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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隋末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北京机床电器厂工人理论小组
“要抗兵，要抗选，家家要把铁器敛。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赃官杀个光。”这是隋朝末年流传在广大农民中的一首歌谣。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强烈要求拿起刀枪，推翻隋王朝的反动统治。这首气势磅礴的歌谣，有力地冲击着孔老二鼓吹的那套尊卑贵贱的秩序，激励着广大农民的革命斗争。
隋末农民大起义，是“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必然结果。隋朝统治阶级为了满足他们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横征暴敛，抢占农民良田，进行土地兼并。各级官吏肆意敲榨盘剥，贪赃枉法。隋炀帝杨广又滥征民工，大兴土木。“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仅仅为了营建东都洛阳，他就“每月役丁二百万人”。由于督工官吏非常凶残，一半民工因劳累患病而死去。运载死亡民工的车辆，东至成皋（今河南荥阳），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接连不断。杨广还强选民间美女，并征调大量民工，营造数万船只，四处游逛。仅公元六○五年，他第一次出游江都（今江苏扬州），替他拉船背纤的就有八万多人。杨广更穷兵黩武，强行征调大量人力物力，多次发动侵略战争。这就造成了大片田地荒芜，许多村庄成为废墟。广大农民心中燃起了强烈的反抗怒火。
为了防备农民的反抗斗争，隋朝统治者在采取武装镇压的同时，拚命宣扬孔孟之道，把孔孟鼓吹的“道德仁义”，做为“安上治人”，扼杀劳动人民反抗精神，维持他们反动统治的精神武器。隋炀帝杨广一上台就叫嚷首先要“博访儒术”，吹捧孔老二具有“先天的崇高道德”（“诞发天纵之姿”），并称孔老二为“先师尼父”，下诏书封孔老二的后代为“绍圣侯”。反动统治者把他们的命运和孔孟之道紧紧地拴在一起。农民从自己被奴役的亲身经历中，进一步看清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性。
隋王朝的罪恶统治，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公元六一一年，齐郡邹平（今山东省邹平县）人王薄领导农民起义。他“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意思是说，起义农民能够认识天下大局的发展趋势，看透隋王朝的必然覆灭。这是对孔孟鼓吹的“上智下愚”唯心史观的深刻批判，是对反动派诬蔑劳动人民“后知后觉”的有力回击。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改变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王薄点燃的革命火种，迅速燃遍了全国。几年时间，就出现了上百支农民起义军。其中起义最早、发展最快的，正是孔老二出生地的山东农民起义军，这是农民反孔斗争的一个生动体现。到公元六一五年，起义军逐渐汇合成以翟让为首的瓦岗军，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起义军，以杜伏威为首的江淮起义军。他们英勇战斗，互相配合，不断打击官僚、豪族、大地主，抗击官兵，节节胜利，直逼隋王朝的老巢——洛阳。
随着农民起义的发展，反孔斗争的火焰也越烧越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谬论，是妄图论证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永恒不变的。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隋政权“易以摇动”的观点。这个论断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农民的反隋斗志。他们攻城池，杀官吏，打开兴洛大粮仓，开仓放粮，救济穷苦农民。起义军翻“天”改“道”的革命行动，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
历代封建统治者，总是把自己说成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孔孟之徒也极力鼓吹“王权神授”，替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编造理论根据。广大农民恨透了他们这一套反动说教。公元六一五年，上谷郡农民领袖王须拔自称“漫天王”，意思是说权力、地位超过封建帝王。这一勇敢的行动，对所谓“神授”的“王权”表现了极大的蔑视。许多农民起义军，在反隋斗争中，建立了农民阶级自己的政权。这些大大小小的农民政权，不是什么“神授”的，而是农民自己在斗争中建立的，宣告了“王权神授”谬论的破产。为了摧垮隋王朝的统治，农民起义军还发出了讨隋檄文，列举隋炀帝的罪状，义正词严地指出他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历史罪人，无情地鞭挞了这个所谓“受命于天”的封建帝王。濒于灭亡的反动统治阶级在农民起义浪潮的冲击下，惶惶不可终日。隋炀帝杨广更是心神不安，晚上睡不着觉，身上总带着准备自杀用的毒药瓶子。他还对着镜子发呆，发出“我这个好脑袋，不知谁人来砍它”的哀鸣。在农民起义军面前，这个“真命天子”，内心恐惧，丑态毕露。
隋末那些世家豪族与贪官污吏串通一气，压榨人民，形成了最顽固、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农民深受其害，对他们恨之入骨。起义军曾颁布法令，申明“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极大地动摇和打击了隋王朝的社会基础。信奉孔孟之道的反动儒生，代表了这些没落的世家豪族、富商大贾的利益，为反动统治者出谋划策，成为反动派阴险毒辣的帮凶。起义军对他们深恶痛绝。济阴郡（今山东曹县）起义军颁布了严惩腐儒的法令，规定见到引用孔孟书史的儒生，就毫不客气地杀掉（“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反动的孔孟之徒受到了坚决的镇压。儒家的经书“湮没于煨尘矣”。在孔老二的老家——曲阜孔府，祭品、礼器被起义军扔得遍地都是。“古圣”今儒的反动威风扫地以尽。公元六一八年，黑暗残暴的隋王朝终于在农民革命风暴中彻底垮台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翻“天”改“道”的一曲凯歌。
隋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王朝，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特别是世族门阀和官僚地主等特权阶层，为在农民起义以后建立的唐朝的经济繁荣扫清了障碍。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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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戳穿假象 认清实质
首都钢铁公司烧结厂工人 管风起
