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有力批判
——学习革命样板戏札记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理论小组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诞生的革命样板戏，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也是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有力批判。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决定军事路线，一定的军事路线服务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战斗历程中，毛主席不仅为我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正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用革命暴力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
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斗争生活的反映。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因此，许多取材于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革命样板戏，都突出了武装斗争的主题。它们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思想的巨大威力，从不同的侧面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长期斗争的一个焦点。“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革命样板戏旗帜鲜明地体现了“党指挥枪”这一真理，它象一把犀利的宝剑，直刺林彪一类骗子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要害。
“党指挥枪”，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部队和建设部队，使人民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通过井冈山斗争时期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在党的领导下成长为无产阶级军队的过程，生动地体现了“党指挥枪”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则。剧中塑造了一个自觉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光辉典型——柯湘。她受党的委托，来到湘赣边界上的杜鹃山，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雷刚领导的农民自发武装。“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在改造这支农军的激烈斗争中，她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积极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顶住和批判了叛徒、内奸、个人野心家温其久在农民自卫军内部推行的军阀主义、流寇主义、冒险主义的反动军事路线。“群雁无首难成行”，在柯湘没有来到杜鹃山之前，雷刚领导的这支农民自发武装三起三落；一旦置于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杜鹃山根据地便青竹吐翠，蒸蒸日上。《杜鹃山》通过农民自卫军前后两种状况的鲜明对比，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胜利。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也必然遇到激烈的斗争。《杜鹃山》中所描绘的柯湘与温其久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军事路线的生死搏斗。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的问题，是军队成为哪个阶级的工具的问题。剧中刻画的温其久是一个“口含蜜语腹藏剑，处心积虑夺兵权”的反革命两面派。他利用雷刚狭隘的复仇思想以及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农军内部竭力推行其军阀主义的货色，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建军；他扯起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破旗，大肆鼓吹什么“义气”、“良心”和“兄弟之谊”、“骨肉之亲”，煽动和欺骗农军指战员，疯狂地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种种阴谋诡计，一个险恶用心，就是妄图把农军蜕变成为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为少数人谋私利的工具。《杜鹃山》中温其久的形象塑造，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识别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镜子。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实现其“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竭力否定党对军队的领导。他叫嚷现在军队的“地位变了”，“军队要管党、管政”，妄图把枪杆子凌驾在党之上，把人民军队变成他篡党篡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但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威力无穷，林彪刮起的种种妖风黑雾，欺骗不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和英雄的人民军队。《杜鹃山》中的温其久利用职权胁迫农军转移下山时，遭到了李石坚义正词严的斥责：“军队归党领导，调动岂能由你！”林彪狂妄地想“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落得个狼狈逃窜、“折戟沉沙”的可耻下场！
毛主席教导我们：“兵民是胜利之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人民战争思想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承认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战争观、两条军事路线的根本分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从唯心史观出发，拚命地兜售孔老二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谬论，把广大人民群众污蔑为只知“妻子儿女”、“油盐酱醋柴”的“群氓”和“阿斗”。在辽沈战役中，胡说什么东北的“群众条件不成熟”，他们“不配合，不掩护”，“不能替我们保守秘密”，“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并以此为借口抗拒毛主席一系列的英明战略决策。这是对革命群众和革命战士的极大污蔑，是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的根本否定。革命样板戏从唯物史观出发，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劳动群众在人民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从牡丹江到杜鹃山，从杨各庄到椰林寨，从长江侧畔的阳澄湖到辽阔无际的华北平原，处处燃烧着广大劳动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仇恨烈火，到处响彻着解放了的人民气壮山河、声震五岳的革命誓言：“跟定共产党把虎狼撵，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粉身碎骨也心甘！”