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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巾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北京标准件总厂工人理论小组
“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这是元末红巾农民起义提出的战斗口号。这气壮山河的语言，喊出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声。它是向贫富不均的封建社会制度的宣战，是对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孔孟之道的声讨。
十三世纪后期，元王朝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掠夺，赋税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大贵族、大地主把大量耕地围占成为赐田、牧场，加上繁重的徭役和高利贷的盘剥，使广大农民失掉了土地，沦为佃户和奴婢。地主对佃户有任意处置之权，可以计日立契，或典或卖。沦为奴婢的遭遇更为悲惨，主人对奴婢可以任意屠杀、摧残。
元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残酷镇压人民反抗的同时，也同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把孔孟之道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大搞尊圣崇道。他们加封孔老二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自京师以至路府州县普遍建造孔庙。并把程朱理学定为“国是”，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规定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非斯言也，罢而黜之。”元朝统治者还对汉族大地主加以笼络，搜罗南宋降官降将，任用反动儒生，使反动儒学大师姚枢、吴登和赵复等人官居要位，并诏儒臣讲读四书五经，竭力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用反动的理学加强对农民的专政。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广大贫苦农民恨透了封建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孔孟之道。他们不能忍受元王朝的残酷统治，反抗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元朝末年，阶级矛盾更加激化。“贼做官，官做贼”，“官人与贼不争多（差不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这些当时流行的民谣，正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大贵族、大地主统治的反抗情绪。
公元一三五一年，由于黄河多次决口，元朝统治者强征十多万民工开浚黄河河道。监工军队的残暴，反动官吏的盘剥，使民工们叫苦连天，怨声载道。韩山童、刘福通抓住这个机会，传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革命歌谣，领导农民点燃了斗争的烈火，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韩山童不幸牺牲后，刘福通到了颍州（今安徽阜阳），继续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起义农民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他们高举“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旗帜，矛头直指腐朽的元朝封建统治，直指维护不平等制度的孔孟之道。在刘福通领导的农民起义影响下，长江、淮河、黄河流域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很快就汇成了几十万人的起义大军。农民起义的洪流滚滚向前，迅猛异常。革命烈火很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
红巾农民起义公开向反动的“天命观”进行了挑战。元朝统治者拚命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把自己打扮成“天命所归”的当然统治者，妄图拿这个精神枷锁镇压劳动人民，让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他们的宰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红巾军自称是“天遣魔军”，要用革命暴力扫除人间贫富不均的现象。在红巾军的英勇打击下，反动统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起义军“杀守令，据城邑”，把封建统治秩序搞了个底朝天，使元朝统治机构陷于瘫痪，形成了“君失君权，臣丧臣位”的局面。就连地主阶级的最大头目元顺帝，也如丧家之犬，随时准备逃窜。劳动人民热情地歌颂红巾军：“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红巾军的革命行动，揭穿了孔孟之道的所谓
“王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谎言。
红巾军以朴素的平等思想批判了孔孟之道“剥削有理”的谬论。广大贫苦农民从自己身受的剥削、压迫的痛苦中，认识到封建社会的不平，是不平者
（压迫者）造成的。红巾军“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口号，表现了我国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极大愤怒，反映了我国农民反对封建制度的朴素平等要求。红巾军以自己的行动，否定了孔孟之徒编造的“尊卑有序，贵贱有别”，“存天理，灭人欲”那套“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谬论。他们“见富人如仇，必欲焚其屋而杀其人”。所到之处，杀反动官吏，开官仓，救穷人，烧地主庄园，夺回被地主霸占的土地；而对人民则严守教规，不杀平民，不奸淫，不抢劫，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红巾军提出要用革命暴力“杀不平”。“杀不平”者，即消灭吃人的封建等级制度，这就直接痛斥了孔孟的“仁义”、“忠恕”，批判了元朝统治者极力宣扬的中庸之道。红巾军以革命暴力，打乱了不平等的封建秩序。红巾军多次粉碎元王朝的镇压。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带领三十万军队妄图一举扑灭农民起义的革命烈火，却被红巾军打得大败，副统帅宽彻哥被活捉。也先帖木儿逃回大都时，只剩一万多人。一三五五年，红巾军在亳州（今安徽亳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经过几年战斗，红巾军摧毁了元朝的主力，展开了全面北伐。
