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从尊法反儒到尊孔读经
——从章太炎思想的演变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沈濮
近代中国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在这场大变动中，中国资产阶级在短短几十年内，走完了西方资产阶级在几百年间完成的从兴起到衰落的历程。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代表，他的从尊法反儒转向尊孔读经的一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从进步转向倒退的一个缩影。从他思想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儒法斗争的实质及这场斗争与整个阶级斗争的关系。
一
章太炎的尊法反儒思想，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原名炳麟，浙江余杭人，太炎是他参加革命后所起的号。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学习封建旧文化。甲午（一八九六年）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成为一场政治运动。他毅然走出书斋，先后担任了《时务报》、《昌言报》的主笔或编辑，为维新变法大喊大叫。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要分为左、中、右。维新派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在《时务报》馆中，就展开了一场究竟是尊孔还是反孔的激烈争论。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等人，是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地主买办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要求变法维新，但不敢同封建顽固势力彻底决裂，又害怕人民越出他们所指定的轨道，就选择了“托古改制”的道路。康有为一伙打着孔丘旗号，想利用孔丘的权威去抵制封建顽固势力，“秩序井然”地自上而下实行变革。正如康有为自己所供认的：“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章太炎与康有为一伙不同。他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和清王朝以及封建顽固势力的联系也比较少。他早在诂经精舍读书的时候，眼看着中国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就已急切地盼望着变革，“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菿汉微言》）甲午战争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日本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从中寻求“学理”。因此，他不同意神化孔丘，不赞成建立孔教，直言不讳地把这些做法斥为“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与谭献书》）。
在《时务报》馆内部发生的这场争论，看起来是学术上的两种学派之争，实质上反映了思想上政治上两条不同路线的冲突。它预示着日后将有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斗争风暴的来临。康有为的徒子徒孙们对章太炎非常不满，扬言要痛揍章太炎。口头不行，想动拳头，这正说明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无能和虚妄。章太炎无法和他们开展正常的辩论，只得愤而离开了《时务报》馆。
章太炎在离开《时务报》馆后，经受了一场更大的风浪考验。一八九八年，洋务派头目、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了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劝学篇》，鼓吹儒家的三纲五常是“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当时，章太炎恰正接受了张之洞的邀请，来武昌筹备办《正学报》。章太炎针对《劝学篇》中对“忠君”的鼓吹，指出：首先是“上思利民”、“朋友善道”，然后才谈得到“憔悴事君”。既然清王朝二百多年来，一贯“视民如雉兔”，那末，要人民讲忠爱，那就只有等到“革命以后”（《艾如张董逃歌序》）。张之洞一伙听了这种大逆不道的议论，气得几乎连辫子都要翘起来了。他们派人把章太炎捆起来毒打了一顿，扣留了他的行李，把他赶出了武昌。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毒打没有吓倒章太炎。他针对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一书对商鞅、韩非等法家的攻击，写下了《商鞅》一文，愤慨地指出：“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凡非议法家者，自谓近于维新，而实八百年来帖括之见也。”
年青的章太炎，就这样以尊法反儒斗士的姿态开始了他的政治道路。由于当时他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藕断丝连，思想上的反儒也还是很不彻底的。他在《客帝》《分镇》这两篇文章中，提议让清朝皇帝退位去作一名地方官，而以孔子为名义上的皇帝，以便放手让全国各地实行维新变法。
然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日益严重。特别是沙俄帝国主义的魔爪深深伸进了中国东北和长城以北广大地域，“神州之命，制于朔方。倨牙朝磨，夕饫于肠。”（《祭维新六贤文》）实践证明：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在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内部加速分化。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继续顽固地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广大中下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纷纷走上了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的革命道路。章太炎也正是在这时彻底与改良派决裂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新耶复旧耶，等此一邱貉。”（《西归留别中东诸君子》）这就是他对康有为这些“新党”人物所作的批判。他痛感只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国，不然的话，中国将会永远沦为“欧美之陪隶”（《客帝匡谬》）。
