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驳“人不得外财不富”
辽阳市沙岭区小北河公社相家坨大队贫农社员 李凤岐
这是辽阳市小北河公社贫农社员李凤岐同志在辽宁省农村学习小靳庄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他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切身的经历,对“人不得外财不富”这条反动谚语作了击中要害的批判,揭露了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实质。      ——编 者
“人不得外财不富”这条反动谚语,宣扬的是孔孟之道,流毒很深,传播很广。究竟什么人不得外财不富呢?是地主资产阶级。这条反动谚语,公开宣扬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咱们劳动人民有理,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发家经,是杀咱劳动人民的一把软刀子。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彻底批判。
我出生在旧社会,十一岁就给地主放猪,到一九四七年为止,给地主扛活二十多年,受尽了剥削压迫。在旧社会,我家六、七口人,一年到头吃不上穿不上,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地主怎样发财,咱为什么受穷。每逢过年,地主家都写着吉祥的对联,什么“招财进宝”、“大发财源”,三十晚上放鞭炮接“财神”。咱劳动人民不愿意受穷,也去接“财神”。人家接“财神”,越来越富;咱也接“财神”,可就是接不来,一年到头还是那样穷。解放以后,经过党的教育,我才认识到,这都是地主资本家愚弄咱劳动人民。
他们的“财”,真的是“财神爷”给的吗?不是!是从咱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万贯家财,就是从咱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是劳动人民的尸骨堆成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资本家都是榨取咱劳动人民血汗发家的。我们堡子有个地主叫相天民,在清朝中过“举人”。他就是靠吃咱劳动人民的肉,喝咱穷人的血发财的。他发财有这样几种毒辣手段:第一种是靠讹诈,白手取财,白手取田。咱劳动人民在小林子开垦几块荒地,他看在眼里,琢磨是个“外财”。那时候县官就是给他们办事的,他到县里和县官一说,或者给县官去一封信,土地就被他霸占去了。土地被他霸占了,咱劳动人民生活不下去了,有的背井离乡,有的逃荒要饭。相天民得了“外财”,咱贫下中农就遭殃了。第二是靠地租。他从咱劳动人民手里夺去土地,又租给咱劳动人民,咱没办法,只好租他的地种,受他剥削,十亩地难得打三千斤粮食,但是租子就得交一千五百多斤。咱劳动人民顶星星来,顶星星去,起早贪黑拚死拚活地干,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交了租子,剩不了多少。好年头,还能勉强度生活;要是碰上欠收年,连租子都不够交。在他的逼迫下,你不给租子不行,倾家荡产也得交,有的卖儿卖女去交租,有的病死、饿死、被逼死,有的上铁山下煤洞子累死、饿死、被打死。地主得了“外财”,不劳而食,喂肥了自己,穷人的日子就难过了。第三是靠高利贷剥削。他放高利贷手段更毒辣。按月计算利息,每十元钱贷一个月收利息一元,一年十二个月,十元变成了二十二元。看,这就是他们的“人不得外财不富”!第四是靠雇工剥削。有一年,我给一家姓王的地主扛活,他雇七、八个人,种五百多亩地,打十五万斤粮食。我那时干了一年,只挣十七元钱,大约合三、四百斤粮食。他榨取了咱贫下中农多少血汗,吸了咱多少骨髓啊!总算一下,他家一年出租一千多亩土地,收租十五万斤粮食。他往外贷粮三成利,春天贷出十万斤,到秋天就收利息三万斤,一年连租带利加一起有多少粮食啊!再加上雇工剥削,从咱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一年得收多少“外财”?十年八年那就更多了。他得“外财”越多,咱贫下中农越穷。这那里是什么“外财”,都是咱贫下中农的血汗哪!他剥削咱劳动人民,不但不说没有理,反而胡说理所当然,应该得的。这真是骗人的鬼话。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咱贫下中农没有活路。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贵,利钱高,卖儿卖女坐监牢。”穷人面前三条路:“逃荒,要饭,妻离子散。”
劈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咱劳动人民闹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咱贫下中农得解放,做了国家的主人。就拿今天来说吧,我这个过去尽给地主扛活的人,能到省里来参加会议,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领导咱们闹革命,分了房子,分了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从互助组到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日子真是越来越好啊!毛主席说得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咱劳动人民的地位,就得受地主剥削、压迫,连命也保不住。旧社会我家住在一个破马架子里,现在我有两幢砖瓦房,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电匣子(收音机),样样都有。在旧社会,我整年的劳累,怎么就什么也没有呢?现在还是我,怎么什么都有了呢?是靠了党的领导,靠了集体,走社会主义道路,日子才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咱贫下中农都说: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多亏毛主席。有毛主席领导,我们贫下中农做了国家的主人,所以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叛徒、卖国贼林彪想篡党夺权,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搞资本主义复辟,大讲孔孟之道。