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钟相、杨么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北京电机厂工人理论小组
北宋末年地主阶级革新派反儒斗争失败后，宋王朝愈益腐朽没落，统治阶级的宝座摇摇欲坠。大官僚大地主集团为了满足骄奢淫逸的需要，就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他们依仗权势，任意兼并土地，使得广大农民挨饿受冻，流离失所。特别是在湖南，更出现了“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的悲惨景象。反动官吏不顾人民的死活，编造种种借口敲诈勒索，“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劳动人民在“政烦赋重”和“暴吏侵民过甚”的阶级压迫下，又遭到沉重的民族压迫。北方女真贵族的军队经常向南方侵犯，烧、杀、抢、掠，所过之处，几乎变成一片废墟。“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多灾多难的洞庭湖地区的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南宋初，公元一一三○年，他们在钟相的领导下，高举“等贵贱，均贫富”的大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矛头直指万恶的封建制度，直指宣扬“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孔孟之道，震撼了南宋王朝的反动统治。
孔老二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套反动观念，胡说“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竭力维护奴隶社会的宗法等级制度。宋朝的统治者把孔老二这套破烂奉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法宝。宋真宗肉麻地加谥孔老二为“至圣”。连孔老二的后代，也被封为世袭的“衍圣公”。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程颢、程颐，更炮制出一套“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反动理学谬论，把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说成万古长存、不可改变的“天理”，把农民起义诬蔑为“违背天理”。封建统治阶级把孔老二抬到吓人的高度，并大肆散布反动理学，其目的就是要束缚人民的思想，不许广大农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残暴统治。但是，起义军领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要坚决砸碎孔孟及二程之流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在起义酝酿期间，钟相就激昂地对贫苦农民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意思是说，社会上有贵贱贫富的区别，这是封建的等级制度造成的，是极不合理的。怎样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呢？钟相提出了自己的崇高理想：“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意思是说，劳动人民只有砸碎封建的等级制度，才能获得平等和解放。钟相铿锵有力的语言反映了农民阶级革命的政治、经济要求，喊出了贫苦农民的心声，唤起了贫苦农民的觉醒。正如列宁所说：“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等贵贱，均贫富”的战斗纲领冲破了儒家的思想束缚，鼓舞着广大农民革命造反的斗志。
以钟相为领袖的起义军，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还在钟相提出和宣传“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道理的时候，“环数百里间”，贫苦农民就“翕然从之，备粮谒相”，“道路填委，昼夜不绝”。起义在鼎州（今湖南常德）爆发以后，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四十万人，占领了荆、岳、鼎、澧等州的十九县。钟相自称“楚王”，并建立了“天载”政权。起义军对南宋封建统治集团和维护反动统治的儒学，展开了无情的斗争。起义军所到之处，“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这些革命行动对封建统治及其精神支柱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南宋王朝面对钟相起义军又惊又怕，几次调兵遣将前去镇压，都被打败了。以理学家为代表的反动儒生，连忙拣起孔老二的破烂，向起义军进行舆论“围剿”。他们诬蔑钟相“以左道惑众”，攻击起义军“唯以拜爷乱常为事”。他们所谓的常，就是孔孟之道的“三纲五常”，就是封建的等级制度和剥削制度。广大农民根本不听他们那一套，参加起义军的越来越多。“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他们认为，只有“等贵贱，均贫富”，才是被剥削者的“天理”。儒生咒骂起义军是“贼兵”，称农民军占领区为“盗区”。起义军则批驳说：官兵是贼子，我们是爷儿。儒生攻击起义军破坏“国典”、“乱杀人”。起义军则痛斥说：什么国典？是邪法！我们起来杀反动官吏和儒生，这是行我们的法。儒生看到起义军把地主阶级剥削得来的财富分给农民，就惊叫：不得了，这是劫财。起义军则理直气壮地回答：财富本来就是我们创造的，把财富还给农民是均平。起义军“谓国典为邪法，谓杀人为行法，谓劫财为均平”，这正显示了起义军在反动统治阶级威胁面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粉碎了理学家的种种谰言。
