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反动的说教 吃人的道德
——批判坏戏《斩经堂》
上海戏剧学院大批判组
长期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利用旧戏曲作为他们宣扬孔孟之道、推行复辟倒退路线的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被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吹捧为“生活教科书”的《斩经堂》，就是一出全面宣扬忠孝节义的坏戏。
除京剧《斩经堂》外，地方剧种中还有《散潼关》、《吴汉杀妻》、《经堂杀妻》、《收吴汉》等等，其基本情节都是一致的。剧本写的是王莽末年，潼关守将吴汉捉住刘秀，准备献于王莽。回家见母时，吴母告诉他，吴家与王莽有杀父之仇，命吴汉放走刘秀，杀死妻子——王莽的女儿王兰英。结果王兰英被逼自杀，吴母也自缢中堂。于是吴汉决心倒莽拥刘，反出潼关。
《斩经堂》宣扬这套封建道德，是通过对吴汉、吴母、吴妻这三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剧中的主要人物吴汉，是剧本着力塑造的一个“全忠全孝”的所谓“正面人物”。他是新朝王莽的驸马，又是镇守潼关的主帅，妻子王兰英则是一个“贤德媳妇”，唯一的罪过是因为她是王莽的女儿，因此使吴汉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剧本饱蘸人性论的毒液，把吴汉的两难境地表现得十分强烈，集中地宣扬了吴汉的所谓“忠孝双全”的“美德”。吴汉不仅自己尽忠尽孝，而且要求无辜的妻子也要为忠孝而杀身成仁，做忠孝节义的殉葬品。当吴汉二次杀进经堂，王兰英跪在地上再次恳求饶命时，吴汉回答：“公主，你且站起来，听本藩一言相劝。常言道，君要臣死，臣不死，就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就为不孝。依本藩相劝，喏喏喏，有宝剑一口，你自刎经堂，做个忠孝双全去罢！”王兰英终于自杀，最后吴汉割下了王兰英的人头。《斩经堂》就这样以鲜血淋漓的描绘来宣扬忠孝节义，鼓吹“杀身成仁”的反动思想，这是彻头彻尾的儒家说教。一切反动派都对儒家的这种反动说教赞赏备至，奉为至宝。蒋介石要求他的鹰犬为维护蒋家王朝不惜“杀身成仁”。叛徒、卖国贼林彪以“克己复礼”为万事中最大的事，也要求他的死党为此“不成功，便成仁”，死心塌地为建立法西斯林家王朝卖命，彻底暴露了他以反动的孔孟之道为武器，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
剧中的吴母是个恪守贞节、深明“忠君”大义的“良母”。为了激励吴汉保“刘小主”，她自缢在中堂，又一次演出了“杀身成仁”的丑剧。吴母口口声声要儿子行孝，这种孝有着鲜明的阶级内容，是为了使儿子成为“朝中一栋梁”，是为维护封建王朝统治服务的。吴母的自尽，形象地宣扬了孔孟之道。她以行动来教育儿子，尽孝是为了尽忠。
出于鼓吹忠孝节义的需要，剧本还竭力渲染吴汉、吴母之间的所谓“骨肉深情”。甚至在吴汉杀了妻子，遵命提头回禀吴母时，还对着王兰英的人头说：“不要吓着母亲”。在吴母自缢死后，吴汉又跪在地上痛哭。《斩经堂》所宣扬的骨肉之情，浸透了地主阶级的感情，在无产阶级看来是十分丑恶、腐朽的。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李奶奶母子面对敌人的屠刀，相互激励，抒发“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的豪情壮志，这样的感情才是真正可歌可泣的。李玉和亲眼看到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新一代，他心潮激荡地说：“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这是何等崇高的真挚感情！这也是对《斩经堂》之类的坏戏所宣扬的“骨肉之情”的有力批判。
《斩经堂》的另一个人物王兰英，是一个标准的“贤妻孝妇”。直到吴汉坚决要杀她之时，她还驯服地说：“既然如此，驸马请上，受妾身一拜。”临死前还呼唤着吴母，祝愿她福体永远安宁，悼念高堂老母无人侍奉，并且痛哭流涕地谴责自己：“妾身自进吴门，未曾生下一男半女，我今一死，岂不绝了吴门香烟。自古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王兰英是被封建道德吃掉的一个贵族妇女。然而，剧本描写王兰英不仅不痛恨这种吃人的道德，反而自觉自愿地“拚着一死全忠孝”。这不过是反动封建统治阶级按照他们的道德标准，捏造出来的艺术偶像而已，这是十足的欺骗！《斩经堂》中的吴汉，据历史记载确有其人，他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二十八功臣中的首将，但他既未在王莽手下任过要职，也未曾娶王莽之女为妻，王莽根本就没有过这样一个自杀了的女儿。《斩经堂》的基本情节和人物关系都是伪造的。伪造历史正是搞复辟倒退的反动派惯用的欺骗手段。
孔孟之徒精心编造的这样一出坏戏，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舞台形象地宣扬孔孟之道。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拚命鼓吹孔老二的那一套仁义道德。忠孝节义正是孔老二为了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而提出来的，起先它是为挽救和复辟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统治效劳，后来经过地主阶级加以继承和改造，成为维护反动的地主阶级专政、毒害和欺骗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无数事实证明：孔孟之徒狂热鼓吹的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礼教，是彻头彻尾的吃人之教。林彪居然胡说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是“唯物主义”的，狂叫封建的忠孝节义“可以用其内容”，这就彻底暴露了他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
