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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中兵力是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
——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一点体会
沈阳部队某部 景军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光辉著作，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三六年底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的前夕，全国人民抗战局面即将展开。在这紧要时刻，从理论上彻底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统一我军的作战思想，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部著作的第五章第六节，毛主席专门论述了集中兵力问题。今天，在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重新学习这些论述，感到格外亲切。
集中兵力作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贯倡导的作战原则。马克思指出：
“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列宁也曾指出：“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拥有压倒优势，——这是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同时也是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中兵力之所以是正确的原则，就在于它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反映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它能使我军变被动为主动，变整体上的劣势为局部上的优势，进而一步步地变局部上的优势为整体上的优势，最后消灭敌人。
伟大导师马克思指出：“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按照唯物主义观点，战争是物质力量的竞赛。战争中的主动与被动是和物质力量的优劣紧紧相联系的。为了进行战争，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敌我双方都要动员最大的物力、财力、兵力投入战场，而军队是战场上最活跃、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因素。在战斗中，双方都以自己的军队作为物质基础，互争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两军对战，谁夺得了主动权，也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前提。谁失去了主动权，谁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所以，双方都想方设法用自己的物质力量摧毁对方的物质力量，使自己保持优势和主动，迫使对方陷入被动地位。当然，在战争中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情况，是常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地迅速扭转被动局面，恢复主动地位。然而，变被动为主动，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特别是在战略防御中，集中兵力这一着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集中了兵力，就能对敌形成四面包围，全歼速决，变被动为主动，以至使我军完全掌握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就拿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来说，战争开始，敌处于战略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敌居主动地位，我处被动地位。可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仅两年多的时间，敌人就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由“全面防御”被迫转入“重点防御”，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而我军则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由开始的被动地位，转为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彻底打垮了国民党的军队，解放了全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只要进行战争，敌我双方在力量上就存在着多与少、强与弱的矛盾。这种多与少、强与弱，又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互易其位置的。这里，促使军力大小、强弱转化的最重要条件，在作战上就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革命战争的初期，就力量来说，往往是敌处于强者地位，我处于弱者地位。然而，敌人强中包含着弱的因素，我军弱中又存在着强的因素。要促使敌强我弱这种地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我们就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即首先要有打败敌人的勇气和决心，而在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即在每个战役战斗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由于我们在战术上是“以十当一”，所以在总体上虽然我处于少数、弱者的地位，而在具体战役战斗上，我则处于多数、强者的地位。这样就将敌对我战略上的优势，变成了我对敌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通过一个一个局部上以强击弱的歼灭战，就使敌人被歼一旅少一旅，被歼一团少一团。敌人不仅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受到损失，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到沉重打击，士气低落，军心动摇，从而愈战愈少，愈战愈弱。而我们由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每战都有俘获，人力物力得到补充，士气高涨，人心振奋，从而愈战愈多，愈战愈强。经过若干次这样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敌我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由局部的强，达到整体上的强，由一个一个局部的胜利，达到全局的彻底胜利。这就如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的，矛盾“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
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正确反映了革命战争规律的集中兵力的军事原则，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在战争中，只要我们坚持这个作战原则，就能最有效地歼灭敌人，迅速地发展壮大自己，不断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有把握地夺取战争的胜利。
毛主席指出：“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在战争指挥中，能否做到集中兵力，决定于路线，决定于世界观。一切机会主义者的世界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因此，他们不可能接受贯穿唯物辩证法的集中兵力的原则。在我国革命战争史上，围绕着集中兵力的问题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机会主义头子王明，离开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在战略上提出了
“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主张，在战术上推行了
“全线出击”“六路分兵”的军事平均主义的路线。当时，林彪追随王明抛出了“论短促突击”的小册子，鼓吹与敌人拚“消耗”，极力对抗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在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又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出发，炮制了以“一点两面战术”为核心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鼓吹打击溃战，反对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更加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军事路线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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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延安军民回忆解放战争历史，分析陕北战例
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延安军分区指战员同当地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广大民兵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回忆和分析解放战争中陕北战例，狠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延安军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互相支援，英勇奋战，写下了一曲曲军民团结战斗的动人篇章。今天，他们又并肩战斗，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为武器，对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深入批判。延安军分区机关和独立连的干部、战士，到毛主席旧居凤凰山麓、杨家岭、王家坪、枣园，学习毛主席指挥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邀请退休老红军和原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老民兵作报告，加深了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的理解。