起义军领袖钟相英勇牺牲后，女真贵族对南方的骚扰不断加剧。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更加腐败，反动官吏和儒生一批批跑到沦陷区去当汉奸。原宋朝济南守臣刘豫作了伪齐国的傀儡皇帝。起义军在杨么的领导下，为保护人民利益，“外抗金兵，内反国贼”，越战越强。一一三四年，刘豫部下的汉奸李成，看到起义军声势浩大，想加以收买利用。他派人到洞庭湖上去见起义军的首领，要他们“各备人船战士，克日会合，水陆并进”，共攻南宋。并利诱说：凡水军进发之地，“得州者做知州，得县者做知县”。起义军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们对女真贵族的侵扰怀有满腔仇恨，对卖国求荣的官吏和儒生更是恨透了。起义军对汉奸说客的利诱，断然加以拒绝。李成还不死心，过不多久又派人到水寨诱降。起义军认为这是莫大的侮辱，便愤怒地“将来人以酒醉倒，尽行杀戮，沉尸入江中”。鲁迅先生指出：“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反动儒生宣扬孔孟之道，从中引出了“投降有理”的谬论。起义军却给予儒家投降主义以无情的批判和打击。
钟相、杨么领导的起义军，继承、发展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均贫富”的思想和北宋末年方腊“法平等”的主张，提出了反映广大农民利益的“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猛烈地抨击了孔孟之道和二程理学，动摇了南宋王朝的反动统治，并给那些打着孔孟之道招牌卖国的官吏、儒生以沉重的打击，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的革命斗争在两湖人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中国农民革命史上写下新的篇章，推动了劳动人民反孔斗争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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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彝族翻身奴隶批判“仁义道德”
——记四川省军区某部彝族指战员的一次批判会
最近，四川省军区驻凉山彝族自治州某部彝族指战员举行批判大会，把奴隶主鼓吹“仁义道德”的黑话同林彪、孔老二鼓吹“仁义道德”的黑话相对照，用自己在奴隶社会的亲身经历，愤怒地批判了林彪、孔老二鼓吹“仁义道德”的反动谬论。
解放前，凉山是野蛮、残暴的奴隶社会。奴隶主一面大肆鼓吹孔孟之道，说什么“天上最合群的是大雁，地上最亲的是主奴”；一面以最狠毒的手段，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吃过黄连的人，最知道黄连苦的滋味；受过孔孟之道毒害的彝族翻身奴隶，最明白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险恶用心。
四连战士阿且一坡首先站起来，怒眼圆睁，指着他自己脖子上两条拇指来粗、四寸多长的伤疤说：“请看，这就是奴隶主所谓
‘仁爱’、‘爱人’的见证！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奴隶主的锅庄娃子。狼心狗肺的奴隶主口里布谷叫，肚里藏毒虫。他们在‘天上最合群的是大雁，地上最亲的是主奴’的幌子下，活活逼死了我家六个人，对我这不足两岁的孩子也欲置之死地。一次，在奴隶主家当奴隶的阿妈（母亲）见我饿得直叫唤，想给我喂点奶。那知她刚把我抱起来，就被奴隶主看见了。奴隶主破口大骂：‘哼！你这臭娃子！吃了我的饭不干活，倒在这里喂你这兔崽子！’他操起一根木棒，就朝阿妈头上打去。阿妈被打得鲜血直流，只好撂下我去给奴隶主背水。于是我哭了起来。看见这种情况，奴隶主便恶狠狠地说：
‘兔崽子，你哭，老子要叫你不得好死！’他进屋抓出一把烧红的火钳，把我烙得昏死了过去。这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看！奴隶主的心肠有多黑，手段有多毒辣！完全是一副杀人不眨眼的凶相，那有半点‘仁爱之心’？”
“一坡说得对。在万恶的旧社会，奴隶的生命不如奴隶主家一条狗，一只鸡。什么
‘仁爱’、‘爱人’？！完全是杀人、吃人！”当过奴隶的六连战士吉黑打曲一面说着，一面解开衣裳露出肚皮上茶杯大小的一块伤疤，愤怒地谈起了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我五岁多一点的时候，奴隶主用麻绳勒死了我的阿达
