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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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个好方法
——北京部队某部八连理论小组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古代战例
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部队某部八连理论小组,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结合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了从春秋到太平天国的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十个战例,编写了近四万字的资料,通俗、鲜明、生动地表明了法儒两家在军事思想上的对立和斗争,深刻地揭露了林彪的反动军事思想和儒家反动思想的联系。材料写成后,他们先后给连队、上级领导机关、工矿、农村、街道、学校的群众、干部近二十万人宣讲。大家一致反映,这样做有助于我们理解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深挖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思想根源,这是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个好方法。
八连研究我国古代战例,是从斗争实践中提出来的。今年五月,八连在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当时连队有的同志提出,林彪在政治上与儒家反动思想的联系看得很清楚,怎样弄清林彪在军事上与儒家思想的联系呢?连队党支部组织理论小组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集中分析研究了这个问题。理论小组在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的过程中看到,毛主席常常运用对古代战例的分析,论述战争的规律和战略战术原则,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反动实质和思想根源。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毛主席列举了齐鲁长勺之战等七个古代战例,深刻揭露了王明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原则的反动实质和思想根源,帮助全党同志深刻认识了战略退却和战略进攻的辩证关系。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家认识到,现实斗争和历史上的斗争是紧密联系的。无产阶级在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创造自己的军事科学时,需要批判地研究和吸取历史上战争的经验。一切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炮制他们的反动军事思想的时候,也总是继承历史上反动军事思想的衣钵。弄清法儒两家军事思想上的对立和斗争,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古代战例,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反动实质和思想根源,有助于提高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理论小组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党支部和全连同志的积极支持。
研究古代战例,这对八连来说是个新课题。连队战士一无资料,二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连队任务又重。面对着这些困难,大家一致表示:“我们打武仗不怕流血牺牲,打文仗还怕什么困难!”没有资料,就发动群众到上级机关、图书馆、书局、学校找来了十几部历史书籍;缺乏历史知识,就刻苦地学习;工作任务繁重,就发扬大干苦干的精神。他们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编写了必要的资料,并发动全连干部和战士反复讨论。
八连理论小组在研究古代战例的过程中,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紧紧围绕法儒两家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斗争,进行分析。他们说:“古代战例,不单是打仗的故事,而是两种军事思想斗争的镜子。如果离开两种军事思想的斗争去研究,就会听起来热热闹闹,实际上抓不住要害。”他们在研究每一个古代战例时,都着重分析当时战争双方的政治立场和主张,作战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他们把儒家的反动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比较。这样研究,既可以看清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反动思想根源,又可以抓住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的焦点和实质。
八连理论小组在分析袁曹官渡之战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光辉著作,遵照毛主席关于军事原则“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等教导,仔细研究曹操和袁绍奉行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军事思想。大家看到,曹操反对复古倒退,反对分裂,坚持统一,奉行一条法家路线;在军事上,则主张“持法”治军,反对以“礼”治军,实行屯田,“备耕植以蓄军资”;在战略战术上,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遵循法家“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原则,采取“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等比较灵活的战略战术。因此,曹操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相反,袁绍逆历史潮流而动,搞复古倒退,反对统一,搞分裂割据,顽固推行儒家的反动路线;在军队中,“繁礼多仪”,实行“礼”治,反对耕战政策,实行掠夺抢劫;在战略战术上不顾客观情况,采取长驱直入,正面硬攻,一线平推的打法。这样,尽管他兵多粮足,但由于路线错误,指挥失误,因而遭到失败。这样一分析,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军事路线是由政治路线决定的,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否正确。
八连理论小组的同志们通过对十个古代战例的研究,进一步看清了林彪的资产阶级的战争观、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同儒家的反动军事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研究了宋楚泓水之战以后,清楚地看到,林彪反对革命暴力,鼓吹“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和宋襄公鼓吹“仁义之师”一样,都是老虎挂佛珠——假慈悲;林彪鼓吹打“堂堂之阵”和宋襄公的“不鼓不成列”一样,又都是蠢猪式的作战方法。战士们写了一首快板诗:“林彪儒家新门徒,战场指挥似蠢猪,本是当代宋襄公,丑恶嘴脸大暴露。”揭穿了林彪“常胜将军”、“天才军事家”的画皮。
八连理论小组通过研究古代战例,进一步认清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入批林批孔的重要意义。目前,他们结合批林批孔斗争,又组成了《四书评》等研究小组,决心将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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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彪要“当董仲舒”的居心何在?
