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红袄军和刘六、刘七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模型车间工人理论小组
从北宋末年到明朝中叶，中国封建社会更加衰败没落。一小撮官僚地主加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土地兼并严重，税役苛繁，再加上连年的战祸和水旱饥荒，使得广大人民痛苦不堪。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激化。面对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他们拚命吹捧孔老二，什么“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等等头衔都加到孔老二的头上，并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炮制了一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学来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同时，统治阶级又按照帝王宫廷的标准，对孔庙大加修缮，并特许孔庙祭祀时，用皇帝的礼乐作八佾之舞。有的封建帝王还亲自跑到孔庙去磕头礼拜。在这样一片尊孔的喧嚣声中，孔老二的后世子孙也鸡犬升天，被封为世袭的“衍圣公”，成了不可一世的贵族特权大地主。
但是，反动阶级的这些倒行逆施，丝毫不能挽救他们风雨飘摇的统治地位。北宋末年在山东、河北一带爆发的红袄军起义，明朝中叶爆发的由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对反动统治阶级和这股尊孔逆流的沉重打击。这两次农民起义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仅在思想上对孔孟儒学进行了猛力抨击，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被历代统治阶级奉为“圣地”的孔庙，以革命暴力直捣孔庙，焚毁“圣书”，在我国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宏伟壮丽的篇章。
早在北宋末年（金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杨安儿、李全、刘二祖等率领的一支农民起义队伍“红袄军”，就在山东益都一带起兵抗金。他们“攻劫州县，杀掠官吏”（《宋史纪事本末》卷八七），并在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金宣宗贞祐二年（一二一四年），起义军攻占了山东兖州以后，直捣曲阜。他们攻占曲阜以后，放火烧掉了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圣地”的孔庙。大殿和周围的房子化为灰烬，就连相传为孔老二当年亲手种下的三棵桧树也一起被毁（“殿堂庑廊灰烬什伍，手植桧三株亦被毁，无烧孑遗。”《曲阜县志》卷二六）与此同时，当地的孟庙也被起义军一把火烧了（《曲阜县志》卷六）。
孔庙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特别是所谓孔老二的“手植桧三株”，更是被作为“圣物”看待的。而这一切在起义农民的眼中却如同粪土。起义农民怀着对孔家店的强烈仇恨，一把火把这个以“仁义”吃人的魔窟烧得灰飞烟灭，荡然无存，给了尊孔崇儒的反动统治阶级当头一棒。
到了明朝中期，由于大地主的土地兼并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广大无地农民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形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流亡农民队伍。从十五世纪中叶起，几十年间，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整个社会动荡不宁，农民革命再度走向高潮。
正德五年（一五一○年），在霸州文安（今河北文安一带）刘宠（刘六）、刘宸（刘七）和齐彦名、杨虎、刘惠、赵燧等人的领导下，爆发了一场明朝中期最大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历时近两年，遍及河北、山东等八省。起义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颁发文告，以满腔的阶级义愤列举和痛斥明王朝的罪状，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革命力量发展很快，“旬日众数千人”，从开始时候的三十多人发展到十几万人。起义军三次进逼明朝反动统治的中心——北京，吓得明王朝统治者惊恐万状，慌忙调兵遣将，围追堵截。但是，起义军所向无敌，破县城上百，纵横数千里，“如蹈无人之境”，（《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杀得明军胆战心惊，使“官兵屡败，横不可制”（《罪惟录》卷三一）。不久，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杨虎、刘惠、赵燧等人率领入河南一带作战，一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等人率领入山东一带作战。起义军“倏忽来去，势如风雨”（《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各州郡地方官吏吓得屁滚尿流。有的闭城而守，坐以待毙；有的望风披靡，弃城而逃；有的慌忙奉献军马粮草，磕头求降。（“率闭城守，或弃或遁，或遗之刍粟弓马，乞勿攻。”《明纪》卷二五）
正德六年（一五一一年），起义军以山东的沂、莒一带为中心，如风扫残云一般席卷山东、河北诸县。阴历二月二十七日，起义军突入曲阜县城，焚烧衙门，捕杀反动官吏，镇压胆敢顽抗的土豪劣绅。孔庙所在地阙里，距当时曲阜县城西十里。这天傍晚，起义军攻下阙里，直捣孔庙。孔老二的后裔们见大势已去，匆忙逃窜。起义军进驻孔庙，他们“秣马于庭，污书于池”（《曲阜县志》卷二九），并把历代反动统治者送给孔门后裔的“御赐经传”一并“焚毁殆尽”（孔庙《奎文阁重置书籍记》碑），在孔老二的反革命巢穴中大造其反，大革其命。
“秣马于庭”，这是对封建制度的大胆挑战。孔庙、孔府这所阴森恐怖的大地主庄园，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尊为“圣地”，千百年来根本不许劳动人民接近。起义农民扬鞭跃马，昂首挺胸地踏进孔庙，打翻了那一套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把“圣庙”庭院当马厩，作兵营。楼阁上下旌旗林立，殿堂内外灯火通明，一片人喊马嘶的沸腾情景。“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六○一页）四乡饱受孔府欺压的劳苦大众杀牛献酒，迎接义军。这是何等的扬眉吐气！
