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旧戏《三击掌》与反动的“天命观”
洪途
戏曲，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历代反动派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总是竭力利用戏曲，鼓吹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扶持及其文人墨客的炮制下，形形色色的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都化为被歌颂的形象，通过旧戏舞台，腐蚀和毒害人民群众。作为孔孟之道重要组成部分的“天命观”，也通过旧戏舞台广为扩散。因此，在旧戏曲中，宣扬反动的“天命观”的剧目是为数不少的。皮黄和梆子系统许多剧种过去经常上演的《三击掌》，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出。剖析一下《三击掌》这出坏戏，对于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击掌》，粤剧叫《西蓬击掌》，是全部《王宝钏》（又名《红鬃烈马》）中的一出。这出戏，长期以来，得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垂青；解放后，在文艺界被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专了政的情况下，又被吹捧为所谓“优秀的传统剧目”。其原因，就在于它所宣扬的反动内容，迎合了历代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政治需要。《三击掌》不仅鼓吹了“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类封建道德，尤为突出的是，狂热地宣扬了反动的“天命观”。
《三击掌》说的是一个纯属杜撰的故事：唐朝丞相王允之女王宝钏在彩楼抛球招亲时，绣球打中乞丐薛平贵。王允责令退婚，王宝钏执意不从，两人发生了冲突。王宝钏再三规劝王允无效，最后与他击掌决绝，出走相府，到寒窑与薛平贵成亲。
堂堂相府的“千金”小姐，竟敢公然违抗父命，平白抛弃“钟鸣鼎食”的尊贵生活，偏去追求一个餐风宿露、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岂非咄咄怪事！王宝钏为什么要这样干？她的思想动机究竟是什么？这是剧本提出的一个十分惹人注目的问题。对此，历来《三击掌》的吹捧者，几乎都以所谓反对“嫌贫爱富”来作解释，并进而把王宝钏说成是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下，甚至有人把这个相府小姐捧为“坚贞不屈”、“反抗封建礼教”的叛逆女性。这些蛊惑人心的说法，又给王宝钏的形象披上了华丽而时髦的外衣，使她具有更大的迷惑性、欺骗性。批判《三击掌》这出坏戏，肃清它长期以来在观众中散布过的毒素，就必须剖析王宝钏的思想，揭露这出坏戏的反动实质。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难发现，支配着王宝钏全部行动的“主心骨”，正是孔孟之徒一贯竭力宣扬的反动“天命观”。
请看王宝钏与她的父亲的一段对白吧！王允听说女儿的招亲绣球打中了乞丐薛平贵，便立即劝诫王宝钏说：“依为父之见，我儿乃是千金之体，怎能与那花郎匹配？将此门亲事打退，另选王孙公子。”但是，王宝钏却回绝了王允，她振振有词地说道：“此乃姻缘前定”，“这也是女儿命该如此”（在一种粤剧本子里，王宝钏此处的台词说得更明白：“讲到夙世姻缘，乃系由天所铸”）。王宝钏坚持要嫁给一个乞丐，理由就是：命中注定，天意难违。在王宝钏看来，“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人的生死、祸福、贫富、贵贱，无不决定于“天意”。冥冥之中的老天爷赐你富贵，你就可以永享富贵；让你受穷，你就只能一辈子受穷，永无翻身之日。在妇女的婚姻问题上也是如此，“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纵然是命定“嫁”给一块顽石，也要持贞守节、从一而终。总之，一切都必须服服帖帖地顺从“天命”。《三击掌》就是按照这样反动的“天命观”塑造了戏中的主要人物王宝钏。
王宝钏不仅虔诚地笃信“天命”，而且还狂热地鼓吹“天命”。为了宣扬“天命”，王宝钏抬出了儒家的“圣贤”和“经书”。她道貌岸然地说道：“圣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昔日，孔子困雪山，太公垂钓竿，二大古圣贤，时衰命颠连。”王宝钏背诵起经书来，为的是指责王允不遵“天命”，硬要拆散王宝钏与薛平贵“由天所铸”的“夙世姻缘”。王宝钏在这里大谈的“信”与“无信”，实际上就是顺从“天命”还是违反“天命”的同义语。至于所谓“孔子困雪山，太公垂钓竿”，不过是说，即使“圣贤”如孔老二、姜太公，也难违“天命”；在“时衰命颠连”的情况下，也会颠沛流离，遭灾遇难。总之，说来道去，无非还是“天命”二字。顺从“天命”，听天由命，这就是贯串于王宝钏全部反动说教的一条黑线。