驻天津部队某团九连战士 张振富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开历史的倒车,效法孔老二,把“克己复礼”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同时,他也把孔孟之道作为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思想武器。
一九六六年,林彪在一次会议上别有用心地叫嚷:“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唯恐别人不解其意,特意为林彪的这段话加了一个注解,说什么:“董仲舒给皇帝讲道理,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
两个政治骗子,异口同声地宣扬“都当董仲舒”,到底居心何在?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反动的思想家。他继承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主张,就是要确立孔孟之道在封建社会的思想统治地位,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教条。为此,董仲舒一直受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推崇。
林彪要“当董仲舒”,就是要学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一面恶毒攻击马列主义离我们“太远”,是“旧思想”,已经“过时了”,千方百计破坏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另一方面,他们钻进孔孟之道的垃圾堆里,用什么“归纳法,吸其内容”,拼凑反革命复辟的思想武器。这就清楚地表明,林彪立志“当董仲舒”,是要“罢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独尊”反动的孔孟之道。
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军队,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治军之道。孔老二为了推行其“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治路线,竭力鼓吹“军旅有礼,故武功成”,要军队的一切都遵循周礼。宋朝反动儒生司马光,大肆叫嚷“以礼治军”,反对王安石变法。另一个反动儒生胡安国也公然提出“三纲军政之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曾国藩,把“克己复礼”作为治军的根本要旨,“用兵执政时时不忘”。独夫民贼蒋介石,则把孔老二鼓吹的“仁”,作为“军人精神教育之精议”,训令大小军阀身体力行。林彪大肆叫嚷“都当董仲舒”,也是他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后尘,鼓吹“以礼治军”的铁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还是向部队灌输孔孟之道,灌输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这是建军问题上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重要标志,是区别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原则界限。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林彪、孔老二“以礼治军”的反动思想,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我军建设,使我军更好地执行党的路线,更好地担负起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附图片)
九连的干部和战士在研究儒法军事思想的斗争,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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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剖析“菩萨心肠”和“霹雳手段”
驻天津部队某团九连战士 田化民
用什么样的方法管理教育部队,历来是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叛徒、卖国贼林彪极力推行军阀主义、惩办主义,胡说什么:“带兵要严,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这充分暴露了他破坏我军政治思想工作,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丑恶嘴脸。
暗流有源,毒草有根。林彪的这一反动谬论渊源于儒家的反动治军准则。我国古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春秋时期,郑国奴隶主头子带兵镇压了萑苻耕奴起义,孔丘听后拍手称快说:“太好了!对奴隶的专政不能放宽,宽了奴隶就造反,造反就要给予猛烈的镇压。”(“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又说:“用怀柔的手段辅助暴力镇压,在暴力镇压的同时,也要施展怀柔手段,这样政权才能巩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老二这种“宽猛相济”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和儒家徒子徒孙所赞赏,并作为治国治军的大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曾国藩,在大肆杀人时,却高唱什么“礼”、“诚”、“仁义”、“道德”等等。曾国藩治军,就是采用这种“宽猛相济”的策略。晚清的另一反动将领胡林翼,在治军上和曾国藩施行同样的手段。独夫民贼蒋介石对曾、胡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亲手集成《曾胡治兵语录》,其中就说:“居今日而为政,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这句话是“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同义语。林彪对这句话奉若神明,拿来作为他治军的原则,说明他和孔老二、曾国藩、胡林翼、蒋介石是一路货色。
一切反动阶级的军队,实际上都是雇佣军队。这种军队所要执行的任务和组成它的大部分成员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军队内部等级森严,官兵之间的关系是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反动统治阶级为了使这个军队的广大士兵不反抗,任其摆布,成为他们搞存亡继绝、复辟倒退的工具,便一手拿橄榄,搞欺骗;一手拿大棒,搞恐怖。这就是他们的所谓“菩萨心肠”和“霹雳手段”。