红巾军还直接打击了那些反对农民起义、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孔孟之徒。孔丘的五十世孙“衍圣公”孔克坚为日暮途穷的元顺帝壮胆打气，出谋划策；有的反动儒生恶毒攻击红巾军是“妖寇”、“红贼”，企图反攻倒算；也有的反动儒生妄图钻进农民政权内部充当内奸，破坏起义。红巾军对这些反动的孔孟之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还颁布法令，明文规定：“凡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容儒士在左右论古今。”对违犯者，给予了坚决的打击。
红巾军东入河北、山东，西进山西、陕西、甘肃，北到东北、内蒙古，不断取得了胜利。一三六八年，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反动腐朽的元王朝终于覆灭了。
元末农民大起义不仅摧垮了元朝的反动统治，也冲击了反动的孔孟之道。“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口号，大大地鼓舞了以后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反孔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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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程朱理学是吃人学
河南省伊川县南府店大队贫下中农理论小组
提起程朱理学，俺大队贫下中农恨得咬牙根。我们大队的所在地，是北宋程颢（号明道）、程颐（号伊川）兄弟活着时游说、讲学、著书、居住的地方。二程死后又埋在这里。历代反动派称这里为“理学名区”。我们这儿的劳动人民特别摸二程的底，明白他们“理学”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由北宋二程创立、南宋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学，到底讲了些啥“理”呢？它的核心就是“天理”。他们说：“天下只有一个理。”（《二程遗书》卷十八）“理在先，气在后。”（《朱子语类》卷一）这就是说，精神的东西是先于物质的东西而存在的。因此，程朱理学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的谬论。
说天上是为了道尘世。程朱理学捏造一大套唯心主义的胡言乱语，是为了给封建帝王的反动统治制造理论根据。二程说：
“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二程遗书》卷二十一下）朱熹也学着他们的腔调说：“帝是理是主。”（《朱子语类》卷一）这就是说，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皇帝都是“理”的化身，老百姓必须服从他们的统治。
二程、朱熹还把孔孟之道的“三纲五常”也说成是“天理”在人间的体现。他们说什么：“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二程遗书》卷五）“天理生生相续不息”（《二程粹言》卷二），“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十四）。这就是说，“三纲五常”不但是合“理”的，而且如同“天理”一样也是永久不变的。二程、朱熹宣扬这些，就是要劳动人民放弃斗争，放弃革命，以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
由于程朱理学是为了替反动派辩护，帮助反动派来治我们劳动人民的，所以历代反动统治者都极力吹捧二程，把他们的“理学”尊奉为“官方正统”哲学。二程死后，北宋皇帝亲自拨给程家大量茔田。南宋皇帝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并把二程遗象送进孔庙。元朝皇帝又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反动统治者还在我县重修了伊川书院（二程讲学的地方）。二程坟有个“程祠”，旧社会俺县那些反动官吏、土豪劣绅，每逢春秋，都来朝拜、大祭，吹吹打打，题词送匾，简直把二程捧上了天。他们无非是妄想借二程的亡灵来维护他们反动的统治，疯狂向劳动人民进攻。
春秋末期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曾经痛斥孔老二是“巧伪人”。自称是使孔孟之道“复明于世”的二程，也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二程、朱熹和他们的徒子徒孙，张口“天理”，闭口“仁爱”，到底给人民施行了些啥“理”和啥“仁”呢？二程三十一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程光福，是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卫道士。他不但平时出租程坟祭田，残酷剥削农民，而且还在荒年大量收买粮食，囤积居奇，高价出卖，拚命搜刮民脂民膏。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景，他还坦然自得地说：“这是天理决定的。”一九四二年，十三岁的贫农儿子程黑汉从外地逃荒要饭来到伊川，遇到程光福“行善”被收为义子，实际上成了程家的奴隶。程光福经常对黑汉说：“为人要以理行事，多施善心，千万不要伤害生灵，即使害死一个蚂蚁也是罪恶。”可是，他在黑汉这个“家奴”身上，从来也没施过半点“善心”。黑汉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糠菜饭，寒冬腊月钻草窝，没有铺盖又缺穿，动不动还得受程光福的打骂呵斥。后来黑汉实在忍受不了程家的迫害，公开罢工反抗，竟被程光福打出了程家的大门。程家的
“善德”，还远远不止这一桩。一九一四年，西场农民熊舟娃在程坟拾柴火。程家就把熊舟娃狠狠毒打一顿，并声言：“谁动坟上一棵草，杀猪宰羊祭不了！动程圣人的东西，就是伤害天理！”熊舟娃被逼得投河自杀，熊舟娃的哥哥也被逼得气疯死去。一把柴火逼死两条人命，激起了农民的义愤。广大农民连续三夜到程坟造反，拆毁程家地主庄园房屋五十多间。他们激愤地说：
“程家仗势欺人民，咱们有理无处申，黑夜捣毁程家店，解了咱们心头恨！”
程朱理学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广大贫下中农说得好：程朱理学是“吃人学”，“杀人学”。自从北宋以来，劳动人民反对封建、批判二程的斗争烈火一直在燃烧。宋朝农民起义领袖方腊怒斥二程的“天理”是“安有此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打到河南伊川时，烧毁了反动派纪念二程的祠堂，砸碎了为二程歌功颂德、宣扬反动理学的石坊石碑，烧掉了二程的著作。我们府店人民同二程的斗争次数更多，曾闹得“程祠”香火时有时无。
林彪抬出两千多年前孔老二的亡灵，借助八、九百年前出世的程朱理学，大搞尊儒反法，大搞复辟活动。他声嘶力竭地叫嚷，要实行“儒家原理”，“仁义道德”。他还叫嚣“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把朱熹按照理学观点编注的《四书》摘抄下来，拼凑“四书集句”，作为“座右铭”。目的就是要象二程、朱熹和历来行将灭亡的反动派那样去以“理”杀人，然后拿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和白骨去建造林家法西斯王朝，捧起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好河山送给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证明林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孔孟的忠实信徒。同时，这也说明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是历来一切反动没落阶级复辟倒退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