《斩经堂》全面宣扬了忠孝节义，但它把宣扬的重点集中在“忠君”上，即表现在狂热地鼓吹封建“正统”这一点上。
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而忠孝节义就是这四种权力在伦理道德上的集中表现。毛主席又指出：在这四种权力中，“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同样，反映在伦理道德中，忠孝节义这四个内容也并不是并列的，它们服从于“忠”这个中心内容。孔老二说：一个人能对父母竭尽孝道，对于君王就能忠。鼓吹“事君，能致其身”，“臣事君以忠”。集中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中的《大学》则更赤裸裸地点出：“孝者，所以事君也。”忠君，这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在《斩经堂》中，所有人物都是反对王莽的。就连剧中王莽的女儿王兰英，临死前也保佑吴汉“但愿你兴刘灭莽保汉后”。忠君、“正统”思想象一根黑线贯串于全剧。曾经有人根据这一点，鼓吹剧中宣扬的正统历史观是先进的，反莽拥刘符合和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然而，只要我们坚持阶级观点，分析一下当时的历史和剧本的实际就不难看出，这只不过是违背历史事实，离开剧本实际的无知妄说。
依据历史事实，王莽是应该受到批判的。这是因为他执行的是一条复古倒退的儒家路线。面对西汉末年尖锐的阶级矛盾，代表大地主豪强利益的王莽搞了一个所谓“改制”。他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大兴九庙，妄图实行西周末年的“井田”制度，恢复奴隶制。这完全是一种倒退行为。不久，农民革命的洪流便摧毁了王莽的反动统治。这是历史对一切复古倒退的小丑的必然惩罚。
然而，《斩经堂》中的人物反对王莽，并不是因为王莽搞复古、倒退，而纯粹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的，是因为王莽“谋了汉室锦家邦”。吴汉的父亲当年在金殿上辱骂王莽，也是因为王莽篡位。剧本喋喋不休宣扬的忠君，也就是要忠于“受命于天”的刘汉王朝，而孝、节、义等等其他封建伦理道德都是为此服务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儒家正统思想，彻头彻尾的唯心历史观。“正统”思想，实际上是孔老二“正名”说的翻版。孔老二为了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鼓吹“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而所谓“正统”，也就是名正言顺的统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正统”说是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维护自己统治，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不可动摇性，借以慑服和欺骗人民的一种工具。这是封建统治者为了掩盖他们专政的阶级实质、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而炮制出来的。
列宁曾多次指出，国家问题是一个被剥削阶级弄得最混乱不堪的问题，剥削阶级为了他们的阶级私利，制造了许多奇谈怪论，借以欺骗、奴役人民。而“正统”观念也就是反动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而竭力宣扬的一种反动思想。直到今天，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和国内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分子，还经常用这种腐朽的思想诅咒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他们阴谋复辟的舆论工具。而坏戏《斩经堂》拚命宣扬的正是这种陈腐不堪的、十分反动的“正统”思想。它通过血淋淋的情节、丑恶的舞台形象，鼓吹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正统”，应该“杀身成仁”，赴汤蹈火。文化大革命之前，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将这样丑恶、反动的思想内容吹捧成“进步的历史观”，是“反映人民利益的”。这不是承认宣扬维护反动阶级专政的封建“正统”思想是正当的吗？这是我们所决不能容忍的。
《斩经堂》具体出笼时间虽已不可考，但据现在所看到的有关资料，它大致出现在清王朝的末年，封建统治即将崩溃的时候。在这时候出笼的这个戏，显然起了维护封建统治、阻挡人民革命潮流的作用。在我国革命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时期，《斩经堂》又直接为蒋介石反动王朝效劳，成为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宣传工具。全国解放以后，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下，《斩经堂》又成为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制造复辟舆论的工具。例如，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猖狂向党向人民进攻，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时候，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控制下的刊物，就曾借讨论为名，连篇累牍地刊登吹捧这个戏的文章。