一小撮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在背后极力鼓吹“人不得外财不富”,这是鼓吹剥削有理,妄想再剥削我们,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让贫下中农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咱们劳动人民决不答应!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人不得外财不富”这条反动谚语,现在毒害性还是很大的。有受毒深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个别人,天天想“外财”,搞“外快”,投机倒把,耍钱闹鬼。对这条反动谚语不狠狠地批判,让它流传下去,继续毒害咱劳动人民,就会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抓紧批林批孔,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原载《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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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柳宗元论“天”
吉林省哲里木盟通辽县保安大队理论小组
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研究了唐代法家柳宗元论
“天”的著作。在研究中,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历史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认识到批判“天命”论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同反对复辟、反对倒退的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也有密切的关系。
柳宗元论“天”是为了坚持革新的路线
柳宗元论“天”的文章和书信,主要有《天对》、《天说》、《非〈国语〉》、《答刘禹锡〈天论〉书》、《贞符》等篇,都是在他参加“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被贬谪到永州和柳州的时候写成的。
柳宗元生活在唐代中期,那是唐代封建王朝由号称“鼎盛”走向衰落腐败的时期。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大批农民“弃其井邑,逋窜外州”(《唐大诏令集·诫励风俗敕》)。黄河流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江淮流域出现人吃人的惨象。就在柳宗元出生前十一年,浙东一带爆发了袁晁领导的农民起义。“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起义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二十万人以上。南方其它一些省,也先后爆发了大小规模不同的农民起义。
这种形势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以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等为代表的一些具有法家进步思想的人物,在掌握中央政权时,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实行了一些改革,以便抑制宦官,削平藩镇,减轻赋税,发展生产,维护国家的统一,巩固和加强唐王朝中央集权。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具有一定进步作用的。但是,正如柳宗元自己在《感遇》一诗里说的那样:“所栖不足恃,鹰隼纵横来。”这次革新,由于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及时彻底摧垮中央政权中的保守势力,革新派也没有掌握军队,结果在藩镇、大宦官、大官僚地主这些“鹰隼”的联合反对和破坏下,革新路线仅实行了一百四十六天就被阴谋扼杀了。顺宗被迫禅位,王叔文遭杀害,王伾被逼死,柳宗元等八人被贬谪。
保守派在对革新派实行残酷血腥镇压的同时,又从意识形态领域对革新派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韩愈等人以孔孟之道的“天命”论作为精神武器,推行保守、倒退、分裂的反动政治路线。柳宗元“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惧乎今之人!”(《闵生赋》)为捍卫和坚持革新的路线,继承和发扬了法家反“天命”的战斗传统,对儒家的反动“天命”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在斗争中发展了前期法家的哲学思想
柳宗元同儒家在“天命”问题上展开论争,在斗争中对前期法家的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有所发展。主要的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天到底是什么东西?
从孔丘以来的儒家,都把天吹得神乎其神,说天能主宰一切。韩愈宣称:天能“赏功罚祸”,谁要违背“天意”,“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柳宗元明确指出:天“无青无黄,无赤无黑”,同瓜果、痈痔、草木一样,都是自然的物质,是由浑沌的“元气”构成的。这种“元气”不断地运动,就促使万物不断生长发展和变化,构成了整个自然界。
柳宗元接受了我国古代的“地动说”,并吸取了当时我国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进一步提出:天是无限的,它没有中心,没有边际。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都是“自动、自休、自峙、自流”、“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没有什么“天老爷”在安排。柳宗元的这些比较科学的解释,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天气自然说”的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又大大增强了批判唯心主义“天命”论的战斗力。
第二,天和人是什么关系?
