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儒家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吴畅
儒家本来就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他们残酷地杀害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事实，真是罄竹难书。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露过儒家的仁义道德就是两个字：吃人。可是，历代反动派却无耻地吹捧儒家“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不嗜杀人”，（《孟子·梁惠王上》）恶毒攻击法家“杀人盈野”，（《孟子·离娄上》）“乐以刑杀为威”。（《史记·秦始皇本纪》）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操着同一个腔调，攻击法家是“罚家”，“焚书坑儒”，杀人多。这完全是对历史的肆意歪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还儒家以刽子手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儒家以及林彪尊儒反法的反动本质，有助于深入进行批林批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之一。
毛主席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儒家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采取的就是这样的原则。春秋末期，在以儒法两家为代表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一开始，就暴露了儒家为了维护反动的奴隶制度而凶残杀人的狰狞面目。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标榜自己爱人而不杀人，恰恰是他代行鲁国宰相不到三个月，就杀害了法家的先驱者少正卯，并暴尸三天，用罪恶的屠刀挑开了儒法斗争的序幕，为其后一系列的残害法家事件开创了先例。到了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加激烈；而儒家及其所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势力，一旦复辟上台，他们对人民和法家的屠杀就更加疯狂，反革命的报复就更加残暴。这个时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大都惨遭儒家的毒手。吴起在楚国，“明法审令”，实行“法治”，就被发动武装叛乱的奴隶主贵族用乱箭射死。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那些被撵下台的儒家之徒，长期“杜门不出”，却暗中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秦孝公刚死，他们就破门而出，发动反革命政变，车裂商鞅，并杀害了商鞅全家。骨子里崇奉儒家的赵高，在阴谋篡夺了秦王朝的政权后，迅速地改变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对革命人民和法家进行血腥的报复，李斯惨遭腰斩，并被“夷三族”，大将蒙恬、蒙毅被杀害，将军冯劫被逼死，秦始皇时代的法家人物几乎都死于他的屠刀之下。以儒家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反动势力，就是妄图用这样的一套反革命大屠杀来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儒家的杀人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这班屠夫却满口仁义道德。他们杀了法家，还制造一些借口，证明他们杀得有“理”。孔老二强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即所谓“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
“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荀子·宥坐》）就是为残杀革新派人士而制造的莫须有的罪名。毛主席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少正卯被孔老二所加在头上的几条“罪状”，实质上就是这位法家的先驱者面临着春秋末年的社会大变动，主张变法革新，宣传封建制度的优越，揭露奴隶制的罪恶，为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大喊大叫。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可是，孔老二把少正卯的革命宣传和主张，视若洪水猛兽，叫嚷：“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这充分表现了这位儒家“圣人”的恶霸行为和法西斯主义作风。他杀了自己的政敌少正卯，但又不敢把这宗血案公之于世，还是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子才最早地把它揭露出来。后来儒家诛异己、杀政敌，有的就援引孔老二所谓少正卯的“五大罪状”作为他们的依据。北宋时期吕诲之流反对王安石变法，就是这样干的。后来有人甚至叫嚷如果王安石落在孔老二的手里，“必膺少正卯之诛”。可见，孔老二杀的不只是一个少正卯的问题，而是“自孔氏演此丑剧，于是后世虽无孔氏，而所诛之少正卯遍天下”。（《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封建制度建立后，地主阶级逐步地从革命转化为反动。曾经是反动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的儒家，也就变成了封建社会中最黑暗、最反动的政治势力的代表。他们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依据孔老二当年在支持郑国奴隶主贵族血腥镇压奴隶起义时，立下的所谓民“慢则纠之以猛”（《左传》昭公二十年）的那一套办法，来屠杀敢于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开历史倒车的儒家看来，农民起来造地主阶级的反，叫做“犯上作乱”，叫做“盗贼藏奸”，该列入杀无赦的“九刑”。这样，儒家又成了残杀农民和其他革命人民最凶狠的“屠伯”和“苍鹰”。东汉末年，被吹捧为“海内大儒”的卢植，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和另一个“好诗书”的孔孟之徒皇甫嵩，疯狂地镇压黄巾起义。前后半年，直接死在他们屠刀之下的农民，有明确记载的就达几十万。连已经病死的农民起义领袖张角，他们也不放过，实行“剖棺戮尸”。（《后汉书·皇甫嵩传》）一次，他们还把被他们屠杀掉的十万农民的尸体垒成小山，以示威风，真是残忍到了极点。这充分暴露出象卢植这样的一贯伪装成对于“女倡歌舞”，“积年，未尝转眄”（《后汉书·卢植传》）的正人君子，却是嗜血成性的吃人魔鬼。
随着封建统治日益走向腐朽没落，儒家杀人就更加狠毒。这从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和明朝的王守仁屠杀农民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朱熹这个自称继承儒家道统，在孔孟之道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儒，就竭力鼓吹对人民“当杀则杀之”，扬言“我只有寸铁，便可杀人”！（《朱子语类辑略》）他在做地方官时，竟抢在新皇帝即位、实行“大赦”之前，拉出“囚徒”十八人，立即杀掉。他还以所谓“谕以某日，不俘以来，将斩汝”，胁逼他的部将田升残酷地镇压潭州瑶民起义。可见这个言必称“诚”、“敬”，口不离“中和”的大儒，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屠杀人民的机会。王守仁曾经假惺惺地说过：“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告谕浰头剿贼》）但当他挥着屠刀残杀起义农民时，却毫不心慈手软。他镇压江西、福建的农民起义，所过之处，“曾无完土，荒村僻坞，不遗片瓦尺椽”；（《地方紧急用人疏》）不到两年，被他屠杀的农民有一万八千多人，被他纵火烧死的更是不计其数。同时，他还向最高的封建统治者邀功取宠，自鸣得意地说：“贼无出路，烧死数多，天明看视，止存骸骨，头面烧毁莫辨，以此难取首级。”（《南赣擒斩功次疏》）他镇压广西八寨、断藤峡瑶民起义，一次入山搜杀了男女老幼四千多人，致使“远近岩洞之中，林木之下，堆迭死者”，“臭恶熏蒸，不可复前”。（《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残忍的家伙，竟然口中还念念有词，讲什么“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告谕浰头剿贼》）这活灵活现地自我勾画出儒家一边吃人、一边流泪的鳄鱼本相。