《神童诗》是一本渗透着孔孟之道毒汁的反动诗，书中有一首诗写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意思是说，虽然过去是种田人的子弟，但是以后也可以为官作相，登上皇帝的宫殿。那末，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呢？《神童诗》明确地指出，就是要读孔孟的书。它不惮其烦地宣扬什么“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什么“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什么“莫道儒冠误，读书不负人”，什么“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等等。不仅如此，《神童诗》还喋喋不休地鼓吹什么读了书，做了官，就可以过上“锦衣归故里”、“桃花映酒红”的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这种反动谬论是孔老二之流“学而优则仕”，“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这一套谬论的翻版。我们必须戳穿它的假象，认清它的实质。
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但是，“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劳动人民当牛当马，根本没有读书的权利。就拿我家来说吧。解放前，一家五口人，全靠父亲拉洋车、做小买卖维持生活。那时候，父亲一天挣的钱常常连交租车费都不够。三岁的弟弟得了伤寒病，因为没钱医治，被夺去了生命；十三岁的妹妹也被逼当了童养媳。象这样的苦日子，旧社会何止我一家！穷人的孩子连饭都吃不上，怎么能念书啊！在旧社会，读得起书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只有他们才能上学读书。《神童诗》宣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似乎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个人奋斗，就可以作将相。这纯属欺人之谈。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是压迫劳动人民的。他们宣扬读书做官，是为了“佐”地主资产阶级的“朝廷”，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为地主资产阶级效劳。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只是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起来闹革命，才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翻身得了解放。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们，我们劳动人民才有了读书的权利。我们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革命。翻开中国历史，有哪朝哪代，劳动人民能够掌握教育的大权！可是今天，工农兵不仅能上大学，而且能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还登上了大学的讲台。我们厂就选派了五名工人上大学，九名同志参加工宣队进驻大学和中学。象我这个在旧社会斗大字不识半升的人，解放后也上了夜校，现在能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能够看书读报了，能够批判孔孟之道、批判资产阶级了。我的孩子到了学龄都上学了。这在旧社会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啊！这都是由于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得好，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这些在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劳动者，才当上了国家的主人。
刘少奇、林彪之流同《神童诗》的作者一样，大肆贩卖“读书作官”论，对抗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但是，他们是枉费心机！广大革命青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同工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我们工人阶级坚决支持这种革命的行动。我们要狠批《神童诗》，把孔孟之道从各个角落扫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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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批判“龙生一子定乾坤，猪生一窝拱墙根”
山西省沁水县南郎大队老贫农 李树林
《国际歌》唱道：“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可是，反动统治阶级却大肆宣扬什么“龙生一子定乾坤，猪生一窝拱墙根”的反动谬论，妄图达到永远奴役劳动人民的罪恶目的。时至今日，这种谬论还有它残留的影响，继续毒害人民。对此，我们必须彻底加以批判，肃清它的流毒。
“龙生一子定乾坤，猪生一窝拱墙根”，是林彪鼓吹的孔老二的“上智下愚”谬论的翻版，也是剥削阶级反动血统论的表现。在孔老二和林彪这伙人看来，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是他们这些“龙子龙孙”们创造的，而劳动人民只不过是“群氓”。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颠倒，是对劳动人民的诬蔑！
究竟谁定乾坤？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就拿我们南郎大队的水利建设来说吧。在旧社会，南郎恶霸逞凶，豺狼当道，没有一亩水浇地。地主、富农对劳动人民极端凶残，而在“旱魔”面前却拿不出一点办法来。解放后，我们南郎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从吃人肉、喝人血的寄生虫手里夺回了我们开的田，豪迈地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我们大搞水利建设，水浇地已经达到一千多亩，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这么大的变化是靠谁来变的呢？是我们劳动群众。我们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路，在文化大革命中修起了水轮泵站，把河水提上了几十米高的山头。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群策群力，搞了倒虹过沟。我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个冬天，和兄弟大队一起修了三十里长的盘山渠，把蒲峪水库的水引到了南郎。现在，我们这里是：条条渠水绕山头，座座池水映蓝天，任凭天旱灾情多，满地庄稼绿油油。我们大队的粮食亩产量，由解放前的百十来斤，提高到现在的五百多斤。这么大的变化，充分显示了我们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和无穷智慧，再一次证明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伟大真理。