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尊孔与反孔的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息。列宁教导我们：“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我们一定要更加刻苦地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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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主是靠压榨农民致富的
河北省昌黎县于庄子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于云潮
贩卖孔孟之道的《名贤集》散布什么：“越奸越狡越贫穷，奸狡原来天不容，富贵若从奸狡得，世间呆汉吸西风。”意思是说，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贫穷是因为“奸诈狡猾”，而地主阶级富贵则是因为“仁义”、“忠厚”。这完全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血一把、汗一把换来的劳动成果，却被那些横草不拿、竖草不摸的地主老财榨取去了。这才是旧社会劳动人民所以贫穷、地主阶级所以富贵的根本原因。
解放前，我们村有一个大地主又是伪保长，他以“忠厚”自居，实际上却是一个极其阴险狡猾的家伙。他怀着“不杀穷人不富”之心，想方设法榨取穷人的血汗。他霸占我四爷的房屋一事，就是一个铁证。我四爷成年给他扛长活，累死累活地干，还养活不了一家四口人。我四奶只得整天要饭维持生活。有一天，我四奶走到这个地主的门上，他看到了就破口大骂：“你这个穷鬼敢登我的门口。”随手就是两个嘴巴。我四奶气愤不过，回到家里，含恨死去。这个地主认为这是个霸占我四爷房屋的好机会，便对我四奶的死横加干涉，硬要验尸。他从城里召来伪法庭的人员，暗地贿赂他们说：“你们看着办，把他家的房子给折腾掉，由我作主。”就这样，这些家伙大吃大喝，还要检验费、手续费，花了我四爷一百多元。我四爷分文无有，地主就逼着他把仅有的一间半小房卖掉了。地主又多了一份财产，而我四爷却连一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了，只好在坟地上用几捆秫秸搭起一个窝铺，领着孩子们过着更加悲惨的生活。直到解放以后，打倒了地主，组织起来，我四爷家才过上富裕的生活。
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奸狡，说明了他们的富贵是建立在贫下中农血汗和白骨之上的，哪里是什么“仁义”、“忠厚”的结果。《名贤集》宣扬什么“越奸越狡越贫穷”，完全是对劳动人民的诬蔑，是给剥削阶级吃人的本性涂脂抹粉，企图借此阻止劳动人民起来反抗，推翻吃人的剥削制度。林彪一伙也大谈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等等，其目的也是在这个“仁爱”的掩盖下，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让地、富、反、坏、右重新骑在我们贫下中农头上，让我们重新去过贫穷悲惨的生活。我们坚决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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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鼓吹“孝悌”就是反对革命
北京第一机床厂青年理论小组
《弟子规》大力宣扬什么“首孝悌”，把“孝悌”作为对青年首要的和根本的要求。所谓孝，就是孔老二说的“无违”，即儿子不能违背父母的意志，要绝对服从。所谓“悌”，就是孟轲说的“从兄”，即做弟弟的要绝对服从兄长。《弟子规》对孝做了许多规定，胡说什么“父母命，行勿懒”，“父母责，须顺承”，要青年以父母的是非为是非，对父母的意志要绝对服从。《弟子规》对悌也做了许多规定。它还就年长的人与年幼的人的关系，胡说什么“长者先，幼者后”，要青年在长者面前，只能打拱作揖，甚至走路也不能走在长者的前面，还要等长者在前面走一百步以后再走。
反动派为什么这样看重“孝悌”呢？《论语·学而篇》说：讲孝悌而好犯上的人是很少的，不好犯上而好造反作乱的人是没有的。并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由此可见，孔老二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即“克己复礼”的根本。他鼓吹“孝悌”的目的，就是不让青年犯上作乱，以便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度。因此，鼓吹“孝悌”完全是为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历代的反动封建统治者对儒家这一套奉若神明，都把“孝悌”当做镇压人民革命、奴役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他们宣称：“人之大伦，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事父以孝，事君以忠。”在他们看来，孝子出忠臣，孝就是忠。因此，他们大肆鼓吹“孝悌”，想出许多如鲁迅先生说的“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办法”，要青年做到“孝悌”。其目的就是要人民忠于他们的反动统治，安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而不去“犯上作乱”。《弟子规》把“孝悌”看作是第一位的东西，正说明了“孝悌”的反动性。
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搞复辟倒退，也必然要利用“孝悌”来毒害青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说什么“要做一个好党员，首先要做一个好儿子”，妄图用“孝悌”观念把青年培养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林彪更是把“孝悌”当成其反革命的座右铭，把儒家的“忠孝节义”说成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林彪的反革命目的，也是妄图使广大青年对林家父子尽忠，把青年纳入其“克己复礼”的反革命轨道，好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效劳。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由于反动阶级的大力宣扬，“孝悌”观念在群众中也还有影响。党对我们青年寄予无限的期望。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砸碎孔孟之道这个束缚青年的精神枷锁，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守旧，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