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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限制”核武器,还是争夺核优势?
任谷平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掩盖他们的核军备竞赛,这些年来一直在玩弄所谓“限制”战略武器的骗局。它们举行一轮又一轮的会谈,签订一个又一个的协议,宣扬什么要在“平等和双方同等安全原则基础上”,“把两国战略武库的现存均势确定下来”,以“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等等。
按照这种所谓核“均势”的论调,似乎苏美两家的核武器只要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谁也压不倒谁,那么,核战争的危险就能“防止”,国际局势就会“缓和”,而各国人民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说得倒是颇为动听,可是事实又是如何呢?两个超级大国从过去到现在,究竟是在“限制”核武器,还是在争夺核优势?
人们不妨回顾一下,从五年前苏美两家开始所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来,它们的核武器竞赛就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本来,苏修在战略核武器的数量上比较占优势,而美国则在战略导弹的质量和技术方面领先。苏修为了在质量方面赶上对方,一面表白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一面却全力以赴地研制美国已经大量部署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并且增建新型的导弹核潜艇,不断改进导弹的发射技术。苏修的军事刊物《武装力量共产党人》叫嚷,它们的“军事技术政策”,就是要“建立并保持”“军事优势”,事实就是如此。
对于苏修这种疯狂的核扩军劲头,另一个超级大国也不甘示弱。美国一面猛增军费,调整军事战略,一面加速以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替换旧有的战略导弹,并大力发展新型的导弹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改进从海上和空中发射的机动洲际导弹运载工具。美国的军事首脑公开表示,维持美苏之间“基本平衡”的条件是,在以分导式多弹头装备起来的洲际导弹数量上,美国必须对苏联“拥有将近二比一的优势”。
这样,尽管苏美年年在谈“限制”战略武器,但其结果,两家的核武器不是越谈越少,而是越谈越多。不久前,正是在它们宣扬要谋求“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器”时,双方展开了一场发展新型洲际导弹的对抗赛和争夺战。一个接二连三地在太平洋水域进行远程运载火箭的发射试验,另一个从飞机上试验发射空中机动洲际导弹。双方都力图加强“讨价还价”的筹码,互相讹诈,激烈争夺。
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看来,核武器是它们的命根子。它们的霸权,就是建立在核武器上的。谁要称霸,谁就要争夺核优势。因此,它们之间,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克制”和“限度”。一个要“向上平衡”,另一个就决不甘心“向下平衡”;你要他减,他偏要增;今天这个在地面领先,明天那个在空中突破。谁都要限制对方,结果谁也“限制”不了谁。纵然,它们“有时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也不可能平衡。苏修宣扬所谓要通过会谈和协议“把两国战略武库的现存均势确定下来”,完全是欺人之谈。
尽管如此,两个超级大国一天不停止核军备竞赛,就一天也离不开“限制战略武器”这个幌子。最近,它们又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吹嘘什么双方互相“让步”,达成“协议”,取得“突破”,规定了战略武器的最高“限额”,为“缓和”作出了“巨大贡献”。
人们不禁要问:他们所谓的“限额”,究竟限制了些什么?
它允许美国大量增加战略运载工具来赶上苏修,允许双方大量增加可以同时打击几个目标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它允许双方按照各自的需要,大力改进战略导弹的质量,争夺核武器的技术优势;
它允许双方增加导弹的投掷重量,即所谓的“有效载荷”,使两家的导弹变得越来越大;
它允许双方不受限制地研制新型的地面和空中机动战略导弹,以不断补充和更新各自的核武库。
仅此几项,就足以说明,他们吹嘘的所谓“限额”,无非是为双方下一轮的核军备竞赛制定一个新的“竞赛规则”而已。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人民,甚至某些西方舆论,也认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宣扬的所谓“限额”,依然不过是“纸面上的东西”和“烟幕弹”。他们两家老戏新演,已经没有什么“票房价值”,引不起别人的兴趣了。他们之所以需要炮制这一纸空文来自欺欺人,是企图捞取一笔政治资本,掩饰他们内外交困的处境,为气息奄奄的“缓和”政策打气招魂。在两个超级大国加紧争夺核优势的情况下,苏修宣扬的所谓以“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岂不是以一个骗局来掩饰另一个骗局吗?


