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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末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理论小组
明朝末年，封建统治极端腐朽反动。严重的土地兼并，造成土地高度集中，“有田者十之一，无田者十之九。”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极端残酷。繁重的赋税和劳役，再加上连年灾荒，使得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不少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悲惨景象。有压迫就有反抗。广大劳动人民的抗粮、暴动，此起彼伏。当时，明王朝统治者就坐在这样一个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火山口上。
反动统治者越是走向没落衰亡，越是把孔孟之道当做维持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明王朝在对农民起义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又极力借助于孔老二的亡灵欺骗人民。明世宗朱厚熜给孔老二戴上了“至圣先师”的高帽，并叫嚷“人以圣为至，圣以孔子为至”。封建统治的卫道士们更诬蔑起义军的反孔造反思想是“心中贼”，胡说什么“人人心中应该有圣人，人人心中应该有孔子”。他们把孔老二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妄图消弭人民反抗的锐气，瓦解农民革命运动。
不管反动派如何吹捧孔老二，广大劳动人民是不买他们的账的。农民起义的浪潮一浪比一浪高，反孔斗争也一次比一次强烈。继明初的唐赛儿起义，中期的刘六、刘七起义，以及后期的徐鸿儒起义之后，一六二八年，陕西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李自成、张献忠就是这个时期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曾经在地主家当过牧童，受剥削受压迫，从小养成了对封建统治和孔孟之道的反抗性格。他二十二岁就扯起造反大旗，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后来，被起义军拥戴为“闯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规模巨大，斗争英勇，不仅推翻了明王朝的反动统治，而且打击了反动的孔孟之道，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孔老二历来鼓吹“压迫有理”，“造反有罪”，把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说成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而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以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大造了封建统治的反，大造了皇帝的反，也就是用革命的实际行动大造了孔孟之道的反。李自成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英勇善战，攻洛阳，破开封，克西安，攻占了陕西、河南、河北等大片土地。一六四一年，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攻克洛阳后，立即把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询捉住，并举行群众大会，揭发朱常询的种种罪行，处死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同时，起义军还镇压了一大批反动官吏、恶霸地主，并没收了皇族、富室的粮食和金银，用来赈济饥民。李自成在宣布朱常询的罪状时指出：“王侯贵人，剥削穷人，使其冻馁，吾故杀之。”这是何等正义的宣判！起义军每攻克一地，常将获得的粮食和金银散发给贫民。一六四四年正月，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同一年，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也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政权。这一年三月，李自成起义军更一举攻克北京，推翻了明朝的反动统治。连那个被孔孟之徒吹捧为“人主”的崇祯皇帝，在起义军的打击下也吊死在景山。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君权神授”，统统被起义农民的造反行动砸烂。
农民起义在陕西兴起的时候，西北一带就流传着一首斥责“老天爷”，大呼要它“塌了罢”的革命歌谣。孔孟之徒鼓吹“天命论”，宣扬封建制度是合乎“天理”的。封建帝王被说成是“受命于天”的，成了“老天爷”的化身。可是这个“老天爷”根本不顾群众的死活。在封建制度下，残暴的地主、官僚享尽荣华，而劳动人民却活活饿死。广大群众为此气愤难平，宣告要打塌这个保护着人吃人的封建秩序的“天”。这首“塌天歌”是贫苦农民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愤怒控诉。它号召广大农民起来大造“老天爷”的反，大造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反。当时，农民军的首领中就有自称为“塌天”的。一六四○年，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响亮地提出了“均田”、“免粮”的革命纲领，这更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塌天”的壮举。
“均田”、“免粮”的革命纲领的提出，直接打击了孔孟之道所维护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是对过去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法平等”的革命纲领的重大发展，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和反孔斗争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极力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等孔孟之道，拚命鼓吹“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反动哲学。宋明理学（道学）先生们，更起劲地鼓吹这一套，把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说成是永“存”的“天理”，而把劳动人民取得活下去的起码条件的要求说成是必须“灭”掉的“人欲”。因此，明末土地越来越集中在皇族、富家手里，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越来越多，在孔孟之徒看来，这种状况是“天经地义”的，是永远不能改变的。而起义农民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反对“剥削有理”、“造反有罪”的孔孟之道，打破了地主阶级霸占土地和奴役农民的“常规”。起义军到哪里，就广泛宣传“贫富均田”、“三年免赋”和“五年不征”等政策，并努力实行。一六四三年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攻克襄阳后，就将地主、官僚强占的土地归还了农民，并清理了无主的土地。同年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攻克常德后，也抄了大官僚杨嗣昌的家，并将其“霸占土地，查还小民”。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还大力组织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进行生产，帮助农民解决种子耕牛等问题。广大群众热烈欢迎起义军。他们从内心唱出了这样的歌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吃他娘，着（穿）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