我们无产阶级的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我军执行的任务,代表了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的根本利益。人民军队的指挥员和战士,是阶级兄弟,是革命同志。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是与我军执行的政治任务相违背的,必然遭到广大指战员的坚决反对。林彪为了实现他的罪恶阴谋,便袭用儒家的“恩威兼施”的治军手段。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民解放军,既不受林彪的骗,也不怕林彪的恐吓,林彪的反革命两手,是“治”不了我们人民军队的。
人民军队的管理教育工作,是建立在官兵一致的原则和三大民主的基础上。毛主席亲自为我军制定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制度和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几十年来,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建立了无产阶级的管理教育原则,把士兵看作军队的主体,维护战士的根本利益,关心战士成长。从这个愿望出发,对干部、战士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一些思想问题,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林彪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把人民军队的战士看作“群氓”,看作任其统治的工具,他反对三大民主,反对说服教育,破坏我军的光荣传统,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面目。我们一定狠批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坚持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搞好部队的管理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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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林彪所谓“打堂堂之阵”
驻天津部队某团九连副班长 史海军
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叫嚷什么要“打堂堂之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按林彪后来的话说,就是:“没有什么运动战。就是阵地战”。
依据战争的客观情况,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是指挥打仗的人必须掌握的一个原则。林彪不顾任何条件,一概反对打运动战,主张打阵地战,这是战争问题上典型的唯心论和机械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作战方式、战争形式,不是永远一样的。”从历史的发展来说,作战方法、作战形式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的;从具体的战役、战斗来说,必须随着敌情、我情、地形、天候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和作战形式。为了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我们的作战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怎么能只是一种阵地战呢?毛主席依据中国革命战争各个时期的形势和特点,为我军制定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其中包括各种不同的作战方式。
林彪鼓吹“打堂堂之阵”,不仅是一种荒谬的军事理论,而且有其险恶的政治用心。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军队进攻我东北解放区,抢占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当时,敌军比我军少得多,而且处于“不成列”的状态。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易地侵夺人民的果实。指令林彪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进犯敌人。但是,林彪不反击敌人,提出要“打堂堂之阵”,白白坐失了战机,使蒋匪军得以源源开进东北,为我军以后作战增加了困难。可见,林彪的“打堂堂之阵”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
林彪的“打堂堂之阵”,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古今中外一切反动的军事理论,无不以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待战争。历史上的反动儒家按照“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原则,把战略战术模式化,把作战方法固定化。春秋时代宋楚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战法就是典型的一例。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国出兵进攻郑国,郑是楚的属国,楚国当然不容宋国染指,于是这年秋天,以救郑为名,出兵进攻宋国。郑宋两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楚军渡河,正是宋军进攻之机。宋国司马子鱼请战,宋襄公不准。楚军渡河后尚未列成阵势,子鱼又请战,宋襄公还是不准。直到楚军列好阵势,宋襄公才下令进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也负了重伤。战后宋国大臣们埋怨宋襄公时,他还厚颜无耻地说:君子“不鼓不成列”,意思是,讲仁义道德的人,不攻击没有列好阵势的敌军。一个叫嚷:“不鼓不成列”;一个叫嚷:“打堂堂之阵”,真是一个调子两人唱。宋襄公在泓水之战留下了千古笑柄,林彪的叫嚷不过是步宋襄公的后尘而已。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彻底批判林彪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作战指导原则,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提高警惕,为保卫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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