应该指出，在戏中作为王宝钏对立面的王允，也并不是不相信“天命”的。他在劝诫王宝钏毁约退婚时，不就屡屡声言“我儿乃是千金之体，怎能与那花郎匹配”么？所谓“千金之体”云云，无非是说他的女儿就是天生“高贵”，理应许配“王孙公子”，享受富贵荣华，而绝无嫁给乞丐之理。他鄙视“穷命”的薛平贵，不惜以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等手段，硬是要拆散王宝钏与薛平贵这门亲事，其原因，也正是在于他认为“薛平贵他生来命运低”。可见，在相信“天命”这一点上，王允与王宝钏是一致的。那么他们父女二人所以酿成击掌决绝的冲突，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王宝钏之所以苦苦追求乞丐薛平贵，其中是大有奥妙的。王宝钏在抛球招亲之前，曾在绣房“偶得一梦”，“梦见斗大红星，坠落卧房”；她和丫环到后花园“焚香祝告”，正好看见睡在花园门口的乞丐薛平贵身上有“红光出现”；两人见面，王宝钏又看见这乞丐有“大贵之相”：“两耳垂肩贵相品，龙眉虎目帝王尊”。她判定夜梦红星，就应在此人身上。和这个有帝王之相的薛平贵结婚，这是“天命”，是上天单独给她的昭示。只要薛平贵发迹变泰，当上皇帝，王宝钏也就可以夫荣妻贵，爬上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做显赫尊贵的皇后娘娘了。正因为如此，她彩楼招亲，绣球不打衣冠楚楚的王孙公子，单打衣衫褴褛、穷愁潦倒的薛平贵。正因为如此，她才敢于激烈地反抗父命，甚至不惜与这个丞相老子断绝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她才甘心情愿在寒窑中苦守十八年。王宝钏这一番苦行，追求的乃是一个“大富大贵”的“锦绣前程”。所以一旦“时来运转”，“天命”的“贵人”显了贵，当了“西凉王”的薛平贵回到寒窑，王宝钏便双膝跪地，连连口称“万岁”，向这个“西凉王”“讨封号”了。可见，王宝钏痴心追求的，并不是眼前的乞丐，而是那“天命”的“贵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由于她先已得到上天的昭示，知道薛平贵将来是要当皇帝的，所以她与王允争辩时，才那样胸有成竹。王允虽然也信“天命”，但是由于不了解出现在薛平贵身上的这一系列“天人感应”的“异象”，所以在王宝钏的反驳下理屈词穷。《三击掌》就是这样挖空心思地把王宝钏写成一个既“畏天命”又“知天命”的理想人物，通过这个人物形象，全面地宣扬了反动的“天命观”。
“天命观”历来是行将灭亡的反动派惯用的思想武器。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继承了殷周奴隶主贵族唯心主义的“天命”思想，并加以发挥。他的门徒子夏也大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宣扬“天”是主宰一切的。孔老二还提出要“畏天命”，即要时刻对天存有敬畏之心，决不可违反“天命”，否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得罪了老天爷，就是祈祷也不顶用。孔老二进一步提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认为“天命”并非人人都可以知道，只有象他这种奴隶主贵族的“君子”，才能“知天命”。他就曾自我吹嘘“五十而知天命”。孔老二鼓吹“畏天命”、“知天命”，无非是假借超人的“天命”，蛊惑人心，妄图挽救行将灭亡的奴隶制度的“命”。出于同样的反动政治目的，孟轲也拚命鼓吹“天命观”，狂呼“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到了封建社会，西汉的董仲舒把“天命观”和宗教迷信思想结合起来，变本加厉地宣扬“天人感应”、“王权神授”之类的骗人鬼话。北宋的司马光叫嚷“贵贱贫富，天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灾”。程颢、程颐也胡诌什么“君子”得天之“大”，“小人”得天之“小”，“天理如此，岂可逆哉！”经过这些孔老二徒子徒孙的修饰和发挥，“天命观”成为历代反动派用以反对农民革命、反对社会变革、维护反动统治秩序的思想武器。当代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也不遗余力地鼓吹这套儒家的“天命观”。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叛徒林彪还胡说他们一伙是“受于天”的“圣贤”，竭力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制造舆论。《三击掌》所宣扬的，就是这样一种被古往今来反动阶级代表人物用来搞复辟倒退的“天命观”。
在文艺舞台上，同《三击掌》这类鼓吹“天命观”的坏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产阶级的艺术珍品——革命样板戏。革命样板戏，洋溢着同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革命精神，是批判孔孟之道的强大思想武器。革命样板戏，塑造了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英雄典型，他们“一生奋战求解放”，不信“天命”信革命。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的艰苦岁月里，他们豪迈地高唱“战士双手能擎天”、“革命人经得起地陷天塌”，勇往直前，浴血奋战，“一心要砸碎千年铁锁链”，“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斗地战天志气昂”，“阳光下，把大地山河再安排”，夺得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的胜利。他们是真正的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们的高大形象，如同高耸入云的巍巍群山。相比之下，象王宝钏这种“天命观”的吹鼓手，不过是他们脚下的一抔黄土，显得何等卑微和渺小！
批判尊儒反法的旧文艺、旧戏曲，这是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的一个方面，是文艺战线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一项战斗任务，也是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改造艺术观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向宣扬孔孟之道的旧文艺、旧戏曲猛烈开火，夺取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新胜利，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第3版()
