝中叶藩镇势力强大,削弱了当时中央王朝的统治,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在国家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以王叔文为首的进步的政治革新集团。柳宗元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写《天对》是为革新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在当时,地主阶级保守派为了搞分裂、搞倒退,进一步把儒家思想奉为正统,宣扬“天命观”。韩愈鼓吹天是有意识的,能“赏功罚过”,用来论证当时的政治状况都是合理的,不能改革。柳宗元在《天对》中,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坚决否定唯心主义的创世说,揭露和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天命观”。
但是,柳宗元毕竞是一千一百多年前的地主阶级革新派,他的《天对》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毛主席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柳宗元作《天对》,鲜明地阐述了他的反“天命”思想。他从“势”(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出发,对“君权神授”思想给予了批判,特别是对董仲舒以来的“神学目的论”进行了打击。他的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柳宗元的自然观不可能达到辩证唯物主义高度。比如,他讲大禹深入实际,经过十三年努力,终于找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办法和措施,制服了洪水。柳宗元在这里指出了人的实践的作用,这是对“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有力批判。但是,他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有原则区别的。正如毛主席说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柳宗元所指的实践,只是个人的实践,而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改造自然的主体,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决定力量,更不能认识到是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实践的问题上,柳宗元只是具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研究和注释《天对》的过程,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历史上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也是我们批判孔孟的“天命论”和林彪鼓吹的“天才论”的过程。我们认识到,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这种斗争从来都是和政治斗争相联系的。正象革命导师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经典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思想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政治路线以思想路线为理论基础。柳宗元的《天对》阐述了他的无神论和反“天命”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为唐朝中期的路线斗争服务的,也是我国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大量史料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孔丘、孟轲之流在政治上要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在哲学上就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尊“天命”思想;荀子、韩非等在政治上主张建立和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在哲学上就宣扬“制天命而用之”的反“天命”思想。西汉董仲舒在政治上搞尊孔复古,在哲学上就大肆鼓吹“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东汉王充在政治上反对尊孔复古,在哲学上则坚决主张“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北宋的王安石在政治上主张革新,在哲学上也继承了《天对》的唯物主义思想,响亮地提出“天变不足畏”的口号;朱熹之流在政治上主张守旧,在哲学上就攻击柳宗元的《天对》。
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乞灵于孔孟之道,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和“天才论”就是个例证。把历史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出来,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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