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由于这个时期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极端虚弱，仅靠他们本身的力量已经无法对付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的力量，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投靠帝国主义。而反动统治者历来崇奉的孔孟之道，就是卖国之道。尊孔必然卖国，卖国必然尊孔，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因此，近代中国，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大搞尊孔，不仅带有封建性，而且带有买办性。他们崇洋卖国，勾结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这正是他们作为近代儒家区别于以往儒家杀人的一个特点。“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的曾国藩，从孔老二的“忠信笃敬”中，引出了一套对帝国主义要做到所谓“以德报怨”的卖国主义理论，无耻地把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是“有德于我”。（《日记·治道》）按照这条卖国主义路线，曾国藩实行“借洋兵以助剿”（《议复借洋兵剿贼片》）的方针，从他的外国主子那里，请来洋兵，运来洋枪洋炮，血腥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据估计，太平天国革命期间，被反动派屠杀的人民约有二千五百万。明令以孔孟之道为“国纪”的袁世凯，不惜向日本帝国主义拍卖整个中国的主权，换取帝国主义支持他大杀革命者和坚持爱国的人民。当时袁世凯杀人的恐怖情景，正如鲁迅所描写的：“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杀错了人〉异议》）继袁世凯之后，登上中国现代历史舞台的独夫民贼蒋介石，更是一个“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叫嚷以“曾文正公”为榜样，嘴上喊叫着“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手里却抡着大刀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头上砍去。他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两三年间，他就屠杀了一百多万革命者。在他统治时期，被他屠杀的人民是无法用数字表示的。这个家伙，还学着孔老二、曾国藩等人的腔调，咒骂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匪”，把他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行为叫做“行仁”，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的“仁”是一种什么货色了。
应当指出，儒家不仅拿着钢刀子杀人，而且还用软刀子杀人。儒家的纲常名教，程朱理学，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这两把杀人的刀子，相互补充，各有妙用。按孔老二的说法，“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就是既要发挥刽子手的职能，又要发挥牧师的职能，以维持反动阶级的统治。朱熹则鼓吹“明天理，灭人欲”，要从精神上扼杀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思想，使他们变成任压迫阶级驱使的会说话的工具。王守仁说得更露骨：“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与黄宗贤》）可见他们的“为学”，无非是研究杀人之道。历代封建法律明文规定：有乖纲常、干犯名教者，杀！凡所谓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被定为杀无赦的“十恶”。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受封建纲常名教的迫害最深。按照儒家的“三从”、“四德”，她们要从一而终，如果一旦死了丈夫，就只有一死：再嫁则“失节”，“守节”则饿死。清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戴震揭露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儒家以纲常名教之“理”杀人，是血案中不见血迹的杀人手段，其毒辣，其残酷，有时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两千多年来，死于儒家钢刀下的人民，固然不计其数，而死在儒家软刀子下的人民，又何止千千万万！
在历史上，法家也杀过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家杀人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法家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曾经镇压了一批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这是进步的革命的措施，应该加以肯定。但是，他们对反革命的镇压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进行的革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老奸巨猾的儒家后来搞复辟时，杀起人来比法家的镇压反革命厉害得多。在后来的封建社会里，有的法家镇压过农民起义，这是他们的污点，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在历史上，为什么儒家杀人总是比法家更厉害，更毒辣呢？这是有其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儒家本来就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在奴隶社会里，“基本的事实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列宁：《论国家》）奴隶主可以任意买卖、屠杀奴隶，可以拿奴隶当祭祀和殉葬的牺牲品。在儒家经典里，明文记载的就有墨、劓、剕、宫、大辟等五种酷刑，孔老二之流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说明这些酷刑都是用来对付奴隶的。奴隶主阶级的这种极端残忍的本性，就集中反映在儒家思想里。反动的剥削阶级都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当他们感到末日的来临，必然失去一切理智。他们总是按照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反动逻辑办事，妄图通过对于革命人民的反攻倒算与血腥屠杀，来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儒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推行的守旧、倒退、复辟、投降的反动路线，正是这种没落阶级本性的表现。因此，儒家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反动统治者的帮凶、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在大部分时间居于掌权的地位，而法家则处于被排斥、被压迫的地位。毛主席说：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起来造反，儒家总是凭借他们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动用军队、法庭、监狱等作为镇压和屠杀起义农民的工具。儒家还利用他们在政治上取得的权势，“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反对党八股》）谁敢违反，谁就会被当作“乱臣贼子”而遭到他们的屠杀。正是由于儒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他们就能够把孔孟的吃人之道同封建的反动政权结合起来，从肉体上、精神上屠杀人民。