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他们代表的是行将灭亡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对忠孝节义这类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奉若神明，千方百计要利用它来达到欺骗人民、阻挡历史前进的反动目的。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如此。他特别把封建世袭、忠君思想视若至宝，要求他的死党世世代代忠于林家父子，为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卖命。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封建世袭制度早已被人民革命的炮声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封建“正统”思想也已经臭不可闻，林彪顽固地要开历史的倒车，恰似碰壁苍蝇嗡嗡叫，其结果只能落得个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耻下场。
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斩经堂》之类的坏戏进行批判，肃清孔孟之道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影响，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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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工人评千秋〔中国画〕 马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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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凯歌与失败的哀鸣
——评《大风歌》和《垓下歌》
刘祯祥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刘邦的一首诗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刘邦的劲敌项羽的一首诗歌。
两首诗歌，反映了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当时汉楚相争中所处的地位和结局。前者是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胜利的凯歌，后者是反动奴隶主复辟势力失败的哀鸣。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掀起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社会上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卷到这场斗争中来了。
刘邦以一个乡村小吏的身分，起兵响应陈胜、吴广，很快成了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陈胜、吴广失败之后，他继续领导农民起义军，西入武关，直抵咸阳，推翻了赵高、胡亥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六国奴隶主贵族，抱着亡国之恨，纷纷打起反秦的旗号，兴灭继绝，据地称王。“世世为楚将”的奴隶主贵族后裔项羽，也参加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屡战屡捷，声势很大。但在秦灭亡以后，项羽推行了儒家分裂、复辟的反动政治路线。他自称“西楚霸王”，对六国的旧贵族和秦降将，“计功割地，分土而王”。刘邦是个法家，坚决反对这种分裂状态和倒退行为。他举起统一战争的旗帜，同项羽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在四年多的时间内，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终于转败为胜，由弱到强，打败了以项羽为首的奴隶主复辟势力，重新统一了中国，继续实行由秦始皇创建的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但是，复辟与反复辟、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汉王朝刚刚建立，曾为刘邦同路人的韩信、彭越等六股割据势力，适应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复辟的需要，相继叛乱，妄图再次制造分裂。刘邦又用六、七年的时间削平了叛乱，维护了统一，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公元前一九五年，刘邦平定了淮南王英布的叛乱，回师路经他的故乡沛县时，在宴会上即席作了这首《大风歌》。第一句“大风起兮云飞扬”，是写景，也是抒发刘邦对那个风云翻卷的历史时代的切身感受。在激烈的斗争中，刘邦坚决实行法家路线，最后统一中国，“威加海内”，他是胜利者。刘邦作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政治代表，他懂得：斗争赢得了胜利，但是分裂复辟势力的残余还依然存在，北方的匈奴奴隶主政权正在虎视眈眈，不时侵袭中原。面对这种情况，刘邦决意继续贯彻法家的政治路线，推行奖励耕战的政策，选拔人材来掌握军政权力，以不断加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句歌词，充分表达了刘邦要继续斗争，巩固统一的意志。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