孔老二和林彪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完全是为了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孔老二鼓吹“上智下愚”，为的是使奴隶们俯首听命，让奴隶主的统治永世长存。林彪兜售这种谬论，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但他们只能是痴心妄想！当年的孔老二没有扭转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车轮，林彪也落了个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历史宣告了“上智下愚”反动谬论的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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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最光荣
——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武汉市杜家井小学红小兵 胡义君 刘丽华
《神童诗》胡说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意思是说，各种各样的行业和工作都是下等、低贱的，只有读书才是最高尚、最有出息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宣扬这个反动观点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地主阶级的青少年从小看不起劳动，看不起工农群众，热中于做官发财，继承地主阶级的衣钵，继续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孔老二就一向厌恶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他胡说什么种田种地就要饿肚子，把用血汗养活他们的劳动人民说成是“小人”、“野人”。他自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是反动透顶！
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学着孔老二的腔调，无耻地诬蔑劳动人民，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什么“变相劳改”，反对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妄图以“唯有读书高”的反动说教毒害我们青少年。我们红小兵坚决不答应！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一切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忘我劳动，是最光荣、最高尚的。相反，不热爱劳动，看不起工农，这才是最可耻、最没有出息的。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对知识青年最大的爱护和关怀。我们青少年从小就要热爱劳动，热爱工农。无论在学校，还是毕业了，都要自觉地接受广大工农兵的再教育，走《五·七指示》指引的光辉道路，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要把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鼓吹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黑货扫进垃圾堆里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才是我们红小兵真正的志向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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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谬论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委 杨希胜
《神童诗》是贩卖孔孟反动思想，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忠实奴才的“启蒙”教材，在思想、教育战线流毒甚广。今天，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深入剖析和批判它，清除其流毒。
《神童诗》狂热地鼓吹尊孔读经，宣扬“学而优则仕”。这本黑书的头四句话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唯有读书高”是孔老二的“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的黑话的翻版。《神童诗》还鼓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胡说什么劳动人民通过读儒家经书就可以作大官，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广大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饱腹，怎么能读万卷书？“天子堂”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压迫劳动人民的机器，“田舍郎”又怎能登“天子堂”？《神童诗》鼓吹的这一套谬论，是故意掩盖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麻痹劳动人民，维护地主阶级专政。
从“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谬论出发，《神童诗》用官、禄、名、利为诱饵，把地主阶级的青少年培养成顽固维护旧制度、旧道德的卫道士。《神童诗》还大肆宣扬地主阶级的享乐思想。他们的反动逻辑是：读书是为了做官，做了官就可以享乐。所谓“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就是《神童诗》要人们向往的境界，也是封建社会剥削阶级奢侈糜烂生活的写照。这四句话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吃、喝、玩、乐。这是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帮闲文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这种所谓“幸福”是建筑在千百万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基础上的。生活上的腐化堕落反映了思想和政治上的腐败反动。历代剥削阶级是这样，党内机会主义的头子也是这样。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不仅在思想和政治上极端反动，而且在生活上也完全资产阶级化了。在这一点上，《神童诗》正好是一个反面教材，它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看清一切反动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丑恶灵魂和反动本质，有助于我们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总之，《神童诗》是一本骗人的黑诗。尽管作者费尽心思进行粉饰，但在今天，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加以剖析，便不难看出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我们要深入批判《神童诗》所宣扬的反动谬论，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