专栏：
湖南新化县和甘肃临洮县认真加强领导
积极开展群众性革命文化活动
据新华社长沙电 文化大革命以来，素有“山歌之乡”称号的湖南省新化县，群众性业余文化活动有了新的发展。现在，全县建立了政治夜校七千五百多所，业余文艺宣传队一千多个，基层图书室两千二百多个。此外，唱山歌、讲故事等活动，也普遍地开展了起来。
新化县农村群众性业余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是同县委不断地加强领导分不开的。为了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县委及时总结和推广了典型经验。横阳公社孟公大队和所属生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办起了政治夜校和图书室，组织社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文化活动。许多生产队都有了学习辅导员、图书管理员、故事员、读报员、革命歌曲教唱员。队里经常利用演戏、广播、幻灯、黑板报等形式，向社员宣传毛泽东思想。革命文化活动的开展，提高了人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促进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县委总结和推广了孟公大队的经验，全县各大队社会主义文化活动迅速开展了起来。
在领导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新化县委很注意抓好农村文化骨干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工作。他们一方面从贫下中农当中挑选思想好，作风好，有一定文艺专长的青年，担任文化活动的骨干分子；一方面注意团结、教育、改造农村中原有的老艺人，引导他们说新书、唱新歌，为社会主义农村服务。
据新华社兰州电 甘肃省临洮县各级党组织认真加强对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领导，保证这支革命文艺队伍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临洮县农村广大社员批判了刘少奇一伙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了文艺舞台，并在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文艺队伍，登台演出革命戏。现在，这个县共有业余文艺宣传队八十多个，参加的人数有两千五百多人。
中共临洮县委在实践中认识到，要用社会主义去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必须重视业余文艺宣传队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加强对这支文艺队伍的领导。县委经常组织文艺宣传队员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思想武装头脑，帮助他们树立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为了推动农村广泛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县里每年举行一次文艺调演，以便于各大队宣传队互相观摩学习，总结交流经验，共同提高。
批林批孔开始后，临洮县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对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领导，组织宣传队员们学习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和报刊上的有关文章，不断提高他们对批林批孔运动伟大意义的认识。各个宣传队积极配合批林批孔斗争，创作出了五十多个反映农村批林批孔运动大好形势的文艺节目。这些节目在田间地头、集镇院落演出，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
第3版()
专栏：
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文艺宣传队，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经常深入到苗村黎寨，为社员群众演出革命文艺节目，受到各族群众的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
第3版()
专栏：
他们战斗在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上
——记四川省农村革命故事员的事迹
在四川省农村，活跃着一支业余革命故事员队伍。他们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在田间，在院坝，开展革命故事活动，为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为无产阶级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而努力战斗。