第5版()
专栏:国际知识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经济陷入严重困境
工业产值增长率不断下降,经常压低年度计划指标但仍然完不成,农业一再减产;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使军火生产日益膨胀而民用工业十分落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现象继续发展,大量家庭和劳动者生活艰难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讯新华社记者报道: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利润挂帅的“新经济体制”,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压迫和剥削苏联各族人民,使苏联的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和混乱状态之中。
自苏修叛徒集团篡权以来,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断下降。
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执行的第八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年)中,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比前两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五年)又有所降低,而比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五年的两个五年计划差不多低了三分之一。
勃列日涅夫上台时曾大吹大擂要改变赫鲁晓夫时期“农业发展缓慢”的局面,可是,第八个五年计划农业产值的增长率却只相当于第六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到一九六○年)的三分之二。目前正在执行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的头三年已达到的和一九七四年预计的工农业产值年增长率比上一个五年计划还要低得多。
苏修统治集团所搞的历次经济计划都是以大部分主要指标未完成而告终。对比苏修在其二十三大公布的指标和以后公布的执行结果,就可以看出,在勃列日涅夫搞的第八个五年计划中有将近百分之八十的项目没有完成计划指标,其中工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指标的项目甚至接近百分之九十。
据今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二十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透露的材料来看,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四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仅完成五年计划前四年指标的五分之四,农业产值增长率的计划仅完成四分之三,工业产值增长率也没有完成计划。
这次会议不得不承认,苏联“在发展经济方面还有困难和缺点”,并且宣布压缩第九个五年计划原订的许多项重要指标,如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电力、石油、天然气、钢、水泥、纺织品、铁路建设、职工平均工资、“集体农庄”庄员月平均劳动报酬等。
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常采取压低年度计划指标的手法以制造年年“完成计划”的假象,但是,有些项目甚至连压低的指标也完不成。
例如,据去年年底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透露,成品轧材、合成树脂与塑料、纸浆、纺织品等许多工业产品的一九七四年生产指标,都比五年计划原订指标降低了许多,而从苏联中央统计局宣布的今年头十个月的生产情况来看,这些项目仍然没有完成指标。
苏联工业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畸形发展:军火生产不断膨胀,而民用工业部门则十分落后;制造的导弹、飞机、大炮和军舰越来越多,而居民的日用消费品却严重不足。据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材料,从一九五三年以来的二十年里,苏修把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其中许多是用于军火生产;而用于消费品生产的仅占百分之十五左右。从工业总产值看,二十年来消费品产值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由百分之三十点八缩小到百分之二十六。苏修领导集团曾一再许愿要使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超过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但第九个五年计划头三年施行的结果没有任何一年超过。民用工业部门经常受到军火生产的冲击和排挤,计划屡屡落空。
苏修领导集团近几年来在工业部门普遍实行以利润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的支配下,企业领导人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追逐和保持高额利润。
据苏修报刊透露,企业领导人不愿试制新产品和革新技术,全国采用新技术的计划年年完不成,每年全国注册的新技术项目大约有三分之二得不到采用,技术方面的创造和发明长期得不到运用和推广。许多工业部门机械化程度低,手工劳动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工厂企业中设备陈旧,大量过时和超役龄的设备得不到更新。现有的设备利用率也很低,一九七一年“许多企业设备的利用率仅为其设计能力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许多企业开工不足,在冶金、燃料、化工和轻工业等部门中,有四分之三的企业开工不足。新企业掌握设计能力缓慢,“大约每三个这样的企业中就有两个没有在规定期限里达到设计水平”。产品质量低劣和原材料的巨大浪费也是长期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工业消费品的废品和次品平均占百分之二十。基金回收率在最近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接连下降。
苏联的农业更是一团糟。赫鲁晓夫在农业上的败绩早已成了历史的笑柄。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夸口要“竭尽一切努力”把苏联农业“引上不断高涨的道路”,农业会议开了无数次,作出的决定多如牛毛,但困难却越来越严重。仅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这十年期间,苏联的粮食就出现六次减产。今年就比去年减产了百分之十二。畜牧业的状况也不断恶化。猪的存栏头数一九六三年以来大幅度下降,今年仍未能达到一九六三年的水平。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从一九六四到一九七○这七年期间猪每年的平均存栏头数,比一九六三年减少一千七百五十多万头,即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四这四年猪的平均存栏头数仍比一九六三年少一百二十万头,约减少百分之二。一九六四到一九七三这十年期间,绵羊和山羊每年的存栏总头数都比一九六三年还低。
近十多年来,人们看到的是苏联对粮食和其它农产品进口的大幅度增长。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一九七二年进口粮食一千五百五十万吨,除去出口数额,净进口达一千零九十四万吨,一九七三年进口粮食二千三百九十万吨,除去出口的数额,净进口达一千九百零五万吨,创造了苏联历史上进口粮食的空前纪录。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过去两年共进口粮食达三千九百四十万吨(净进口共二千九百九十万吨)之后,今年又继续在国际市场上大批抢购粮食,迄今为止已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一系列国家购买数百万吨。苏修还大批进口食糖、蔬菜、肉类、奶类和鸡蛋等来应付国内的需要。
勃列日涅夫在刚上台的时候一再吹嘘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使苏联人的生活“更富裕”,“保证更充分地满足”居民对食品和日用品“日益增长的需要”,等等,吹得天花乱坠。但事实表明,这不过是一场骗局。塔斯社今年十一月在一条消息中透露,苏联今天仍存在着相当大数量的“经济困难家庭”,其人数“涉及到二千五百万人”。这显然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据苏修出版物透露的材料计算,苏联“集体农庄”中,使用畜力的和手工的大田劳动者,每月平均收入都远远低于苏修自己宣布的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标准,仅这一部分人就占到农庄庄员总数的一半以上。苏联报刊不断谈到苏联消费品供应困难的情况,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市场还没有得到足够数量的必需品”,
“许多种工业消费品的生产至今仍落后于需要”,“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既定的消费品生产增长速度”。
由于工农业生产搞得一团糟和加紧扩军备战,苏联的财政状况十分紧张。近几年苏修千方百计地向国外乞求贷款,外债数额不断增加。由于外汇短缺,还不断向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为了摆脱困境,苏修领导集团不断增加税收,仅居民税这一项就从一九六○年的五十六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一百六十七亿卢布。国家欠居民的二百五十八亿卢布长期公债到期不还,要拖延到一九九○年才能还清。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现象在继续发展。据统计,一九六○年以来居民必需的消费品,特别是食品的零售价格有了显著的增长。
苏联经济状况的严重恶化,是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尖锐矛盾的反映。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操纵着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肆意侵吞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果实,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根本没有生产积极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对外侵略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而大搞扩军备战,更是强加在苏联劳动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苏修叛徒集团沿着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走下去,其经济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必将更加尖锐。