（父亲），用柴棒打死了我的阿妈。我六岁多一点，就成了奴隶主家的锅庄娃子。白天要放二十多头猪、两条牛、二十多只鸡，晚上要磨面、背水。吃的是蒿枝、火草等野菜，披的仅有一张补钉摞补钉的破羊皮。饿得没法，我就跟着牛吃草；冷得没法，我就把身体紧贴着猪、牛取暖。有一天，奴隶主家死了一只鸡，几个穷孩子实在饿得没有法子，就商量着把鸡烧来吃了。这一下便惹了一场盖天大祸！奴隶主知道了，一顿棍棒把我打得死去活来。他还狠毒地说：‘看见你这个臭娃子，就想起我那只鸡。你死了还不如我一只鸡！吃了我的鸡就要从肚皮里头抠出来！’他又把我掀翻在地，用烧得通红的火钳在我肚皮上烙，往肚皮里捅。后来，我的伤口化了脓，可是狠心的奴隶主连草药也不给一点。还是其他奴隶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从山上采来草药，背着奴隶主把我治好。奴隶主的暴行，真是九天九夜也数不完！还有一次，奴隶主的老婆生了病，毕摩（巫师）说是遇到了‘鬼’，要杀条大花牛‘敬菩萨’。奴隶主认为一条大花牛太可惜了，硬是把一个奴隶活活地杀掉送了‘鬼’。可是，就是这个双手沾满奴隶鲜血的奴隶主，还大叫大嚷，说什么‘簸箕和筛子，两个离开就不行；主子和娃子，两个离开就不能生活，要互相亲爱’！这同林彪一面鼓吹‘仁义’、‘忠恕’，要以‘仁爱之心待人’，一面磨刀霍霍地向无产阶级进攻，完全是‘一丫伙’（一样）的。林彪、奴隶主、孔老二都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
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当过十七年娃子的二营副营长郑长生紧接着发了言。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来，超阶级的爱是根本没有的。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酒肉灌肠，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奴隶当牛做马，吃蒿枝、火草等野菜还不得一饱。奴隶主对奴隶是从来不发半点‘善心’，不讲半点‘仁爱’的。奴隶主是‘上等人’，‘上等人’身上的一根头发也是碰不得的。谁碰了，谁就得脑壳落地。奴隶是‘下等人’，奴隶主可以把奴隶当成牲口任意买卖，任意毒打，想杀就杀，想烧就烧，稍不顺心就是穿鼻子，割耳朵，抽脚筋，挖眼睛，钉门板。这一切暴行就正是那伙高叫所谓‘仁义道德’的奴隶主干的。铁的事实说明，奴隶主口里的‘仁义道德’，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真正信奉的是他们的
‘礼’，那就是：主子的骨头是金子，娃子的骨头是柴棒子；奴隶主是‘蜀木额哈额体古支’（天神）的后代，娃子是‘蜀木额基葛布呷西’（地神）的后代；天管着地，奴隶主管奴隶；娃子打死了黑彝（指奴隶主），天怒要下暴雨，黑彝打死了娃子，蕨基草也不少一根；磨盘只有一个心，娃子对主子不能有二心，等等。所谓‘仁义道德’，只不过是奴隶主用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工具！说穿了，就是只要奴隶‘亲爱’奴隶主，对奴隶主
‘忠心’，逆来顺受。谁要是忍受不了这种剥削和压迫，他们就以违反了‘仁爱’、‘忠恕’的原则，违反了他们‘礼’的罪名，任意处死。我的叔叔就是这样被杀害的。我叔叔实在忍受不了非人的压榨，从奴隶主家里逃跑了出来。他被抓到后，狼心狗肺的奴隶主把他双手钉在木桩上，灌辣汤，钉竹签，最后活活烧死。还有个叫木牛的奴隶死得更惨。奴隶主把他捆在白杨树上，用剪刀一块一块地把他活活地剪死了。这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事实说明，奴隶主鼓吹‘仁义道德’，就是妄图让广大奴隶服服帖帖地忍受其残暴至极的剥削和压迫。孔老二鼓吹
‘仁义道德’，就是妄图镇压奴隶造反，扑灭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烈火，实现其‘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目的。林彪效法孔老二和奴隶主鼓吹‘仁义道德’，就是妄图实现其‘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把被我国人民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奴隶主通通扶植起来，把社会主义新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也就是妄图在凉山恢复吃人的奴隶制度，使广大翻身奴隶重新过‘身戴铁链当牛马，肉补衣裳天补房’的悲惨日子。林彪、孔老二和奴隶主是一个山洞里的三条毒蛇，都是翻身奴隶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苦水擦眼眼更明，仇恨磨刀刀更快。彝族指战员认清了林彪、孔老二鼓吹“仁义道德”的反动实质，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同志们说：“遭过风雪袭击的羊羔，总是留恋向阳的山坡；受过苦难折磨的奴隶，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干社会主义，决不对林彪和一切反动派施‘仁政’。”大家决心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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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复井田”看孟轲“仁政”的反动实质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街道党委理论小组