英勇刚强的李勇奇，生龙活虎的小常宝、张小英、四龙，傲如青松的李奶奶、杜妈妈，沙奶奶、张大娘……，在敌人的炮火下同人民军队一道奋勇杀敌，冲锋陷阵；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威武不屈，视死如归；在后方自力更生，踊跃支前；在河湖港汊，山岳平川，筑起了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布下了痛歼顽敌的天罗地网。正因为在党的周围，有着这样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杨子荣才能“只身把龙潭虎穴闯”，赵勇刚才能率领游击健儿神出鬼没地转战在千里平川上，“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打你神兵天降难提防”。革命样板戏以磅礴的气势画出了一幅幅人民战争雄伟壮丽的图画，反映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无情地驳斥了刘少奇、林彪一伙散布的“群众落后”的无耻谰言。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毛主席军事路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样板戏形象地告诉我们：无论是青纱帐里的歼敌，还是智取威虎山的胜利，都是我军正确运用毛主席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结果。在《杜鹃山》第五场《砥柱中流》中，反动地主武装靖卫团向杜鹃山农民军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进犯。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以弱胜强，粉碎敌人的进犯？围绕这个问题，在革命武装内部展开了一场两种军事思想、两种作战原则的尖锐斗争。雷刚从狭隘的复仇思想出发，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客观事实，主张冲下山和敌人“拚他个鱼死网破”；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内奸温其久，乘机煽动部队下山去打“硬拚仗”，妄图把我军送入虎口，置于死地。在这紧要关头，党代表柯湘沉着镇定，力挽狂澜，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战略战术。她既坚持原则，坚决反对那种不顾客观情况的硬拚硬打，又审时度势，根据情况的变化机动灵活地指挥战斗。在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引下，柯湘率领自卫军风雨夜飞渡鹰愁涧，终于救出了亲人，最后配合主力部队，全歼了毒蛇胆的反革命武装。杜鹃山农民自卫军武装斗争中的血的教训，生动地表明，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去打“莽撞仗”、“硬拚仗”，搞什么“短促突击”，只能是断送革命力量；只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原则，才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取得胜利。
打歼灭战还是打击溃战、消耗战，这两种对立的作战方针，历来是两条军事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基本精神就是主动灵活，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而林彪抛出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则是主张打击溃战和那种得不偿失的消耗战。《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样板戏，生动地表现了我军民执行毛主席制定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看，杜鹃山上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消灭毒蛇胆；驰骋于海南岛的红色娘子军活捉南霸天；活跃在华北平原的八路军子弟兵全歼日寇，击毙龟田；郭建光率领十八个伤病员，配合主力部队，打破反革命的“围剿”，活捉胡传魁、刁德一，收复沙家浜；人民解放军追剿队在民兵的配合下，扫平威虎山；中朝人民并肩作战，志愿军尖刀班在主力部队配合下奇袭白虎团……，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胜利场景，哪一幕不是毛主席军事路线的胜利，哪一幕不闪烁着打歼灭战思想的光辉！
毛主席指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是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两条军事路线、两种战略战术原则的对立，是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论、形而上学在军事上的反映。毛主席制定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理论基础的，它是来自实践并为无数革命战争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克敌制胜的法宝。而林彪吹得神乎其神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则是主观唯心论的产物，实践证明它完全是骗人的法术。革命样板戏描绘的我人民军队运用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都从思想路线上揭示了我军制定的作战原则、作战方案的合理性和胜利的必然性。杨子荣之所以能够只身入虎穴，绝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的“天才”，而是经过周密的侦察和认真的研究，充分掌握了座山雕的情况，加上他有“身经百战”、“虎穴除奸”、
“与土匪多次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和高度阶级斗争觉悟，党才决定派杨子荣扮作许大马棒的副官胡标，带着座山雕早就垂涎欲滴的“联络图”，打进威虎山。因此，智取威虎山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胜利。
《平原作战》第八场《青纱帐里》，在龟田假“清剿”、真进山的严重关头，赵勇刚“望西北延安城光芒万丈”，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在耳边响，“察敌情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仔细思量”，在瞬间万变的情况下，赵勇刚的眼睛始终注视着战争的全局，坚持把周密的侦察和科学的分析结合起来，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牢牢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他一面提醒群众防备敌人“清剿”，一面通过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深入分析敌情，及时识破敌人的奸计，坚定果断地采取了扒火车、炸军火的正确战斗方案，从而真正拴住了龟田，为迎接主力、平原歼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革命样板戏这些生动形象的描写，充分证明了一个真理：只要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办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就会无往而不胜。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的生命线，是我们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革命样板戏反映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面貌，生动地歌颂了毛主席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辉煌胜利，批判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他歪曲、伪造革命历史的反革命罪行。它象一面面火红的战旗，鼓舞着我们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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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倍警惕〔年画〕 集体创作 游龙姑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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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面埋伏》和楚汉相争