“污书于池”，这更是空前未有的革命壮举。北宋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出于他们反动的政治需要，运用各种方式强行宣传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把孔学抬高到官方正统思想的绝对支配地位。如果对孔学稍有触犯，便会招来杀身之祸。在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前后，反动理学家王阳明，提出了要用破心中“贼”的办法来达到破山中“贼”的目的。就是说，要向人民灌输封建纲常伦理，解除他们的思想武装，用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农民革命。但是，起义农民对反动的说教嗤之以鼻，他们把儒家的“金科玉律”统统扔进了臭水坑。这个行动最鲜明地表示了广大劳动人民对孔孟之道的极端鄙弃，是对封建政权及其精神支柱的打击。
起义军在向北转移之前，把孔庙中的祭祀器具都砸个粉碎（《曲阜县志》卷二九）。祭礼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孔老二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隆重的典礼之一，因此，孔庙中的祭器就成了不可亵渎的“圣物”。起义农民把它作为打击的目标，说明了劳动人民对反动统治阶级尊孔祭孔的丑剧极端反感和蔑视。
起义军在转移的路上，经过泗河南岸，还捣毁了洙泗书院，焚烧了书院的大门（“又焚洙泗讲堂之门”《曲阜县志》卷二九）。孔老二当年周游列国，贩卖“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曾经到处碰壁，最后不得不“累累若丧家之犬”地滚回了老巢曲阜。但他贼心不死，继续在泗河边上聚徒讲学，造谣惑众。后来的反动统治者便选定这个地方修了个洙泗书院，作为宣扬孔孟之道、欺压劳动人民的场所。起义农民一把火烧掉了洙泗书院的大门。当时，起义军响亮地提出了“重开溷沌之天”（《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的革命口号，反映了广大农民决心挣脱反动精神枷锁，摧毁地主阶级的统治，打出一个新天地的豪情壮志。农民起义军正是以这种革命精神无情地冲击了地主阶级统治的“溷沌之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孔孟之道进行严厉的批判。
起义军在正德六年秋天和次年春天又接连两次打到曲阜，捣毁孔庙。起义军的革命行动，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孔家店的威风。一小撮封建余孽如丧考妣，哀叹道：“族属散走，神人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孔庙《城阙里记》碑）昔日淫威无比、称霸一方的孔家大地主，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只有个把利令智昏的反动文人跳出来，摇唇鼓舌，横加指责，叫嚣什么“晓盗以大义”（《曲阜县志》卷二九），受到了起义军的坚决镇压。为了保护孔庙，明朝政府急忙调来军队进行疯狂反扑，结果被起义军杀得“望风辄溃”，一败涂地。农民起义军打进曲阜孔庙这个封建统治者的“圣地”，使反动阶级深以为惧，惊呼“国家二百年，‘盗贼’倡乱，未有甚于此‘寇’者”（《国榷》卷四十八）。被农民起义军吓破了胆的封建统治者，马上奏请皇帝修建阙里城。他们把曲阜县城从十里以外迁到阙里，动用十多万民工，耗银数万两，历时九年，筑起了高城深池，把孔家店围得水泄不通。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
红袄军和刘六、刘七农民起义的爆发决非偶然。这两次农民起义都把反动统治阶级的“圣地”——曲阜孔庙作为打击的对象，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阶级矛盾十分剧烈的情况下，反动统治阶级都要用孔学作为维护他们统治的精神支柱和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而“孔庙”正是他们进行这种精神统治的象征。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就必然要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这个罪恶的“圣地”——孔庙。红袄军和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敢于踏碎孔庙“圣地”，“重开溷沌之天”，这种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在中国劳动人民中长远传流，不断地鼓舞着后来农民革命的反孔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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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穷则思变 人穷志高
——批判反动谚语“人贫志短，马瘦毛长”
湖南省平江县梅仙公社梅仙大队理论小组
“人贫志短，马瘦毛长”，是孔孟之徒收集在《名贤集》里的一条反动谚语。大意是，人生活贫困，就没有什么志气。
在旧社会，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生活贫困。但是，劳动人民真的“志短”吗？不！纵观人类社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我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的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不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吗？春秋末期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横行天下”，使奴隶主闻风丧胆。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揭竿而起，斩木为兵，锐不可当。从这以后，一直到太平天国的历次农民起义，有的提出了“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口号，有的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政治主张，有的提出了建立农民政权的革命目标。这一切，说明了一条真理：“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虽然这些起义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先进阶级的政党领导，不能取得彻底胜利，但这种革命造反的斗志，对于“人贫志短”的谬论，却是有力的批判。
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翻身求解放的正确道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平江革命老根据地，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老子本姓天，住在红石尖；志在推翻旧世界，革命紧跟毛委员。”这首歌谣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闹革命、求解放的豪情壮志。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全国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我们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二十五年来，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拿我们平江来说，贫下中农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志，重新安排山河。一九五八年以来，建设小水电站一百多座。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奋战三年，在白水洞修建了一个三级梯形水电站，蓄水一千八百万立方，可以灌溉一万多亩地，发电四千瓩。