起义军所到之处，毁郡学，烧孔庙，把那些阎罗城隍、土地菩萨一个个捣得粉碎，把孔丘这个所谓的“至圣先师”从独尊的宝座上打翻在地，农民欢呼，人心大快。“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起义军的反孔斗争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个个丧胆，人人绝望。那些反动官吏、土豪劣绅和反动儒生，有的被处决，有的自杀。起义军对孔孟之徒的打击是坚决的。
起义农民建立政权以后，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了改革，破除了儒家的科举礼仪制度。明朝的反动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民的反动统治，利用孔孟之道培养一批反动儒生，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恶劣作用的八股文，就是从明朝开始定型和广泛采用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建立后，在考试中废除了八股文，抛弃了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按朱熹的注疏答题的作法，而采用结合现实斗争需要的“策论”。一六四四年，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后，取消了封建政权的烦琐礼仪。有人引用儒家制度“大明会典”，有人坚持所谓“人君当正南面而立”的旧礼仪，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针对孔孟之徒摇唇鼓舌、装腔作势那一套，大西政权又规定，凡上朝议事，有话直说，不准咬文嚼字。为了让政策法令使群众能了解，一切诏书告示都用白话文。
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还大反孔孟卑视妇女的反动观点。许多劳动妇女纷纷拿起武器参加到起义军的行列。后代人民传颂的红娘子，就是这一时期农民起义军的妇女领袖。李自成的妻子高氏，也协助起义军立过战功。妇女们的这些革命行动，粉碎了强加于她们身上的精神绳索，有力地批判了孔孟之徒宣扬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
明末农民起义的伟大斗争，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进步思想家的肯定，却遭到孔孟之徒的疯狂咒骂。当时反动的统治者诽谤起义军是“无知愚民”，“绝无礼体”。清朝初期的反动儒生还写了《剿闯小史》，谩骂李自成起义。在李自成起义三百周年的时候，这本反动小册子被国民党反动派大量重印，用来影射攻击现实的人民革命斗争。清代孔孟之徒修改的《三字经》也对李自成进行攻击，把农民起义军污蔑为“寇”。在他们看来，孔孟之道是他们的命根子。广大革命农民造了封建统治的反，砸了他们的孔家店，他们就痛心疾首。这恰恰说明起义军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从政治、经济和思想上打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破除了孔学道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反动阶级对农民起义的任何咒骂，也改变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明末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功勋将永照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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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第十八中学学生积极编讲革命故事
深入批林批孔 歌颂新生事物
据新华社兰州电 兰州市第十八中学学生积极编讲革命故事，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们不但在校内讲，而且到校外讲，向外单位提供讲稿，协助外单位培训了六百多名故事员。
批林批孔运动以前，这个有一千三百多名学生的学校为了占领课外阵地，就由图书管理员以讲故事的方式给学生介绍图书。图书室很快成了学生课外活动的中心，两三个月内就有上千名学生读了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和《闪闪的红星》等图书，效果很好。党支部总结图书管理员讲革命故事的经验，挑选了一批学生骨干组成学校故事队，破除迷信，敢想敢干，根据现实斗争需要，自己编讲革命故事。高中二年级十六岁的女故事员李秀珍，为了配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根据掌握的大量素材，编写了一个《小鹰展翅》的故事，批判旧的传统观念，热情洋溢地歌颂一个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知识青年。这个故事在校内外演讲，很受欢迎。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后，故事员队伍更加成长壮大，由最初的三人发展到二百三十多人，每个年级、每个教学班都有自己的故事队。学校党支部进一步发挥了这支故事员队伍的战斗作用。他们紧密配合工农兵研究儒法斗争史，编讲儒法斗争和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故事。许多故事员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分析历史资料，节日里都不休息，几个月来编讲了一百多个批林批孔故事。故事员们还深入到工厂、农村，广泛宣讲新编的革命故事，为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作出贡献。在皋兰县，他们肩背行李，爬山涉水，深入到田间地头、村庄场院，同社员群众一起劳动、讲革命故事。
今年七月初，故事队应邀到武威地区宣讲了十三场儒法斗争故事，听众达两万多人。群众反映革命故事生动、形象，好懂、易记，是普及批林批孔的有效方法之一。今年他们已经到三百五十多个单位去讲革命故事，在他们的带动和帮助下，有二百多个单位也开展了革命故事活动。
通过编讲革命故事，促进了学生认真看书学习，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一些过去被认为顽皮的学生，通过讲故事，学英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现在，这个学校的故事员中，已有一百多人加入了红卫兵组织，三十八人加入了共青团。讲革命故事活动促进了学生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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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为什么要吹捧伯夷