阶级斗争的现实教育了章太炎，使他的尊法反儒思想发生了一次飞跃。他认识到在《客帝》等文中所提出的主张，实质上是“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訄书》批改本手稿）。这就是说，如果放弃革命而崇奉孔丘，就是作了为统治者摆人肉筵席的帮凶。他对自己作了公开的自我批判，指出尊奉孔丘是“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客帝匡谬》）。
二
一九○一——一九○五年，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崛起的时期，也是中国各个阶级及不同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斗争特别激烈的年代。反革命顽固派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利用孔子的忠孝仁爱一类说教麻痹人民，阻止人们走向革命的道路；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尊孔保皇，“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孙中山：《革命原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刚登上政治舞台，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信心，高高地举起了尊法反儒的旗帜。在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里，章太炎投身于革命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成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名旗手。他在一九○一年所写的《秦献记》和在差不多期间写成的《秦政记》，就是两篇尊法反儒的杰作。章太炎盛赞秦始皇，指出：他“诛灭名族，不使并兼”，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豪强势力；他取消了奴隶制的分封制，身为帝王，“而子弟为庶人”；他信守法家的用人原则，“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他以身作则地遵守法令，“不妄诛一吏”。章太炎认为，如果秦始皇长寿或后继得人的话，“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还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指出：“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他引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说明焚书是秦王朝自商鞅以来一贯奉行的政策，是儒家“滑稽便辞而不可轨法”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章太炎驳斥了历代反动派把秦的灭亡归因于坚持法治的谬论，指出秦王朝灭亡是因为“六国公族，散处闾巷之间”，念念不忘“复其宗庙”，而秦二世胡亥又不成器。因此，秦“卒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这两篇史论，旗帜鲜明，是自从西汉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的发言和唐人柳宗元《封建论》以后，勇敢地为秦始皇和法家辩护的又两篇好文章。它们的出现，反映了章太炎本人和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当时是生气勃勃的。
《訄书》，是章太炎这一时期所写的另一部主要著作。这部书初版于一九○○年，带有相当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但在一九○二年，他的思想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对《訄书》作了很大修改，于一九○四年出了新版。这部著作，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场上，对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作了总结。在《订孔》篇中，他借用一个日本学者的话指出：孔丘实是中国的“祸本”，中国二千年来“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在于孔氏”。他认为，孔丘没有多少学问，《论语》也并不高明。孔丘和他的末世信徒是一丘之貉，就象双手沾满农民鲜血的王守仁、曾国藩等刽子手一样，是凭借着反革命政治势力才把自己的地位抬高起来的。他在《学变》、《学蛊》、《王学》、《清儒》等文中，进一步对从董仲舒到宋明理学的儒家代表人物和思潮，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而对坚持法家路线的许多代表人物，则给予表彰和肯定。他对于王充敢于怀疑和批判孔老二，给予很高的评价。
一九○三年，章太炎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康有为鼓吹孔孟之道、反对革命的种种谬论。这篇战斗檄文直斥光绪皇帝载湉是“未辨菽麦”的“小丑”，揭露载湉借支持维新变法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的卖国主义本质，强调“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文章还鲜明地肯定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并据此驳斥了康有为诬蔑中国“民智未开、不能革命”的谬论，指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这篇文章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尊孔的反动目的，指出清朝统治者“尊事孔子，奉行儒术”，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这在当时是相当深刻的见解。
章太炎的尊法反儒言论，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精神，吓坏了那些新、老尊孔论者。他们气急败坏地声称要将《訄书》焚毁，使之永绝于天地之间。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书店被吓得不敢出售《訄书》。清朝政府还一手制造了《苏报》案，勾结帝国主义把章太炎抓进了租界的监狱。但是，这只能是心劳日拙，革命思想的传播岂是牢房和囚笼所能阻遏得了的！
三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革命愈向纵深发展，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两种思潮、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愈加激烈、愈加深刻。