洪途
《十面埋伏》，是我国音乐史上流传久远、影响颇大的一首琵琶古曲。明末清初的王猷定（公元1598—1662年），在他的《四照堂集》中，曾谈到当时著名的琵琶家汤应增演奏《楚汉》一曲的情景：“当其两军决战时，声动天地……有金声、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这和现在流传的《十面埋伏》所表现的内容已大体相近。在一八一七年刊印的华秋苹的《琵琶新谱》中，首次收录了《十面埋伏》的曲谱。这首琵琶曲以秦末的楚汉相争为题材，描写了垓下之战汉高祖刘邦战胜楚霸王项羽的激烈战斗情景，热情讴歌了坚持法家路线的刘邦的胜利。
发生在公元前二○二年的垓下之战，是刘邦、项羽两军决战的一个重要战役。决战以项羽的溃败、自刎和刘邦的胜利而告终。刘邦和项羽，原来都参加了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但是，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不同，在公元前二○七年秦朝灭亡后，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究竟是继承秦制，建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还是裂土分封，复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提出以后，双方的对立日益尖锐，终于爆发了延续五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出身旧贵族的项羽是复辟、倒退路线的代表。他始终坚持搞分裂，开历史倒车。秦亡以后，项羽立即裂土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国，自立为“西楚霸王”，凌驾于诸王之上。直至公元前二○三年，项羽败局已成，还派人拉拢韩信联楚反汉，鼓吹所谓“三分天下”。后来又想与刘邦“中分天下”，提出划“鸿沟”为界，“西汉东楚”，妄图维持分裂的局面，保存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而出身于乡村小官吏的刘邦却奉行法家路线，反对倒退，坚持统一。楚汉战争初年，刘邦便把分封割据的关中、豫西和豫北等地一举收复，改设为郡，恢复了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这与项羽迫不及待地推行分封制，恰成鲜明的对照。虽然他在楚汉战争过程中也曾分封几个异姓王，如封韩信为齐王、彭越为梁王，但那是策略上的需要，其目的是为了集聚力量，以便消灭搞复辟、倒退的项羽势力，统一全中国。项羽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一方面凶残暴戾，草菅人命；另一方面又讲究虚伪的“礼义”，以所谓“仁而敬人”、“为人不忍”去沽名钓誉。而刘邦对儒生却采取了蔑视的态度。他平生“不好儒”，说“为天下安用腐儒？”
项羽和刘邦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儒法斗争，是倒退与进步，分裂与统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项羽推行复辟和分裂的路线，代表六国旧贵族复辟势力。他虽然开始拥有优势兵力，但是由于路线不正确，终于由强变弱，直到一败涂地。刘邦坚持法家路线，反对分裂，主张统一，这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由于路线正确，刘邦的势力便逐步发展壮大，最后垓下一战，消灭了项羽。垓下大战，是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儒法两条路线的大决战，刘邦胜项羽亡的结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琵琶曲《十面埋伏》站在尊法反儒的立场上，通过音乐形象，比较成功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它首先描写了刘邦军队在决战前的情形，通过表现擂鼓、放炮、吹打和排队等内容的乐段，用简洁稳定的节奏，明朗朴实的音调，勾画出在垓下把项羽的残兵败将“围之数重”的刘邦军队军纪整肃、斗志高昂的形象，为表现他们的胜利作了必要的铺垫。乐曲继而以急促的节奏和多变的旋律，层次分明地表现了由埋伏、小接触、激烈搏斗，直到项羽败阵的战争过程。在全曲的高潮部分，作者集中运用了扫、拂、滚、推、拉，特别是绞弦、煞音等特殊表现手法，描摹出刀剑撞击、杀声动地、战马奔驰、金鼓齐鸣的决战场面，渲染出炽热的战斗气氛，音乐形象生动感人。接着又以同音快速进行，衬托着级进下行的主旋律音调，写项羽狼狈奔逃，其间不时插入长音滚弹的片断，描写项羽奔逃中不断遭到阻击的情景。最后，乐曲以昂扬的情调和喜庆的气氛，表现了刘邦军队的凯旋，歌颂了进步势力对于反动势力、法家路线对于儒家路线的胜利。
但是，历来的尊儒反法派，出于他们的反动立场，总是歪曲这场战争的性质。他们制造了种种谎言，力图抹杀项羽的失败是推行儒家反动政治路线的必然结果。北宋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司马光就自欺欺人地把刘胜项败的历史结局归之于“天命”。他在《资治通鉴》中把它说成“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苏轼则在《范增论》中十分惋惜地说，“增不去，项羽不亡。”好象项羽只要听从了范增的主意在“鸿门宴”上谋杀了刘邦，范增就不会抛弃项羽而去，项羽就可以幸免于灭亡。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与此相应，历来的尊儒反法派在利用文艺形式反映这一历史事件时，也总是咒骂刘邦，美化项羽，千方百计把项羽写成失败的“英雄”，同时挖空心思地往刘邦脸上抹黑，如《霸王别姬》、《纪母骂刘邦》之类的坏戏就是那样干的。在音乐领域中，尊法反儒的琵琶曲《十面埋伏》问世之后，就出现了尊儒反法的琵琶曲《霸王卸甲》。
《霸王卸甲》同样以楚汉相争为题材，但是与《十面埋伏》完全相反，歪曲、篡改历史，竭力把项羽写成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乐曲一方面以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手法，袭取《十面埋伏》中歌颂刘邦军队的乐段，用以装点项军；另一方面，乐曲虽然无法掩盖项羽终遭惨败的历史事实，却在乐曲的后半部，加入“楚歌”、“别姬”、“鼓角甲声”和“出围”等乐段，着意美化项羽。特别是“楚歌”和“别姬”部分，作者怀着痛惜之情，以一个哀婉、缠绵的曲调，采用轮指、拂弹、划弹以及转调、持续低音等手法，反复呈述，来表现项羽在战局不可挽回的情况下抚骓长叹，慷慨悲歌，痛苦地和虞姬诀别的情景。它力图在浓重的悲剧气氛中，树立起项羽这个失败“英雄”的形象。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这两首琵琶曲所显示的不同政治倾向，就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在文艺史上的反映。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惯于利用文艺篡改历史、颠倒是非，为其反动、守旧的政治路线服务。类似《霸王卸甲》这样的文艺作品，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例如杰出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问世以后，就有一些反动文人搞了些五花八门的情节荒诞、内容反动的“续书”。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也善于玩弄这一手。他和他的一伙也利用歌曲、戏剧、回忆录等文艺形式篡改历史，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舆论，就是突出的例证。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必须联系现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研究文艺史上阶级斗争、儒法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作为我们开展当前斗争的借鉴，继续搞好无产阶级文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