我们大队境内有条弯曲的小河，过去山洪暴发时经常造成水患。去年冬天，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克服一无图样、二无资金的困难，决心改造河道。大家说：“资金少，自力更生的精神不能少。困难大，艰苦奋斗志更高。”就这样，男女老少齐上阵，奋战一个冬天，开出一条二百多米长、十米宽的新河道，打防洪堤三百多米，根治水患，扩大了耕地面积一百五十三亩。一九七四年，全大队粮食亩产跨过千斤。“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广大贫下中农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敢于攀登高峰。我们革命志气比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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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天命论” 做大自然的主人
山东曲阜县夏家村大队党支部
是坚信人定胜天，做大自然的主人，还是迷信天地鬼神，做大自然的奴隶？这是历史上儒法两家长期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社会，拚命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胡说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把“天”说成是主宰自然和人世间一切的东西，得罪不得。妄图以此来吓唬劳动人民，不要起来造反，服服帖帖做牛马，当奴隶。
跟孔孟鼓吹的这一套相反，先秦时期著名法家荀况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反动的“天命论”进行了批判。荀子认为，天的各种变化，比如日月星辰的运行，四时节气的交替，万物的生长变化等等，统统不是什么“神”的意志，而是自然现象。“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指出自然界有它自己运行的常规，与社会政治状况没有必然的联系。荀子强调指出：人们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可以改造自然，做到“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对“天命论”的批判还是不彻底的，但他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我们是可以借鉴的。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依靠社会主义集体的力量，积极参加变革社会、变革自然的斗争，就能逐步认识和掌握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规律，不断夺取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
事实也完全是这样。今年，我们大队种植的五百一十二亩小麦，虽然遇到了严重旱、虫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但由于我们狠批了反动的“天命论”，振奋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大搞了科学种田，仍然夺得了小麦生产的好收成，比历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九七三年增长一成半，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一倍。
一九七三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的推动下，我们大队夺得了小麦亩产八百多斤的好收成。广大贫下中农深受鼓舞，决心再接再厉，乘胜前进，夺取今年小麦生产的新胜利。根据大伙的意见，我们认真向各兄弟单位学习，进一步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决心实现小麦亩产九百斤的新计划。哪里想到，我们刚把小麦种上，接着就来了几十年从未有过的特大旱灾，一冬没下雪，一春没落一场透雨。在这种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豪迈地提出：天大旱，人大干，大旱之年夺高产。少数人畏难发愁，无能为力，认为“天这么旱，就是费上九牛二虎之力，也难说能夺高产”。一小撮阶级敌人则乘机进行破坏和捣乱，胡说什么“人心莫高，自有生辰造化；命由天定，何须巧用机关”。意思就是只能听天由命。
这些话，贫下中农一听就气。我们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史，批判反动的“天命论”，激发了抗旱的革命热情。我们大打机井，充分利用地下水。每五十到六十亩地一眼井，五至七天可以普浇一遍水。我们根据苗情、墒情，改进水肥管理办法。以往浇麦，我们主要是抓“五大水”——封冻水、返青水、拔节水、灌浆水、麦黄水。今年，针对冬旱春旱的气候特点，一般都浇了六七次水，多的浇了八次、九次水，保证了小麦的正常生长发育。我们还利用天旱光照条件好，容易控制作物生长发育的特点，进一步落实农业“八字宪法”，大搞科学种田，同时改进了水、肥管理办法，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小麦的倒伏问题。
一冬一春的严重干旱被我们战胜了，全大队小麦长势良好，丰收在望。就在这个时候，一连刮了九天的西南风，土壤水分蒸发量很大。我们大队土质偏粘，表土层干后浇水，泡成泥浆，遇到大风小风，小麦容易发生根倒，这就成为浇麦黄水的一个困难。浇水怕刮风小麦倒伏，不浇水又怕受旱麦粒干粃。怎么办？广大贫下中农说：“人定胜天。”我们根据苗情、墒情，采取灵活的办法，巧浇麦黄水，保证了今年小麦的粒饱粒重。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事实也完全说明，在党的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执行正确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就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做大自然的主人，不断创造改造自然的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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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颍上县城关镇民兵连，充分发挥理论骨干在学习和批判中的带头作用。这是理论辅导员在辅导民兵写批林批孔的文章。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