第5版()
专栏: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加紧剥削工人的手法
今天,在已经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苏联,一小撮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把持着党政大权,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骑在苏联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广大苏联工人和农民,则重新沦为受剥削受压迫的雇佣劳动者。近几年来,苏修在全面推广利润挂帅的“新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用物质刺激来提高劳动强度,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以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方法。


第5版()
专栏:

“谢基诺方法”
谢基诺是莫斯科附近的一个拥有职工七千多人的化学联合企业。一九六七年八月,开始试行所谓“谢基诺方法”,即通过兼职、合并工种、扩大服务范围等措施,不断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达到裁减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同时,这一方法规定,企业的工资基金总额几年不变,因裁减人员而节省下来的工资基金,一半留归企业支配,另一半用来奖励那些兼做别的工种和增加工作量的工人,腐蚀工人队伍,以诱使工人为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卖命。
一九六九年十月,苏修中央就“谢基诺方法”通过一项决议,吹嘘这是一项“积极经验”,“具有重大国民经济意义”,号召在全国推广。
“谢基诺方法”是实行资本主义血汗制度、加强对劳动人民剥削的一种手段。
这个方法的推广,一方面使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在业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一方面又使大批工人被解雇、失业。据统计,谢基诺化工厂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三年,共裁减了一千三百多名工人。在全国,到一九七一年七月止,实行“谢基诺方法”的一百二十一个企业,已经裁减了六万五千人。据苏修报刊报道,到一九七三年六月,已有七百多个企业实行了“谢基诺方法”。目前,“谢基诺方法”已成为苏修在工业、交通运输和国营农场中推行“新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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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兹洛宾方法”
以兹洛宾为队长的综合建筑队,于一九七一年开始试行建筑队承包制,采取所谓“新经济核算形式”,即由建筑队同其所属管理局签订建筑项目的合同,对承包的工程负全面责任,工人的工资和奖金直接取决于工程完成的期限、质量和实际造价。这样,“房屋盖得越快,成本下降得越多,利润就越高”。而所获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攫取,只有一小部分用来“奖励”工人。同时,规定工人的奖金最高额不得超过其每月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
今年一月,苏修公布了旨在推行“兹洛宾方法”的《关于建筑队实行经济核算新形式的条例》。
“兹洛宾方法”最初用于民用住宅建筑,后来推广到工农业等用房设施和军事建筑。迄今苏联全国已有一万多个建筑队实行“兹洛宾方法”。
苏修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推行的这种加紧剥削苏联工人,以榨取更多利润的手法,使苏联广大工人深受其害,并激起了他们的抵制和反抗。到头来,苏修统治集团必将自食恶果。


第5版()
专栏:

苏修的“新经济体制”是什么货色
“新经济体制”,或称“完善计划方法和加强经济刺激的新体制”,是苏修叛徒集团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经济措施。
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修就开始为推行“新经济体制”作舆论准备,进行典型试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的苏修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同年十月,又颁布了所谓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把“新经济体制”用党的决议和政府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全面推行。
所谓“新体制”的中心是利润挂帅,即把追求最大限度利润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作为衡量企业经营成果的“唯一标准”和生产的“最终目的”。
“新体制”规定在企业中建立“经济刺激基金”,企业赚钱越多,留给企业支配的“经济刺激基金”数目也就越大。“新体制”还强调企业的“经营自主性”,扩大企业权限。企业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所属财产,有权自行确定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在国家计划外接受订货和确定产品价格。企业领导人“可以自行决定招收和解雇工人,自行确定工资标准,并有权对职工进行奖励和惩罚”,而广大工人则处于无权地位。
苏修叛徒集团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的结果,使苏联经济陷入极大困境,国民经济的生产和管理更加混乱,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广大劳动人民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更加严重,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同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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