一九○六年四月，清朝政府发布上谕，强调以“忠君、尊孔”为教育宗旨，规定经学为全国学堂的必修科目，学生每天都得唱歌礼赞孔丘，如逢孔丘诞日，必须致祭作乐。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卖力地鼓吹“尊孔”。康有为陆续写了《孟子微》、《论语注》、《中庸注》等书，将儒教的封建理论与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加以粘合，号称是“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实质上是让孔老二借尸还魂，替古老的封建僵尸穿上时髦的资产阶级新装。一九○六年六月，章太炎刑满出狱东渡到日本，在东京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对孔丘和儒家学说作了进一步的批判。当时，康有为把孔丘说成一个为百世制法的维新派首领，梁启超吹嘘孔丘是一个“最恶贵族政治”和“摧灭贵族政治”之功“最伟”的伟人。章太炎对他们的论调一一作了驳斥。他指出，孔丘生在“贵族用事的时代”，根本“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孔丘所向往的，只不过是“依人作嫁”，成为“帝师王佐”，削尖脑袋挤进贵族的行列。（《演说录》）至于《春秋》，无非是一本最早的编年史，论其观点，“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根本不是什么垂之百世的“宪章”。汉代以来，官号、郡县、刑罚制度，都“本之秦氏”，要说为后世制法者，应当说是李斯，而“非孔子甚明”（《原经》）。
章太炎还用许多生动的事实，揭露了孔丘“湛心荣利”、“哗众取宠”、“诈伪”、“忌刻”的丑恶面目。他引王充《论衡》的记载指出，少正卯在鲁国讲学时，孔门学生都到他那儿去听讲，孔丘做了鲁国司寇后便立即把少正卯杀掉。孔丘甚至还想暗杀了解他底细的老师老聃，吓得老聃赶忙远逃，可见其心术的险恶。章太炎还引了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评论孔丘的一段名言：“鲁国之巧伪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认为这段话刻画出了孔丘真面目。章太炎还以鲜明的革命态度批判了孔丘的“中庸”哲学，指出所谓“中庸”，就是“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的政治投机术。他尖锐地指出，孔丘本人就是一个“便辞利口，覆邦乱家”的政治骗子；而“今日所谓名臣大儒”，也都是“以富贵利禄为心”的政治投机分子。（《论诸子学》）
人的思想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正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章太炎对孔丘和儒家的批判，在思想深度上，远远超过了王充和李贽。一九○八年，当德帝国主义加紧掠夺山东路矿利权时，与山东人民的奋起反抗恰正相反，孔门后裔竟用军乐吹吹打打把德皇威廉二世的画像迎进了“衍圣公府”。这一事实生动地教育了章太炎及当时的人们，使他们认识了反帝必须反孔这个真理。章太炎愤怒地揭露了“衍圣公”的卖国嘴脸，号召人们“为义和团，无为衍圣公”，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浴血奋战，宁死不屈。（《中国之川喜多大尉袁树勋》）
近代中国这场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的思想论战，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舆论准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论战中，议论的是古人，为的却是现实。既然孔丘这个千百年来统治着人们思想的庞然大物可以打倒，那么，清朝皇帝这个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统治者又为什么不可以推翻呢？这就是当时章太炎同尊儒反法思潮斗争的政治意义。
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这场革命以妥协而告终，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军阀袁世凯窃夺了革命果实，建立了地主买办阶级的北洋军阀政权。袁世凯这个大军阀头子为了在中国达到复辟帝制的目的，抬出孔丘这个复辟的祖师作敲门砖，掀起了一股尊儒反法的逆流。在这股复辟逆流中，举大旗的是原资产阶级改良派头子康有为。他如丧考妣地大骂辛亥革命使“数千年文明之中华，一旦沦胥，至为无教之国”（《孔教会序》），叫嚷必须继续崇奉孔孟之道，并将孔教列入宪法，定为国教。有趣的是外国帝国主义也在这时候格外卖力地吹捧起孔老二来了。复辟派到处建立孔教会，帝国主义分子则为孔教会摇旗呐喊，说儒家学说是中国的国宝，鼓吹中国人民应当继续顶礼膜拜。正是在这样一片鼓噪声中，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辛亥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使章太炎从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迷梦中惊醒过来。章太炎面临着复辟帝制的反动逆流，于一九一三年秋冒着生命危险赶到北京，“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章太炎在当时是有名的革命思想家。袁世凯碍于舆论，对他杀又不是，放又不是，就软禁了他，派宪兵对他严密监视，不准他外出，不准他议论时政。就在这年冬天，章太炎在住宅中开办国学会，讲授史学、文学、文字学和诸子学，并陆续写了《驳建立孔教议》等文章，不顾敌人的囚禁和威吓，痛斥提倡孔教会者为“怪妄”。他指出，董仲舒神化孔丘、独尊儒术，结果是败坏了汉朝政治，“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驳建立孔教议》）。在国学会讲课中，他再次强调指出：“大抵孔子乃春秋时一政客，其七十子之徒，不过其政党中之党员耳。”（金毓绂：《国学会听讲日记》）他还在国学会门口贴了一张通告，声明国学会与孔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复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他还辛辣地嘲讽了袁世凯带头演出的祭天、祭孔丑剧。章太炎指出，古代统治者用祭天、祭孔一类办法显示自己秉承天命的威严，欺骗和压迫 “群黎百姓”；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再想骗人，办不到了。这样做，只不过“徒可自欺”而已。（《礼隆杀论》）
事实证明，辛亥革命后展开的这场儒法论争，实质上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章太炎同当时思想界出现的这股尊儒反法逆流的斗争，直接配合着当时正在高涨中的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政治搏斗，在一定程度上替倒袁运动进行了舆论准备。袁世凯在当时虽然是个庞然大物，气势汹汹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在全国人民反对下，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垮台了。后来张勋搞复辟，也只有十二天，就作鸟兽散。复辟梦总是做不长的。
五