孔丘之流鼓吹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到了韩愈变成了“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与卫中行书》)。韩愈把当时的社会现状说成是“天”的安排,不容有一丝一毫的改革。韩愈甚至公开宣扬,就是对自然界也不能变革,否则就会受到“天”的惩罚。
跟韩愈针锋相对,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荀况以来法家“天人相分”的思想,指出天和人是“各不相预”的,人间的贵贱祸福,社会的治乱更迭,都“非天预乎人也”(《答刘禹锡〈天论〉书》),而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他在《天对》中,引用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人在政治斗争或同自然斗争中的胜败存亡,与天毫无关系,完全取决于自己。“受命不于天,于其人。”(《贞符》)因此,呼天,怨天,望天怜悯,都是荒谬可笑的,要从人、从社会本身去寻找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
第三,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是什么?
从孔丘到韩愈,都极力鼓吹人天生就有贤愚之分。韩愈在《原道》里还说:人类知道穿衣吃饭,盖房子住,是“圣人”教的;国家、法律、科学文化是“圣人”创立的;如果“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这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他们描绘出人类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跟韩愈这种反动的观点相反,柳宗元不承认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天生“圣人”。他斥责那些鼓吹“天命”的所谓“圣人”是“妖淫嚣昏好怪之徒”。在《六逆论》里,柳宗元还提出:贱与贵,远与亲,新与旧,都不是天定的,他们之间完全可以互相取代。
柳宗元在《封建论》里,还提出“势”的主张。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由“圣人之意”来决定的,而是有它固有的发展趋势。在《贞符》里,他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势”的具体体现,就是“生人之意”,也就是民众生活的希望与意愿。穿衣吃饭等等并不是“圣人”教的,国家的产生,法律的形成,社会的发展,朝代的更迭,也不是取决于“圣人之意”;这些都是由“生人之意”的需要决定的。
当然,柳宗元所说的“势”,只是一种抽象的历史进化论;他所说的“生人之意”,单纯从人类的生活要求来论证历史发展的原因,是一种非阶级的观点,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奴隶们创造历史”有本质的不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的历史观归根结底还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能把社会历史看成是进化发展的,能够大胆地提出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取决于“圣人之意”,而取决于“生人之意”,这就有力地批判了长期以来孔孟之道所宣扬的“天生圣人”、“君权天授”、“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反动观点。
第四,“天命”论是为谁服务的?
柳宗元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尔。”(《断刑论》)“盖以驱陋民也。”(《非国语·卜》)这就击中了“天命”论的要害:历来反动统治者和孔孟之徒拚命鼓吹“天命”论,是为了愚弄百姓,奴役民众,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这一鞭子抽到了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的心窝上,吓坏了他们。当时和后世的顽固派和反动儒生,惊呼和攻击柳宗元对“天命”论的这种揭露是“此所谓小人而无忌惮者”(苏轼:《与江惇礼秀才》),“何言之无忌惮若是哉!”(黄震:《黄氏日钞》卷六十)是的,柳宗元对“天命”论的揭发和批判是相当大胆的。柳宗元曾明确地表示:“余勇不自制,以当后世之讪怒,辄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谬。”(《与吕道州论〈非国语〉书》)战斗的激情已经达到不能自抑的地步,宁愿受到反动儒生们百世的攻击和诽谤,也要将斗争进行到底,以铲除这种害人的谬论。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柳宗元对“天”的论述,在内容、体系、准确性和战斗性上,都对前期法家的思想有重大的发展,是唐代唯物主义思想的结晶。但是,柳宗元毕竟还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还不可能科学地揭示出“天命”论的阶级内容。他把劳动人民看成是“蚩蚩者”、“陋民”,就显露出他的历史观的唯心主义实质。虽然他曾为“贫富之大不均”而有某种愤慨,但并不否定封建制度,他说的“不均”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大中小地主之间的“不均”。
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群众才是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在柳宗元死后仅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就轰轰烈烈地在全国燃烧起来,他们提出了“冲天”、“均平”的战斗口号,横扫了当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黑暗腐败统治,涤荡了反动“天命”论的腥臭浊污,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
吸取历史经验,推动现实斗争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研究柳、韩之间在“天命”问题上的论战,我们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尊“天命”和反“天命”的斗争,归根到底是政治斗争。