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去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巴县惠明公社沙井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倪才福，在村里看见一群青少年连说带笑地迎面走来，一问，说是去听杨老五讲故事。倪才福心里想：杨老五曾经两次判刑劳改，回队后表现又不好，这家伙还能讲出什么好故事来？他向孩子们再一打听，果然，杨老五讲的全是“狐狸精”“僵尸鬼”一类污七八糟的东西。他对孩子们说，以后不要再去听杨老五讲坏故事了，我给你们讲革命故事听。
倪才福只上过几年小学，过去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故事。但是，他想到阶级敌人在利用说古论今的办法同我们争夺年轻的一代，倪才福决心不会就学，带头用革命故事这个文艺形式，向孩子们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后来，他在《解放军文艺》上看到一篇描写少年英雄捉特务的儿童文学作品《带响的弓箭》，觉得很不错，翻来复去读了好几遍，准备把这个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当倪才福第一次讲革命故事时，孩子们可高兴啦！他们听到十三岁的虎子勇敢机智地捉住特务，又套了一头老熊时，一个个瞪着眼睛，屏住呼吸，格外聚精会神。当故事讲完时，孩子们都争着说：“我要学虎子！”
“我也要学虎子！”从这以后，他们越来越爱听倪才福讲的革命故事，再也不上杨老五的圈套了。听革命故事，长革命思想，有些原来沾染了坏思想、坏习惯的孩子都积极给集体和烈军属做好事，学习上也有了进步。
倪才福懂得，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只是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于是，他发动知识青年和其他青年社员都来讲革命故事。现在，他所在的大队已建立了一个故事组。
来自群众，宣传群众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酉阳县小坝公社复建大队成立了一个故事组。几个月来，故事员们发动群众收集、编写了十六个革命故事。其中《祁荷仙的遭遇》，是最受社员们欢迎的故事之一。
那是在开始批判林彪“克己复礼”反动纲领的时候，复建大队的革命故事员、回乡知识青年周永德、周永龙等，为了配合批林批孔运动，在群众的帮助下，将当地一个名叫祁荷仙的妇女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编写成一篇革命故事，作为阶级教育的材料。
祁荷仙是一个从小失去父母的贫农女儿。十岁的时候，从外地逃荒到这里，被迫给一个恶霸地主当丫头。白天，她象牛马似地干活，受尽辱骂和毒打；夜晚，她盖上些烂稻草，睡在牛栏里。后来，因为她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终于在一天夜晚逃出虎口，投奔他乡。为了深入了解祁荷仙的苦难童年，故事员们四次访问了同她一起在地主家当过丫头的贫农女社员周永娥，并遍访了认识祁荷仙的每一个佃户和雇工。写出初稿以后，他们又反复征求群众意见。开始，故事员们只注意渲染祁荷仙的悲惨遭遇，而忽视了对她斗争精神的描写。群众说，小荷仙同广大贫下中农一样，并不只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当时她对那个恶霸进行过反抗和斗争。于是，故事员们又根据群众提供的材料，加强了对祁荷仙反抗精神的刻画。他们先后对这篇故事进行了四次较大修改，才开始向社员们试讲。
一天午饭后，院坝里围聚了一百多名男女社员，聚精会神地听着故事员周永德充满激情的讲述。小荷仙的遭遇，激起广大贫下中农强烈共鸣，故事会变成了大家讲家史、控诉旧社会的忆苦会。贫农社员张泽汉激动地说，我们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决不准许林彪把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再扶植起来，重新骑在我们头上。我们一定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老故事员的新变化
重庆市郊区沙坪坝井口公社光明大队的社员马登平，是一九五七年初中毕业后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十七年来，他一直是公社和大队业余文艺宣传活动的积极分子。在各种文艺形式中，他最喜欢的是讲故事。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影响，他只追求掌声和
“效果”，不大注意故事的内容。文化大革命中，他和社员群众一起批判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更加积极地讲革命故事，决心用革命故事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现在，马登平讲革命故事，都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时，他选讲了《水上交通站》、《号声嘹亮》等革命传统故事；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马登平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学习儒法斗争的历史，先后编讲了《柳下跖怒斥孔老二》、《洪秀全砸孔碑》等农民革命领袖批孔的革命故事。社员们听了这些故事，反映说：“怪不得林彪那样吹捧孔老二，原来他们都是一根毒藤上的毒瓜，一样的货色。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批倒批臭！”马登平成了一个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革命故事员。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