章太炎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上从来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他的资产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不可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孔丘和儒法斗争作出阶级分析。他在批判孔丘时，常常不加分析地推崇孔丘在编写历史、整理文献、从事教育等方面的“贡献”。他不懂得，孔丘所有这些活动，都离不开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这个根本目的。也正是由于阶级的局限，章太炎即使在跟袁世凯作斗争的时候，也已经不象辛亥革命前那样旗帜鲜明了。从《訄书》的修订并改名为《检论》，就明显地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倒退。在《检论》中，尽管他对柳下跖仍然抱着歌颂的心情，但却删掉了原有的不少鼓吹革命的文章，并对曾国藩这些反动道学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他在寻找中国的出路，但又找不到出路，陷于在歧路上彷徨、徘徊而不能自拔的境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不彻底性，在他身上充分地表现出来。
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下去。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联合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一筹莫展。五四运动一声春雷，宣告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从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们虽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充当革命的同盟者，但历史的进程注定了这个阶级是没有前途和出路的。章太炎作为这个软弱的阶级的一个政治代表，在这时也就逐渐脱离了革命的实践，退回到宁静的书斋中去向故纸堆讨生活。他的晚年，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位在青年时候曾经痛骂光绪皇帝是“载湉小丑”的叛逆者，现在却说什么：“民国但有长属，不称君臣，然上下之序一也。作乱犯上可为乎？”（《菿汉昌言》）他参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以“尊孔读经”为中心的复古主义逆流。他跟着反动派一起鼓吹“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救国之道，舍读经而末由”（《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背叛了他光荣的战斗历史，投向先前的敌人营垒中去了。
但是，章太炎毕竟是章太炎，他直到去世也还是一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对蒋介石为头子的买办阶级的卖国政策，是至死都表示反对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愤慨地指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说：“有此总司令，有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与孙思昉论时事书》）他强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指出：“怯于御敌而勇于内争，此正今日大忌。”（《答张季鸾问政书》）这时的章太炎，对法家仍然是推崇的，但其内容已和革命时期的尊法有实质上的不同。过去他推崇法家是为了鼓吹变革，这时他推崇法家是为了希望能兼用“民治”与“独裁”两种方法治理国家。他说：“处承平之世，独裁如商君、武侯，民治如今远西诸国可也。若夫奸人成朋，贵族凌逼，上以侵其主，下以贼其民庶，非有老子、韩非之术者，固无以应之。”（《老子政治思想概论序》）他想向大资产阶级争“民治”，对革命人民讲“独裁”，继续走他过去走过的那条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然而，时代不同了，结果也不一样。革命实践的发展早已证明了，这条道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只能是一条死胡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光明前途。谁想走回头路，就必然要沦为时代的落伍者。先前，敌人的拷打、囚笼、咒骂、围攻，都没有能迫使他放弃尊法反儒的立场；然而最后却由于不能适应历史潮流的前进，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他在晚年自己否定了自己，导致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没落。
章太炎从尊法反儒走向尊孔读经，这不只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其实，中国资产阶级当它还处于革命时期的时候，它在思想战线上所进行的斗争也是很脆弱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章太炎也好，别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好，都不能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旧文化。这个任务只有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世界观，它同一切传统观念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在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旧文化的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它的战斗力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都不能比拟的。
章太炎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我们从他的身上，不仅可以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演变，而且可以认识到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一个革命者，如果在革命的征途中不能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己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不断地前进，那末，尽管他在革命的前一阶段作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贡献，最后却难免会用自己的手毁灭了自己。章太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这一点却值得后人引以为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