延安军民把分析战例和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结合起来，使批判不断深入。宜川县人民武装部和县中队的干部、战士，到当年宜川战役的战场进行社会调查，同参加过战役的战斗英雄、贫下中农一起座谈，回忆战史，大家从宜川战役的胜利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思想的无比正确。延安县武装部同志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地的民兵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回忆毛主席在陕北亲自指挥的三战三捷的光辉战例，批判林彪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大家说，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战场上，我军主力只有两万多人，而敌人有二十三万多人。为了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我军主动撤离延安。仅四十天，就取得了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歼敌十万多，我军由两万多人发展到十万多人，延安又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在运动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最终地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而林彪却公开对抗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他的所谓
“六个战术原则”，反对歼灭战，鼓吹打消耗战、击溃战，这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
延安军民决心用当年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激励自己，把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这一仗打好。
本报通讯员（附图片）
新疆吐鲁番县五星公社共青团大队的社员群众，在葡萄园里摆开革命大批判的战场，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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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猛战术”是典型的拚命主义
海军某部干事 何春喜
林彪的“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战争问题上兜售唯心论和机械论。林彪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强调一个“猛”字，鼓吹“不管三七二十一”，“以乱对付乱”的乱追、乱打。宣扬不讲战术的“蛮干精神”。这是一种典型的军事拚命主义。我们革命战士必须坚决反对。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在军事上，进攻与防御，前进与后退等都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它们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根据战斗中的具体情况，攻中有防，防中有攻，进中有退，退中有进，只有这样灵活地运用，才能战胜敌人。林彪的“三猛战术”只是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否定事物的另一个方面，否定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他鼓吹不管任何情况，似乎只要“猛打，猛冲，猛追”，就可以“战胜一切敌人”了，这完全是鲁莽家的荒唐逻辑。我们知道，就是对付退却的敌人，也不能盲目地猛打，猛冲，猛追。敌人的退却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敌人有计划的撤退；另一种是敌人佯退，造成溃败的假象，迷惑你；再一种是真正被打败而溃逃。因此，必须判断敌人的真实情况，采取与此相适应的作战方法。如果不问具体情况来个猛打，猛冲，猛追，就有可能上敌人的圈套，吃大亏，打败仗。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海边防的实际战斗中，有切身的体会。一次，我们部队某艇搜捕一条敌船，当战艇追击到敌船后，敌人耍了一个花招，躲进了乱礁丛。艇长当机立断，指挥战艇暂时离开那里，退到附近海面停车待机。果然不一会，敌人以为我们返航，从礁丛里出来向敌占岛方面驶去。这时，我们的战艇高速接近敌人，截断了敌人向礁丛的去路，结果船上五个敌人只好俯首就擒。这次战斗说明，如果按林彪的“三猛战术”，只进不退，猛打猛冲，我们的战艇就会触礁搁浅，放跑了敌人。而我们稍退一下，造成敌之错觉，我们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置敌于死地。因此，进与退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后退是为了前进，是为了夺取战斗的胜利。由此可见，林彪的所谓“三猛战术”完全是脱离战争实际的骗术，必须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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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头与指头
武汉部队某部战士 冯庆举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歼灭战，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为了达到此目的，集中优势兵力就是首先的和主要的条件。毛主席指出：“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役上，战术上，都须如此。”这种打法，就好比把我们的兵力集中成一个拳头，去打敌人的一个指头，能够有效地达到断敌一指的效果。林彪的“一点两面战术”，也讲“集中兵力”，宣称要将九分之七甚至九分之八的兵力集中到攻击点上，表面上看，好象也形成了拳头。但他的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只是自己点上和面上兵力的对比，而不是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以这种集中，来代替战役、战斗的整体上的集中优势兵力，显然不是真正的优势，而是假集中，真分散，是虚假的优势。在战斗的动作上，他也不是以集中的兵力去打敌人，而是主张“两个师并肩突击，两个师各级都作三线准备，那么开始突击时仅有两三个排进入战斗”。这恰好是以一个指头去戳敌人的拳头。这种头尖尾巴长的兵力部署，不仅不能将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反而叫敌人能够毫无顾忌地任意机动兵力，集中主力对付我们。结果把自己的指头一个个损伤，甚至有可能把我们的优势兵力变成劣势兵力，使大部分兵力不能发挥作用。这种假集中、真分散的打法，实际上抽掉了歼灭战的物质基础，结果，只能打成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和击溃战，甚至吃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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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兽之斗”何足畏
江苏省军区某部 张林才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兜售“一点两面”骗术时，喋喋不休地鼓噪什么：对围困之敌，“与其四面合围逼迫敌人作困兽之斗，不如缺一围三虚留生路”，等等。这真是一语泄露天机，林彪原来是一个害怕“困兽之斗”的软骨虫。
其实，困兽之斗有什么可怕！困兽之所以“斗”，是因为它被“困”。它的斗是为了逃命、保命，是一种绝望、垂死的挣扎。别看它张着血盆大口，凶相毕露，但掩盖不了狗急跳墙、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正因为困兽濒临死亡，所以它会使出全身解数，孤注一掷。但这无济于事，它毕竟处于被困挨打、四面楚歌的绝境，最后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对待吃人的野兽，毛主席曾经作过精辟的阐述：“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主席用武松打虎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在吃人的野兽面前，我们要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一鼓作气，一斗到底，围而歼之。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对“困兽”要毫不留情。一九四八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东北战场形势对我十分有利。被围困在东北的几十万蒋军处在举棋不定，犹豫、动摇的状态。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高瞻远瞩地分析了这群“困兽”快要灭亡的本质，毅然决定发起辽沈战役，打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毛主席指示我军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封闭东北大门，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可是林彪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畏敌如虎，疯狂反对毛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方针。锦州攻克后，他又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抢占营口的指示，致使敌人一万多人从海上逃跑。可见，林彪害怕敌人“困兽之斗”到了何等地步！
窥一斑可见全豹。林彪害怕敌人困兽之斗，所以他的“一点两面”的作战部署，是有点无面，虚张声势，佯装歼敌，实留生路，给国民党反动派以苟延残喘的时机。这是他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的必然结果。
对待被困之敌，是一鼓作气，迅速、全部歼灭之，还是“缺一围三虚留生路”，反映了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的尖锐斗争。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把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批深批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