刘邦这首《大风歌》，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阶级力量和精神面貌。当然，刘邦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这首诗歌也流露出剥削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项羽则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愿望和要求，闹分裂，搞复辟，妄图拉着历史倒退。尽管他曾拥兵四十万，占地九郡，号令诸侯，终究逃脱不了被困垓下，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下场。就在他自刎以前，唱出了那首哀歌。所谓“力拔山兮气盖世”，这是项羽的自我吹嘘，也是他对曾经一度神气活现的旧时的怀念。可是，由于路线不对头，逆历史潮流而动，结果落得众叛亲离，连自己的骏马也不肯跟着跑了（骓不逝）。项羽对于他的失败，当然找不出正确的答案。他只能从儒家的“天命观”出发，归咎于“时不利”和“天亡我”。最后，在一片“可奈何”、“奈若何”的哀叹声中，割下自己的脑袋，呜乎哀哉！
项羽这首诗歌，通过他自己的阴暗心理的描绘，反映了儒家反动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又无力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困境。
从上面两首诗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在文艺上反映出来。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时，也应该注意总结文艺领域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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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让梨”析
魏桥 孙信华
在浸透着孔孟之道毒汁的《三字经》里，作者精心树立了一批要后世人们学习的“标兵”，讲了不少所谓“启导”人们“良知”其实是毒害少年儿童灵魂的故事。“孔融让梨”，就是其中的一个。
故事说的是：三国时代的儒生孔融四岁的时候，有一天与兄弟们一起吃梨，别人拿大梨，他挑了一只小梨，还发了一通议论：“哥哥们是兄长，应该吃大梨，我是弟辈，年纪尚幼，应该吃小梨。”
四岁稚童，能否“彬彬有礼”地说出这一番“谦恭”的话来？实在令人怀疑。再说，即使孔融确实挑了一只小梨，这对于一个出身豪门，佳肴鲜果不断的孩子来说，又有什么可以大肆吹嘘的呢？
但是，《三字经》的作者——南宋末年的儒生王应麟，却刻意把它写入“经书”，传之后代；后来的反动统治者，包括国民党反动派，又一再把它列入“启蒙”读本。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唯恐这个“佳话”失传，也图文并茂地把它塞进小学语文教材，介绍给新中国的少年一代……。这一切，使得“孔融让梨”这个故事流传既久，影响又广。因此，对于孔孟之徒宣扬这个故事的恶毒用心，我们必须加以揭穿。
宣扬“融四岁，能让梨”，是要“启发”后世的弟弟们向哥哥“让”梨、桔子、苹果之类的水果吗？不是。这是为了替孔孟鼓吹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天赋”观念提供“证据”，兜售唯心论的“天才论”。四岁的孔融，为什么能有一个灵光的脑袋，懂得“谦让之礼”？在这些儒生看来，原来他是“圣人”的后裔，孔老二的二十代嗣孙，还受到了什么“胎教”之功。所以，他就自然地从娘肚子里秉赋了孔门天生的“良知”和“谦让”的“本性”了。
宣扬“融四岁，能让梨”，也是为了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整套反动的统治秩序。孔老二把敬父母叫做“孝”，尊兄弟叫做“悌”。他认为，统治阶级内部从这两个方面做到“孝悌”，是实现“仁”的根本。可见，宣扬“让梨”，正是为了“复礼”，是为了防止“犯上作乱”。
在旧社会里，劳动人民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衣不蔽体，食不饱腹，无“梨”可让。但这个故事又恰恰是用来“感化”劳动人民的。孔老二曾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他主张在统治阶级内部实现“孝悌”，就能使奴隶们“民德归厚”（《论语·学而》），规规矩矩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显然，“孔融让梨”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借个“让梨”的由头，大肆宣扬的是儒家的“温良恭俭让”的精神，目的是反对劳动人民起来造反，要劳动人民“让”掉比梨远为重要的东西，把用双手创造的物质财富“让”给剥削阶级享用挥霍，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奴役。
其实，孔融其人，一贯尊儒反法，在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毫不“谦让”的。他兴学校，讲儒道，制造复辟舆论，主张恢复古代的分封制。他竭力反对法家，常常当面侮辱曹操。他结党营私，搞分裂，终于被曹操镇压。《三字经》宣扬孔融的“谦让”精神，又是为了在法家脸上抹黑，在反动儒生的脸上贴金。
我们看清了儒家利用“孔融让梨”这类小故事大作文章的阴谋，对于浸透孔孟之道毒汁的《三字经》，就决不会等闲视之。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把它批深批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