从春秋战国以来,关于“天命”的论争持续不断,都是同复辟和反复辟、倒退和革新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到了唐代中叶,又出现了关于“天命”的论争,同样是为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一切主张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黑暗势力,由于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政治上的没落腐败,必然带来哲学上的贫困无力,最后只好抬出“天”来吓唬群众,欺骗自己;而代表进步的、革命的阶级或社会集团,要坚持革新,坚持前进,就要打起反“天命”的旗帜。每当阶级矛盾激化的时期,与激烈的政治斗争相联系,在“天命”问题上总要爆发一场大论战。
叛徒、卖国贼林彪吹嘘自己是“受于天”的“天马”,拚命贩卖唯心主义的“天才”论,把它作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理论纲领,这正暴露出他们是一股最黑暗、最腐朽的反动势力。
在我们保安大队,从解放以来,在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中,阶级敌人、资本主义势力,也总是抬出“天”来,妄图捆住我们的手脚,破坏我们的革命。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他们咒骂我们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改变生产条件时,他们又诬蔑我们是“天生的穷命苦命”。对于这些反动言论,我们都及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每批判一次反动的“天命”论,也就带来一次思想的解放,从而促进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第二,要胜天,就要有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
在同韩愈的论战中,柳宗元为什么能相信“人定胜天”,敢于触犯“天条”,给“天命”论以沉重的打击呢?那是因为他在当时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坚持了一条进步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刘禹锡在为补充柳宗元的《天说》而写的《天论》中,也明确提出: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这里所说的“法”,就是他们的革新路线。当然,依照他们的“法”,是不可能真正胜天的。但是,他们说出了胜天和路线的关系。
我们保安大队,解放前是科尔沁达尔罕王统治的地方,那时是风卷黄沙,十年九不收。粮食亩产不过百斤左右。大片荒甸子只有一棵柳树,叫“嘎斯毛都”,被认为是“天”赐的“神树”。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保安大队变成了一个农林牧副渔五业俱兴的草原新村。千年的风道口变成了米粮川。一棵老柳树,变成了平均每人二亩林地千棵树。风被挡住了,沙被压住了。全部耕地实现了方田化、林网化,粮食产量连续几年跨《纲要》、过“黄河”。保安大队为什么能不信“神树”而自栽树,不信“风神”而敢治风?为什么能不信“天”,不靠“天”,而相信贫下中农一定能胜“天”,在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取得一定的成绩?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胜天的力量来自人民群众。
从荀况到柳宗元,都提出“人”来和“天”相对抗。当然,他们所说的“人”,主要是指新兴的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而不是指劳动人民。但是,这种把“人”从“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相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则是有进步意义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主席这里说的人,指的是人民群众。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通过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才能真正战胜天,战胜那些用“天”来欺骗人、吓唬人的反动势力,不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我们这里过去没有草场,牧群得赶到几十里地以外的天然牧场去放牧,这就妨碍了畜牧业的大发展。今春以来,在开展对“天命”论的批判中,社员群众认识到:单纯依靠天然牧场,不求进取,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靠“天”的思想。大家提出:不仅要利用天然牧场,而且要在荒原上凭自己的双手创建新牧场。经过一春一夏的苦战奋斗,我们种植和新建草牧场二千多亩,为大队畜牧业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只有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形成了革命的大团结,才能大斗和大干,也才能带来大变和快变。
第四,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把反“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
“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批判“天命”论,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斗争任务。
历史上劳动人民和进步力量,虽然对“天命”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斗争,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都不可能把反“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列宁指出:“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我们要下苦功夫坚持学习和批判,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柳宗元:《非国语·料民》)。不因为有些事情一时理解不了,有些困难一时克服不了,有些斗争一时不能取得胜利,就信天由命;而是充分相信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从形形色色的“天命”论的表现中,及时察觉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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