战国时期，奴隶制已经崩溃，多数诸侯国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地主阶级的政权，革命势力和复辟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孟轲仆仆风尘，“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到中原和东方各诸侯国游说，极力宣扬儒家的反动思想，疯狂叫嚣要实行什么“仁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在阶级社会里，决没有超阶级的仁政。孟轲要实行的“仁政”到底是什么货色呢？
一次，滕文公问孟轲治理国家的事情，孟轲便乘机向滕文公宣扬他的“仁政”，说什么“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要实行“仁政”，就必须从正“经界”即恢复“井田制”开始。他还丧魂落魄地狂叫：“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同上），形势糟透了！“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井田制”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社会前进。而孟轲却公然提出要实行“仁政”就必须从恢复“井田制”开始，这正一语暴露了孟轲所谓“仁政”的反动本质。原来他要实行“仁政”，就是妄图恢复“井田制”，即恢复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以挽救奴隶社会“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
正是因为这样，孟轲大骂法家用暴力消灭奴隶主势力是“不仁”，攻击封建的税收制度是“聚敛无度”，把新兴地主阶级说成是“暴君”、“污吏”，等等。他所说的实行“仁政”，就是反对法家的政治路线，妄图复辟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孟轲在宣扬“仁政”的时候，还打出一个“为民请命”的幌子，大谈什么“为民制产”的问题。这也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在中国历史上，“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在孟轲那里，“民”和“氓”或“野人”，是有严格区别的，是根本不同的概念。孟轲一切“为民”的口号，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别野人”。他要恢复“井田制”，也就是要“别野人”。孟轲所说的“民”，不是指广大的农民和奴隶，而是指在社会变革中丧失了财产和权力的奴隶主。因此，他要“为民制产”，就是要新兴地主阶级放弃封建土地所有制，使没落的奴隶主重新获得“恒产”和世卿世禄的地位，把广大的农民重新束缚在奴隶社会的“井田制”上。“为民制产”，就是为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制产！一切反动派总是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孟轲是如此，林彪也是如此。叛徒、卖国贼林彪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国富’民穷”，他所说的“民”也不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而是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
尽管孟轲费尽心机，打出“仁政”的招牌，妄图恢复“井田制”，即恢复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以挽救奴隶制度的覆灭。然而，历史的规律是不以“圣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孟轲妄图依靠“仁政”的说教来实现其复辟的变天梦，只能是一枕黄粱！
孟轲是鼓吹复辟的反动思想家，他提出的“仁政”的反动说教为历代反动派所承袭。林彪为了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也乞灵于孔孟之道，扯起“仁政”的破旗，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投靠苏修，把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重新扶植起来，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但是，孔孟的亡灵挽救不了他必然灭亡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林彪的反革命阴谋。林彪也同历代反动派一样，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毛主席指出：“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尽、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