叛徒、卖国贼林彪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歪曲历史事实，吹捧杀人如麻的儒家“以仁爱之心待人”，攻击法家杀人多，其罪恶目的是借以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咬牙切齿地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暴政”，什么“绞肉机”。这种恶毒的咒骂，是渊源于孔孟之道的“仁政”。对此，毛主席早已作了深刻的批判，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论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对于阶级敌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无产阶级的政策是：“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象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种无产阶级政策，是儒家和一切反动派所决不可能有的。一切反动派从来就没有对人民施过仁政，相反，他们是靠杀人上台并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反动派杀人愈多，人民的反抗就愈烈，革命力量就愈大。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总结自己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深深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须臾离开的护身法宝。叛徒、卖国贼林彪尊儒反法，借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王朝的法西斯统治。“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林彪一伙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批林批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对敌，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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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直属各研究所职工认真看书学习
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和科技发展的关系
据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四日讯 中国科学院直属各研究所的工人、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坚持看书学习，认真研究儒法斗争和我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总结历史经验，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进一步肃清孔孟之道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所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已经写出了三十多篇专题研究文章，并且对宋代科学家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有关自然科学的条目作了评注。这些文章大部分已经分别在有关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现在，他们正在筹办儒法斗争和科学技术发展关系专题展览会，撰写《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简介》。
两千多年来，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科学院直属各研究所的工人、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把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看成是深入批林批孔，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学技术领域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许多单位的领导干部亲自参加讨论，各实验工厂的工人积极发挥批林批孔主力军的作用，科学技术人员也踊跃参加战斗。各单位成立了三十多个理论小组，在专题研究中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古为今用。物理研究所科学技术人员研究编写的《儒法斗争和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一文，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述了劳动人民对于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伟大作用，论述了儒法两条路线对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起的截然相反的作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科学文化居于世界前列，但后来却长期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儒家反动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阻碍和破坏是一个重要原因。北京天文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系有关学科发展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对本学科发展的影响，写了《儒法斗争和我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宋代儒法斗争对地质古生物学发展的影响》、《谈历史上儒法关于地震灾异的论争》、《炼丹术的教训》等文章。许多科学技术人员研究了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实践和儒法斗争的关系，清楚地看到科学实践离不开思想和政治路线斗争。他们表示一定要更加自觉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努力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