北京部队某部 田军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对韩愈写的《伯夷颂》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鲁迅在《故事新编·采薇》篇中，以故事的形式和犀利的笔锋，描述了伯夷、叔齐这两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的可耻下场，并对历代儒家无耻吹捧伯夷、叔齐的所谓“孝悌”、“礼让”、“仁义”等虚伪骗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伯夷，何许人也？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是商代奴隶主贵族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老大，叔齐老三。孤竹君活着时，曾讲过让叔齐继位。但他死后，叔齐一定要让位给伯夷。伯夷遵父命，不肯继位，于是逃走。不料叔齐也溜了。两人路途相遇，便一同投奔到周文王门下。后来文王之子武王率兵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认为这是“以臣弑君”，大逆不道，于是“叩马而谏”，极力反对。武王灭商，建立周朝，伯夷、叔齐以食周粟（吃周朝的粮食）为耻，逃至首阳山，靠采薇（野菜）充饥，后来，“及饿且死”。
在周朝兴盛时期，伯夷、叔齐的名声并不好，而且早被人们唾弃。但到春秋末年，当周朝奴隶制处于全面崩溃之际，伯夷、叔齐居然博得孔老二的赏识。孔老二颂扬他们是“不念旧恶”、“求仁得仁”的“古之仁圣贤人”。伯夷、叔齐从此不但“得夫子而名益彰”，而且得到历代儒家的吹捧。战国时期的孟轲称赞伯夷“乃天下之大老也”。唐朝的韩愈竟写了一篇《伯夷颂》，歌颂伯夷的志向行为“比日月还明亮，比泰山还高大，天再高、地再大也容纳不下”，是“开天辟地从古到今”，唯一的一个“特立独行”的大贤人。吹捧之词，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伯夷、叔齐明明是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儒家为什么偏要往粪上插花，肉麻地歌颂他们呢？
第一，伯夷是历史前进的死硬反对派。周武王灭商立周，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在当时是进步的。而伯夷的眼睛却长在后脑勺上，总是向后看，不愿向前看。还哀叹什么“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那里去呢？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这是被历史发展的潮流抛弃在一边的“逸民”发出的凄厉的抽泣。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们歌颂伯夷，就是认为“逸民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他们要以这个又臭又硬的“逸民”为榜样，开历史倒车。
第二，伯夷是正义战争的疯狂反对者。商朝末年，最反动的那一部分奴隶主贵族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奴隶和平民多次暴动。当时，在奴隶和平民纷纷揭竿而起的大好革命形势下，周武王也联合诸侯起兵讨伐殷商，并领导了这场战争。伯夷、叔齐这两个商代贵族的孝子贤孙，极端仇视这场正义的战争，丧心病狂地拉住武王的马嚼子，直着脖子责骂讨伐商纣王是“以臣弑君”，大逆不道。历代儒家歌颂伯夷，就是为了鼓动反动派拚死反对人民起来革命，妄图阻止历史前进。韩愈说，“如果没有伯夷、叔齐，犯上作乱的奸臣和违抗父命的逆子就会在后世接连出现”。可见，在儒家眼里，这两个可怜的小丑有多大的“神威”。但是，历史的事实却是：统治者的压迫越厉害，人民的反抗越强烈。农民起义的武装斗争一浪高过一浪。
第三，伯夷是极其虚伪的大骗子。伯夷口口声声“父命也”，不敢违，恶毒咒骂周武王领导的战争是“不仁”，并扬言要“义不食周粟”，似乎是一个既“忠”又“孝”，既“仁”又“义”的正人君子。其实，这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他丢下本国的事情和人民不管，逃到周文王的养老堂里混饭吃，他的“忠”和“孝”在哪里？武王灭殷立周，他和叔齐发誓不再吃周朝的粮食，并不是立刻实行的，而是等到进首阳山有薇菜吃后才实行。到了首阳山，虽说不再吃周粟，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他们吃的薇，不是周朝国土上生的吗？他们的“义”不也是自欺欺人吗？这两个顽固维护旧王朝利益的死硬分子，眼见得“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旧王朝如同落花流水，再也不能起死回生，也就大失所望，索性连薇菜也懒得采了，最后，饿死在山背后的石洞里。孔孟宣扬这两个无赖骗子，就是要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逸民”们效法他们的骗术，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耍赖、抗拒、不合作。
伯夷的故事，史书上的记载诸多矛盾，显然伪造的成分很大。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必然要伪造历史，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春秋末期，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奴隶起义风起云涌，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非常激烈，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已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孔老二为了挽救奴隶制彻底崩溃的命运，一面主张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的反抗，一面玩弄政治骗术。在孔老二眼里，只要拚命维护和复辟旧王朝，就是最大的“仁”。于是，孔老二把伯夷加工制造成为“求仁得仁”的黑标本，大加吹嘘，后经历代儒家一再吹捧，伯夷便成了一个“信道”最“笃”、最“适于义”的“仁圣贤人”。他们玩弄这一套骗术，是为了要他们的同伙死心塌地地为维护和复辟反动统治而“成仁”，卖命。他们还有一个如意算盘，就是妄图以伯夷这个“逸民”为榜样，鼓动当时的“逸民”们不为新政权工作，不为进步革新的路线服务。
毛主席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历代儒家如此肉麻地歌颂伯夷，恰恰证明他们是一丘之貉，是社会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凶恶敌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决不歌颂并永远唾弃这一小撮历史罪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公开宣布，对一切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决不施“仁政”，并坚决“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让孔老二及其忠实信徒死死地抱住伯夷这具僵尸哭泣去吧！让那些死不改悔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逸民”们带着他们的花冈岩脑袋去见他们的伯夷吧！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正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英勇奋斗，高歌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